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也叫“裏弄”、“巷”。是指城鎮或鄉村裏主要街道之間的、比較小的街道，一直通向居民區的內部。它是溝通當地交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根據道路通達情況，胡同分爲死胡同和活胡同。前者只有一個開口，末端深入居民區，並且在其內部中斷；而後者則溝通兩條或者更多的主幹街道。
著名的胡同：北京的東交民巷、什刹海胡同等。
【北京胡同概述】
胡同，是北京的一大特色。進入現代化的北京城，人們感興趣的往往不是那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 四通八達的寬馬路，而是那曲折幽深的小小胡同，溫馨美麗的四合院。因此，有人稱北京的古都文化爲“胡同文化”或“四合院文化”，此話實不爲過。
來到北京的遊客，經常問到的一個問題就是“北京的胡同在哪裏”。北京胡同最早起源于元代，最多時有6000多條，曆史最早的是朝陽門內大街和東四之間的一片胡同，規劃相當整齊，胡同與胡同之間的距離大致相同。南北走向的一般爲街，相對較寬，如從北京火車站到朝陽門內大街的南小街和北小街，因過去以走馬車爲主，所以也叫馬路。東西走向的一般爲胡同，相對較窄，以走人爲主。胡同兩邊一般都是四合院。
從地理位置上劃分，前門以北的胡同一般較寬，規劃比較整齊，前門以南的胡同一般較窄，規劃也不整齊。因爲在清代時，清政府爲了安全，不允許外地來京人員住在京城內，所以外地人集中住在前門和崇文門外，也因此形成了前門商業區；在外來人員中許多是來京趕考的舉人，因此形成了琉璃廠文化街，天橋地區有許多娛樂場所，北京的劇院也都集中在南城。北京城內老百姓集中活動的場所在什刹海一帶。
因爲北京的胡同不集中，一般也不通車，遊覽起來比較累，本站選擇了一些胡同的照片，以供了解胡同的一般情況。
“錢市胡同”是北京最窄的胡同位于前門外珠寶市大街。過去這條胡同裏都是錢莊，所以叫錢市胡同。胡同中最窄的地方只有80公分寬，兩個人相遇時只有側著身子才能過去。胡同長約三四十米。
【北京胡同數量】
北京有多少胡同呢？據文獻記載，在明代就多達幾千條，其中內城有900多條，外城300多條。清代發展到1800多條；民國時有1900多條；新中國成立初統計有2550多條。後來合並了一些舊名，新命名了一些；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和城市建設的發展，又拆遷、改造了一些。至今北京有街巷名稱的約4000多個。
【胡同的曆史】
胡同，是元朝的産物。蒙古人把元大都的街巷叫做胡同——據說在蒙古語裏的意思是指“水井”。莫非那時候每條胡同都挖有一眼水井（作微型水庫），供居住的軍民飲用？想一想也可以理解，蒙古族是來自沙漠與草原的遊牧民族，是很重視水源的。
在當年，“水井”是深宅大院的居民人擡頭不見低頭見、摩肩接踵的社交場所，在井邊與左鄰右舍談天說地、噓寒問暖，恰恰可以彌補四合院的封閉性所帶來的不足——既保護了每個家庭的隱秘空間，又爲鄰裏之間提供了交流的機會。
胡同與四合院的完美組合，體現出元朝統治者在城市建設與管理方面的聰明之處。胡同橫平豎直，四合院錯落有致，怎麽看都像是軍事化管理的結果。有了胡同的分割與疏通，北京城便成了一座由遊牧民族安營紮寨的大軍營。難怪著名作家汪曾祺在散文《胡同文化》中贊歎道：“北京城像一塊大豆腐，四方四正。城裏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有是正南正北，正東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識極強。”方位感強，恐怕也是蒙古人的遺傳，他們在一望無際的大草原上遊牧時，一般都要根據日出日落來辨認方向，才不至于迷路。
北京人是講究走路的。因爲老北京城無論大街小巷，多是橫平豎直，所以北京人走路無法取巧，無論選擇什麽都是拐硬彎兒，比較比較也還是一樣長短。即使是這樣，北京人走路依然是有選擇的。走大街，幹淨倒是幹淨，就是亂，攪和得你不得安生。穿胡同，鞋子容易吃土，但似乎更安全，你不願意見的人或事兒，多繞一下也就“躲過去”了。老北京的地名生活化，不像其他城市的胡同街道，總喜歡用城市名稱來命名——比如“南京路”、“廣州路”什麽的。北京的“扁擔胡同”有11條，“井兒胡同”有10條。既然人們開門就有七件事，所以北京也就有了柴棒胡同、米市胡同、油坊胡同、鹽店胡同、醬坊胡同、醋章胡同和荼兒胡同；既然人在生活中經常要接觸金、銀、銅、鐵、錫這五種金屬，于是就又有了金絲胡同、銀絲胡同、銅鐵廠胡同、鐵門胡同和錫拉胡同。走在這類名字的胡同裏，人覺得塌實。
過去，北京是由千百萬大大小小的四合院背靠背，面對面，平排並列有序地組成的。爲出入方便，每排院落間必要留出通道，這就是胡同。
在元代，北京的胡同間隔較寬,元大都基本上都是三進大四合院的距離。 因此後代在中間空地建院，必賴小胡同爲出入通道,這樣就在許多有名的 大胡同中産生了大量無名的小胡同，于是俗語有雲:“著名的胡同三千六， 沒名的胡同賽牛毛”。
截止到１９４９年,北京城區有名的街巷有6074條,其中胡同1330條， 街２７４條，巷１１１條，道８５條，裏７１條，路３７條。習慣上.人們把街巷之類統歸于胡同。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縱橫交錯,織成了薈萃萬千的京城.胡同深深 .胡同深處是無數溫暖的家,這就是北京人對胡同有特殊感情的根本原因。
【北京胡同之最】
北京最窄的胡同是前門外大柵欄地區的錢市胡同，胡同最窄處只有0.4米。胡同最長的要數東、西交民巷了。這條胡同與長安街平行，在長安街南面，東西走向，東起崇文門內大街，西至北新華街。它僅比從東單到西單實際長八裏的長安街短1.5裏。還有些曲折幽深的胡同呈九曲回腸之狀，如北新橋原有一條“九道彎”，實際有20多道彎，後劃分成五條胡同；在前門外也有個“九道彎”，實則要拐13個彎。
最長的胡同 東交民巷（全長3公裏）
最短的胡同 一尺大街（僅長25.2米）
最寬的胡同 靈境胡同，最寬處32.18米
最窄的胡同 小喇叭口胡同（北口不足0.6米）
拐彎最多的胡同 九彎胡同
最古老的胡同 磚塔胡同（在元朝已經存在）
僅存的過街樓 觀音院過街樓
【北京的“胡同旅遊”】
北京的胡同好比一部百科全書，既反映了曆史沿革，又展示了社會風情，近年，被開發爲一種不可多得的旅遊資源。
目前，北京古老破舊的大雜院正被現代化的樓房所取代，舊胡同也將失去它賴以存在的基礎。不過，爲保持北京的古都風貌，許多著名的胡同 已被當作文 物保留下來了，它爲我們新興的首都保存了一絲古老的色彩。
現在，北京胡同文化發展已經開發出了一項旅遊新項目——串胡同。 來自四面八方的外國朋友乘坐北京古老的交通工具人力三輪車，經舒暢刹 海西沿，過銀錠橋到鼓樓，登樓俯看北京舊城區和四通八達的胡同，然後 前往後海地區，參觀京城古老的南北官房胡同、大小金獅胡同、前後井胡 同，走進普通的四合院，和北京人聊一聊，了解普通北京人的生活，最後沿柳蔭街到有“紅樓大觀園”之稱的恭王府，體驗舊時王公貴族的居住環境和禦花園。
外國朋友們在北京的胡同裏留連忘返，連聲稱贊：“北京的胡同太美了，太迷人了!” 北京的胡同作爲北京古老文化的載體，具有一種永恒的魅力。
【“胡同”這個詞的由來】
當一個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在胡同的廢墟上拔地而起的時候，人們在擔心：胡同是否會消逝？大概正因爲如此，有人又揀起了一個似乎陳舊的話題：胡同是怎麽成爲街巷的名字的？這個詞是怎麽造出來的？因爲提出了新觀點，所以今天讓我們再把舊話重新說說。
一、“胡同”最初不是漢語
胡同一詞最初見諸元雜曲。關漢卿《單刀會》中，有“殺出一條血胡同來”之語。元雜劇《沙門島張生煮海》中，張羽問梅香：“你家住哪裏？”梅香說：“我家住磚塔兒胡同。”磚塔胡同在西四南大街，地名至今未變。元人熊夢祥所著《析津志》中說得明白：“胡通二字本方言。”何處方言呢，元大都的。明人沈榜在《宛署雜記》中進一步說：胡同本元人語。既是元人語，那就不能是漢語。元代將人劃分爲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所謂漢人，指北方的漢人、女真人、契丹人、高麗人。這四種人並非同一民族，也不使用同一語言。那麽“元人語”也肯定不是“南人語”，至于色目人，包括的民族更多。故此“元人語”只能是蒙古語。
