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件無論在當時的輿論或後來的影視之詮釋權上，中共似比KMT占優勢，雖然事件的背後有中共的陰謀。
豈只西安事件，228等亦然，此乃＜偽君子評論＞之常見。
西安電影制片廠《西安事件》（上下集）（198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XOxhzYwPE0
導演：成蔭
編劇：鄭重、成蔭
主演：古月、王鐵成、孫飛虎、金安歌、辛靜
簡介：
1936年，日本帝國主義不斷擴大對中國的侵略，蔣介石堅持不抵抗政策，繼續進行內戰。以張學良爲首的東北軍和以楊虎城爲首的十七路軍被蔣調到陝甘一帶進攻中國工農紅軍。因受中國共産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及人民抗日運動的影響，張、楊與紅軍實現了停戰，並要求蔣介石聯共抗日。蔣不僅拒絕了張、楊的要求，而且調集嫡系部隊至豫陝邊境，壓迫張、楊繼續進攻紅軍。12月4日，蔣介石飛往西安督戰。7日，張學良到臨潼華清池向蔣“苦諫”，請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遭蔣拒絕，蔣堅持不改“剿共”政策。9日，張向遊行示威的學生表示，一周內用事實答複他們的愛國要求。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了西安事變，在華清池武裝扣留了蔣介石，囚禁陳誠等十余人；宣布取消“西北剿匪總部”，成立抗日聯軍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張學良、楊虎城任正副委員長，並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實行民主政治。16日，南京政府下令討伐張、楊，並任何應欽爲總司令。親日派汪精衛、何應欽企圖借機擴大事態，奪取蔣介石的統治權力，進一步和日本妥協。中共中央從民族利益出發，應張學良、楊虎城電請，派代表周恩來、葉劍英等到西安調停。周恩來等于16日到達西安以後，做各方面的工作，提出：只要蔣答應抗日就釋放他。並于15、19日通電南京國民黨政府，促其接受張、楊主張，和平解決。22日，宋美齡、宋子文與蔣介石顧問澳大利亞人端納飛往西安談判。經周恩來等的努力和全國人民的鬥爭，24日，蔣介石被迫接受停戰議和、聯共抗日、釋放政治犯等條件。25日蔣介石獲釋，由張學良陪返南京，“西安事變”到此和平解決。蔣介石飛回南京後，立即把張學良拘禁起來。
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發動的西安事變以及中國共産黨促成的這次事變的和平解決，對推動國共再次合作、團結抗日，起了重大的曆史作用。
獲獎情況：
該片獲1982年第2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導演獎、最佳男配角獎(孫飛虎)、最佳化妝獎(王希鍾、李恩德)；獲文化部1981年優秀影片獎。
http://sh.sina.com.cn/20050802/160654235.shtml
西安事變相關影視作品
電影《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爲彩色寬銀幕故事片。西安電影制片廠１９８１年攝制。編劇：鄭重、成蔭；導演：成蔭；攝影：高洪濤、鄭煜元，陳萬才；
主要演員：金安歌、辛靜、王鐵成、孫飛虎、趙登峰、路希、朱可心、胡詩學(古月)。
該片以中國現代史上震驚中外的重大曆史事件西安事變爲題材，歌頌了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的愛國精神和中國共産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勝利。影片以現實主義的藝術風格、紀實性的表現方法，真實地反映西安事變這一重大曆史事件的過程及其中人物的真實活動和思想性格，影片中的主要人物和事件均有嚴格的史料依據。較好地處理了曆史真實與藝術典型化的關系。編導者注意把廣闊的曆史背景與細致的性格刻畫結合起來，成功地塑造了蔣介石、張學良、楊虎城等幾個典型的曆史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真實可信。
該片獲得中國１９８１年文化部優秀影片獎；獲１９８２年第２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導演獎、最佳男配角獎（孫飛虎）、最佳化妝獎（王希鍾、李恩德）。
電視劇《西安事變》
一九三五年前後，日本帝國主義加強了對我國的侵略。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關頭，蔣介石仍舊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張學良將軍被迫“剿共”，因在陝北戰場上屢遭失敗，受到蔣介石的責難，于是急于尋求出路。在國民黨“五全”大會召開期間，他與楊虎城將軍分別通過進步人士杜重遠和田文浩與我黨有所接觸。
從南京回到西安後，張學良通過被我軍放回的原東北軍團長高福源的關系，與我黨周恩來同志在延安舉行了會談。張將軍決定以民族存亡的大局來說服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與此同時，楊虎城收到了毛主席派人給他送來的親筆信。但是，他們的活動早就被蔣介石安插在西安的特務頭子李達權、鄭廣清注意並對南京有所密報。
爲了反擊特務的猖獗活動，張學良下令抄了國民黨陝西省省黨部。此事促成了張、楊共同攜起手來，也引起了正在南京主持解決“兩廣兵變”的蔣介石的震動。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蔣介石親臨西安，下榻于臨潼華清池，張學良多次對蔣“苦諫”，均痛遭拒絕。蔣介石限他三天內答複是否繼續執行“剿共”的命令，否則將他和楊虎城的東、西北軍調離陝西。張、楊被迫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對蔣實行了“兵諫”，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事變發生後，我黨受張、楊二位將軍的邀請，派出以周恩來爲首的代表團飛抵西安。周恩來從民族存亡的大局出發，說服了張、楊並使得蔣介石接受了抗日救國的“八項主張”。“西安事變”得到了和平的解決，抗日戰爭也進入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79.html?tp=1_00
大陸與台灣抗日電影的五大截然不同
以前我們熟悉的是大陸版本的抗日電影，最近在出國的飛機上我看了8部台灣拍攝的抗日電影，看完之後作了一個對比，發現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差異。
第一，題材上明顯不同。大陸版本的抗日電影名字很邊緣，比如《小兵張嘎》、《地道戰》、《地雷戰》、《李向陽》。而且反映的抗戰多半是鄉村的抗戰，非城市正面抗戰，比如《敵後武工隊》。而台灣版本的抗日電影起名較宏觀，比如《筧橋英烈傳》（空軍跟日本人激戰）、《八百壯士》（四行倉庫保衛戰），還有《英烈千秋》（講張自忠）、《梅花》、《香火》等，多半選取城市正面抗戰題材。
第二，人物身份選取不同。大陸拍的全是窮人的抗戰，比如鄉下老百姓、窮人參加革命抗戰，地主老財是漢奸。而台灣拍的全是富人的抗戰，比如《梅花》，講的是紳士、大鄉紳的抗戰，家裡幾代同堂，生活很好，很體面，小孩都在國外留學等等。而《筧橋英烈傳》里的人物角色也全出生於有錢人家。國民黨在大陸代表有產階級的政權，價值體系對富人是正面的，對窮人是負面的。
第三，國恨、家仇的先後順序不同。大陸抗戰電影多半是國恨在前，家仇在後。但在台灣電影里順序恰恰相反，往往家仇是一個故事的引子，而國恨是背景。比如《梅花》體現的是民族精神，但是它也是先家仇後國恨的邏輯關係。
第四，抗爭的出發點不同。大陸版本反映抗戰最主要是從國與國、民族與民族的對抗出發，多從正義、侵略等角度來闡釋，而台灣版本更多從中華民族的文化出發來闡述一種文化的抗爭。比如《梅花》這部電影，梅花的精神百折不撓，喻示著中華文明不能被日本人打斷；再比如《香火》，喻示著中華民族香火不能滅、不能斷，而且要頑強地接續下去，這是一種文明、文化的抗爭。
第五，對階級和人性的處理不同。大陸抗戰電影往往重階級性、鬥爭性、反抗性，比如展現日本人的殘酷性和中國人的鬥爭性。而台灣版本著力反映了很多在抗戰過程中微妙複雜的人性。比如《梅花》里老大的父親被日本人殺了，老大決定去從軍，臨行前他跪下來向母親辭行，這是中國傳統文化，沒有「為了打擊日本帝國主義，我要參軍」的台詞，而是很簡單地說了一句：孩兒不孝，長子不能保全家安全，所以我應該去從軍。老太太站在台階上送他，含著眼淚只說了一句「打贏了回來」。短短几句話，給人心靈留下的震撼很大，因為它體現出人性及中國文化方面的頑強。
比較之後我發現，把這兩個版本合起來看應該更能反映抗戰的事實，單看哪一方面都不夠。讓我們回到歷史現場，去看歷史的另一面，看歷史被遺忘的那一面，被歪曲的那一面，被掩蓋的那一面。【阿波羅新聞網 2011-12-24 訊】摘自：馮侖著《風馬牛》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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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是「四大抗戰小說」？
