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更新，舊夢依稀──專訪林立樹老師（上）
「對於兩性問題與現今史學界的看法」
受訪者簡介：
林立樹教授
生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
學歷：輔仁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法學博士
現職：
輔仁大學歷史系所專任教授
輔仁大學進修部歷史系系主任
著作（包括論文）：
《美國兩百周年》（1976）
《新左派對美國歷史之解釋》（1976）
《夫妻相處之道》（1977）
《女性自覺》（1998）
《好來好往》（1998）
《好夫好妻》（1998）
《牽手與分手》（1999）
《美國通史》（1999）
《司徒雷登調解國共衝突之理念與實踐》（2000）
《世界文明史上》（2002）
一）人生實難，大道多歧，因緣際遇，福禍相倚──對兩性關係的開始與探討
1987年時我在中央社工作，說到中央社，其實進入中央社的原因是很有趣的，當時我與妻子陪一位親戚參加考試，回家途中看到中央社徵才的廣告，一時興起便前往應徵，沒想到那天是報名日期的最後一天，而我卻是匆匆前來，什麼資料都沒帶，想當然爾承辦人員表示資料不足無法報名，心想只是來看看，其實報不報名也無所謂的，正準備離開時，一個工讀生匆匆叫住我：「林老師！林老師」，一看，原來是我以前的學生，他知道我打算參加徵才考試，二話不說就先幫我報名，日後再補資料，就這樣，我以高分考進了中央社，從助理編輯幹起，然後歷任編輯部副主任、資料部副主任、雅加達特派記者，在那服務了十八年。
回到剛剛談到的1987年，我當時擔任的職務是資料部副主任，負責的是新聞記者撰稿時所需的背景資料，在四五月的某天總編輯突然找我，開頭第一句話便是：「我們考慮調你到一個新的工作單位，你覺得如何？」我問是哪裡，他回答：「到雅加達當特派記者」。
坦白說，我聽了非常吃驚，對雅加達的印象，只在地理跟歷史課本看過而已， 根本談不到什麼認識，在完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編輯只給我一天的時間考慮，回家後我與家人商量，妻子表示不管我怎麼做，她都會支持我的決定，最後就在家人支持與本身也想嘗試的情況下，我決定接受。
到了雅加達，適應情況真的很糟，吃不好睡不好，加上天氣又溼熱（雅加達位居赤道，平均溫度在三十度左右，而且它沒有明顯的四季之分，春也不春，冬也不冬，非常難以適應），天天難過天天過。另外，當時印尼雖有華文報紙，但只此一家，而且還是由印尼人來寫，客觀性與準確性都大有問題，所以在雅加達的我幾乎都閱讀不到台灣發生的新聞，為免發生資訊上的隔閡，我的解決辦法通常是打電話回家後，再請家人把重大事件告訴我，如蔣經國逝世、解嚴等等，我都是由這種方式得知的。說到講電話，當時物質上是不錯的，但生活上實在難以適應，其間最快樂的事便是打電話回家，講久了電話費也開始暴增，平均電話費要兩百多塊美金。
在雅加達的時候採訪過許多新聞，像總統選舉等等（最後蘇哈托連任），但我始終不認為這是一件很重要的新聞，我認為真正的新聞應該是由記者去挖掘去深入，內容可能是弊案可能是醜聞，新聞就像冰山一樣，一般人看到的都只是海面上的十分之二，那是冰山一角，深入海平面以下，才是新聞工作者真正該做的事，而不是由新聞室通知你去參加，然後看一看抄一抄，隨便寫個稿排個版便交印，這種只是廣告新聞，沒有多大價值的。至於何謂「海面以下的事」呢？要知道台灣跟印尼是沒有正式外交關係的，人民的權利往往先透過私下的干涉，最後影響官方出面作協調，像漁民問題，越境補魚或是遇難漂流等等，往往都是先透過民間漁會之間的媒界才轉到官方，在這種私下處理的過程中去發崛探討有無不合理、不人道的事情，這才是新聞的目地與良心。