二、胡同與井關系密切
有的學者認爲，胡同是從“忽洞格”———井轉變過來的。筆者贊同這個觀點。因爲從大都的實際看，胡同與井的關系更密切一些。
先從胡同的形成看。元大都是從一片荒野上建設起來的。它的中軸線是傍水而劃的，大都的皇宮也是傍“海”而建的。那麽其它的街、坊和居住小區，在設計和規劃的時候，不能不考慮到井的位置。或者先挖井後造屋，或者預先留出井的位置再規劃院落的布局。無論哪種情況，都是“因井而成巷”。直到明清，每條胡同都有井，這是毋庸置疑的。
再從胡同的名字上看。北京胡同名字的成因，不外乎這麽幾個：以寺廟命名的，以衙署、官府機構命名的，以工地工場命名的，以府第、人名命名的，以市場命名的等等。但是，爲數最多的，是以井命名的，光“井兒胡同”就曾經有過十個；加上大井、小井、東西南北前後井、幹井、濕井、甜水井、苦水井……不下四五十個。這說明，胡同與井是密切相關的。
三、奇怪的胡同名字，大多源于音譯
北京有些胡同的名字令人奇怪，因爲用漢語無法解釋。但是，如果把這些胡同的名字成蒙古語，就好解釋了。試舉幾例：屎殼郎胡同，這名字多難聽、多醜陋！當初此地的居民爲什麽要起這麽個名字？其實這個名字譯成蒙古語是“甜水井”！朝內有個“墨河胡同”，蒙古語的意思是“有味兒的井”，大概是被污染過吧。此外，如鼓哨胡同（或寫做箍筲胡同），苦水井；菊兒胡同或局兒胡同，雙井；碾兒胡同或輦兒胡同，細井；巴兒胡同，小井；馬良胡同或螞螂胡同，專供牲畜飲水的井……
北京還有不少“帽胡同”。“帽胡同”蒙古語是壞井、破井的意思，前面加上一姓氏，表明這個壞井是屬于某家私有的。這不是牽強附會，白帽胡同旁邊，曾有個“白回回胡同”，說明這裏曾是白姓穆斯林的住宅。而“豬毛胡同”附近曾有個“朱家胡同”，說明這裏確實住過朱姓人家。楊茅胡同附近就是楊梅竹斜街。
年代久遠，有些發音被念走了樣，這也不足爲怪：漢語地名念走了樣的難道就少麽？不過有些蒙古語的地名難以考證了是真的。
胡同是井的音譯，這一點應該沒有什麽疑問了。但有幾點還必須強調一下，胡同和井，在元大都時代都有了“市”的意思，沙絡市也可以叫沙絡胡同，是珊瑚市的意思。在古代漢語裏本來就有“市井”一詞，“因井而成市”嘛。同在元大都時代，胡同和井也有了“大街”的意思，《析津志》鍾樓：“樓有八隅四井之號，蓋東西南北街道最爲寬廣”。意思很清楚，“井”等于大街。
舊北京的井窩子。在沒有自來水的時代，北京居民的飲水主要靠井。一般居民沒有私家專用水井的，就得到公用水井去汲水。圖中的獨輪車是專爲人家送水的。
北京有多少胡同呢?老字號人說："大胡同三千六，小的多如牛毛。"意思是說多得數不清。胡同浩繁以千計，若問到底北 京有多少胡同，我看，最好的回答也是這個。
北京的胡同形成于元朝，明、清以後又不斷發展，所以具數目也不一樣。就元朝來講，從《析津志輯佚》中記載:"三 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胡同。"也就是說共有街巷胡同四百十三 條，其中二十九條直接稱爲胡同，而那三百八十四條火巷，其 實也是廣義上的胡同。
明朝北京城胡同又有變化，據明朝人張爵在《京師五城坊 巷胡同集》一書中記載，明朝北京共有街巷胡同約一千一百七 十條，其中直接稱爲胡同的約有四百五十九條。
清朝北京的胡同比明朝又有所發展。據清朝朱一新在《京 師坊巷志稿》一書中提到當時北京街巷胡同名字可以推出，清 朝大約已有街巷胡同二千零七十七條，其中直接稱爲胡同的約 有九百七十八條之多。
到解放前的1944年北京有多少胡同呢? 據日本人多田貞一在《北京地名志》一書中所記，當時北京共有三千三百條胡同。
解放後城市的胡同隨著人的增加又在增加，據1982年中國展望出版社出版《古今北京》一書說："至今，北京城區的胡同 約有四千五百五十多條。" 1986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實用北京街巷指南》一書所記，四個城區有胡同三千六百六十五條。1990年張清常寫《再說胡同》一文時統計，1980年北京街巷胡同總數爲六千零二十九條，其中胡同爲一千三百二十條。
北京胡同有多少?這麽簡單的問題，答案有多少，我也不敢說誰統計不對，因爲各個所根據的資料不一樣，反映的數字也不一樣，所以答案就會不同了。
你說哪個對?我看都對。北京現在變化更大，胡同在一天天減少，有的建了居民小區，有的建了許多新路，有的胡同夷爲平地，蓋起了商廈和辦公大樓， 我想許多胡同已有三匹百年曆史了，要保護北京的古都風貌，就應該保護北京的胡同，但願它不至于在我們這一代從此絕滅!
解放後經過幾十年的建設，北京城區比解放初擴大三倍多。新建各類房屋面積，相當于建了10個舊北京城。
爲保護古都風貌，維護傳統特色，北京城區劃定了二十余條胡同爲曆史文化保護區，像南鑼鼓巷、西四北一條至八條等就被定爲四合院平房保護區。自元大都以來形成的老北京胡同，多成棋盤式格局。
四、胡同與巷弄
“巷弄、胡同——巷去聲，絳韻，古音胡貢反，本從共得聲，讀若‘弄’，至後漢始讀今音，胡絳切。楚辭巷字作街。《詩經?鄭風?豐》：‘子之豐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巷和叠葉韻，讀弄音。弄出于楚辭，春秋楚國地方，即今兩湖、江蘇、安徽等地。故南北朝時，《南齊書》所載：‘蕭鸞弑其君于西弄。’注：‘弄，巷也。’西弄，即西巷，急讀爲弄，緩讀爲徊，即胡同。今北京街道稱爲胡同，上海人將‘小巷’叫‘弄’，即此之故。近人程樹德說胡同爲元代北方蒙古族方言，自元始傳人中國，(見《國故談苑》卷二)實爲誤解。”（引自黃現璠著《古書解讀初探——黃現璠學術論文選》
"胡同"即小街巷，在上海（南方）稱"弄"。明代以後被官方規範爲"胡同"。過去一般認爲"胡同"是蒙古語城鎮的音譯或是蒙古語"水井"的借詞，因爲凡有居民聚落處必有水源（井），北京城區以水井爲中心，分布居民區由來以久。最近《北京晚報》又刊登了新的考證文章，認爲"胡同"不是蒙古語"水井"的借詞，是漢語。
由于胡同名稱從元朝開始形成胡同起，一直都只是靠人們口頭相傳，至于用文字寫在標牌上挂在胡同口上，只是民國後才有的。
北京的胡同雖然看起包羅萬象，既有河湖海（大江胡同、河泊廠胡同、團結湖、海濱胡同）、山川日月（圖樣山胡同、川店胡同、回升胡同、月光胡同）、人物姓氏（張自忠路、賈家胡同）、市場商品（菜市口胡同、銀碗胡同）、工廠作坊（打磨廠、油漆作胡同）、花草魚蟲（花枝胡同、草園胡同、金魚胡同、養蜂夾道）、雲雨星空（雲居胡同、雨兒胡同、大星胡同、空廠）、雞鴨魚肉（雞爪胡同、鴨子店、鮮魚口、肉市街）等等，名目繁多，令人看著眼花緣亂，但如果認真分析，還是有其自個兒內在的規律的。
【胡同的命名原則】
每條胡同在形成後，人們自然都會給它起個名。這個名稱一旦被大多數人所接受，就確確實實地代表了這條胡同在整個城市中的方位，成爲人們交往、通信、旅遊等活動中不可缺少的標志。這就是胡同名稱的實用性。
胡同的形成和發展，在其名稱上也留下了曆史的痕迹，並反映出社會風情。
北京胡同多以衙署官方機構、宮壇寺廟、倉庫作坊，橋梁、河道、集市貿易、商品器物、人物姓氏、景物民情等決定胡同、街巷的名。其中有許多一直沿用至今。
1.以形象標志來命名
許多胡同都是以一個較明顯的形象標志來命名的，這也表現出北京人的實在、直爽和風趣。較寬的胡同，人們順嘴就叫成了“寬街”、窄的就叫“夾道”、斜的就叫“斜街”、曲折的叫“八道灣”、長方形的稱“盒子”、短的有“一尺大街”、低窪的有“下窪子”、細長的叫“竹杆”、扁長的稱“扁擔”、一頭細一頭粗的叫“小喇叭”等等。還有以特殊標志命名的胡同，如：堂子胡同、石虎胡同、柏樹胡同（今百順胡同）、鐵獅胡同等。此外，還有以當地特點或形狀命名的胡同，如耳朵眼胡同、羅圈胡同、椅子圈胡同等。
2.以地名命名
早年間，最顯眼、最突出的標志就要數城門、廟宇、牌樓、柵欄、水井、河流、橋梁廠，所以就出現了以此命名的西直門內、外大街、前、後圓恩寺胡同、東四（牌樓）、西單（牌樓）、大柵欄（老北京人讀成：大市臘）、水井胡同、三裏河、銀錠橋胡同等胡同名稱。
3.以樹木植物命名
有的小胡同附近沒有特別顯眼的標志，但是胡同裏種的樹多，就有了“柳樹胡同”，“棗林胡同”、“椿樹胡同”等以樹命名的胡同。