到底是臺灣版：王藍的《藍與黑》、紀剛的《滾滾遼河》、潘人木的《蓮漪表妹》和徐鍾珮的《餘音》。還是華人版：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陽》、鹿橋的《未央歌》、《藍與黑》、《滾滾遼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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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揭秘曆史 胡軍版張學良外形差別大2007年12月29日人民網
劇中張學良、蔣介石、楊虎城（從左至右）分別由胡軍、鄭玉、劉交心扮演。 反映“西安事變”前因後果的36集電視劇《西安事變》正在央視八套熱播，由于對“西安事變”這一曆史事件耳熟能詳，觀衆對該劇十分關注。看過經典電影《西安事變》以及電視劇《張學良傳奇》《張學良》，很多觀衆認爲胡軍出演的少帥張學良，與真實形象差別太大。另外，習慣了蔣介石、毛澤東等人口音的觀衆，對兩人說起普通話來也感覺不太適應。《西安事變》導演葉大鷹、編審王浩昨天接受本報專訪，他們認爲胡軍版張學良有獨到之處，全劇最出彩的人物是鄭玉演的蔣介石。
■劇情 《西安事變》有揭秘性
電視劇《西安事變》講的是少帥張學良從“剿共”到“聯共”，再到兵諫逼蔣抗日的變化過程以及政治背景。導演葉大鷹稱，他並沒有因爲有老版電影在前而感覺到壓力，“20年前，國家政策和曆史資料都對電影的拍攝有所制約。這次拍電視劇，中央政策非常鮮明，要求真實，把《西安事變》的前因後果講清楚”。
編審王浩稱，電視劇《西安事變》是第一次把“西安事變”的前前後後、來龍去脈做詳細的揭秘，“爲10多天的曆史拍36集戲，好多人覺得奇怪，其實這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事情。史學界近年來對西安事變的研究成果不斷，改革開放以後，對張學良本人的采訪，海外的一些資料也都有新的揭示。站在這些成果上，我們想拍一部電視劇，以西安爲軸心，講當時的中國時局，講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做法是怎麽産生的，以及後來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內幕。”
王浩說，“西安事變”發生之前的很多事情以前的影視作品沒有講過，因此這部電視劇帶有揭秘性質。“比如蔣介石和宋美齡的關系，張學良怎麽去的西安，跟共産黨是什麽關系，跟蔣介石是什麽關系，跟宋美齡的關系，都非常複雜。如果沒有前面的娓娓道來，很難想象他爲什麽抓蔣介石，有因有果，電視劇把這個因講得特別清楚。”
王浩透露，《西安事變》劇本寫了三稿，耗時兩年半，編劇都是黨史研究方面的專家，大量史料都是真實的，“只是取舍問題。爲了可視性強，對曆史人物戲劇化、藝術化。”
■演員 胡軍憑知名度被選中
看《西安事變》，觀衆的第一印象就是胡軍長得不像張學良。對此胡軍本人也承認，除了身高差10厘米，膚色不同外，他還一句東北話也不會說，只能靠演技來彌補外形上的差別。葉大鷹也說，選胡軍是看中了他的演技和知名度。
王浩透露了選角的幕後，他認爲演員長得完全像張學良不太可能，而且也沒有必要找這樣的特型演員。“寇振海在《張學良傳奇》中演張學良後成名，劉勁後來也演過張學良，都很優秀。也沒有人說他們長得像張學良，主要還是演技好。”王浩認爲，胡軍在演技、市場號召力方面都比較合適，“帥氣、英俊方面有接近的地方，也不是完全不沾邊。”他覺得胡軍版張學良有亮點，“張學良作爲民族英雄和傳奇人物，他有很多陋習，比如吸大煙、賭錢，而當曆史重任落到肩上時，也有人性閃光的時候，同時這個人物很複雜。胡軍從心裏面把這個人物讀懂了，比如他表現張學良俠義的一面、大少爺的氣勢，把握得尤其突出，恰到好處，太野了也不對。到了‘西安事變’中，處理重大危機時，內心焦慮、焦躁而表面上處變不驚，他拿捏得也比較得當。”
■幕後 邊角人物花費不低
《西安事變》劇中出現的人物衆多，選角令導演葉大鷹覺得很有難度，不少演員選出來之後還要與劇中原型的家屬見面，比如扮演楊虎城的劉交心，就得到了楊虎城女兒的認可。葉大鷹認爲，《西安事變》的演員陣容非常齊整，表現都很好，蔣介石、宋美齡、閻錫山等人物塑造得非常到位。
讓鄭玉出演蔣介石，王浩透露曾幾經波折，“選過幾個演員，都是腕兒級的，由于各種原因都沒成。選中鄭玉是非常偶然的機會，他是新疆演員，之前演了很多戲，但都不是特別重要的、主要的角色。給他做完造型後覺得他最合適，眼睛裏的神采也合適，就冒險用了他。”王浩說，鄭玉特別用功，“他看了很多資料，對人物進行研究，拍了一個星期後，他完全找到了感覺，把蔣介石的猶豫、內心的東西都表現出來了，我認爲這是繼孫飛虎之後，又一個成功的蔣介石。”不過，觀衆對幾位主要人物滿口普通話頗有些不習慣。王浩表示，用普通話是國家廣電總局的規定，現在要求在熒屏上推廣普通話。
王浩說，找齊現在的演員陣容很不容易，前前後後折騰了幾個月，一些邊邊角角的人物也花費不低。比如請霍思燕演趙四小姐，“這個人物沒有太多戲，給演員發揮的空間少，但霍思燕把握分寸非常准確，沒戲可演時才能顯出優秀演員的能力。我們當時就想找演過一號角色的演員擔綱，做到舉手投足、一言一語都非常准確，哪怕是邊邊角角的人物，我們也不能失分。當然，她是很有名的演員，費用也不低。”
http://ent.people.com.cn/BIG5/42075/81374/6716015.html
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又稱雙十二事變，是當時任職西北剿匪副總司令、東北軍領袖張學良和當時任職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總指揮、西北軍領袖楊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發動的直接軍事監禁事件，扣留了當時任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西北剿匪總司令的蔣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變最終以蔣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張，導致了第二次國共合作而和平解決。
曆史背景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張學良受蔣介石之命撤出了東北，退入山海關內。1933年1月1日，榆關抗戰爆發。同年1月3日，山海關失守。1933年2月21日，熱河抗戰爆發。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熱河抗戰失敗。張學良引咎辭職，出國考察。
共産黨中央紅軍抵達陝北
1935年秋，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經過被毛澤東命名爲兩萬五千裏長征的轉移，抵達陝北。
東北軍剿共遭遇失敗
1935年9月20日，蔣中正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任命張學良爲副司令，調東北軍入陝甘剿共。1935年10月1日，東北軍在勞山戰役中，王以哲的67軍110師2個團和師部被殲，師長何立中戰死，團長裴煥彩被俘。1935年10月29日，東北軍在榆林橋戰役中，107師和619團全部被殲，團長高福源和不少士兵被俘。1935年11月22日，東北軍在直羅鎮戰役中，109師被殲，師長牛元峰戰死，沈克的106師的一個團被殲。1931年，張學良儼然一個東北王，九一八事變後被全國人民稱爲“不抵抗將軍”。在紅軍西撤的時候，張的部隊被調去剿匪，由于任務執行不利張部隊的番號被蔣中正撤掉，導致兩人之間的嫌隙。
一二九運動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呼籲“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全國民衆紛紛響應。
中共確立抗日統一戰線政策
1935年12月17日，中國共産黨瓦窯堡會議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1936年1月，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聯名發出《紅軍爲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1936年2月，中共宣布開始東征抗日，由劉志丹率領的紅軍表面上進軍河北、熱河對日軍作戰，實際卻向太原推進的過程中和閻錫山的部隊發生沖突。劉志丹戰死，紅軍撤退。
兩廣事變
兩廣事變，又稱六一事變或西南事變。1936年6月1日，陳濟棠、李宗仁在廣州發出通電。痛陳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對中國土地的踐踏，決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複失地。6月2日，致電南京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請求准許粵桂部隊北上。然而不久後廣東將領、飛行員紛紛向南京政府投誠，並對兩廣所謂的“北上抗日”說加以抨擊。“南天王”陳濟棠垮臺，李宗仁也不得不對蔣中正表態歸順。
