七月讀書札記
《胡適口述自傳》
唐德剛 譯／注
作為一個近代史開風氣又為師的人物，胡適的多樣性與開創性已無可置疑，胡適在大陸早已成了「顯學」，甚至有專門的「胡適學」研究所，在近代史的研究路上，胡適是一定會碰到也是避無可避的大人物，傳記文學也曾連三期專載「兩岸胡適傳記評介」，裡頭簡介了兩岸關於胡適傳記與年譜的相關論述，這都足已證明大陸在經歷反胡批胡之後，已開始回歸研究的正途──胡適，正紅著呢！
唐德剛教授的「唐氏散文」一向受普羅讀者歡迎，深入淺出、偶爾幽默的方式到是符合他老師「明白清楚」的寫作原則，《胡適口述自傳》《胡適雜憶》同是關於胡適的著作，兩本書可互為印證互相補足，也反映了唐德剛對於白話文運動、科學方法的質疑與反省。
胡適提倡一輩子的新文化新文學，但同時也搞了一輩子整理國故、二十年的水經注，搞得很多人納悶不解，紛紛冒出質疑的問號與驚嘆號──這樣一個既開風氣又為師的大人物，不去搞科學紮根、充份世界化的大工作，卻回頭專弄這些吳稚暉筆下應該要丟到茅廁的臭東西，這也太奇怪、太言行不一了吧！
唐德剛認為胡適身為一個社會轉型期人物，又作為文史的研究者，無可避免地非要碰到這些東西不可，雖然一鑽就是一輩子，可是這種半舊不新的「過渡性學術」是合乎情理順理成章的，而且胡適的努力並沒有白費，功不唐捐，他的成績與與任何乾嘉學者或民國鉅儒相比，都差不到哪去！（我的看法是：現在學文的人都還一定會碰到這些東西， 研究中國歷史思想文學，不可能不接觸到國故，現在如此，當初又何嘗不是？小人物如此，大人物如胡適亦是如此）
至於文言與白話的問題，唐德剛也質疑，究竟是不是非得白話為「活」、文言是「死」不可？又，那時的文言到底是不是如胡適所說，已是「全死」？
我一直想，當初的主張如果放到現在，還值得討論嗎？還需要多說什麼嗎？新文化運動至今已八九十年，白話與文言之爭從大陸到台灣，從「新青年」到「文星」、從「文學改良芻議」到「剪掉散文的辨子」、從「提倡有心創造無力」到「江山各有人才出」，白話文經過梁實秋、錢鍾書、吳魯芹、董橋、李敖、余光中等人的創造再創造，早就是文白合一青出於藍了，胡適的看法當然是一種過渡性的假設，可是正是因為胡適的提倡所以創造了現在的輝煌成績，在時移世易的變動裡、作為一個抓住潮流的大師、作為一種矯枉過正的文學運動，從這裡來看，胡適的歷史地位只會更穩固，也許有人問：時勢造英雄，沒有胡適？依然會有類似的新文學運動產生吧！好吧，我也只能說，沒有李杜王孟，唐詩是不是依然會成為文學主流？──歷史沒有假設，假設產生的答案永遠都有極端的選擇，我們可以確定的只是，沒有當初的矯枉過正，就沒有現在的輝煌成績，胡適等人拋出的是過長的線，後來各派名家的努力回拉、回拉───終於迸出燦爛的火花。自古成功在嘗試，成功可能是很久很久才出現的，「嘗試」的那個人可能看不到，可是卻是不可抹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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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漂鳥－雷驤的日本追蹤》
雷驤 文／圖
古時交通不發達，「旅行」往往不是享受而是種折磨，當旅行作為一種求知、一種探索，旅人為了一個目標一個方向奮鬥努力超越前進，吃苦當作吃補，不走不休，死而後已，如《大唐西域記》《徐霞客遊記》，丁文江在徐霞客年譜就曾有「最後一遊」的說法：
「先生…家有遺產，衣食足以自給。百年已過其半，五嶽已遊其四，常人處此，必將弄孫課子，優遊林下卒矣。乃先生掉頭不顧，偕一僧一僕，奮然西行，經人所不堪之苦，遇盜者再，絕糧者三。百折不回，至死無悔。果何以此之然哉？」