4.以方位命名
許多胡同在起名時爲了好找，還在胡同名稱前加上了東、西、南、北、前、後、中等方位詞，如：東壇根胡同、西紅門胡同、南月牙兒胡同、北半壁胡同、前百戶胡同、後泥窪胡同、中帽胡同等。
5.以北京的土語命名
因爲胡同名稱是住在胡同裏的北京人自發起的，所以有不少北京的土語在裏邊，如：背陰兒胡同、取燈兒胡同、悶葫蘆罐兒胡同、笤帚胡同、胰子胡同、嘎嘎胡同等。
另外還有不少胡同帶有“兒”音，更顯得“京味兒”十足，如：羅兒胡同、鴉兒胡同、雨兒胡同、上兒胡同、帽兒胡同、盆兒胡同、井兒胡同等。
6.以吉祥話命名
有些胡同名稱還能表露出人們的美好願望，人們總樂意用一些吉利的字兒來給胡同起名。象帶有什麽“喜”啊、“福”啊、“壽”啊等字眼的胡同就有喜慶胡同、喜鵲胡同、福順胡同、福盛胡同、壽長胡同、壽逾百胡同等等。還有帶著“平”、“安”、“吉”、“祥”等字眼的平安胡同、安福胡同、吉市口胡同、永祥胡同等等。
另外還有富于浪漫色彩的胡同名稱，如“百花深處”等。
也有可笑的胡同名字。如：高義伯【狗尾巴（老北京人讀作“狗乙巴”）】胡同、小羊宜賓【羊尾巴（老北京人讀作“羊乙巴”）】胡同等等。
7.以衙署官方機構命名
如祿米倉、惜薪司、西什庫、按院胡同、府學胡同、貢院胡同、兵馬司等，以皇親國戚、達官貴族的官銜命名的胡同如永康侯胡同、武定侯胡同、三保老爹胡同（三保太監鄭和故居今名三不老胡同），吳良大人胡同等。
8.以市場貿易命名
如：鮮魚口、騾馬市、缸瓦市、羊市、豬市、米市、煤市、珠寶市。
9.以寺廟命名
如：隆福寺街、大佛寺街、寶禪寺街、護國寺街、正覺寺胡同、觀音寺胡同、方居寺胡同等。
10.以手工業工人和一般居民姓名命名
有砂鍋劉胡同（今大沙果胡同）、王紙馬胡同（今汪芝麻胡同）、騸馬張胡同（今栓馬胡同）、孟端胡同、劉漢胡同（今劉海胡同）、安成家胡同（今安成胡同）。
【胡同與人名的關系】
北京的胡同，名字很有講究，是我們研究明清社會的參考資料。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以後，他的功臣大都居住在北京，不少胡同以此得名。
如永康侯徐忠住宅所在的胡同就叫永康侯胡同，即今天北城的永康胡同。武安侯鄭亨住宅所在的胡同叫武安侯胡同，後來錯叫武王侯胡同，即今天的西四北八條。
明初大將軍徐達長期居住在北京，他的長女嫁給了當時的燕王朱棣。朱棣攻打南京時，徐達第四子增壽爲朱棣通風報信，被建文帝殺掉。朱棣進南京後撫屍痛哭，他即位後就追封徐增壽爲武陽侯，不久又封定國公，定國公徐氏居住的街巷就叫定府大街，也就是今天北城的定阜街。
至于今天的三不老胡同是三保太監鄭和故居所在地。鄭和人稱三保老爹，他居住的胡同叫三保老爹胡同，後來訛稱爲三不老胡同。東城的無量大人胡同，即今天的紅星胡同，是吳良大人胡同的誤稱。吳良是明太祖手下大將。
明朝中葉以後商業經濟發達起來，當時有些個體勞動者也以他們出色的勞動爲他們居住的胡同留下了名字。如明朝南城有個姓唐的洗布帛的勞動者，他們居住的胡同就叫唐洗白街，即今天崇文區的唐洗泊街。
宣武區有條粉房琉璃街，那是粉房劉家街的誤稱。東城有個姓姚的手工業勞動者，鑄鍋鑄得好，他家所在的胡同就叫姚鑄鍋胡同，後來被訛稱爲堯治國胡同，就是今天北京站西街附近的治國胡同。
北城有個豆腐陳胡同，後來訛稱豆腐池胡同。明朝還有個特點，當時制作祭祀用的紙馬鋪很多，這反映了明朝宗教活動盛行。胡同名字中就有汪紙馬胡同、何紙馬胡同，今天都已訛稱爲汪芝麻胡同、黑芝麻胡同了。
北京的胡同名稱，實際上是以人爲中心的，有的胡同直接以人名來命名。也有不少胡同雖沒以人名來命名，但其中卻有名人故居，像米市胡同裏有康有爲故居、北半截胡同中有譚嗣同故居、珠朝街有孫中山先生到過的中山會館、小楊家胡同是老舍先生的出生地、護國寺街有梅蘭芳故居，後圓恩寺胡同有茅盾故居、西四北三條有程硯秋故居等等。而其它各類胡同名稱雖不是直接以人名來命名的，但也都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有著直接關系。
文丞相胡同、張自忠路、趙登禹路等胡同名稱，都是人們爲了紀念民族英雄而命名的，從而明顯表達了人們對民族英雄的敬慕。這就說明胡同的名稱絕不僅僅只有實用的指代作用，還具有美學功能和人文傾向。
【胡同名字的變化】
有的胡同名稱從元朝一直叫到今天也沒有什麽變化，像磚塔胡同就是一例。從明朝叫到如今沒有什麽大大變化的還有門樓胡同、羅兒胡同、翠花胡同、絨線胡同、頭發胡同、松樹胡同、史家胡同、燈草胡同等三十多條。可許多胡同的名稱卻隨著改朝換代，而一再變更著，最多的一條胡同竟會有五、六個曾用名。象現在宣武門的菜市口胡同，明朝時本叫繩匠胡同，清朝乾隆年間訛傳爲神仙胡同了，後又訛傳爲丞相胡同。也有些胡同名稱，本來取得比較粗俗，後來一點點逐漸改文雅了，如驢市胡同改成了禮士胡同、猴尾巴胡同改成了侯位胡同、雞爪胡同改成了吉兆胡同、瘦肉胡同改成了壽劉胡同、屎殼郎胡同改成了時刻亮胡同、臭皮胡同改成了壽比胡同、牛血胡同改成了留學胡同等。這些基本上都是以意思好的同音字，取代了不好聽的字。屬諧音轉換，而且叫起來與原音又差不多，胡同裏的人們都樂意接受，因而就能流傳開來。但如果未經廣大群衆認可，強加給人們的，就不會叫響。如文化大革命時在極左思潮影響下，把一些帶有明顯標語口號式的字眼強安在胡同名稱上，象把戴家胡同改名爲紅哨兵胡同、將北豆芽胡同改名爲紅小兵胡同、將豆角胡同改名爲紅到底胡同、把珠市口西大街改名爲紅衛東路等等，結果只叫了一時，很快就消逝了。這就說明胡同名稱也並不是誰隨隨便便就能給改了的。
可也有些胡同名稱，其曆史沿革的關系意義實際上已經失去，如琉璃廠已不再燒琉璃瓦而變成書業文物集中的文化街、煤市街也已不賣煤、菜市口已不賣菜、米市胡同已找不到米市了、鴉鴿市也已不見鴻鴿了，但其舊名稱卻一直到如今還在這麽叫著。究其原因，就是因爲與人們日常生活還是密切相關的。
【其他相關知識】
北京城的胡同雖說大多數都是正南正北、正東正西走向的，但也有斜街。
北京最長的一條斜街北起西直門內大街，南至阜成門內大街的趙登禹路，太平橋大街由此接下去繼續往南至複興門內大街，佟麟閣路再以此往南接到宣武門西大街。一條原本是北京城西部重要水道的街連起了北京最長的一條斜街。
最長的胡同要數東、西交民巷了。這條胡同與長安街平行，在長安街南面，東西走向，東起崇文門內大街，西至北新華街。它僅比從東單到西單實際長八裏的長安街短一點五裏。
與最長、最寬相反的就該是最短、最窄的街巷胡同了。在琉璃廠東街東口的東南，桐梓胡同東口至櫻桃胡同北口一段，原來叫一尺大街，不過才十來米長，東西走向。現今已並入到楊梅竹斜街。
【曆代胡同知多少】
北京城到底有多少條胡同呢？是不是像“盧溝橋的獅子--數不清”？
北京的胡同形成于元朝，明、清以後又不斷發展，元朝北京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通。”也就是說共有街巷胡同四百一十三條，其中有二十九條直接稱胡同，而那三百八十四條火巷，其實也是廣義上的胡同。
從明北京城複原圖上數，明朝北京共有街巷胡同約六百二十九條，其中直接稱爲胡同的約有三百五十七條，並有三十多條胡同曆經清朝、民國時期一直不走樣地叫到現今。
而明朝人張爵在《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一書中記載，明朝北京共有街巷胡同約一千一百七十條，其中直接稱爲胡同的約有四百五十九條。 清朝北京的胡同比明朝又有所發展。一數清朝朱一新老先生所寫的《京師坊巷志稿》一書中所列的當時北京街巷胡同名才知道，清朝時大約已有街巷胡同二千零七十六條，其中直接稱爲胡同的約有九百七十八條之多。
到了解放前的1944年，北京有多少胡同呢？根據日本人多田貞一在《北京地名志》一書中所記，當時北京共有三千二百條胡同。
【關于“八大胡同”】
“八大胡同”是老字號城遺留下來的一個地理名詞。它的具體位置在前門外大柵欄觀音寺以南一片地區，娼寮叢處，所謂 “八大埠”是也。
舊時那裏是被侮辱的婦女含淚賣笑的地方，是官僚政客、公子王孫的銷金窟。高陽的小說《八大胡同》就是 以此爲背景寫出曹錕賄選總統的醜劇的。從前北京的妓院分多少等，一二等爲高級妓院,又叫"堂"和"大地方"。"八大胡同"頭等和二等妓院較爲集中，每家門前有塊小金字招牌，上書堂名如"春福堂"、"盛安堂"。再加上姓氏于堂名之下。