由于，兩廣事變和平解決（尤其是兵不血刃，便使當時叛逆性最強、實力最大而位居國內半獨立的諸省之首——粵桂湘三省伏首聽命），使蔣中正聲望提高。叛方空軍駕駛員與將領的表現，也足使他相信“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亂罵他“親日賣國”的政敵是不得人心的——顯然也使他對“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的正確性，益發堅信不疑。蔣中正便將預備征討兩廣的中央師悉數北調，用來剿共，並准備將張學良的部隊調離。然而也因蔣中正的過分自信，僅帶少數文武飛往西安，結果西安事變時所有人都被扣留（因爲當時論“造反”實力，張學良、楊虎城的部隊簡直無法和兩廣部隊相比）。
因此，史學家唐德剛認爲，因爲兩廣事變的危機安然度過，西安事變在1936年的西安“非爆發不可”。
張學良與中共的秘密接觸
1936年4月起，張學良開始了和中國共産黨的秘密接觸。4月9日，張學良駕機飛抵延安會見周恩來，同機的還有王以哲、劉鼎。1936年8月，中國共産黨決定改‘反蔣抗日’的方針爲‘逼蔣抗日’。1936年9月，中國共産黨與東北軍正式簽訂了《抗日救國協定》，雙方正式結束敵對狀態。
序幕
1936年8月29日，得知國民黨特務逮捕秘書、東大學生代表、中共地下黨員宋黎和馬紹周、關沛蒼，張學良命譚海率衛隊營包圍和查抄了陝西省黨部，即爲“豔晚事件”。
10月22日，蔣中正由南京飛抵西安，嚴令進剿紅軍。張學良當面表示反對，並提出，一致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蔣訓斥。
10月29日，張學良飛洛陽爲蔣中正祝壽，勸蔣聯共抗日，遭蔣怒斥。
11月27日，張學良上書蔣中正，請纓抗戰，遭蔣嚴詞拒絕。
12月2日，張學良飛抵洛陽見蔣，要求釋放抗日救國會“七君子”。
12月4日，蔣中正由洛陽到抵西安，調幾十萬大軍“進剿”紅軍。張學良與楊虎城再次進諫，遭蔣訓斥。 蔣向張學良、楊虎城表示：要麽進兵，要麽將東北軍、十七路軍分調福建、安徽。
12月7日，張學良到華清池見蔣中正，再三苦諫，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被嚴辭拒絕。
12月9日，中國共産黨組織大規模的群衆遊行示威，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特務軍警開槍打傷一名小學生，群衆非常激憤，決定到臨潼直接向蔣中正請願示威。蔣中正強令張學良制止學生運動，必要時可以向學生開槍。張學良接到命令後，趕上遊行隊伍，極力勸說學生回去。東北大學學生高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東北軍打回老家去，收複東北失地！”等口號。張學良向群衆表示三日內以實際行動答複學生要求。
12月10日，蔣中正召開會議，正式通過發動第六次“圍剿”計劃，決定在12日宣布動員令。
12月11日，張學良再赴華清池向蔣中正哭諫，毫無結果。
12月11日晚，蔣邀請張學良、楊虎城和蔣鼎文、陳誠、朱紹良等晚宴，席間，蔣宣布了蔣鼎文爲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爲晉陝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等換將的任命書。
經過：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于飛抵陝西省西安市，要挾張學良、楊虎城：如不加緊“剿共”，即將張學良、楊虎城兩部分別調往安徽、福建，由中央軍進駐西北。張學良、楊虎城力勸蔣介石聯共抗日，蔣介石加以拒絕。兩位愛國將領遂毅然決定實行兵諫
1936年12月12日淩晨張學良的衛隊進抵蔣介石駐地臨潼華清池，與蔣介石的衛隊交火。蔣介石聞槍聲，倉皇越後牆逃走，爬上山坡隱蔽，被張學良的衛隊搜索發現後捕獲。同時楊虎城部下將留居城中的蔣介石高級黨、政、軍官員陳誠等10余人拘押。張學良、楊虎城于12日當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總部”，成立抗日聯軍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張學良、楊虎城分任正、副委員長。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國民政府，停止內戰，釋放救國會領袖及一切政治犯，開放民衆愛國運動，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自由，實行孫中山遺囑，召集救國會議等8項主張。同時致電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團結抗日大計。
事件經過
12月11日晚間，張學良與楊虎城在止園緊急磋商，決定發動對蔣中正的兵諫。張學良和楊虎城分別召見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高級將領，宣布第二天清晨進行兵諫的命令。
12月12日晨5時，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諫，東北軍到臨潼的華清池扣留了蔣中正，十七路軍扣留了在西安的陳誠、邵力子、蔣鼎文、陳調元、衛立煌、朱紹良等國民黨軍政要員，邵元沖等人遇難。西安事變爆發。
當天，張學良、楊虎城向全國發出了關于救國八項主張的通電，提出：
1、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
2、停止一切內戰。
3、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
4、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
5、開放民衆愛國運動。
6、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
7、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
8、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12月17日，中國共産黨派周恩來到西安參與西安事變的協商。
12月22日，宋美齡等到西安。張學良、楊虎城去機場迎接，並與宋子文、宋美齡舉行會談。
12月24日，蔣中正被迫接受六項協議。即：
1、改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
2、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證人民的自由權利。
3、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
4、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
5、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系。
6、其它具體的救國辦法。
12月25日下午，蔣中正乘飛機離開西安，張學良親自陪同。當日抵洛陽。
12月26日，蔣中正抵達南京，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張學良被扣留。
結果
西安事變後促成了國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
西安事變後中國共産黨獲得了休整的機會。
斯大林釋放蔣經國回中國。
西安事變後，日本軍部認爲蔣中正已接納了抗日的意見，國民政府的抗日政策必將開始加強。 因而侵華的速度也爲之加緊，並在在西安事變後之七個月發動盧溝橋事變，而中日戰爭全面開始。
事後，張學良送蔣中正到南京，抵南京後被關押並長期囚禁。楊虎城被送到國外後，秘密潛回香港打算參與抗日，但不久即被國民黨逮捕，並于1949年被秘密處決。
西安事變的評價
中國國民黨方面的評價
西安事變是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後的不抵抗被全國人民譴責的情況下，受中共唆使進而不滿“先剿共、再抗日”，于1936年年底在西安挾持蔣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項主張。西安事變使得國民政府停止剿共、聯共抗日，導致政府的抗日准備被迫中斷，全面抗日提前爆發；另一方面使中共起死回生，獲得喘息機會，釀成抗戰勝利後的全面叛亂。
中國共産黨方面的評價
由于西安事變的發生及其和平解決，最終結束了十年內戰，實現了國內和平，促成以國共合作爲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發動了全民的抗日戰爭，並堅持八年直至勝利。周恩來對張學良的評價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張學良自我評價
在事變之後幾十年間，張學良一直堅持：“作爲一個軍人，我是應該被槍斃；但是依我的良心，我沒有做錯！”
在晚年，離開國民黨控制範圍旅居美國的張學良曾對其31年到36年（並不包括36年底的西安事變，而是幾年間的不抵抗）幾年間的作爲表示了相當的悔意。作爲一個基督徒，張學良曾效法使徒保羅說：“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其他方面的評價
西安事變使中國各種派別團結在對日的一條戰線上來，包括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中央派、形形色色的地方實力派及面臨艱難處境的中國共産黨武裝。同時，西安事變及其後爆發的七七事變使1930年代中上期中國工業發展的黃金時期被全面的戰爭爆發打斷，中國的抗戰在缺乏工業支持的情況下舉步維艱。
