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末三國益州「權」與「勢」的複雜化──從一條史料說起
※本文預定登於九十三年輔夜歷史系《史園》
《後漢書．劉焉傳》：
★時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為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輒增暴亂，乃建議改置牧伯，鎮安方夏，清選重臣，以居其任。
漢初設刺史，由不常置到十三州刺史，武帝是一大關鍵，西漢末年一度因時應變改為牧伯，光武帝統一後又把刺史改回來，東漢末年天下大亂，劉焉又建議改置。
刺史本為監察官性質，代表中央來督察地方，套句現代的話，就是「上面派來的」，黑吃黑，鬼怕鬼，自然為地方所忌，其實刺史的任務與對像本來僅止於郡國兩千石，而他所負責的工作內容只有「監察」，換句話說，就只是「看你在幹些什麼」，而不是「我要你幹些什麼」，但後來所察日廣、愈管愈多，權限愈大， 竟連軍事、選舉、行政都要插上一腳了。(1)
劉焉建議改設，除了個人野心之外，還必須從當時的社會考察，地方長官雖有地方軍、政、財諸權，但因為籍貫迴避制，甲州出生者不得任甲州地方首長，更有甚者，有所謂「三互法」，李賢注曰：「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也。謝承書曰：「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轉拜平原相是也」〈後漢書．蔡邕傳〉，李賢的注太簡略了，而且把三互只限定在姻親關係，明顯有誤，其實蔡邕傳已說得明白：「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蔡邕的上書也明白表示：「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換句話說，所謂的三互法便是限制籍貫、婚姻等關係而三地不可任官的意思，甲州人跟乙州人有姻親，乙州人跟丙州人也有姻親，所以甲州人不但不能在乙州當官、連在丙州也不行，姻親如此，監察權亦如是照推。
由此可見，地方官權大則大矣，仍須由「勢」推動，方可減阻礙、避免不必要的衍義或是麻煩，這些「勢」，便是指地方的士族大姓，再用現代的話來說，便是「有力人士」（就算不是真的大姓豪強，起碼也是「代表人物」，是被士族大姓所支持的）。基本上這個制度的巧妙處便在於，「權」必須由「勢」來推動，單幹戶是成不了事的，而勢沒有權也就無所憑據、限制了發展，這是一種相輔又相制的動態平衡，這種士族大姓發展成後便是我們日後所謂的門第、世族。
地方大姓認為自己高人一等，並且產生「世族」與「寒門」的突顯、地域化的群體自覺萌芽，產生原因與流變可上溯漢武帝，其間的衍變因素多元，不管如何，東漢末年，「勢」的發展壯大已是愈演愈烈，而早在王符《潛夫論》，便已指出當時是「寵臣貴戚，州郡世家，每有喪葬……貸借待客之具，競為華觀」「今觀俗士之論也，以族舉德，以位命賢」〈論榮〉「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舉之用，下有貨財之益」〈交際〉，世家大族的跋扈與不可一世，由此可見。
除了社會現象之外，讓我們再看看具體的人事：
★（袁）紹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皆為奔走之友 〈後漢書．袁紹傳引英雄記〉
孟卓就是張邈，他是「八廚」之一；何顒字伯求，就是稱讚荀彧「有王佐之才器」的那個人，《後漢書》說他在逃難其間，「所至皆親其豪桀，有聲荊豫之域」，後來入朝當官，是當代知名人物；子卿事蹟不詳；子遠便是許攸，也是名士之一。
再看看反面的例子：
★尹勳字伯元…家世衣冠……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勳獨持清操，不以地勢尚人《後漢書．黨錮列傳》
「不以地勢尚人」，不就正明白表示當時很多人是以家世衣冠臭屁尚人？(2)
「勢」的抬頭，便是「權」的實質作用愈來愈小，最後變成尸位素餐、無所事事的「空頭人物」，簽個名畫個諾就算完事，漢末汝南、南陽曾有諺云：「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後漢書．黨錮列傳〉，名義上，宗資、成瑨才是真正地方長官，范滂（字孟博）、岑晊（字公孝）只是郡功曹而已，但都是本地出生的人士，他們雖不是世家大族，卻仍得地方人士敬重，原因除了自身才幹之外，實在也是「勢」過於「權」之下的產物。 這種「權」名存實不存的現象，跟選舉不實大有關係，《潛夫論》便有幾篇專論：
★今多姦諛以取媚，撓法以便己〈務本〉
★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職所以荒亂〈考績〉
★今當塗之人，既不能昭練賢鄙，然又怯於貴人之風指，脅以權勢之囑託，請竭闐門，禮贄輻湊〈本政〉