我常說，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機會，因緣際會或逐浪而奮飛、或因勢而變風，可以是最好的時候、但也可能是最壞的時候，人生實難，大道多歧，這個說法從雅家達特派記者這事便完全看出。當這個機會來臨時，我卻生了重病，主管其實是不贊成我回台治病的，可是因為水土不服，所以我堅持回台治病，當兩個都堅持的時候，讓步的一方往往都不是心悅誠服、而是不得不這麼做，嘴巴說贊成你的決定，其實心裡還是不舒服的，當時的堅持我贏了，可是我也輸掉了社裡的信任與重視。在雅加達一年後回來了，可是卻也離開了，就因為這一步，讓我從天堂掉進地獄，本來應該是扶搖直上，卻成了極速墜落。往事如影，事事如棋，以個人來看，在雅加達的經驗上是成功的，可是在我整個中央社的事業上卻是失敗的；儘管在印尼居住的環境、物質上都是豪華的，可是我的精神生活卻是落寞、孤寂的（印尼的書店很少，就算有書類也不多，連想找本康德的書都找不到！），回首過去，對於這段經驗，我的總結是：很多時候的決定，它造成的好與壞，常常都在事先的判斷以外，這是「意外」；而在意料之內、在心裡深處，其實我並不後悔，人永遠不要後悔，後悔是一種逃避。而在意外與意內之間，我能所作的也只是承擔，選擇即人生，選擇即自由，選擇即責任，是福是禍是對是錯是正確還是迷惑，也只能親身感受。
回國後輔仁大學的羅光校長知道我當時的情況，便託秘書連絡我，問我有沒有意願負責天主教益世評論報與出版社的工作，這是1991年的事，我答應了， 於是白天就在輔大當出版社主任，晚上仍繼續待在中央社，做沒多久終辭去了晚上的工作，後來學校又聘請我當進修部歷史系系主任，很巧的，當時輔仁大學準備為新莊地區的婦女辦一所社區大學，我亦是籌備委員之一。不過剛開始對「大學」這個名義有點遲慮，畢竟這些婦女都只是國中小畢業而已，冒然以大學之名出現，不但與體制不合、也可能會引起誤解，但若不以大學為號召，對這些婦女吸引力又不大，最後詢問教育部的結果是，若以「社區裡的學校」為名義的話， 那教育部是不必也不須過問的，就這樣「社區大學」的名稱總算是定案。辦社區學校的目地，是鑑於這些婦女們有錢也有閒，她們在物質上是富裕的，但在個人生活上卻是無所適從的，精神上的貧乏容易導致夫妻的關係緊張，因此改善居家生活便成了一項迫不及待的工作，那時一位叫林秀娟的同事，她知道我研究領域是美國史、曾在學校做過公工關系室的秘書，亦知曉我的口才不錯，她也同時發現美國風行過的婦女運動熱潮，在台灣也慢慢開始出現自覺，天時地利人和的同時出現，這個問題勢必終得一談，因為她的邀請，我也就答應為就這個題目演一次講。
我常想，所謂的兩性問題，根本癥結就在於夫妻，當他們由陌生到熟悉、由情侶變成父母，關係上生活上物質上都發生許多改變，再繼而之的產生了許多橫縱的衍生，像婆媳、夫妻、親子、教育等問題。很多夫妻常常惡言相向，甚至愈看愈討厭，但遙想當年戀愛的甜甜蜜蜜細心呵護，其間何止相差千里？婚後的習慣差異價值觀不同，都造成了這種「雲泥之別」的現象，因此往往怨嘆識人不明 嫁不對人，其實選擇是一種自主性的行為，只要選了就是對的，如何培養正確的心理調適才是重要的，總之呢，戀愛之後的「結婚」，該怎麼對待，才不致於雙方撕破臉真歹看，這種夫妻相處之道，是相當值得我們注意的。