胡適曾指出：中國形成一個領袖不容易，如果蔣中正出現不幸，中國將倒退20年，並明確定性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名爲抗敵，實則自壞長城”，是“國家民族之罪人”。胡適曾經說：“沒有西安事變，共産黨很快就可以消滅了……西安事變對我們國家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
近代一些曆史學家根據最新的史料，以及戰後日本公開出來的秘密檔案研判，蔣中正對日態度並非姑息求和，實在是中日國力懸殊的緣故，而抗戰之前的“事變”，又都是一批目光如豆的少壯軍人搞起來的。他們既無鯨吞中國的大志，和他們再打幾年太極拳，不見得是件壞事。史學家唐德剛即認爲，抗戰固然非打不可，可是它在1937年七月七號開打，卻是西安事變的直接後果。“試想抗戰如推遲一二年，世界局勢又是什麽個樣子？1939年歐戰既發以後，日本人是要和一個窮光蛋蔣介石繼續糾纏呢？還是南征南洋、北伐蘇俄，坐收實利呢？”
西安事變的懸案
張學良和蔣介石一度是結拜好兄弟在西安事變中，有一些事情很難解釋，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說法。目前缺少進一步的證據，因而沒有定論。
爲什麽發動西安事變
根據披露的蔣中正的一封未發表的信箋表明，當時蔣中正有意撤換張學良等軍事要員。但這兩件事是否構成因果關系，甚至于這份信箋的真實性，則尚難定論。
另有人指稱張學良下達不抵抗命令，致使東北淪陷，受到全國各界普遍譴責，這是他受到中共影響後的“贖罪”舉動。
張戎在《毛澤東：鮮爲人知的故事》中聲稱，西安事變的起因是因爲張學良想取代蔣介石。
從殺蔣，審蔣到放蔣
西安事變發生後，東北軍、西北軍內部出現主張殺蔣和放蔣的爭執。中共黨內也出現過“殺蔣” 與“放蔣”的意見分歧。在延安已經搭好准備公審蔣中正的臺子。最後是什麽原因使得放蔣主張得以實施呢？
根據中共官方資料，中共是出于統戰目的。當然，深層次上，也可說是“華容道放曹操”的再現，因爲即使殺了蔣中正，並不會對共産黨有什麽實質意義，反而有可能使何應欽等親日派上臺，那樣的話，無論對中華民族還是共産黨本身都是有害無利的。
另一種說法是整個西安事變都由斯大林一手策劃，起先指示中共接觸張學良，中間又詳細布置諸多細節，後來他恐防蔣中正有所不測，中國無人能領導抵抗日本，造成日本迅速坐大，危害蘇聯。所以轉而向中共給予極大的壓力，要求營救蔣介石。中共內部經過爭辯後，屈從斯大林的指示，方才派周恩來去西安營救。斯大林又帶話給蔣中正，同意以放蔣經國回國爲交換條件，于是才有了蔣中正和周恩來的見面，有了國共內戰的結束。抗戰初期蘇聯亦是少數願意援助中國的國家，曾派出志願空軍到中國助戰。
中國共産黨爲什麽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變後，局勢極爲動蕩不安。處死蔣介石，可能導致親日派掌權，國家陷于紛爭四起、群雄割據的局面。如此一來，日本便有機可乘、進而獨霸中國。如果給蔣介石留一條活路，國民黨內親英美派就有可能答應停止內戰，盡快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爲了民族的利益，中共決定不計前嫌，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並派周恩來等人到西安去調停，終于促成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從此，十年內戰基本結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
張學良爲什麽要去南京
西安事件和平解決後，張學良爲何要護送蔣中正去南京，要做出這明顯會于他不利行爲？
當時，楊虎城就極力勸說，而周恩來更是特別趕到機場打算把張學良追回來，但張學良聲稱要負起一個軍人的職責和義務，最終還是護送蔣中正前往南京。張學良自認有負于蔣中正，去南京也可被當作贖罪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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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之謎 張學良的最後說法
偶翻資料 看到十幾年前的一篇關于張學良將軍談西安事件的文章 覺的很有意思 轉發給大家看一下 或許會有一些啓發 （內容略有刪節）
西安事件的主角，並爲此付出半個多世紀人身自由代價的張學良將軍，最近被允許從臺灣到美國訪親問友，一時成爲新聞焦點。
這是張學良1949年隨蔣介石到臺灣後，40多年來第一次離開臺灣寓所到美國，因而引起各方矚目。它的一些舊部屬、幕僚和學生，爭相一會老長官，敘舊溫情，而在美國人數衆多的東北鄉親也想一睹當年東北軍總司令的風采；新聞記者們更想趁機挖挖「西安事變」的內幕新聞，因當年主角蔣介石、毛澤東、周恩來已相繼過世，唯剩下張學良，又已90歲高齡。如他再不講，西安事變很多細節將永遠僅是曆史學家的一種想像。
近年來電影（《西安事變》上下集）、電視連續劇（少帥傳奇）以及通俗演義、小說等衆多手段，再現西安事變，其中把主角張學良塑造爲瀟灑、果敢、有民族責任感的世紀大英雄而把蔣介石醜化爲膽小、怕死、臨危狼狽鼠竄之輩。
5月28日下午，在紐約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先生的安排引見下，東北老鄉的《紐約新聞報》主編李東渤、《東方新聞報》主編李勇，以及李興唐、薛仁山、馬忠良和我，一塊拜訪了張學良先生。張先生當時住在曼哈頓中城的一套公寓裏。
我曾看過《西安事變》電影，其中的張學良風流倜儻、颯爽英姿，扮演他的演員是大陸出名的「俊男」。因而一看到真正的張學良時，感到難以接受︰少帥英姿，灰飛煙滅；站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位十分蒼老、面容瘦削、頭發稀疏的老人，老年斑和皺紋交織在臉上。我努力去接受這個真實的90歲老人形象，而忘記電影、電視中曾看到的英俊少帥。
但當大家坐下來，用東北話一交談，你立刻可以感到這位老人的活力，他說話聲音不顫不抖，洪亮粗獷，仍保持東北人那種豪爽之氣。
9個東北人圍坐一桌用東北話談起東北人，真叫過癮。一位同鄉首開話匣，他說外界一般對東北人的印象是︰豪爽、粗獷、講哥們義氣。不僅老一輩看重張學良，年輕的一代也對他肅然起敬，因爲張先生身上體現了東北人優良的傳統︰敢做敢爲，勇于負責。張學良用濃重的東北話說，他不敢接受這樣褒揚，他覺得僅是盡國民的責任而已。他說︰「東北人有優點，但毛病也多，魯莽，好沖動，捅婁子。過去人稱東北人爲‘白帽子’，就是這個意思。當時東北趕大馬車的人多戴白氈帽。」他對自己性格的概括是八個字︰「魯莽操切，膽大妄爲」。他說，「我正是這種性格，才會闖下大禍，做了那麽多搗亂的事。如果說東北人好捅婁子，那我屬于這種人——人家讓我捅一個婁子，我一定捅倆。」
●最忌諱「西安事變」
對世人來說，人們最想從張學良口中了解西安事變鮮爲人知的內幕。但張又最忌諱此話題。于是我試探地提問︰「作爲晚輩，我最沒有資格談曆史。對‘西安事變’，我只是從電影中、書本中知道大概。我不清楚上下兩集《西安事變」是否真實再現了那段曆史。」
張學良對此問題十分敏感，他說︰過去不少記者，包括不久前訪問過他的日本電視臺記者，繞來繞去想從他口中探出西安事變內情，「我是絕不會說的，到死也不會說。」他說原因是不想做傷害任何人的事，這段曆史恩恩怨怨不會從他口中說出。至于外界對此的毀譽，他一點也不計較。他說，當年《大公報》主筆王芸生在「西安事變」後說的一句話很有道理︰「明白的人不用跟他說，糊塗人跟他說也沒用。」因此，他選擇沈默。
對于《西安事變》，他說沒有看過，真實與否無法評斷。但據說，他看過幾本有關張的傳記、評傳，其中一本較權威的《張學良和「西安事變」》中，寫張在臺北曾與家人偷偷看了大陸的《西安事變》電影錄像帶，據其家人講，張觀劇時，一語不發，有時流淚。
我告訴張先生，在《西安事變》中，說東北軍對日本人采取「不抵抗政策」是因爲蔣介石有一手諭給張，讓其不抵抗。「到底有沒有這個手諭呢？」張回答說︰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可能要占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我想盡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藉口擴大戰事。我們采取‘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但最後不能‘殺不出血’。殺到全中國來了，我們只能拼死一搏。」
●是功臣還是罪人？
我說︰《西安事變》電影在大陸流傳甚廣，年輕一代主要從這部電影獲得對當年這樁震驚全國的事件的最初看法。在這部電影中，你被說成是「世紀大功臣」，而蔣介石則臨危逃竄、形象不佳。張學良說，那是他們對蔣家的醜化攻擊，不可相信。他說，自己是基督徒，對毀譽已置之度外。「說我是大功臣，我也不領情，也不爲此高興；說我是千古罪人，我也不在乎。我給自己起名字‘閑雲野鶴’，就是要躲開這些事情。」
我接著問，「在那部電影中，當周恩來趕到機場，發現你已陪同蔣介石去南京，周說你中了讀古典小說連環套的毒。如果曆史重演，你還會不會送蔣介石回南京，而失去幾十年自由？」張學良直率地回答說︰「周恩來是瞎說。送蔣先生是我自願的。如果再有這樣的機會，我還會去送他。我當時要陪他回南京，蔣先生不同意，他說你去我很難辦。但我堅持去，一人做事一人擔。到南京，蔣先生周圍的人要殺掉我，是蔣先生一直保護我。記得剛到南京，在下飛機時，蔣先生就吩咐說︰要好好照顧好副司令。」
在去拜訪張學良先生的前一天晚上，我曾和一位哥倫比亞大學讀教育學的臺灣博士生聊天談到張學良，這位臺灣學生認爲，如果沒有張學良當年那樣做，曆史會是另外的樣子。這位學生說，在臺灣，很多人都私下認爲張是曆史罪人。我在哥大接觸到的另外三位臺灣博士生，也都持這種看法。是曆史罪人，還是民族英雄，兩種評價實在大相徑庭。