走後門、送黑錢、買官，上面派的地方首長不任事、或是能力不足，權則權矣，卻不堪民氣，想當然爾，地方的有力人士為了自身利益、環境安寧著想，自然會發展出本身的一套權力制衡，「權」的自甘墮落、也就增長了「勢」的不甘寂寞。
再回到劉焉，見諸之後的史實發展，他的建議是非常關鍵的。在他之前，權勢只是簡單的反比關係，勢高於權、或是權高於勢，直到他的一系列舉動才使得而兩者複雜化。他本屬意交阯，但後來被任益州牧（另有一說是：董扶說益州有天子氣，劉焉才改為注意此地），只是，在那時勢漸漸高漲於權的社會現象，劉焉以非本地人的身份到益州到任，對他而言仍是一大挑戰，劉焉就任前，益州已有動亂，動亂的主謀是馬相、趙祇，後來被州從事賈龍（本地人）平定，賈龍迎劉焉入蜀，初始還相安無事，但劉焉野心勃勃地要力壓〈勢〉，「欲立威刑以自尊大， 乃託以佗事，殺州中豪彊十餘人」（後漢書．劉焉傳），於是賈龍與任岐、陳超（亦是本地人）又起而反抗，此時值得注意的是東州兵的出現，《華陽國志》說：「東州人多為效力，遂克其岐、龍」〈卷五〉，劉焉最後得到勝利，而東州人與劉焉的關係，造成了舊的「勢」（蜀本地人）暫居下風，不過這也造成了一個難解的政治問題：這個新問題就是東州與益州豪強的爭奪戰，新與舊的「勢」不能協調，這個問題終於在劉璋時刻爆發：
★（劉）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 趙韙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韙因民怨謀叛，乃厚賂荊州請和，陰結州中大姓，與 俱起兵，還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應韙，璋馳入成都城守，東州人畏韙，咸 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韙將龐樂、李異反殺韙軍， 斬韙《三國志．劉二牧傳引英雄記》
所謂的「舊民」，便是蜀人，而趙韙本人亦是大姓(3)，又「陰結州中大姓，與俱起兵」，諸葛亮說劉璋「闇弱」，原因之一便是指劉璋無力調停東州、益州紛爭，不但無力，還有「勢」凌駕於「權」之上的現象。
本土與分本土的爭執，劉備時代仍未見停息，只是東州豪強已內化為益州豪強的一份子，換句話說，劉焉父子時代新的「勢」（東州）已內化到原本的「勢」（蜀）裡去了，準備登場的新「勢」是劉備的部下（注意，此時新的勢尚未扎根，整個準備工作要到劉禪時代才會完成），而非原本的東州豪強，非益州與益州（劉焉時代的東州人已算在內），再用現代的話來說，那就是本省／外省的族群分裂，只是在諸葛亮公平公正公開的治理之下，主軸是權大於勢，在「勢」方面，小的紛爭之有，但仍不致於發生大衝突。基本上劉備與諸葛亮的任用方式，中央官以非益州人（外省人）為主，丞相府本外參半，地方官則是以本省居多，毛漢光曾將三國志蜀書人物的社會成份作成統計：
－－－－ 士族－－－－－－－小姓－－－－－－－平民－－－－－－
－－－－ 數量－百分比－－－ 數量－百分比－－－ 數量－百分比－數量合計
前期※※（14）※※（19.7）（10）（14.1）※※（47）（66.2）※※（71）
後期※※（19）※※（40.4）（21）（44.7）※※（7） （14.9）※※（47）
※前期：黃皓當政以前（AD220～245）
後期：黃皓當政至蜀亡（AD246～263）(4)
從此表可發現，劉備與諸葛亮調合「勢」還算成功，起碼在他們當政時期並沒有像劉璋時期那般發生爆動，但劉備以漢宗室名義入主益州，甚少得到世族大姓支持卻是事實，所以平民居多而大姓甚少（士族：19.7％，平民66.2％）。之所不致於發生衝突，實在是因為諸葛亮有效的調停，如他對法正的寬容(5)，在寬與嚴之間掌握清楚，不讓勢高於權、卻也不致於抬不起頭，這是他的高明處，由此可知陳壽說他「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云云，絕非虛語。
到了劉禪時代，士族與小姓數量增加，但平民卻大幅減少（減為14.9％），原因便在於經過三人數十年的經營（劉焉、璋、備），以父為官或是世襲的情況增多，新的集團產生、整個官僚集官已經漸漸縮小，這也是後期諸葛亮北伐時代嘆人才不夠的原因之一。正常來說，非本地人任官與本地人的協調，是權與勢相輔相成的主因、也是一種動態的平衡，但三國的天下三分，導致非本地人容易在他地重新生根，本來是「權」的人，結果轉變成新的「勢」，然後擴大成一個集團，但相較於前朝的多元化，這個新興集團卻顯得「小」了，而這個新的「勢」又與「權」是一體兩面，如前面提到的蜀漢，但要注意的，是舊的「勢」亦不曾消失、實力仍強。於是乎，舊的政權過渡成新的政權，這是一個問題；新政權與地方大姓（勢）的相處，也是一個問題；政權平穩地執政十數年之後，新的「勢」於焉產生，他們之間的相處磨合、乃至於衝突，這又是一個問題，這些問題林林總總相加起來，抽刀斷水水更流，已不足以用誰高於誰來代表，事實上這些權的成份又包括了勢，反之亦然，這正是魏晉南北朝門第社會的出現契機。