我以美國婦女運動的趨勢與方向，對中國的倫理傳統作反思，相較於別人而言，他們談男女關係主要著眼點都在於女權，理論的女權的法律的，這些東西不能說是錯，但總是語焉不詳、文不對題，也許受限於節目尺度風格，所以他們總是說得不夠透徹，要知道兩性之所以發生問題，在於他們發生生活上疑惑，要怎麼解決與看待這些疑惑，才是迫不及待之事，而那些座談會專家、節目來賓在這些方向卻按下不表，有鑑於此，把未盡之處說出來是勢在必行，也就是說，我最大的不同處就在於我始終把重心放在夫妻的情愛、親子的友善。個人權利當然很重要，可是太過重視「個人」，往往容易忽視了「兩個人」、甚至「三個人」「四個人」的問題，兩人間的好夫好妻、婆媳間的好來好往、人際裡的好聚好散，畢竟情之所源，正在我輩，那種「以和為貴」「勸和不勸離」的涵義與真義，才是我注意的方向。
由於那次的因緣際會，打開了我研究領域的另一面，開始對兩性關係作深入並且務實的探討，也由於那次機會，讓我參與了更多家庭之間的問題，不管演講或是上節目，問題不斷地出現、經驗不斷地累積、思考不斷地深入，最後終有一系列的書出版，如《好來好往》《好男好女》《牽手與分手》《夫妻相處之道》等等。
說到出書，其實那也是另種因緣際會，當時有許多電台節目邀請我（我在台北各大電台算是常客，除了飛碟之外幾乎都上過了），這種情形一直延續至今，差不多十年。此外，我去過大陸八次（演講），每年一次，到那裡也都是談兩性問題。而不管是演講也好電台也罷，上台前我都會準備一份稿子，內容方向都不脫兩性問題，日積月累，稿子愈來愈多，也就開始有集結成書的想法與作法。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批書剛出來的時候，就有出版商告訴我說他們可以塑造我、取代某知名作家的地位，最後我拒絕了，為什麼？當然不是因為我自命清高，而是我太清楚在適當場合講給適當對像聽的時候還可以，但如果到了那些知名作家的知名度，就會愈來愈會「危險」。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剛開始都可能是清流、都是有理想的，但社會環境改變了他們，「身不由己」是我給他們的評價，怎麼說呢？像我現在還帶兩三個婦女團體，我對她們唯一要求就是，上課談談可以，但下課千萬不能私下來往，她們說我是絕情絕義，我說就因為如此，所以我們才可以繼續公開作交流，畢竟我太清楚這種情況：你認識的人愈少，身不由己的情況就愈低，認識的人愈多，危險性也就愈大；還有，就是我仍把教書當成第一職業，學術研究仍是我的主要方向，演講上節目都只能算是備胎而已，這些都已花去我不少時間，要是再繼續「擴大營業」下去，那我就沒有時間作學術研究了！
至於到大陸的情況，我記得在北京、復旦等大學演講時都受到相當大的歡迎，這帶給我很大的鼓勵，我認為之所有這些熱烈的迴響，是因為大陸在經濟上昇之後，所謂衣食足則知榮辱，「物質」之後的「精神需求」開始出現、問題也就漸漸浮現。之前的情況是，當一個女人有錢有閒，在物質上可以滿足之後，要如何在打麻將、寂寞中學會與先生相處，而一個男人要學會如何與愚笨（未受教育）的「愚婦」相處，而「愚婦」受限於經濟條件、家族環境，所以不得不委曲求全，顧全大局，這是傳統的夫妻相處模式；但現在的情況是，夫妻都在賺錢，（雙薪）女人受的教育也不比男人差，女人要如何忍受一個比自己差自己笨的男人？試問，當一個女人忙回來，見到男人事也不做或是做不好，她要如何因應與看待？這種雙方立場的互換、還有與傳統倫理上發生的失焦，這就是現在面臨的問題。
總之，兩性問題，言人人殊，各有見解，基本上我們仍須有一個觀念：「好」字拆開來寫是一女一子，顯示兩性結合才有好的可能，好男好女是人際關係圓融之始，唯有透過瞭解、諒解與和解，才能譜出好夫好妻的樂章。