苦行者志在踏遍山水，孤往獨行，不畏艱難，經歷無限滄桑與無限風波，記事記人記聞也記感，在旅行文學的的歷史上，有酈道元「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於千古矣」的水經注，有「遇盜者再，絕糧者三。百折不回，至死無悔」的徐霞客遊記，也有濃濃考據味的「廬山遊記」，當然馬可波羅行紀也都是耳熟能詳的名著。
到了現代，時移世易，旅行不再需要汗流夾背「走」遍千里、也不限於某個區域，再加上物質的豐富與資訊的發達，不管是大街小巷還是他國異鄉，旅者秉著下上求索、縱橫遼闊的心情去探索，求知的空間更大也更廣了，從出發到回鄉所見種種或奇人或異事或趣聞傳說或名山勝景看飽了煙華閱盡了山川，這樣的「文學」與古代相比，其實更多了些異文化的互動、文字與圖像的交融、新的記錄方法（如文字搭配拍照攝影），「遊記」對現代旅者而言，無疑地是種更寬闊的人文視野：「旅遊二字，意味著奔走不歇。它給人生不自禁的下了淒然的一面的旁側定義」「看東看西一陣後，你總還是看回你自己、看回你心中一直還企盼的某一世界」。
作為為旅行的歷史性式的回顧，旅遊可以是理想的晃盪也可是一種「無聊的舉動」，前者如舒國治《理想的下午－關於旅行也關於晃盪》裡的〈紐約登峰造極小史〉，一肚子武林舊事、見聞經驗，隨筆拈來處處生動童嫗可解，其它如「老旅行家永遠在路上」「漫無根由的旅行者」「喪家之犬」也是一任思緒隨旅行晃盪，愈理想愈下午的處處逢源型文章；後者如馬中欣的《三毛真相》，號稱戳穿三毛的真實性，千里迢迢跑來跑去，訪問些不怎麼直接的人與事、不怎麼相關的文章與歷史，「不管結果如何，要給三毛與喜愛她的讀者一個交代」──他要交待些什麼呢？其實就算三毛是掰的又怎樣？這個世界從來沒有規定非是真的才叫散文才叫感情，三毛愛亂掰，讀者愛亂看，書賣得亂好，這就是真相。用不著馬先生如此君子愛人以德地扒光衣服吧？何況對某些讀者來說，對三毛歐巴桑赤裸裸的樣子也不是很感興趣呢！
《文學漂鳥－雷驤的日本追蹤》這本書以一個後來者的腳步踏上了日本，隨之穿縮其間，追尋著魯迅兄弟、郁達夫、楊逵的歷史身影，搭配著素描，讓我們的眼與思同文字進入過去，「這一些不同時代的作家們的眼，重疊在同一個地方，至今猶在，使我們意識得以穿透時光」，從東京到春帆樓從仙台到函館從台北到台中，一路找尋歷史、追蹤過去、感嘆人物、尋覓文學的細縫，「雖然什麼也不存在了，但有想像」，在旅途的歷史上，在歷史的旅途中，人已逝境已遷，從歷史來往歷史去，人間寒風呼嚎，歷史興衰浮萍，也唯有「想像」，能讓旅者駐足在故土舊地中，感受世事的滄桑與變幻。
站在歷史回顧的旅行文學，需要的不止是相關掌故的熟悉，還需要細膩的觀察與思索，站在時間涯岸淡看存在虛無聲名沉浮回首滄桑上下古今歷史旅途，「逢人怕問來時路」，分明生死間充滿生命奄忽之憾，也只有這樣，才不致於無病呻吟、無聊的錯誤，把旅行文學當成一種氾濫情緒或是「給人的交待」，也展現有別於「理想」之外的追尋與風情，書末，作者似有所悟地說：
我畢竟明白，知曉更多並不帶來通達的快樂。世界本質樣相，原是悲多於喜，觀看與思索，反倒不免令人有預見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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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理就好》
洪蘭 ／著
說理說理，大家都知道說理很好，可是什麼是「理」？道理？學問？專業？組織？權力？公說有理婆說她才對，到底應該說什麼怎麼說，才是「講理就好」、才能「講理就好」？