然而“八大胡同”究竟是哪八條胡同？恐怕說不全的居多。 八大胡同又名“八埠”，是哪八條曆來說法不一。確切地說，應該是指：石頭胡同、陝西巷、王廣福斜街、韓家潭、胭脂胡同、百順胡同、皮條營、紗帽胡同。
在中國文化裏曆來有用數字表示人、物、景等的習慣。比如在人的方面有"八仙"、"揚州八怪"、"天橋八大怪"、"唐宋 八大家"。物的方面有"八旗"、"八家鐵帽子王府"、北京商業 中的"八大祥"。景的方面多了，"燕京八景"、"杭州八景"、 "西安八景"，過去全國市縣差不多都有"八景"。其實，"八"字 在這裏是個虛數，只是表示其多，真正計算起來豈止"八"呢?
以"八旗"爲例，"八旗"有"正"和"鑲"之別，還有滿、蒙、 漢等族八旗之別，遠不止"八"了。“八大胡同”也是如此。我 所說的大條胡同只是主要的胡同而已，但不限于八條。在這方 面《順天時報叢談》一書中有一段話，說得十分透徹，是這樣寫的：“……八大埠者，如王廣福斜街、石頭胡同、陝西巷、韓家 潭、朱茅胡同、朱家胡同、胭脂胡同、燕家胡同、柏興胡同、留 守衛、小李紗帽胡同、火神廟、青風巷等，是以數計之，實不 止八，且在煤市街迄東尚有王皮胡同(俗謂之王八胡同、蔡家 胡同兩處，雖爲少下等級之娼寮，然均俗所謂之大街北之娛樂 處所，此蓋以西珠市口大街爲徑，用以區別雅俗耳。”由王廣福斜街迄西，大半爲少有聲色之小班，其東則多爲二三等茶室處，至該處地名如火神廟本名街，現廟已敗陋而名猶存。留守 衛則遼金時之禁兵營衛故址，至今仍紅樓碧戶，舞扇歌衫，未可謂非該地之佳運。
“八大胡同”早已成爲北京曆史的陳迹，如今變成普通的居民住宅區，若要仔細尋覓，尚能依稀辨出昔日的格局風貌來。“胡同之于北京人猶如珊瑚礁之于海洋生物。” 北京大學的謝凝高教授這樣說到：“胡同和四合院是北京的有機組成部分。如果沒有胡同和四合院，北京也就沒有生命了。”老北京人說："有名胡同三百六，無名胡同似牛毛。"最近的統計
顯示，北京的街、巷胡同（即廣義上的胡同）超過6000條（個），直接稱爲胡同的超過1300條。把這些大大小小的胡同連起來，那又是一條萬裏長城了。 在衆多的胡同中，胡同中的太老爺是一條叫"三廟街"的，它的曆史可以追溯到900多年前的遼代，當時的名字叫"檀州街"。北京城址幾經變遷，街巷易位也是數度滄海，而它卻始終是一條胡同，曆經榮哀，漸趨平淡。元雜劇《沙門島張生煮海》戲中的梅香說："我家住磚塔兒胡同。"這磚塔胡同已叫了700多年，今天還在西四南大街。胡同得名的那座青磚塔，依然站在路口，成了熙攘街頭的一景。北京的胡同寬窄不一，寬的敞亮，窄的幽深。前門外大柵欄地區的錢市胡同，中間最窄處僅40厘米，是最窄的胡同。胖子朋友到此最好繞路而行, 因爲不論正行還是側身，都有可能被卡在那裏，動彈不得。胡同多是直來直去，但也有彎曲迂徊的。北新橋附近有個九道灣胡同（現已分爲五巷），拐了二十多個彎，走在裏面忽左轉忽右拐，能從那裏面繞出來，你在北京胡同裏就不會迷路了。
【曆史名人與胡同】
宰相胡同與嚴嵩 宣武門外有一條叫丞相胡同的橫街，即因嚴嵩曾在此居住而得名。此外，在旁邊的南半截胡同還有著王公貴族所不及的稱作"七間樓"的巨大宅邸。
豆腐池胡同與楊昌濟、毛澤東 楊昌濟的故居在鍾樓緊後面的豆腐池胡同。這是一條被大槐樹所遮蓋的古老的住宅區。附近有座以鑄鍾傳說而出名的鑄鍾娘娘廟。在胡同的中段有一棵很顯眼的大槐樹。槐樹下有一個小四合院，那裏就是楊昌濟故居，他與女兒楊開慧就住在這裏。毛澤東曾在一進門左手的那一間寄居過。如今，房屋結構完全是過去的老樣子。
宋慶齡故居 在德勝門附近的後海那裏，有一片被高高的院牆圍起來的房子，這就是宋慶齡的故居。文學家郭沫若的故居也在附近。宋慶齡自1963年開始，直至1981年5月29日逝世時止，一直住在這裏。現在是宋慶齡紀念館，對外開放。一進入大紅門，便可透過郁郁蔥蔥的樹木看到中西合壁的豪華建築。這裏曾是清朝的最後一個皇帝博儀的父親醇親王載灃的王府，也是溥儀的出生地。
小羊圈胡同與老舍 老舍生于1899年，是北京貧窮的滿族旗人，排行老二。兩歲時，在紫禁城當警衛兵的父親死于義和團之亂，在一貧如洗的家庭中，由母親一手將他撫養成人。老舍住在胡同的後巷，在這裏他體驗到人生的許多滋味，在
他諸多不朽的作品中，都有胡同的影子。
後圓恩寺胡同與茅盾 茅盾最初的家――東城區東四頭條胡同。過去在北京數得上的一條繁華大街隆福寺街，往東去就是東四的十字路口，在深巷裏有茅盾的家。遺憾的是，1980年左右此處已經改建。1974年11月茅盾搬到了東城區後圓恩寺胡同13號。
【部分胡同線路】
三廟街：宣武門往西，國華商場南側。地鐵長椿街站、44路、48路、25路長椿街或四新路下車即可步入胡同。
東西打磨廠街：雖名"街"，其實是條民風古樸的胡同，從前門大街東側，可步行而入。地鐵前門站、22路、44路、48路等公共汽車前門站。
百代胡同：105、107、111路電車新街口站、22路公共汽車新街口站。
九道灣胡同：北新橋附近，現已分爲東、西、南、北、中五巷，呈分布狀彎曲形狀。13路、113路、104路、108路、107路、106路北新橋站。
恭王府：前海西街，13、111、42、107路。北海後門下車北行。
一尺大街（今楊梅竹斜街西段）：北京最短的胡同，可從前門煤市街往西，也可自琉璃廠東街東行。地鐵和平站、14路琉璃廠站、105、23、50路珠市口站。
【其他】
■爲什麽叫胡同
南方朋友到了北京總要問：“你們北京人幹嗎管街道叫胡同呢？”從史籍中看，光是對“胡同”這個詞的寫法從元朝到清朝就有：祢通、火弄、火疃、火祢、胡洞、衙 等等。
已故北京史研究會會員曹爾駟先生1981年在《北京胡同叢談》一文中曾談到：“胡同”這個名稱最早見于元曲。元雜劇《沙門島張生煮海》中，張羽問梅香：“你家住哪裏？”梅香說：“我家住磚塔兒胡同。”曹先生曾設想胡同是由“浩特”的音轉，因“浩特”最早是居民聚落之意，後來發展爲城鎮。
有位在中國多年的日本人多田貞一，1944年曾寫了本《北京地名志》說：胡同相當于小通路、橫街、小巷等。它是從蒙古語來的。在蒙古，比村稍大的部落就叫胡同。
■北京有多少條胡同
編印于1986年8月的《北京市街巷名稱錄彙編》，收集了北京市東城、西城、崇文、宣武、朝陽、海澱、豐臺、石景山、門頭溝、燕山十個區的街、巷、胡同、自然村的名稱，並依據1982年各區《地名錄》和近兩年來各區街巷實際變化情況編寫而成。它公布的數字是北京共有街、巷、胡同、村約6104條（個），其中直接稱爲胡同的約有1316條。但近年來，北京舊城區的折遷改造工程使得這一數字應該有所改變。
■北京胡同之最
最長的胡同是東、西交民巷。
最窄的胡同，幾年來有不斷的新發現。較早說崇文區東珠市口北的高筱胡同南口最窄，僅65厘米。有人曾踏勘天橋西永安路北邊的小喇叭胡同，發現北口向西拐彎處僅58厘米，大胖子過這個胡同口還得側著身走。
最古老的街巷胡同在現今宣武區長椿街國華商場後身的三廟街一帶。這裏遼代叫檀州街，比金代的廣安門大街還要早呢，距今已有900多年曆史。
■“北京”比“胡同”晚了一個世紀
據《明成祖實錄》載，禮部尚書李至剛等在永樂元年正月給朱棣上書說：“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人承大統。而肇迹之地，皆有升崇，竊見北平布政司實皇上承運興化之地，宜尊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爲京師。”這不正說出了朱棣的心裏話嗎？他當然照准了。于是在永樂元年正月辛卯日（公元1403年2月4日）將北平改稱爲北京。從此中國的曆史上就有了“北京”這個名稱，那麽公元1403年2月4日就成了“北京”名稱的誕生日。可見“北京”這個名稱最早出現在明朝，到今年，已叫了588年，但卻比“胡同”這個名稱晚出現了100多年。
■北京胡同的名稱
北京胡同的名稱看上去包羅萬象，既有江（大江胡同）河（河泊廠胡同）湖（團結湖）海（海濱胡同）、山（圖樣山胡同）川（川店胡同）日（日升胡同）月（月光胡同）、人物（張自忠路）姓氏（賈家胡同）、官府（帥府胡同）衙署（大興縣胡同）、寺（柏林寺胡同）廟（娘娘廟胡同）庵（觀音庵胡同）堂（老君堂胡同），又有市場（菜市口）、商品（銀碗胡同）、第宅（趙府胡同）倉庫（海運倉胡同）、工廠（打磨廠街）、地形（高坡胡同）、標志（麒麟碑胡同）、花（花枝胡同）草（草園胡同）魚（金魚胡同）蟲（養蜂夾道），還有雲（雲居胡同）、雨（雨兒胡同）、星（大星胡同）、空（空廠）、水（水道子胡同）、井（井兒胡同）、港（港溝）、灣（灣子）、風（風發胡同）、雷（雷震口）、電（電報局街）、火（火藥局胡同）、樹木（棗樹胡同）瓜果（果子胡同）、雞（雞爪胡同）鴨（鴨子店）魚（鮮魚口）肉（肉市街）等等。