六十年前曾在東北大學見過張學良的李興唐先生巧妙地涉及到這個問題，他說，抗戰勝利後，一度傳說張學良要回東北，東北民衆歡心鼓舞，以少帥在東北的聲望和影響力，假如真的回去，曆史可能會改寫。
張學良謙虛地答道，他不知道自己在家鄉有這樣的影響力，也不知道鄉親這樣看重他。李勇先生則直截了當地問張︰當年紅軍經過長征所剩無幾，勢力單薄，如無西安事變，中央軍很可能將紅軍完全打敗。
張學良也據實作答︰紅軍當時是打不敗的。他舉出三個理由︰一是他的兩個師（109師和110師），各有一萬人，由郭、何兩個勇將領軍，與紅軍在陝北會戰，面對裝備不足的紅軍，兩師人馬卻全軍複沒。郭師長戰死，何師長被擒。此事震動了整個東北軍，人們才知道共軍難對付；第二是他強調紅軍的頑強。他說，自己是帶兵的人，深知帶兵之不易。而紅軍經過前有堵、後有追的二萬五千裏撤退而沒垮、沒散，帶兵的人是利害的；第三，他說紅軍內的黨組織結構也很利害，也有老百姓的基礎。「面對這樣頑強善戰的紅軍，既然消滅不了他，莫不如和他們合作。」所以他和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主張有相當分歧。他認爲只要一致攘外（抗日），自然就會安內。
●四十年無自由是「公平的」
有人接著問張學良現在是否仍不贊同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張學良十分肯定地說︰他仍然認爲當時只有國共合作「攘外」，才能「安內」；「安內攘外」政策不可取。他與蔣介石的政見不同在于此，但除了政見不同之外，他說蔣先生與他情同骨肉，幾十年對他呵護倍至、因此，在蔣介石逝世時他送了這樣的挽幛︰「關切之殷，情同骨肉；政見相爭，宛如仇讎。」當談到張先生失去自由幾十年時，張學良卻說，四十年失去自由是應該的，沒有什麽好怨的。當年他堅持陪同蔣先生回南京，就抱著准備死的決心。
張學良談到此，沈緩地說︰「如果我是蔣先生，我會槍斃了張學良。因爲這是背叛啊！但蔣先生讓我活下來，這是蔣先生的寬大。我這一生最痛苦的事是蔣先生殺了楊虎城將軍，因爲應該殺的是我。」他接著說︰父親張作霖耳提面命，訓誡「做軍人要置生死于度外，要把腦袋挂在褲腰帶上」，對此，學良一生不敢有忘，早把生死視同平常。軍人叛變是死罪，但我卻活了下來。四十年失去自由是「公平的」。
●張作霖和蔣介石
張學良喝完了他的第一杯咖啡後，以習慣的職業軍人的命令口吻說︰「再給我倒杯咖啡，不要放糖！」也許是咖啡因的作用，這次他竟一反常態評價起蔣介石、周恩來和他父親張作霖。他說︰「我最推崇兩個人，一個是我父親，一個是蔣先生。但他倆很不相同，我父親這個人有雄才無大略；蔣先生有大略無雄才。如果他們倆攜手合作，中國恐怕不是今天的樣子。」接著張學良講了一段他父親的故事，以證其「雄才」。他說，當年東北總督趙爾巽（被革命軍處死的四川總督趙爾豐之兄），特別器重推崇張作霖的雄才，當時一駐軍首領藍天蔚（也是國民黨在東北的負責人）在沈陽諮議局逼趙脫離清政府獨立，張作霖自告奮勇陪趙前往，在諮議局，張將手槍往桌子上一摔，說「我反對！」結果嚇得藍天蔚挾著公事包就跑了。而恐懼藍天蔚叫兵報複的趙爾巽，忙把所有兵權均授于張作霖。當年張學良才10歲，母親給他一個裝滿大洋的口袋讓他逃命。當時張作霖身邊僅有一營人馬，卻臨危不亂，結果藍天蔚竟一跑無蹤影，從此張名聲大震。
●周恩來是「大政治家」？
在談到周恩來時，張對周頗多褒揚。他說周恩來是「大政治家」，是共産黨的大功臣。他形容周能屈能伸「了不得」。他說︰「周恩來說話簡潔，非常機敏遺孀鄧穎超保持聯系，年前他在臺灣做壽，鄧穎超曾有賀電給他。
談話間，薛仁山先生將兩封信轉交張學良，這是張的好友杜重遠的女兒寫給張學良的。張拿過信感歎地說，他至今不理解盛世才爲什麽要殺掉杜重遠。他說︰「盛世才這個寶貝，原來是我的一個副官，被我推薦給父親，還是我父親眼力厲害，他一下子看出此人不安份。一次派他去談判，回來後他說嫌官太小，自己把自己提升爲上校。後來他要去新疆，餉銀太少，我給了他五萬銀元。結果他在新疆坐大，殺了很多人，把杜重遠也殺了。」（編者按︰杜重遠年歲略長于張學良，當過張的秘書，和張的關系是亦師關系也極爲密切，杜死于獄中後，杜的妻子邵禦之和兩個女兒，由周恩來照顧。）
●弟弟張學思文革被鬥死
有人問道，他是否知道他的弟弟張學思在文革中被鬥死的慘劇，張學良說，他的一個侄女有時從臺灣去大陸，一次去見了呂正操，得知張學思被害經過。呂與張學良是同學，都是東北講武堂的，可謂老朋友。後來呂當了中共鐵道部長。文革中，他的弟弟張學思被打成東北幫首領，與呂關在一處。據呂正操講，當時他爲保命過關，什麽都交代，讓承認什麽就承認，「低頭認罪」。而關在對面牢房的張學思，卻拒不認罪，反而高喊呼冤，結果遭到紅衛兵痛打，越打他越喊，後來高聲斥罵紅衛兵，最後竟被活活打死。
●遠離政治，篤信基督
張學良將軍在透露了這些內情後說︰依我本願，我很想回大陸去看看，主要是看看東北鄉親，給父親掃掃墓。但我最怕卷入政治糾纏之中。「我已遠離政治，篤信基督。」
他回顧篤信基督的前半生，稱在宗教信仰上蔣夫人（宋美齡）對他影響最大。他曾是南美浸信會神學院的函授畢業生，領路的牧師叫周聯華。但張學良在幽居中對佛教也有相當研究，涉足密宗；又曾探索道教。比較三者，以傳教方式而言，張學良認爲還是基督教最能接近百姓大衆。
張學良不認爲自己在少壯時代有過轟轟烈烈事迹。他說，他之所以出口來做事，「是因爲別人兩百步做成的事，由于我的特殊家庭條件，只走一百步就能做成。」因此，「我只是按著本份，憑著良心爲國家、爲民族做事而已。」現在，唯一的願望是大家把他忘卻；他恨不得去掉張學良這名字，只當一個普通的小老百姓，從此不再有政治糾纏，不再有記者踏破門檻，不再有任何采訪，求「閑雲」之清靜，達「野鶴」之超脫。
問及張學良是否會回東北家鄉看看？張說，他近期不打算回去，不願卷入政治之中。有人問他什麽時候回去，他說等政治不再糾纏他的時候。
●李、郝合作，臺灣有前途
當話題轉到臺灣當前政局時，張學良語出驚人︰「我很崇拜李登輝，這人非常能幹。我也崇拜郝柏村。李、郝合作，臺灣有前途。」作爲90歲老人，從近一個世紀的風風雨雨中走過來的人，用「崇拜」一詞來表達，讓我們這些晚輩大感吃驚。張學良接著對臺獨運動加以批判，認爲臺獨是「胡來」，給臺灣前途帶來巨大危險，鬧「獨立」，只能找挨打，毀了臺灣前途。他補充一句說︰當然，中共打臺灣，也是毀了自己。
張學良在整個談話中，對人的最大批評是「不安份」。特別強調做好「份內」的事。有人對此評價說︰張學良是基督徒，從這個角度看問題，寬容一切，和我們一般受過迫害、有親身體驗的人感受不同，對他不應苛求。而李勇先生則認爲，連什麽事都回避，說「不太清楚」，實是古語說「人老奸，馬老滑」之故。
●「西安事變」是背叛行爲
一氣兩個半小時的談話，張學良連喝三杯不帶糖的咖啡毫無倦怠。每當談到一曆史事件，張脫口說出人名、地名，記憶力十分好；反應問題相當機敏，對某些他不願談的話題，他很有婉轉解說或顧左右而言他的應酬能力，根本不是一個90歲的糊塗老頭。
二個多小時，幾乎都是張學良在說，他談了好多，範圍很廣，集中起來，給我三點強烈感受︰
一是他對當年發動西安事變很後悔。他多次強調自己「魯莽操切，膽大妄爲」，並稱那是「背叛」，應獲死罪。四十年沒自由，他不抱怨，對此事件，他有明顯的悔恨情結。可佐證的是，我們見面兩天後，即1991年5月31日在紐約他的91歲生日祝壽會上，他做了相當情緒波動的講話︰「《聖經》中保羅說，他是一個罪人，而我則是罪人中的罪魁。」「我摸著良心，願爲國家做些事，但我卻沒做什麽好事，」「除了一些是非之外，一生沒爲國家、社會做什麽。 」
二是他不講西安事變內情，說怕傷害別人。其實事件已過去55年，毛、周、蔣均已過世，當年的主角僅剩他一人。再談及這段恩怨，恐怕是怕觸擊他自己的內心創傷——悔恨情結。當年他執意陪蔣去南京，也知凶多吉少，但堅持要去，也是有負荊請罪之意的。幾十年皈依基督，面壁沈思，再加上目睹社會現狀，他內心的痛楚悔恨之複雜情結恐怕不是常人所能感受到的。這種複雜在于，他認爲自己的方式方法錯了，但至今仍認爲當時堅持的先聯合抗日（攘外），自然就會「安內」的政見不錯。但用「捉拿」，用刀槍逼迫方式，對待自己最推崇的「領袖」，威脅其改變政見，對于張學良這樣深受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熏陶的人來說，恐怕內心深處難以接受。他幾次講「應槍斃我」，我是背叛，就是這種情結的渲泄。
●避批中共，不回大陸
三是他總是小心翼翼地回避社會敏感問題，並非是寬容，話裏話間，明顯是繞開。這當然與他主張對躲開政治，當「閑雲野鶴」的人生觀有關，但又不能全然解釋。
不久前，呂正操專程從北京飛來紐約，以老朋友身份會晤張學良。對于中共頻頻盛邀，張學良明確表示近期不打算回去，表面說辭是不願涉入政治，而實際苦衷在于，中共將西安事變視爲曆史大進步，將張學良視爲民族英雄，邀張去大陸，多是爲宣傳所用。而張經過幾十年沈思反省，認爲自己這件事做錯了，是「闖了大禍」，自己是「罪人」，悔恨不已。如果張去大陸，中共當面捧他爲大英雄他會非常尷尬。如他真實說出對發動西安事變的悔恨，也會使中共下不了臺。而兩方面對此問題的看法都是短期內無法改變的，與其雙方尷尬，不如暫時避開。恐怕這是張學良一再說等政治不再糾纏時再訪大陸的真正想法。
●有責任澄清曆史真實
作爲大陸人，我們知道的是毛澤東、周恩來認爲的「西安事變」；作爲臺灣人，人們多半知道的是蔣介石理解的「西安事變」，因此，我們今天特別想知道抛開國共兩黨政治利害關系，由張學良本人說出的「西安事變」。作爲重大曆史事件見證人，張學良將軍有責任向晚輩、後人澄清曆史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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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中釋放蔣介石 誰是關鍵人？ 2007-07-07