洪蘭教授在書中說：「在這短短五十年之內，我們所知道的東西，超越了過去五十年，所以科學不再是科學之事，而是眾人之事，它深深影響著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點一滴」──「講理就好」不是高調、不是遙遠、不是可望而不可及，態度上更不是「吾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反對」，「說理就好」是一種最低標準，一種心態上、認知上的「常識」，問題來了，常識是「大家應該都知道的事」，可是你的常識未必是我的常識，這又該怎麼辦呢？
常識的建立是需要考驗、努力、付出跟時間的，沒有天空掉下來的常識、也沒有缺乏耐心的常識創造者。「知識上的常識」更是是經過不斷實驗、假設、辯正而來的成果，而《講理就好》反映的不止是知識而已，更是與民族性、社會習性、國家制度有關的常識，其實常識是知識、也是心理上的自知，沒有證據固然是缺乏常識，刻板印像、人云亦云同樣也是常識不足，像書裡的〈吃什麼補什麼〉〈有病，不是講不聽〉〈暗潮洶湧的沉默之腦〉〈人是情緒動物〉〈以證鑑人，豈有此理〉〈離譜的右腦革命〉〈沒有輸在起跑點這回事〉〈看見心智的科技〉………等等，都有相關論述，而且既然是專欄的集結，那篇幅幾乎都不長，也都不艱深，看完這本書，我們可以說，古人注重「自省」與「自知」，此時此刻依然有效，而書籍的閱讀正供給了我們「省」與「知」的材料！
其實閱讀是最快增加「知」與「省」的一種方法，學習會形成一種背景知識，背景知識正可以提供我們一個基本的架構，讓後來的知識可以迅速就位，慢慢往上累積，愈來愈多時，就會逐漸浮出圖案所需的細節與完整，我們驚覺，原來知識是可以互相呼應，而知識經由內化變成自己的，再經由自己的論述逐漸調整，不管它變得多複雜多扭曲，我們都不會再迷惑，依然可以指認，這就是真懂。淺入深出與高來高去誰也聽不懂誰都是一種缺點，戲法人人會變，卻各有好壞，一套降龍十八掌，有人可以虎虎生風剛中帶柔，有人卻只能一招半式闖江湖被狠ｋ──懂與不懂，就是這個道理。
寫到這裡，突然覺得「常識」已經不是能不能、該不該知的問題，現代資訊氾濫，常識的遍地風流與滿地誤解都已是事實，常識已是人人可用人人可講人人可質疑，到是我們該以怎樣的態度去接受常識比較重要，是蠻不講理拼命硬ㄠ？還是胡打蠻纏化常識於無賴？一如前言，常識已經不是一種知識的問題，而是心態上如何接受的問題了，這個世界，車有車軌人有人路狗有狗食，本是井然有序，可是偏偏有很多人故意跑到馬路中間發飆、或是人吃狗食，不吐不快，雖說道不同不相為謀，可是遇到時又該怎辦？
講理就好！講理就好，講理就好？講、理、就、好──
真的嗎？真的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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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其它讀書書目：
劉義慶編《世說新語》
鄺士元《國史論衡上》
阿城《遍地風流》
《論語》
《孟子》
《資治通鑑》
錢鍾書《寫在人生邊緣上。人獸鬼》
喬依絲．韋德勒《黑胸罩與小禮服－個女人與乳房的愛怨情仇》
伊塔羅．卡爾維諾《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
李敖編《胡適選集（二）人物．雜文》
二００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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