http://baike.baidu.com/view/9930.html?tp=0_11
胡同文化＞百度百科
什麽是文化？
衆說紛紜。現在比較公認的文化定義，是英國人類學家泰勒（1832—1917）的看法：“文化，就其在民族志中的廣義而言，是個複合的整體，包含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個人作爲社會成員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和習慣。”簡單地說，文化是人們生活意識、習慣、觀念等的集合。說起文化，許多人可能覺得高深莫測。探討文化問題，必定是學者專家的“專利”。而說起胡同文化，並沒有很嚴肅地討論一個學術問題，而是從瑣碎的日常生活、風俗民情娓娓道出。北京的胡同方方正正、胡同內的四合院規規矩矩。胡同、四合院影響了北京人的生活，反過來也可以說北京人的文化造就了胡同和四合院。許多人也許會感覺到，文化這樣貼近我們的生活，文化也可以這樣探究。
胡同與胡同文化
曾經是北京城市重要象征的胡同、四合院，狹窄、擁擠，已經不能適應現代化大都市的生活，落伍于時代的發展和生活節奏的變化。交通不便，街區各種生活設施落後，公用服務跟不上，成爲胡同和四合院難以根治的頑症；而擴寬街道，危房拆遷改造，莫不涉及胡同和四合院。胡同之沒落，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雖然許多人留戀胡同，留戀曾有的歲月，懷念鄰裏情誼、大家庭般的溫暖，但是這些溫情都阻擋不了胡同的沒落。
胡同文化的內涵是什麽？汪曾祺曾在《胡同文化》有如下概括：“胡同文化是一種封閉的文化”“北京人易于滿足，他們對生活的物質要求不高”“北京人愛瞧熱鬧，但是不愛管閑事”“北京胡同文化的精義是‘忍’，安分守己，逆來順受”，等等。可以說胡同文化也是良莠不齊，應該有弘揚，也應該有抛棄。
胡同文化，並不是僅局限于住在胡同內四合院裏的人。北京這些年發展很快，很多胡同、四合院消失了，許多人搬進高樓大廈，住上寬敞的公寓，甚至擁有私家別墅，但是胡同文化的傳承仍表現在他們的身上。富裕的現代生活，並沒有隔絕他們和胡同文化千絲萬縷的精神聯系。如樓裏一個小夥子打了開電梯的姑娘一個耳光，而同樓住的兩個老北京卻說“忍著吧!”胡同文化的根性，仍然深植在這些人的心中。
胡同是沒落了，失去根源的胡同文化也將沒落，不過文化的沒落不等于物質的消失。胡同文化會轉移、分解、傳承到新的載體上。在邁向現代文明的旅程中，既要創造新的文化，也要繼承優秀的傳統文化，那麽，胡同文化的內涵，哪些該繼承，哪些該揚棄，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胡同文化是北京的俗文化。王皮的胡同，狗尾巴胡同，胡同名等不了大雅之堂；殺棋，聚酒，會鳥，胡同的事算不得驚天動地；窩頭，蘿蔔，熬白菜，胡同人這般的易于滿足。這些看似俗不可耐的素材經過作家的妙手點化更能突顯出北京
的文化的精義。
同名文章
作者：汪曾祺
北京城像一塊大豆腐，四方四正。城裏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東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識極強。過去拉洋車的，逢轉彎處都高叫一聲“東去！”“西去！”以防碰著行人。老兩口睡覺，老太太賺老頭子擠著她了，說“你往南邊去一點”。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別標明是斜街，如煙袋斜街、楊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個又一個方塊。這種方正不但影響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響了北京人的思想。
胡同原是蒙古語，據說原意是水井，未知確否。胡同的取名，有各種來源。有的是計數的，，如東單三條、東四十條。有的原是皇家儲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庫胡同、惜薪司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這條胡同裏曾住過一個有名的人物，如無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老娘是接生婆）胡同。大雅寶胡同原名大啞吧胡同，大概胡同裏曾住過一個啞吧。王皮胡同是因爲有一個姓王的皮匠。王廣福胡同原名王寡婦胡同。有的是某種行業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賣手帕的。羊肉胡同當初想必是賣羊肉的，有的胡同是像其形狀的。高義伯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賓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爲這兩條胡同的樣子有點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則不知道何所取義，如大綠紗帽胡同。
胡同有的很寬闊，如東總布胡同、鐵獅子胡同。這些胡同兩邊大都是“宅門”，到現在房屋都還挺整齊。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說：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沒名的胡同數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
胡同是貫通大街的網絡。它距離鬧市很近，打個醬油，約二斤雞蛋什麽的，很方便，但又似很遠。這裏沒有車水馬龍，總是安安靜靜的。偶爾有剃頭挑子的“喚頭”（像一個大鑷子，用鐵棒從當中擦過，便發出噌的一聲）、磨剪子磨刀的“驚閨”（十幾個鐵片穿成一串，搖動作聲）、算命的盲人（現在早沒有了）吹的短笛的聲音。這些聲音不但不顯得喧鬧，倒顯得胡同裏更加安靜了。
胡同和四合院是一體。胡同兩邊是若幹四合院連接起來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態。我們通常說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即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
胡同文化是一種封閉的文化。住在胡同裏的居民大都安土重遷，不大願意搬家。有在一個胡同裏一住住幾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幾輩子的。胡同裏的房屋大都很舊了，“地根兒”房子就不太好，舊房檁，斷磚牆。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裏小下。一到下大雨，總可以聽到房塌的聲音，那是胡同裏的房子。但是他們舍不得“挪窩兒”，——“破家值萬貫”。
