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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相逢           小野

   認識張作驥這個人是從他的背影開始。

    那是一個傾盆大雨的午後，他披著一件墨綠色的軍用雨衣，騎著摩托車呼嘯的衝進到我們的五月工作室外面走廊。我看不到他的臉，因為被雨帽遮住了。印象中那個魁武的背影和俐落的身手，配上了落不停的雨的氣氛，很像後來楊德昌拍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本省掛幫派藉著雨夜，穿著雨衣帶著武士刀去殺外省掛的那一幕。有點恐怖暴力的氣息。

正在五月工作室籌拍由黃春明小說改編的「兩個油漆匠」的虞戡平導演告訴我說，這個人是他的副導演，剛結束侯孝賢的「悲情城市」來這裡報到。帶著墨鏡的虞戡平笑著說：「我要他再苦再難都不能退出悲情城市，一定要撐住，要挺侯導。果然…他跟到最後一個鏡頭。哈哈…」當時的大導演都是這樣邪邪的笑的，有點霸氣有點江湖。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年。一九八九，天安門事件發生的那一年，李登輝上台，台灣開始進入多事之秋國事如麻的亂局。八十年代初盛極一時的台灣新電影運動進入奄奄一息的尾聲，我和我的好朋友吳念真、柯一正合組了一家五月有限公司，帶著幾個學生接接廣告和拍片維生，虞戡平導演也借了我們的公司拍他個人「最後一部」劇情片，金馬影帝孫越也對外宣佈這將是他人生「最後一部」電影，之後，他就要去當終生的義工了。對我們這些中壯代的電影人而言，彷彿是繁華落盡酒店要打烊了。偏偏有許多熱愛電影的年輕學子眼見台灣新電影興起一切正旺，難免心生嚮往，紛紛投考影劇科系或是轉系到影劇科系　張作驥便是其中之一。可是當這批熱血青年畢業正想踏入這個行業時，迎接他們的卻是一個台灣電影工業大蕭條的黑暗時代。

那年想轉進文化大學戲劇系的人非常多，退伍後的張作驥勉強擠了進去。同班同學分兩派，一派是早早就加入了電影劇組跟戲甚至還當上演員的，另一派是主張默默創作完成自己短片的，張作驥是屬於後者。他從來沒想要當導演，他想當個攝影師，只是因為虞戡平導演看過他的畢業製作後，問他願不願意當他的助導，引著他一頭栽進了導演組。

跟了虞戡平的「海峽兩岸」之後又去跟了香港導演嚴浩的「棋王」，後來徐克重拍這部戲，助導張作驥又重頭到尾跟了一遍，學到香港人工作態度的嚴謹、效率和專業。他去跟「悲情城市」時還是助導，在複雜混亂的人事更迭中，侯孝賢拉拔他升上副導，他成了少數能跟到了最後一個鏡頭才離開的工作人員。那時候他看到了在台灣拍電影過程的複雜和混亂，自認為自己還沒資格當導演，反而是非常紮實的片場實務經驗讓他成了當時許多新手導演的救火隊。他帶了一個六人小組專門替當時那些發生狀況的新手導演們解決疑難雜症，包括找場地、架高台、打燈光、找臨時演員。他在每個拍片現場都有一張副導演的椅子，新手導演有時會轉身請教他如何進行下一步。

這樣又過了幾年，雖然收入很不錯，但是他覺得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於是決定放棄有收入的拍片工作，靜下來好好寫個沒報酬的劇本，參加新聞局的優良劇本比賽，於是他寫了「暗夜槍聲」。他的劇本得了獎，香港導演張之亮找上了門，他以為終於有機會拍他自己寫的劇本了。沒想到他剛起步的導演之路非常挫敗，影片拍完後張之亮表示閩南語太多看不懂，要帶回香港重新剪接，於是張作驥對外宣佈，他不承認那是他的導演作品。

有天深夜，我散步經過中正紀念堂附近，隱約間看到一個穿著家居服的漢子醉眼迷朦的坐在路邊的鐵椅上，溫柔的撫摸著一隻忠心陪伴在身旁的狼犬。那是一個悶熱到令人快要窒息的夏夜，悶的不只是天氣，當然還有心情。我和那個醉漢對望了一眼，我們彼此都有點尷尬，因為我認出他來。六年前，我見過他穿著雨衣騎著摩托車魁武的背影，雖然當時沒有看到他的臉，但是卻可以感覺一股蓄勢待發的氣勢。只不過才六年的時光，我在黑暗中看到了他醉紅的臉，我不忍駐足，匆匆離去。

十六年後，當五十歲的張作驥已經完成了他人生的六部電影，得了一大堆的獎，並且成了第十一屆國家文藝獎電影類的得主後，我們聊起十六年前我們那一次的暗夜相逢。他笑著說，他當時當然有認出我來，那時，他正在拍他真正的第一部電影「忠仔」。一九九五潤八月，傳說中共要攻打台灣，台灣就要快完蛋的那一年。

説到那些痛苦的過往，他笑得邪邪的，通常大導演都是這樣笑的。不過這回他的笑容裡多了點燦爛和愉悅，彷彿暗夜已過，看見了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