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月前接到法務部的電話，邀請我擔任「逐步推動廢除死刑並建立相關配套措施」修法小組的委員。我考慮了兩天後予以婉拒，但推薦了兩位我很欣賞的學者。
我坦承相告法務部：現在並不是台灣談廢除死刑的時機，我也不認為台灣應該在現在廢除死刑，若去擔任此小組的修法委員，與我本人立場衝突，恐無法說服自己。唯一我覺得之所以立刻要推動廢死的理由只有一個，就是作為對外司法互助的籌碼，因為如汪傳浦案，瑞士便以我國為有死刑的司法落後國家，拒絕進行司法互助。故此，若台灣無死刑，較與國際人權公約接軌，可以某程度減輕司法互助的困難。若非如此，我認為實應先解決許多司法現存的問題、減少冤獄才是正道，有太多該做的事情應該排在這件事情的前面，即使國家終極目標是廢除死刑，也必須低調而默默的先務實改善問題，絕不是大張旗鼓的推動廢死。法務部最後並未為難我，接受我的推薦，另尋適合的委員人選。
不料在我去歐洲開會期間，連第一次逐步廢除死刑推動小組都還沒有開會，就發生了部長突然投書公開表態而引發社會爭議的辭職事件，令我非常遺憾。
對許多念哲學或法律的人，廢死是合於人道、也合於理念的主張，很少學者願意站出來反對廢死，深怕將被冠上人權殺手或菁英思想的負面標籤。尤其念刑法的人，更講究刑法的謙抑性和最後手段性，死刑的存在對許多刑法學者而言是社會的恥辱，必除之而後快。 但對我來說，事情本就有不同的角度，刑法作為社會控制的手段，只要制度設計完善、減低人為錯誤的機率，沒有什麼不能接受的狀況，畢竟沒有一個制度是完美的。至於生命究竟有多無價，其實也是因人而異，對不自由毋寧死之人，關他比殺他更有懲罰之效。 國家有沒有權力殺人這件事情，就像宗教信仰一下，我不認為會有定論，即便在廢除死刑的國家，也時有巨大的反對廢死聲浪（如南非），有的國家甚至一國多制，同時並存死刑與廢死（如美國），此問題之無解可見一斑。
我的想法很簡單，廢死與否不是重點，重點是一個國家的司法制度是否值得人民信賴。非洲有許多國家廢除死刑，但人權指數仍然很糟，沒有廢除死刑的國家，也有治安與司法信賴度很高的，如日本，因此對我來說，若國家的政策是要貫徹人道與倫理，並不是不能推動廢死，因為若廢死後有很好的制度，達到刑法預防與威嚇之效，則有沒有死刑都沒有差別，人民反對的阻力就會減低。 而問題的癥結便在此：目前台灣人民對司法高度不信任，對檢警維護正義與打擊犯罪的能力有極大的不安全感，案件經年累月無法確定不說，各類犯罪人還利用我國外交困境，輕易逃往國外而未能受審正法，受害人及家屬的傷痛無處宣洩。試想，司法院才剛推出「妥速審判法」的草案與說帖，顯見我國的現行的刑事司法可能既不夠妥也不夠速，在這種條件下來談廢死，實在不是適當的時機。
廢死的推動必須非常謹慎、才不致使得巨大的民怨在此找到出口，將各處累積的壓力轉成反對廢死的力量。日本一直保留死刑制度，但過去均以司法裁判作為節制，甚少動用極刑，惟其近年來也有將強刑罰的趨勢，過去兩年死刑犯人數創新高。在日本這種犯罪率極低的國家，皆不敢輕言推動廢死，且日本還更力求司法的精密，推動人民陪審制度，希望減低司法菁英的錯誤率與獨裁性。我國竟在修法小組都尚未開始開會時，直接高舉廢死大旗，時機與作法都不適當，徒然折損一位有理念的部長，十分可惜。 理念與策略一樣重要，修法小組應該已經開始運作了，我很期待這個小組能夠多方理解各種制度的優劣，提出完善的建議，也深深期望法務部經此一役，下次推動政策時能更為臨深履淵，有萬全準備再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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