新舊的權（新政權、舊政權）與新舊的勢、政權與門第消長興衰，剪不斷理還亂，正是魏晉南北朝的社會常態。我們都知道，門第現象是魏晉南北朝史的常識，只是在形成門第社會的背後，還有在權與勢的反覆轉移，而其中劉焉建議設置州牧是一個關鍵。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劉焉的建議雖實現，但州牧仍未成常置，劉焉建議在中平五年（AD188），但劉表卻在初平元年（AD190）被仍被任為荊州刺史（初平三年始進位為牧）(6)，更重要的，「州牧」與「刺史」只是名不同而實同，一州大權的主掌上並無不同，至於在「勢」方面，漢末因為士族自覺的覺醒(7)，已漸高於權，又適逢黃巾之亂，東漢政府疲於應付，只好增加刺史的權力，有的地方更設立州牧，為了就是以朝廷重臣擔當大任，以他們的聲望來與地方大姓尋求支持合作，避免為敵（黃巾）所用，賈龍平定益州黃巾馬相，然後迎立益州牧劉焉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雖然州牧與刺史在實權上仍無不同，但漢末三國「刺史－州牧－刺史」的演變亦是事實（州牧加將軍號封侯，便是由此始，也下開魏晉刺史加將軍尊號的慣例），因此我們不能說劉焉的建議是毫無作用的，畢竟，從勢高於權到劉焉的建立，代表的正是一個史實的演變，而劉焉領益州牧之後的所作所為，正是把勢高於權的情況打亂。
所以說，劉焉建議改設州牧，正是一個演變的關鍵點，在而關鍵點之後，因應統治的必要與政情的發展，是權與勢的漸趨複雜（相較於關鍵點之前，只是簡單的反比關係，勢高於權、或是權高於勢），而如此千絲萬縷的複雜化，亦可解釋許多政策的發展，如求賢令、九品官人法等等，而這也下開魏晉南北朝門第大姓、「社會」強於「國家」的歷史。
這是我這陣子讀魏晉南北朝史的一些感想，不過這只是雜文，不可能用很詳細的辯證方法來支持我的結論，而且現階段也沒有足夠的功力來做史料的融會與解釋，所以我只能就選舉與制度、再加上一些史實作簡略的論述，在此之外 文章裡的論證也是捨繁就簡，注解也尚待改進（這些刊登在《史園》上時會再改寫）。要知道，權與勢的發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以外在原因來說：刺史權力大增、黃巾之亂、士人與宦官的爭鬥、門第產生…等等，都是促發的因素；內部原因則是：士人意識的覺醒、忠君思想的轉變（對像由皇帝漸轉變為地方長官，劉偉航《三國倫理研究》論之甚詳）…等等都是促發的因素。另外，我只就劉焉的蜀地為例子來說明權勢複雜化的情形，終究不能代表全體，而到底能不能代表全體其實還是個疑問，還需要史料的整理再論述，蜀漢得再論述，加上魏、吳的整理分析，這也是我以後努力的方向。總之，而這篇雜文的目的，其實只是整理一下我目前的想法而已，希望以後能有能力做更多且詳細的工作。(8)
二００四年九月四日 初稿
二００四年九月六日 改題
1、刺史的演變，可參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頁272～290。
2、值得一提的，儘管我們討論到世族與寒族，但基本上以門第取人的風氣在東漢末年仍未達至最高峰。另外，關於東漢豪族的基本論文是楊聯陞的《東漢的豪族》。
3、這方面的論證，可參毛漢光《中國中古社會史論》，頁130～131。
4、同(3)，蜀書人物的社會成份統計，取材三國志蜀書。
5、《三國志．法正傳》：
「以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飯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複，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于肘腋之下 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複製，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
6、《資治通鑑．卷五十九．漢紀五十一》（AD188）：「三月……太常江夏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離叛。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
《三國志．劉表傳》：「初平元年 （AD190）， 長沙太守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詔書以表為荊州刺史」
7、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中國知識階層史論》。
8、關於權與勢的初論，可參王霜媚〈鄉官與鄉紳〉（收在《中國文化新論．立國的宏規》）
圖片：三國地圖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