西安事變已過去70余年，由于各方資料披露的程度不一、內容不一等原因，因而在西安事變的研究中仍存在許多謎團和差誤。比如，長期以來，關于西安事變中釋放蔣介石的流行說法是，在西安事變爆發後十多天，即1936年12月25日，張學良在沒有告知周恩來的情況下匆忙釋放並親送蔣介石回了南京。那麽，曆史的真實情況是這樣的嗎？周恩來對此是否完全不知情？張學良和周恩來各自在釋放蔣介石問題上起到了什麽樣的作用？近年來披露的資料，爲解答這些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
近年來臺灣披露的兩份日記，都對西安事變釋放蔣介石問題有較爲詳細的記載，在很多細節上與內地說法不同
臺灣《近代中國》雜志依據蔣介石孫媳方智怡提供的蔣介石在西安事變期間的日記影印本，于2003年在第153期公布了《蔣中正先生西安事變日記》；依據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宋子文檔案，于2004年在第157期公布了《宋子文西安事變日記》。這兩份日記都對西安事變釋放蔣介石問題有較爲詳細的記載，其中很多方面與內地一般看法不同。
不同之一：張學良釋放蔣介石並非臨時決定
據宋子文日記記載，宋子文和張學良在24日晚“討論出其不意帶領委員長到機場搭機離開西安的可能性”，最後決定:“如果情況不樂觀，我要以極力要求另一個停戰期限的延長爲藉口，迫使蔣夫人明天早上啓程前往南京。晚間，我和張將用汽車運送委員長到張的勢力範圍，然後經陸路到洛陽。”蔣介石日記也證實，25日“晨刻，子文來言，張決心送委座回京，惟格于楊虎城反對，不能公開送出城。”因此，張學良的計劃是，以要回南京調解爲藉口，“先送夫人與端納出城上飛機先行”，而蔣介石則化裝後到東北軍駐地，“然後再設法起飛”。但是，這一計劃並沒有實現。蔣介石日記指出:這是因爲“余妻即往訪張，若委座不離此，即余(妻)亦必不離此”，張學良“心有所感，乃允設法同飛”。這樣，單獨放走蔣介石的計劃就未能實行。宋子文日記也指出:這是因爲“委員長已明確表明，如果不是同一天離開，他就不想走了”。
這說明，張學良釋放蔣介石並非像以前我們所瞭解的那樣，是臨時倉促決定的，而是早就有所計劃。但當時具體情況如何，還有待于進一步考證。總之，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張學良有過不顧楊虎城反對而獨自釋放蔣介石的計劃，只是因爲蔣介石夫婦的反對而放棄。
不同之二：蔣介石在被釋放前和周恩來進行了達成合作的會談
一般史書都是記載周恩來在西安事變期間只于12月24日晚和蔣介石會談了，都沒有具體說明周恩來和蔣介石在12月25日上午的活動。而這兩份日記則都指出周恩來在25日上午和蔣介石進行了一次會談，對雙方的停戰與合作達成了共識。據宋子文日記，25日上午“周見了委員長，並解釋說，共産黨過去一年來爲保存國力，曾試圖避免打仗。他們並沒有利用西安事變，而且建議的措施也同數個月前提出來的一樣。現在他們要求委員長的保證:(一)停止剿共；(二)容共抗日；(三)允許派遣代表前往南京向委員長解釋。”對于周恩來提出的條件，蔣介石回應:“共産黨向北推進抵抗日本一直是他的希望，果如周所言，共産黨願意停止一切共産主義宣傳活動，並服從他的領導，他將像對待自己子弟兵一樣看待他們”，“委員長要周，休息夠了，也針對相關問題詳細討論之後，親自去南京”。可見，蔣介石實際上都答應了周恩來提出的條件。蔣介石日記也記載了這次會談，蔣介石在會談中表示:“若爾等以後不再破壞統一且聽命中央，完全受余統一指揮，則余不單不進剿，且與其他部隊一視同仁”。周恩來則回答:“紅軍必受蔣先生指揮，而且擁護中央之統一，決不破壞。”至此，蔣介石明確同意不“剿共”，但要中共受其指揮；周恩來則答應擁護蔣介石的領導。兩人對國共兩黨停止內戰和進行合作達成了共識。正是在這次成功會談的當天下午，蔣介石被釋放而離開西安。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4/0/4/3/100404343.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404343
張國燾回憶錄：西安事變中確有“莫斯科回電” 2007-07-07
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究竟與共産國際有沒有關系？是否存在“莫斯科回電”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關鍵。
20日在中國延安幹部學院召開的“西安事變70周年研討會”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馬貴凡提出，“莫斯科回電”確有其物，說明“中共獨立制定處理方針，但參考了共産國際意見”。
馬貴凡說，長期以來有學者認爲，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方針的確立是共産國際幹預的結果；也有學者認爲，中共自主制定了和平解決方針，與共産國際沒有任何關系。這些爭論都集中于共産國際是否對中共發出指示，以及指示的確切內容。
張國燾在其回憶錄中表示收到了“莫斯科回電”。也有史料說，王明從莫斯科回到延安時曾確認有此電報。這些史料一直未能使史學界統一認識。
馬貴凡在時任共産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工作人員郭紹棠的俄文版回憶錄中找到了佐證。郭紹棠寫道，1936年12月13日也就是“西安事變”發生第二天，共産國際執委會從莫斯科向中共複電。
電文認爲，西安事變由親日分子挑起，會被日本帝國主義用來點燃內戰，破壞中國愛國力量的聯合進程。同時，抗日需要蔣介石，張學良不是能夠領導全國各種力量的人物。電文還強調，必須和平解決沖突，說服蔣介石聯合全國一切力量組織抗日。
作爲電報起草人之一，郭紹棠的回憶無疑給“莫斯科回電”的存在提供了重要佐證，其內容也與張國燾的描述基本一致。史料表明，中共中央在收到“莫斯科回電”之前，已經在12月13日上午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對策。會議決定，旗幟鮮明地支持張學良和楊虎城的愛國舉動。
馬貴凡告訴記者，盡管會議後收到了“莫斯科回電”，中共中央經過研究還是堅持了既定方針。12月16日，共産國際執委會又向中共中央發出電報，不再譴責西安事變，主張繼續實行“聯蔣抗日”的政策。中共中央當時也已經決定放棄“審蔣”“除蔣”主張。
“由此，中共中央和共産國際、蘇聯在對待‘西安事變’上采取了一致立場，最終促成事變的和平解決，推動了國共兩黨再次合作。中國也實現了從內戰到全民抗戰的偉大轉變。”馬貴凡說。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4/0/4/3/100404335.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404335
楊虎城舊部下憶西安事變 五天前已做好准備 2006-12-11
中評社香港12月11日電／新華網報道，西安事變整整70年過去了，如今，那一曆史事件的親曆者寥若晨星，記者終于在陝西省西安市尋訪到一名楊虎城舊部老兵——87歲的李子含老人。
老人思路清晰，身體健朗。聽他講述，猶如身臨其境。
1936年年末的陝西，風雲激蕩。
紅軍長征雖然勝利結束，但仍處于國民黨重兵包圍之中；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准備入陝，張學良、楊虎城的利益受到威脅；12月9日，西安1萬多名學生爲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舉行示威遊行……
17歲的李子含是楊虎城部陝西警備第二旅的一名士兵。他回憶，1936年12月9日晚上，旅長孔叢洲在操場上秘密集合全旅人員，讓大家做好戰鬥准備，並要求當晚的事不許外傳。
後來，李子含才知道，早在12月8日，張學良、楊虎城就做好了“扣蔣”准備。
12月11日夜，李子含接連遇到了幾樁怪事。“就寢時間已過，爲什麽連隊不吹熄燈號？同室的通信員也不見回宿舍，我穿上大衣出去一看，五六個人都仰望天空，殘月挂在天上，在它周圍時隱時現兩個銀白色光圈……”
大家議論不休，有的說主雨，有的說主風，有的說是不祥之兆。接著他們開始猜測，幾天來又是擦洗槍炮彈藥，又是檢修鞍具，今晚營長辦公室燈光閃閃，人來人往，是不是要出什麽事？
李子含正在思索，忽然聽到各連響起了急促的哨聲。他回憶說：“我心裏震了一下，冷氣透過衣縫，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寒戰。”
連長宣讀命令：“命令。本營奉命解決省政府，第一連的任務，從省政府右翼進攻……務必在拂曉前完成任務，爾後收容看管省政府官員，不允許任何人同外部聯系，沒有命令不得擅自放走一人……”
接著連長才講任務的目的和意義。他說，我們是執行綏署楊主任（楊虎城）的命令，這完全是蔣委員長逼我們這樣做的等等。連長讓各班討論一下，大家異口同聲喊著：“太好了，真痛快，當兵就該打仗，蔣介石不仁不義，我們不能坐視不理。”
李子含說：“我立即要求參加，連長把我加進第一排第一班，步槍已經分完了，排長給了我兩顆手榴彈。”
12月12日3時，值日的軍官發出口令：“集合——不帶背包！”李子含和其他士兵從宿舍跑步出來，列隊完畢後向目的地開進。
與此同時，臨潼方向的行動也開始了。李子含無法瞭解“臨潼捉蔣”的一幕，對于他而言，西安城內的戰鬥同樣驚心動魄。他回憶說：“整個計劃秘密得很，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國民黨軍政大員蒙在鼓裏什麽都不知道。孔叢洲旅長從鍾樓打了３發紅色信號彈，我們班的班長一下撲上去把衛兵的槍奪過來，另一個衛兵往大門裏跑了，邊跑邊喊。”