四合院是一個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獨門獨院”。北京人也很講究“處街坊”。“遠親不如近鄰”。“街坊裏道”的，誰家有點事，婚喪嫁娶，都得“隨”一點“份子”，道個喜或道個惱，不這樣就不合“禮數”。但是平常日子，過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殺”一盤；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過去山西人開的酒鋪，都沒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塊規成圓形的厚板以代酒桌）喝兩“個”（大酒缸二兩一杯，叫做“一個”）；或是鳥友，不約而同，各晃著鳥籠，到天壇城根、玉淵潭去“會鳥”（會鳥是把鳥籠挂在一處，既可讓鳥互相學叫，也互相比賽），此外，“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北京人易于滿足，他們對生活的物質要求不高。有窩頭，就知足了。大醃蘿蔔，就不錯。小醬蘿蔔，那還有什麽說的。臭豆腐滴幾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蝦米皮熬白菜，嘿！我認識一個在國子監當過差，伺候過陸潤庫、王(土序)等祭酒的老人，他說：“哪兒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別處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麽神？我至今考查不出來。但是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卻是可以理解的。北京人每個人一輩子吃的大白菜摞起來大概有北海白塔那麽高。
北京人愛瞧熱鬧，但是不愛管閑事。他們總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觀。北京是民主運動的策源地，“民國”以來，常有學生運動。北京人管學生運動叫做“鬧學生”。學生示威遊行，叫做“過學生”。與他們無關。
北京胡同文化的精義是“忍”，安分守已、逆來順受。老舍《茶館》裏的王利發說“我當了一輩子的順民”，是大部分北京市民的心態。
我的小說《八月驕陽》裏寫到“文化大革命”，有這樣一段對話：
“還有個章法沒有？我可是當了一輩子安善良民，從來奉公守法。這會兒，全亂了。我這眼面前就跟‘下黃土’似的，簡直的，分不清東西南北了。”
“您多余操這份兒心。糧店還賣不賣棒子面？”
“賣！”
“還是的。有棒子面就行。……”
我們樓裏有個小夥子，爲一點事，打了開電梯的小姑娘一個嘴巴。我們都很生氣，怎麽可以打一個女孩子呢！我跟兩個上了歲數的老北京（他們是“搬遷戶”，原來是住在胡同裏的）說，大家應該主持正義，讓小夥子當衆向小姑娘認錯，這二位同志說：“叫他認錯？門兒也沒有！忍著吧！——‘窮忍著，富耐著，睡不著眯著’！”“睡不著眯著”這話實在太精彩了！睡不著，別煩躁，別起急，眯著，北京人，真有你的！
北京的胡同在衰敗，沒落。除了少數“宅門”還在那裏挺著，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經很殘破，有的地基柱礎甚至已經下沈，只有多半截還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門外還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馬樁、上馬石，記錄著失去的榮華。有打不上水來的井眼、磨圓了棱角的石頭棋盤，供人憑吊。西風殘照，衰草離披，滿目荒涼，毫無生氣。
看看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産生懷舊情緒，甚至有些傷感。但是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在商品經濟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總有一天會消失的。也許像西安的蝦蟆陵，南京的烏衣巷，還會保留一兩個名目，使人悵望低徊。
再見吧，胡同。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五日（完）
教學教案
課文鑒賞說明
這篇文章，是作者給攝影藝術集《胡同之沒》寫的序。作者久居北京，非常熟悉北京人的生活，對在現代文明進步的大潮中北京胡同的沒落，充滿複雜難言的感情。
一、整體感知
什麽是文化？衆說紛紜。現在比較公認的文化定義，是英國人類學家泰勒（1832—1917）的看法：“文化，就其在民族志中的廣義而言，是個複合的整體，包含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個人作爲社會成員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和習慣。”簡單地說，文化是人們生活意識、習慣、觀念等的集合。說起文化，許多人可能覺得高深莫測。探討文化問題，必定是學者專家的“專利”。而本文作者說起胡同文化，並沒有很嚴肅地討論一個學術問題，而是從瑣碎的日常生活、風俗民情娓娓道出。北京的胡同方方正正、胡同內的四合院規規矩矩。胡同、四合院影響了北京人的生活，反過來也可以說北京人的文化造就了胡同和四合院。讀了這篇文章，許多讀者也許會感覺到，文化這樣貼近我們的生活，文化也可以這樣探究。
書名是“胡同之沒”，序言自然圍繞“沒”字下功夫。文章分三個部分，先談胡同的起源、發展，再談胡同文化的特征，最後談胡同文化在時代大潮中的衰落。看似悠閑散漫，但其中的內在聯系卻是非常緊密的。
二、作者的感情
作者一生對傳統文化都懷有深厚的感情，這可以從作者許多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對于某種傳統文化的沒落，作者的感情態度，首先是豁達，不保守、不頑固，與時俱進，能夠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對于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作者是相當留戀的，對于北京胡同文化的許多方面，作者也是很推崇、並融合其中的。但他並沒有因爲胡同文化日趨沒落而痛心疾首，相反以一種曆史發展的眼光來看待這樣的時世交替。其次，作者對胡同的沒落，是深懷歎惋之情的，畢竟對多年生活的胡同、四合院有很深的感情，受過胡同文化許多的熏染。作者的人生信念和價值觀，許多和胡同文化水乳交融，比如知足常樂、隨遇而安、安分守己等，正合作者清心淡泊的性格。所以作者經過那麽多政治風波和人生挫折，還能保持平和的自我，不浮躁、不功利、不媚俗。其三，作者對胡同文化有所反思、有所批判。作者很清醒地認識到“胡同文化是一種封閉的文化”，在現代信息化社會，國家、民族之間的交流日趨擴大，人爲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封閉”意味著思想保守、意味著行動落後。而“易于滿足”“安分守己”等，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
三、語言特點
汪曾祺作品的語言在中國現當代作家中是很有特色的。從這篇文章中我們可以窺見一斑。本文語言平白、樸素，口語性強，富于表現力。比如開頭：“北京城像一塊大豆腐，四方四正。城裏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東正西。”這幾句話完全是平直的描述，沒有什麽文辭的修飾，即使打比方，也充滿生活氣息，“像一塊大豆腐”，沒有半點矯揉造作，但是說出來卻讓人感到不枯燥，有滋有味；“四方四正”“正南正北”“正東正西”，把事物的特點描摹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言簡字約，但是准確、生動；“城裏有大街，有胡同”這樣的短句，表達幹脆利落，不拖泥帶水，和上下句子連貫起來，讓人覺得像北京藝人說書一樣，充滿韻味。這樣的語言特點在本文中到處可以感受到，不必一一列舉。汪曾祺作品的語言，還有很深的中國古典文學的底蘊，如“西風殘照，衰草離披，滿目荒涼，毫無生氣”，四字四句，語如連珠，既雅致，又通暢，毫無生硬滯澀之感，將古典語言與現代語言巧妙地融合貫通，給人一種別致的感受。
解題指導
一、這道題主要是讓學生了解課文，理解作者表達的思想感情。
北京的胡同、四合院是方方正正的，居住在胡同、四合院中的北京人，表現出一種封閉性的胡同文化，“易于滿足”“對生活的物質要求不高”；“愛瞧熱鬧，但是不愛管閑事”；“安分守己，逆來順受”。
“對北京人心態的看法”一問，要讓學生各抒己見。
二、這道題主要是讓學生對本文的語言特點有所了解，培養他們的語感。
1．北京人“易于滿足，他們對生活的物質要求不高”，所以有蝦米皮熬白菜，他們已經很滿足了，感歎詞“嘿!”表現了他們心滿意足的良好感覺。