至於我對這些問題想法的形成、資料的搜尋，很大的原因都得歸功於受過的方法學訓練，我常講，讀通歷史可以讓人頭腦清楚有條有理，不會想法一堆卻亂得可以、盡見一片渾水。基本上談任何問題都必須有依據，所謂的依據就是：在我們學的理論與這些婦女提出的生活問題相接觸、在「理論」與「實務」間發生衝突抵觸的時候，要如何談怎麼談才不會變成高來高去游談無根的現象，就是很重要的課題了，這時我採取的思考往往是「將心比心」「立場互換」的方式，在如何做怎麼做才能避免、解決這些問題；又或者是經驗的累積，例如某甲發生的事，某乙也曾發生類似的，用別人的經驗來印證、作修正，一法通而萬法通， 將一個人的問題擴大為普遍性的問題，觸類旁通、舉一反三、見微知著、日積月累之下對智慧的相處之道，自然也就愈來愈瞭解、愈來愈能掌握，這些都是我思考的依據。畢竟這年頭阿，遍地風流著常識與通識，學士、碩士一大堆，讀書多不過就是多翻幾本書嘛！沒什麼了不起的，生活的智慧與善良、人際的相處才是重要的。
我在「由仁學與女權運動看現代倫理」這篇論文中以譚嗣同「仁學」為出發點，再輔以女權運動的角度，最後得出「仁學與女權運動為女性生命開啟了活水源頭，水流過程、水流何處則關係著人類生活的幸福與前途……家庭倫理不是新舊差別，而是水流精神」，這種「水流精神」是理論也是實務、是別人也是自身的經驗，我必須承認的是，生活上的起起浮浮，就像大地高山般的崎嶇不平、就像天上的雲霞千變萬化時聚時散，人生就像鐵軌，可高可低可平可曲，但只要都在鐵軌內，就不會有「出軌」之虞。就以我自己來說，我是一個對時間非常敏感的人，每天接送妻子上下課，通常都是七點出門，可是她就比較喜歡拖，「七點二十也來得及阿！」這是她的理由，是阿，七點跟七點二十分出發都一樣「來得及」，可是她從來不知道出門的早晚與路程所花的時間是互為函數的，出門晚，那路程時間就比較趕比較緊張，相對的出門早些，開車就比較輕鬆，不必擔心紅燈路況等問題，這個問題雖然是小事，但也很可以表現我們之間價值觀的不同，同時這也往往是爭吵的導火線。
對此，我只能說，人生真的是複雜的，在理論落實到具體遭遇的時候，往往出乎意料陰錯陽差而顧此失彼，這個時候「越軌」與否就變得很重要，話說得重了過份了，就容易擦槍走火、星火獠原一燒不可收拾。其實夫妻間永遠都是吵吵鬧鬧親親合合，但必須要有一個限度一個標準，是雙方在默契上必須認可的遵守的，吵架可以，翻臉則不必，嘔氣可以，幹譙則不用，要知道感情這種事永遠都不可能穩定，但可以穩定的是我們的理智，可以用理智控制感情，我結婚數十年，一路走來始終如一，送妻子上下班，作飯帶小孩都是我負責。如果我沒有這些理智上的控制，光靠「感情」來支撐的話很容易就會「用事」的、甚至一個不小心可能就衝動「鬧事」了，我常舉一個例子，夫妻相處就像是開車，在「踩油門」與「踩煞車」間要如何取得一個平衡點，一昧的以進為退或是以退為進都是自欺，車是要往前走的，但該怎麼走該如何走，何時加速減速，茫茫浮世，車來車往，世彎無涯而人生有盡，「加速」與「煞車」都是很一門重要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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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明史
作者：林立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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