“這一喊，整個炮樓裏的人都醒了。我們把出入口堵死，然後喊話，那些官員嚇得連衣服也顧不得穿，到處亂竄，有幾個想從後牆爬上去逃走……”
上午9時許，蔣介石被押至西安。中午過後，消息傳到李子含所在部隊。“頓時營院內又沸騰起來，大家歡呼勝利，還有的人說，一定要殺了蔣介石才能大快人心。”
當得知要放蔣介石時，張學良、楊虎城部曾一度議論激烈。李子含說，經過反複學習，大家的情緒才緩和下來。十多天後，西安事變和平解決。1937年5月5日，楊虎城被迫出國考察。十七路軍其余部隊被改編爲三十八軍，李子含從此成了國民黨三十八軍的一員，並隨隊開赴抗日前線……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2/6/7/4/100267430.html?coluid=6&kindid=26&docid=100267430
張學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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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1901年6月3日中國遼寧省臺安縣
逝世：2001年10月14日（100歲）美國夏威夷檀香山
學曆：東北陸軍講武堂第一期炮兵科畢業(1920年)
經曆
第27師師長(1915年-1920年)
陸軍炮兵上校(1919年7月17日-1919年12月)
奉軍第三混成旅第二團團長(1919年12月-1920年1月)
巡閱使署衛隊旅長(1920年-1921年5月)
奉軍第三混成旅旅長(1920年1月-1924年)
東三省陸軍整理處處長(1922年5月-)
東三省陸軍航空處總裁(1922年5月-)
奉軍第二旅旅長(1922年5月-)
奉軍第三軍軍長(1924年9月-)
（安國軍政府）陸軍大將
(1927年6月18日-1928年7月2日)
（安國軍政府）東三省保安總司令(1928年7月2日-1929年1月4日)
（安國軍政府）東北大學校長(1928年8月-19年)
（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委員(1928年10月8日-1931年)
（國民政府）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1929年1月4日-1930年10月9日)
（國民政府）東北政務委員會主席(1929年1月4日-1930年10月9日)
（國民政府）首都建設委員會委員(1929年1月23日-)
（國民政府）國軍編遣委員會常務委員(-1930年11月15日)
（國民政府）財政委員會委員(1929年1月31日-1930年7月5日)
（國民政府）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1930年10月9日-1931年12月16日)
（國民政府）禁煙委員會委員(1931年2月9日-1935年6月5日)
（國民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1931年9月26日-1932年5月30日)
（國民政府）財政委員會委員(1931年11月12日-1937年)
（國民政府）北京綏靖公署主任(1931年12月16日-1932年8月19日)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1932年1月29日-1936年12月12日)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1932年8月19日-1933年3月11日)
（國民政府）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1934年3月1日-1935年10月2日)
（國民政府）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1935年10月2日-1936年12月14日)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1935年11月-1936年12月12日)
東北大學名譽校長(1993年-2001年10月14日)
張學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4日）[1]，字漢卿，號毅庵，乳名雙喜、小六子。中國遼寧海城人，人稱“少帥”，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之長子，“民國四公子”之一。
由于西安事變，張學良的曆史定位及評價于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方曆史有不同的評價。中華民國的公共電視在張學良不再被軟禁後，制作一以其口訴爲主的記錄片。
早年生涯
1919年就讀于東三省陸軍講武堂。一年後畢業，在張作相手下任職，並迅速得到提升。1928年6月4日，自皇姑屯事件其父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後，繼任爲東北保安總司令。
東北易幟
1928年底“東北易幟”幫助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領袖蔣介石，解除軍閥割據及完成大約與中國本部加東北範圍的統一，象征意義上是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取代各軍閥原有的旗幟。
中東路事件
1929年7月，張學良欲取消蘇聯在東北的特權，查封哈爾濱蘇聯商業機構，開始著手收回中東鐵路。8月14日，斯大林命令蘇聯軍隊沿中東路一線向東北進攻，張學良領導的東北軍敗給蘇軍。張學良被迫在伯力簽訂議定書，恢複蘇聯在中東鐵路的特權。
東北淪陷
九一八事變
中原大戰及萬寶山事件發生後，全球經濟大恐慌環境下，剛從內戰中恢複的華北及東北的統一的中國國家主權和日本的南滿鐡路的特權，沖突的可能性升高。。1931年7月6日，張學良電告東北政務委員會說：“此時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敗則日方將對我要求割地償款，東北將萬劫不複，亟宜力避沖突，以公理爲周旋”。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動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駐守北大營的一萬多名東北軍將士因遵循張的嚴令，張學良本人的說法是“不抵抗”是要表明日本侵略而非維護其南滿鐵路的特權。事變發生後，張要求其率領的東北軍力避沖突、退守錦州，令日軍很快侵占了東三省全境。
放棄錦州
九一八事變後，南京就設立了特種外交委員會。即過多天商討，決議了一個《現在處理時局之根本方針》，客觀評估了當時的局勢條件。著名的臺灣曆史學家梁敬錞博士事後評論說：“……，持與今日英國日本各方面檔案與其他著述資料相互印證，大抵皆能正確，允稱政略之傑構。其中明知國聯不足恃，而不得不仍作信賴國聯之表示：明知解決事變不得不出于軍事之犧牲，而仍不能不計較犧牲之真實代價，皆可鑒政府當時應付艱局之苦心。而可憾者，當時忍耐止境只限錦州，錦州有難，即當抗戰。而其後錦州卒至不戰而退，事變範圍反之擴大了。”
鑒于當時錦州局勢的重要性，在當時國民政府曾嚴令張學良死守錦州，張學良則趁機向國民政府索取財政支援和軍事支援，並且在要求得不到滿足後，出于保全實力的需要，決定全面撤軍關內。聞及此舉，當時下野的蔣介石急忙致電張學良請求切勿撤兵。但張學良仍在1932年1月2日率領20萬東北軍退至關內，關外的一萬日軍于1月3日占領錦州，再一次得到了超完勝的戰績，日本少壯派軍閥從此被吸入狂傲邪妄的侵略之途。
蔣介石後來在《敵乎友乎》一文中寫道：“就是沈陽陷落尚未侵入關內的時候，也還有使日本止于錦州，徐圖轉換局勢的可能。可惜步步錯過，以至造成此後不可收拾的局面，這不能不說當局沒有決心及不服責任之所致”。
再失熱河
一二八事變後，廣東軍奮起抗敵，迫使日軍三易主帥，打出中國人的骨氣和勇氣。時任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的汪精衛，希望張學良出兵南北夾擊日軍，並派陳公博和李濟深北上班請救兵。張學良以他的方針回答道：“鞏固後方，推進前方，保衛地方，擁護中央”，不肯出兵。
當其時張學良的職務是負責保衛熱河、察哈爾、河北等地。
在那時一期《獨立評論》曾刊登熟悉熱河和華北戰略地理的丁文江教授所攥寫的《假如我是張學良》一文，裏面明白地指出：
“一旦熱河有了軍事行動，北京天津是萬萬守不了的。”
“我們真正的防禦、長期的戰爭，不在平津，而在熱河。假如我是張學良，要預備積極抵抗，第一步先把司令部移到張家口，同時把重要的軍實和北寧路車輛逐次的運到居庸關以北；只留一部分軍隊在山海關、秦皇島、天津等處；在這些幾處經過相當的抵抗以後，也預備從冷口、喜峰口、古北口分別退至口外。現在駐在熱河邊界的軍隊應該從速進到朝陽、並且積極籌備朝陽、淩原，平原、承德各地間的運輸。熱河東南兩部完全是山地，不但日本人的坦克重炮都不能使用，就是飛機也有許多危險。喜峰、古北、河南口三處都是天險，每處有一兩萬人防守，日本非有一倍以上的軍力不能進攻。”
“只要守得住熱河，放棄了平津是不足惜的。只要當局有必死的決心，充分的計劃，熱河是一定守得住的。”
但當時張學良根本沒有打算認真守土，他覺得死守熱河只有把自己的軍隊白白耗掉，作無謂之犧牲而已。張學良當時的戰略重點是打一場馬馬虎虎的防守戰，應付一下媒體輿論，因此沒有把軍隊主力調上熱河布防而是窩守在河北邊界。
一個多月以後，丁文江眼看熱河布防失當，又攥寫一文道：
“熱河部隊只有四步軍旅、六騎兵旅，合計不過二萬支槍。朝陽、北原的守兵一共不及四千多支槍。日本如在錦州、義縣進兵，該地防軍就沒有抵抗的能力！”