2．北京人“安分守己，逆來順受”，“睡不著，別煩躁，別起急，眯著。”就是對他們這樣能“忍”的文化根性的最好注解。“北京人，真有你的!”表現了作者對北京人這樣的個性的調侃，既有佩服也有嘲諷的意味。
3．化古人意境，描寫胡同衰敗頹唐的景象，滿懷懷舊、感傷、無可奈何之情。
三、這道題主要是引導學生擴展視野，了解一些相關的文化現象和問題。教師要積極引導。
教學建議
一、這篇文章脈絡比較清晰，教師可以指導學生根據關鍵句子和重點詞語篩選重要信息，對文章的內容自己加以歸納總結，要鼓勵學生得出自己獨到的見解。
二、作者談了有關胡同文化的問題，不一定就是定論。比如“胡同文化是一種封閉的文化”等看法，可能有的學生並不贊成。
三、事物不是絕對的，看問題要多方面分析。比如作者說北京人“安分守己”，這樣的個性既有消極因素（如缺乏進取心、競爭意識等），也有積極因素（如遵守法律等）。可以結合練習三，培養學生辯證地思考問題的意識和習慣，避免在生活學習中處理問題片面化、單一化，對完善學生的個性有益處。
四、對于傳統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華，要繼承和發揚優秀的傳統文化，是現在社會上下大力提倡的。對于學生來說，文化的範圍太廣，含義也有些高深，教師可以舉一些具體的事例，啓發和引導學生，讓他們思考傳統的東西，哪些該繼承，哪些該揚棄，不要大而話之。
五、本文的語言平實、樸素，很有表現力，可以指導學生體會學習，並在寫作中借鑒。可以作爲範例，引導學生遠離堆砌辭藻、華而不實的文風。
六、可以指導學生仿照本文，考察家鄉人們的生活形態，探究其中的文化意味。可以從文化受地域、水土、經濟因素影響方面著眼，也可以集中一點分析，如趕集文化、擺渡文化等。
有關資料
一、自報家門（汪曾祺）
我是1920年生的。3月5日。按陰曆算，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節。沾了這個光，我每年的生日都不會忘記。
我的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貢”。這是略高于“秀才”的功名。據說要八股文寫得特別好，才能被選爲“拔貢”。他有相當多的田産，大概有兩三千畝田，還開著兩家藥店，一家布店，但是生活卻很儉省。他愛喝一點酒，喝了酒有時就一個人在屋裏大聲背唐詩。他同時又是一個免費爲人醫治眼疾的眼科醫生。我們家看眼科是祖傳的。在孫輩裏他比較喜歡我。他讓我聞他的鼻煙。他教過我讀《論語》，還教我寫過初步的八股文，說如果在清朝，我完全可以中一個秀才（那年我才13歲）。他賞給我一塊紫色的端硯，好幾本很名貴的原拓本字帖。一個封建家庭的祖父對于孫子的偏愛，也僅能表現到這個程度。
我的生母姓楊。楊家是本縣的大族。在我3歲時，她就故去了。她得的是肺病，早就一個人住在一間偏屋裏，和家人隔離了。她不讓人把我抱去見她。因此我對她全無印象。我只能從她的遺像（據說畫得很像）上知道她是什麽樣子。另外我從父親的畫室裏翻出一摞她生前寫的大楷，字寫得很清秀。由此我知道我的母親是讀過書的。她嫁給我父親後還能每天寫一張大字，可見她還過著一種閨秀式的生活，不爲柴米操心。
我父親是我所知道的一個最聰明的人，多才多藝。他不但金石書畫皆通，而且是一個擅長單杠的體操運動員，一名足球健將。他還練過中國的武術。他有一間畫室，爲了用色准確，裱糊得“四白落地”。他後來不常作畫，以“懶”出名。每逢春秋佳日，天氣晴和，他就打開畫室作畫。我非常喜歡站在旁邊看他畫。他學過很多樂器，笙簫管笛，琵琶、古琴都會。他的胡琴拉得很好。幾乎所有的中國樂器我們家都有過，包括嗩呐、海笛。他吹過的簫和笛子是我一生中見過的最好的簫笛。他的手很巧，心很細。他會糊風箏。我父親真是一個聰明人。如果我還不算太笨，大概跟我從父親那裏接受的遺傳因子有點關系。我的審美意識的形成，跟我從小看他作畫有關。
我父親是個隨便的人，比較有同情心，能平等待人。我十幾歲時就和他對座飲酒，一起抽煙。他說：“我們是多年父子成兄弟”。他的這種脾氣也傳給了我。不但影響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後輩的關系，而且影響了我對我所寫的人物的態度以及對讀者的態度。
我的小學和初中是在本縣讀的。
小學在一座佛寺的旁邊，原來即是佛寺的一部分。我幾乎每天放學都要到佛寺裏逛一逛，看看哼哈二將、四大天王、釋迦牟尼、迦葉阿難、十八羅漢、南海觀音。這些佛像塑得很生動。這是我的雕塑藝術館。
從我家到小學要經過一條大街，一條曲曲彎彎的巷子。我放學回家喜歡東看看，西看看，看看那些店鋪、手工作坊：布店、醬園、雜貨店、爆仗店、燒餅店、賣石灰麻刀的鋪子、染坊……我到銀匠店裏去看銀匠在一個模子上鏨出一個小羅漢，到竹器廠看師傅怎樣把一根竹竿做成筢草的筢子，到車匠店看車匠用硬木車旋出各種形狀的器物，看燈籠鋪糊燈籠……百看不厭。有人問我是怎樣成爲一個作家的，我說這跟我從小喜歡東看看西看看有關。這些店鋪、這些手藝人使我深受感動，使我聞嗅到一種辛苦、篤實、輕甜、微苦的生活氣息。這一路的印象深深注入了我的記憶，我的小說有很多篇寫的便是這座封閉的、褪色的小城的人事。
我自小學五年級至初中畢業，教國文的都是一位姓高的先生。高先生很有學問。他很喜歡我。我的作文幾乎每次都是“甲上”（A）。在他所授古文中，我受影響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歸有光的幾篇代表作。歸有光以輕淡的文筆寫平常的人物，親切而淒惋。這和我的氣質很相近。我現在的小說裏還時時回響著歸有光的余韻。
我讀的高中是江陰的南菁中學。這是一座創立很早的學校，至今已有百余年曆史。這個學校注重數理化，輕視文史。但我買了一部詞學叢書，課余常用毛筆抄宋詞，既練了書法，也略窺了詞意。詞大都是抒情的，多寫離別，這和少年人每易有的無端感傷情緒易于相合。到現在我的小說裏還常有一點隱隱約約的哀愁。
讀了高中二年級，日本人占領了江南，江北危急。我隨祖父、父親在離城稍遠的一個村莊的小庵裏避難。在庵裏大概住了半年。在這座小庵裏我除了帶了准備考大學的教科書，只帶了兩本書，一本《沈從文小說選》，一本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說得誇張一點，可以說這兩本書定了我的終身。這使我對文學形成比較穩定的興趣，並且對我的風格産生深遠的影響。我父親也看了沈從文的小說，說：“小說也是可以這樣寫的？”我的小說也有人說是不像小說，其來有之。
1939年，我從上海經香港、越南到昆明考大學。到昆明，得了一場惡性瘧疾，住進了醫院。這是我一生第一次住院，也是唯一的一次。高燒超過四十度。護士給我注射了強心針，我問她：“要不要寫遺書？”我剛剛能喝一碗蛋花湯，晃晃悠悠進了考場。考完了，一點把握沒有。天保佑，發了榜，我居然考中了第一志願：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
我成不了語言文字學家。我對古文字有興趣的只是它的美術價值──字形。我一直沒有學會國際音標。我不會成爲文學史研究者或文學理論專家，我上課很少記筆記，並且時常缺課。我只能從興趣出發，隨心所欲，亂七八糟地看一些書，白天在茶館裏，夜晚在系圖書館。于是，我只能成爲一個作家了。
不能說我在投考志願書上填了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是沖著沈從文去的，我當時有點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強烈的意志。但是“沈從文”是對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過的。
沈先生一共開過三門課：“多體文習作”“創作實習”“中國小說史”。我都選了。沈先生很欣賞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說是得意高足。
我讀的是中國文學系，但是大部分時間是看翻譯小說。當時在聯大比較時髦的是A．紀德，後來是薩特。我20歲開始發表作品。外國作家我受影響較大的是契訶夫，還有一個西班牙作家阿左林。我很喜歡阿左林，他的小說像是覆蓋著陰影的小溪，安安靜靜的，同時又是活潑的，流動的。我讀了一些茀金妮?沃爾芙的作品，讀了普魯斯特小說的片斷。我的小說有一個時期明顯地受了意識流方法的影響，如《小學校的鍾聲》《複仇》。
