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教育，筆者想起「粗口」。
我們的教育從來都容不下「粗口」，又或者一些「粗鄙」的語言。
筆者有一個表弟，唸幼稚園的時候跟坐在隔鄰的同學說了一句「屎忽鬼」，結果當天被罰留堂三句鐘。
筆者小時候不會說「粗口」，也不敢說「粗口」，因為當時我是教育制度的忠實擁護者，勤力讀書、安靜上課、熱心服務，曾經鄙視那些說「粗口」的人，換了今天的語言即「我是建制派」，面對「反對派」當然盡情打壓，那時當個「風紀大隊長」，「拉人封艇」，從不手軟。
到了今天，「粗口」對筆者而言只是小菜一碟，我已經比無數人更「爛口」。我不敢說它是必需的，但我認為那是屬於整個城市的語言，不應被過份地打壓。
看看我們現在的的城市：不論法律、學校的校規都禁止我們講粗口，其實我們城市有必要這樣扮高貴嗎？這個問題牽涉到我們城市空間的創造與利用。
城市空間並不只是代表了我們的活動範圍，其實它還詮釋了很多東西，甚至包括我們的語言，例如「粗口」，它原本來自市井，這類語言一般意指男女的性器官或性行為，雖然語帶雙關，有輕蔑之意，究其原因只是大家對性行為的避忌，這種語言本來用作辨別階級，即它是低下階層的話語，仍被視為一般的語言，而「粗口」這個名詞，是城市化後才出現的，城市化帶來人物的士紳化，換句話說，即整個城市格調的提升，這個名詞的出現背後也存在一種辨別機制，即以語言辨別人的品味與格調。
城市空間的創造往往是由上而下的，而創造的過程也往往帶有壓迫性，最常出現的形式是由城市主體對個體的壓迫。政府的法令、法律、校規等都是創造空間的工具，社會上少數的精英利用這些工具創造出我們的城市空間，而生成的空間會建構秩序及產生一連串的效果，去限制使用空間的人，這被稱為空間的表現(representation of space)，正如「粗口」一般，它被社會上的精英分子視為擾亂公共秩序的元素，於是城市空間盡情壓抑「粗口」的出現，由上而下，層層遞進，最後我們會聽到別人叫我們不要說「粗口」，他們會說這種行為是「低俗」、「沒修養」的表現，探究其真正的原因，正是因為「粗口」干擾了整個空間的秩序，令城市的「格調」下降了。
「粗口」最常以助語詞的形式出現，最大的作用是表達話語者的情緒，一般用來表示憤怒，但有時粗口在說話中並不具有任何意義及附帶任何情緒的，只是說話者的習慣使然。它最為人垢病的是它對性器官及性行為的描繪，但這些本身都是中性的，並沒附帶任何關於品味與格調的東西，為什麼「陰莖」、「陰道」、「做愛」等詞語不會是「粗口」？我們會認為「粗口」「低俗」，皆因城市化後產生了對格調的追求，這些追求又表現於言語層面的緣故。
空間帶有壓迫性，但空間的使用者又會否全盤接受空間賦予的限制？不同的空間使用者對空間都會有不同的詮釋，有人會接受空間，並採取合作的態度，甚至視之為理所當然，但有時空間的創造者與空間的使用者無可避免產生衝突，使用者經常對空間進行抗爭。
再以「粗口」作例子，城市空間壓抑「粗口」的出現，於是人們創造了一些代替語，例如「妖」、「挑」、「西」、「九」、「delay no more」…….這些代替語正是人們對空間的抗爭，有些人甚至會直接說出來，就像在課室說「粗口」，被塑造成破格的象徵，使用代替語及這些所謂「破格」的行為，可以歸類為表現的空間(space of representation)的一種，即使用者對空間進行詮釋的過程後，他們運用空間的方式，這些方式有時會意圖顛覆整個空間賦予的秩序。
我們去看詹瑞文或黃子華的棟篤笑，笑得最大聲的時候並不是聽了其他東西，只是他們說了一句「粗口」。「粗口」好笑是因為在我們認知的社會規範當中，藝人是不會講「粗口」的，尤其是他們表演的時候，我們會笑也因為我們渴望破格，城市空間限制了我們很多的行為，使我們缺乏表現自我的機會，我們從日常生活的層面難以界定個體與群體之間的界線，也無法突出「我者」與「他者」的差別，於是我們會渴望破格，嘗試顛覆空間的秩序，當然每個人的程度會有差別，「粗口」成為我們在語言上的「宣洩工具」。
究竟講粗口，是否在干擾公共空間的秩序，甚至需要用法律禁止它在公共空間出現？我認為這是值得商榷的，在實踐的過程中，我們不能排除有人聽過「粗口」後會感到不安，但這是否就能構成我們禁止的理由？禁止與否只是使用者在爭奪空間的話語權，很多層面我們也能看到這種衝突，無限退後地想的話，很多東西也能被禁止，只要有能力改變空間秩序的人同意便行，但最後我們也明白這種單向地進行壓制並不能杜絕「粗口」在城市空間的「活動」。
還是黃子華那一句：「請你好好放低。」
本文同時刊於炮台山學會網誌http://hk.myblog.yahoo.com/fortresshill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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