“我們現在將二十旅兵力全放在冀察兩省，而將熱河交給湯玉麟去防守，這是什麽戰略？我不懂！”
由于指揮官都沒有抗戰的決心，那些東北將士士氣低落。在熱河抗戰之前，湯玉麟早就派代表參加滿洲國的建國議會，其部下的兩個旅長也早已向日本表示投誠，熱河抗戰之潰敗其實在戰前已經決定了。張學良向當時國民議會列出了一表巨額軍餉，要挾撥款守土。
汪精衛聞訊，在1932年8月6日請求辭職，並發表通電斥責張學良道：
“北平緩靖公署張主任漢卿勳鑒，溯兄去歲放棄沈陽，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十萬裏土地，陷于敵手，敵氣益驕，延及淞滬，賴第十九軍及第五路軍奮起抵禦，爲我民族爭生存，爲我國家爭人格，此本非常之事，非所望于兄。然亦冀兄之激發天良，有以自見。乃因循經年，未有建樹，而寇氛益肆，熱河告急，中央軍隊方事剿匪，溽暑作戰，冒諸艱苦。然爲安定內地，鞏固後方防計，義無可辭。此外惟兄擁兵最多，軍容最盛，而敵兵所擾，正在兄防地以內。故以實力言之，以地理之便利言之，抵抗敵人，兄在職一日，斷非他人所能越俎。須知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凡屬族類，皆有執幹戈以衛社稷之義務，當日第十九軍及第五路軍作戰淞滬，實本斯義，豈有他求！及戰事既酣，在中央固悉索敝賦，以供前方；而人民更裹糧景從，以助士氣。今兄未聞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自一紙宣言捍禦外侮以來，所責于財政部者，即籌五百萬，至少先交兩百萬；所責于鐵部者，即籌三百萬；昨日則又以每月籌助熱河三百萬責之于行政院矣。當此民窮財盡之時，中央財政歇蹶萬分，亦有耳目，兄寧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挾，誠不解是何居心！無論中央無此財力，即令有之，在兄爲實行抵抗以前，弟亦萬不忍爲浪擲！弟誠無似，不能搜刮民脂民膏，以饜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于弟唯有引咎辭職，以謝兄一人，並以明無他。惟望兄亦以辭職以謝四萬萬國人，毋使熱河平津爲東北錦州之續，則關內之中國幸甚！”
張學良公開回複道：
“自九一八日本侵華以來，國家力謀團結禦侮，汪先生如欲辭職，盡可明白向余表示，何必發表與事實不相符合之談話？自日軍侵犯東北以後，余毫無個人生命財産之觀念，但因華北治安責任在身，未敢擅離職守，余爲軍人，負責統率大軍，一切行動當不如汪先生自由也,余雖准備交卸，但一旦在職，不得不努力華北治安。”
1933年元旦，日軍進攻山海關，于次日占領。2月22日日軍協同滿洲國僞軍全面進攻熱河，長城抗戰爆發了。湯玉麟聞風立刻動員全軍二百多輛軍車，搬運鴉片私産，力求完脫。其下東北軍將士疾步後撤，以求自保。就這樣，日軍又僅以一百二十八名輕騎兵長驅直入，把省會承德給占了。戰後國民政府立令全國通緝湯玉麟,其後張學良和東北軍被西調進攻共産黨在陝北的紅軍。
長城抗戰中西北軍宋哲元部曾派趙登禹旅長率部繞攻日軍後方，用大刀奇襲，官兵異口同聲“砍上去！”，個個爭勇奪先，把日軍殺得措手不及,並奪回了喜峰口。日本報紙不得不承認喜峰口戰鬥喪盡了“皇軍名譽”，遭受了“60年來未有之侮辱”。中國軍隊重創日軍，使全國人心爲之一振。天津《大公報》稱喜峰口抗戰“竟能使驕妄氣盛之日軍受偌大打擊，此誠足爲中國軍人吐氣”。
西安事變
1934年2月張任豫鄂皖三省剿總副總司令。1935年3月，任武昌行營主任，10月，兼任西北剿總副總司令。此時，日本侵華日亟，國民政府一再妥協，中共中央發表《爲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簡稱“八一宣言”），全國要求停止內戰實行抗日的呼聲日益高漲。
1935年4月，蔣爲削弱張學良軍力，命令張學良圍剿紅軍，但卻遭到挫折，逐漸對蔣的調遣有所反感。[1]1936年4月，張與周恩來在膚施（今陝西延安）會談，提出聯蔣抗日，爲中共中央所采納，與紅軍達成了“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協議。這時，中共的葉劍英又攜帶雙方停戰計劃及毛澤東的約書來西安，張學良拿出巨額私款，贈送紅軍做冬季衣食補給費用。共産黨也在西安設立辦事處。
12月4日，蔣介石到西安督戰。張學良與西安綏靖主任、第17路軍總指揮楊虎城共同向蔣面諫，卻遭到蔣拒諫。蔣介石令張學良、楊虎城立即進攻陝北紅軍，否則將其所部分別調往福建、安徽。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與楊虎城兵諫蔣介石，共同逼蔣聯共抗日，造成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時的張學良西安城內，張學良通過共産黨向斯大林表達了廢蔣的意向，但斯大林認爲，一旦蔣有什麽三長兩短，中國會立刻回到以前一盤散沙的局況，不但日本可趁機“三個月滅亡中國”，連蘇聯也會因此徒增對日交戰的風險。斯大林遂電報中國共産黨應想盡一切辦法營救蔣介石。與此同時，國民政府中央派系二號人物，親日的何應欽卻積極調動大軍，並用飛機轟炸西安，稱張學良再不放人便會派兵血洗西安。
經過共産黨和宋美齡的協調，張最後決定放人，並冒著生命危險親送蔣回南京，飛機抵達南京後，蔣並未依軍法審判張學良，但卻將張學良軟禁，張學良一生就此失去自由。張學良與楊虎城在1938年11月起被囚禁在貴州省修文縣陽明洞，1941年5月張學良轉囚貴陽市麒麟洞，由于和市區距離很近，不久很多貴州人都知道張學良關在麒麟洞，當局頗不自在，于是在1942年2月把張學良移往貴州省開陽縣劉育鄉囚禁，1944年春天再移貴州息烽縣陽郎壩，冬天再到桐梓縣天門洞小西湖，1946年4月9日蔣介石在貴陽市黔靈公園會見張學良。不久之後，張學良被押往重慶歌樂山戴公館，1946年10月被送到臺灣，1947年移住井上溫泉（新竹縣）。
在一次老鄉進訪時，張學良探問道：“不讓我回去，那邊能答應嗎？”（哥倫比亞大學張自述資料）。“陪蔣回京後，幾天就會回來”，張學良曾如是說。張被軟禁，一般被視爲是蔣介石的不守誠信。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後，在形式上促成了國共的第二次合作。
被囚禁的後半生
晚年
在1946年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上，共産黨曾提出釋放張學良，未獲蔣介石同意。後國民政府撤往臺灣，蔣介石將張學良轉至臺灣繼續軟禁。
在臺灣，張學良被軟禁在臺北北投居所，過著軟禁下的隱者生活。張學良原配夫人于鳳至，後得“趙四小姐”趙一荻爲情婦。1964年，他于囚禁中被迫與于鳳至解除婚約，和趙四小姐結婚。1975年，蔣介石逝世。1988年，蔣經國逝世。而後，1990年張學良才逐漸得以恢複一定程度上的人身自由。1993年4月受聘爲東北大學名譽校長，5月受聘爲哈爾濱工業大學名譽理事長。1995年離臺，僑居美國。
逝世
2001年10月14日下午2時50分，在美國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勞比醫院病逝，享壽101歲。
對于張學良雖然活命良久，卻從來沒有回過大陸這個問題，不少人提出過異議。有人曾忿忿地說道：“我們一直宣傳說張學良如何愛國，那就有一點，愛國爲什麽不回國？”
答案有的歸咎于身體原因，有張晚年歸信基督教的信仰原因，也有歸咎兩岸的政治原因。對于兩岸政治因素一項，有人認爲張學良不想表態偏向兩岸中任何一方的政權；若張學良回到中國東北，則有可能被大陸官方用以宣傳——張學良並不反對蔣介石，也不反對毛澤東，他不希望被當作政治宣傳的道具。另外一派的說法是張並非大家想象中的愛國——若張真的是歸心如箭，要回去吻一吻家鄉的黑土地，與關東父老們灑淚相抱，共産黨既不能拒絕，國民黨也無法阻撓。
英雄觀
張學良喜歡批評人物，他的口述曆史痛貶蔣介石。他說：“蔣先生這個人，我批評他，他要（是）有機會，他真能（會）當皇帝。他的思想非常頑固，舊的思想，不是當代的思想，蔣經國就不同，所以我可以說，到臺灣以後，要不是蔣經國，蔣介石就沒有了，現在也是沒有了。”張表示：“介石沒有中心思想，他的中心思想就是他自己，（我）本來很尊重蔣先生，但後來不尊重，因蔣先生完全是自我主義。”訪問者提到：“我們在可大圖書館看見很多書，是說蔣先生對臺灣的貢獻。”張：“那大概都是國民黨寫出來的，要說蔣經國對臺灣有貢獻，我承認。蔣先生有什麽貢獻？”
張學良批評蔣緯國是個“小醜”。
王新衡嘗對張學良說，“蔣介石不用人才，只用奴才”，張學良說何應欽就是一個奴才。 張學良說宋藹齡是“壞蛋”。
張學良最欣賞周恩來，他說“周恩來的人好厲害，他們都控制住了，連我的部下、楊虎城的部下都聽他的，他說出的話很有理。這個人好厲害，不但會講，也能處置事情，是我佩服的一個人。”
張學良93歲時寫一首風趣的詩：“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盡英雄；我雖並非英雄漢，惟有好色似英雄”。
民國美男子
張學良也是公認的民國美男子之一，少帥的風流倜儻，連當年墨索裏尼的女兒都對他一見傾心頗有好感。據傳張學良曾公開承認他很欣賞宋美齡。
自述公開
張學良張學良晚年曾接受過幾次訪問，澄清了一些爭論已久的曆史問題。而根據張學良的遺囑，哥倫比亞大學在他死後，也公布了張學良的自述材料（參見維基語錄相關內容）。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C%B5%E5%AD%B8%E8%89%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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