1946年初秋，我由昆明到上海，經李健吾先生介紹，到一個私立中學教了兩年書，1948年初春離開。這兩年寫了一些小說，結爲《邂逅集》。
到北京，失業半年，後來到曆史博物館任職。北京一解放，我就報名參加了四野南下工作團。
我原想隨四野一直打到廣州，積累生活，寫一點剛勁的作品，不想到武漢就被留下來接管文教單位，後來又被派到一個女子中學當副教導主任。一年之後，我又回到北京，到北京市文聯工作。1954年，調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
自1950年至1958年，我一直當文藝刊物編輯。編過《北京文藝》《說說唱唱》《民間文學》。我對民間文學是很有感情的。民間故事豐富的想像和農民式的幽默，民歌的比喻新鮮和韻律的精巧使我驚奇不已。但我對民間文學的感情被割斷了。1958年，我被劃成右派，下放到長城外面的一個農業科學研究所勞動。將近4年。
這4年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我和農業工人（即是農民）一同勞動，吃一樣的飯，晚上睡在一間大宿舍裏，一鋪大炕上（枕頭挨著枕頭，虱子可以自由地從最東邊一個人的被窩裏爬到最西邊的被窩裏）。我比較切實地看到中國的農村和中國的農民是怎麽回事。
1962年初，我調到北京京劇團當編劇，一直到現在。
我20歲開始發表作品，今年75歲，寫作時間不可謂不長，但我的寫作一直是斷斷續續，一陣一陣的，因此數量很少。過了60歲，就聽到有人稱我爲“老作家”，我覺得很不習慣。第一，我不大意識到我是一個作家；第二，我沒有覺得我已經老了。近兩年逐漸習慣了。有什麽辦法呢，歲數不饒人。杜甫詩“座下人漸多”，現在每有宴會，我常被請到上席。我已經出了幾本書，有點影響，再說我不是作家，就有點矯情了。我算個什麽樣的作家呢？
我是較早意識到要把現代創作和傳統文化結合起來的。和傳統文化脫節，我以爲是開國以後，50年代文學的一個缺陷。──有人說這是中國文化的“斷裂”，這說得嚴重了一點。有評論家說我的作品受了老莊思想的影響，可能有一點。我在昆明教中學時案頭常放的一本書是《莊子集解》。但是我對莊子感到極大的興趣的，主要是其文章，至于他的思想，我到現在還不甚了了。我自己想想，我受影響較深的，還是儒家。我覺得孔夫子是個很有人情味的人，並且是個詩人。他可以發脾氣，賭咒發誓。我很喜歡《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點，爾何如？”
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泳而歸。”
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這寫得實在非常的美。曾點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極致。
我很喜歡宋儒的詩：
“萬物靜觀皆自得，
四時佳興與人同。”
說得更實在的是：
“頓覺眼前生意滿，
須知世上苦人多。”
我覺得儒家是愛人的，因此我自許爲“中國式的人道主義者”。
（選自《語文學習》1995年第11期）
二、論汪曾祺散文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關系（黃科安）
中國傳統文化順應人情，重視常識，講究中庸之道，體現了一種現世的精神，因而親親、仁民、愛物是儒家思想的懷抱。這種人文精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殊産物，恰恰是西方文化最缺乏的東西。它不必像西方基督教超人文的精神，必須從另一個世界才能找到生命的意義。汪曾祺在不少文章中屢次談及自己與儒家思想的精神聯系。他在《自報家門》中分析道：“我受影響較深的，還是儒家。我覺得孔夫子是個很有人情味的，並且是個詩人。他可以發脾氣，賭咒發誓。”“我覺得儒家是愛人的”。可見，汪曾祺親近儒家，乃是看到儒家在人倫道德的踐履中，表現出對俗世生活的執著與肯定，這構成了汪曾祺精神世界的現世品格。我以爲這一現世品格主要體現爲兩個方面，一是對生活的廣泛樂趣，一是對人的生老病死的通達態度。
汪曾祺對生活的熱愛，有兩個明顯的興趣點，即各地的風味吃食和風俗民情。先談他的第一興趣點。汪曾祺筆下的烹飪文化之精妙，讓人大開眼界，飽嘗“口”福。簡直可以與梁實秋的《雅舍》《談吃》相提並論。如《故鄉的食物》列舉的食物，多得令人咋舌。從家中的“炒米和焦屑”“端午的鴨蛋”到河裏的“虎頭鯊、昂嗤魚、硨螯、螺螄、蜆子”、野禽類的“野鴨、鵪鶉、斑鳩”和野菜類的“蔞蒿、枸杞、薺菜、馬齒莧”，無不一往情深，款款道來。
……
汪曾祺小時候讀漢樂府《十五從軍征》，很爲詩中的“真情”而感動，但他始終沒搞懂“采葵持作羹”的意思。現在各地植物稱做“葵”的，如向日葵、秋葵、蜀葵，但這些植物葉都不能吃。那麽古人“持作羹”的“葵”是什麽？汪曾祺直到後來讀到清朝吳其睿的《植物名實圖考》，才知道吳氏把“葵”列爲蔬類的第一品。吳氏經過考證，激動地說：“葵”便是南方幾省還有種植的“冬莧菜”。可見“葵”到清朝已經淪爲無人知曉的地步，但是“葵”早在《詩經》中就有記載，後魏《齊民要術》，元代王禎的《農書》都把它列爲主要蔬菜。汪曾祺由此猜測可能是後來全國遍植大白菜，大白菜取代了葵的位置。可見，“蔬菜的命運，也和世間一切事物一樣，有其興盛和衰微，提起來也可叫人生一點感慨。”從平常的“吃食”中寄寓著人事的興衰慨歎，這的確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特表現方式和精深之處。汪曾祺說：“草木蟲魚，多是與人的生活密切相關。對于草木蟲魚有興趣，說明對人也有廣泛的興趣。”此言不差，也可看做他的夫子自道。
各地的風俗民情，也是汪曾祺筆下樂意表現的另一個話題。汪曾祺認爲：“風俗，不論是自然形成的，包含一定的人爲成分（如自上而下的推行），都反映了一個民族對生的摯愛，對‘活著’所感到的歡悅。”汪曾祺從小就生活在風情名物所彌漫的民間，後來在北京工作，他還曾編過幾種“民間文學”的刊物。因而，他對各地豐富多彩的民俗活動，對民間故事豐富的想像力和農民式的幽默詼諧，頗爲著迷，並寫進自己的作品中。
……
在此，從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層次來看，存在于廣大農村的“活著”的民間文化，其實是傳統文化的滲透、融合和轉化的生動形式。《論語》中有這樣一段話：“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就孔子的立場，鬼神之靈的實際存在與否，根本就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重要的乃是祭祀本身的意義。因此，馮友蘭指出：“儒家對于祭祀之理論，亦全就主觀情感方面立言，祭祀之本意，依儒家之眼光觀之，亦只求情感之慰安。”以上所述，可以得知風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組成部分。民族感情雖抽象，但它通過風俗形式而得以豐富的再現。汪曾祺認爲：“風俗是一個民族集體創作的抒情詩。”寫風俗，有點懷舊，但那是故國神遊，給人是慰藉，不是悲苦。
汪曾祺另一個現世品格就是對生老病死的通脫曠達態度。在儒家先哲看來，只有懂得生，才能懂得死，才能在死的自覺中感受到存在。孔子拒絕討論怪力亂神，他說：“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說：“朝聞道，夕死可矣”，“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這講的即是死的自覺，更是生的自覺。正因爲“生”是有價值有意義的，對死亡的可以無所爲甚至不屑一顧。汪曾祺寫的《對口》《瘧疾》《牙疼》等“舊病雜憶”系列散文，都是表明他早年對待疾病的通脫態度。他在小時候，頸上長了一個“對口”，有“蓮子盅”大，醫生施行手術，他父親給他嘴裏“銜”一顆蜜棗，惹得醫生對他父親直誇：“令郎真行，哼都不哼一聲!”他每年都發一次瘧疾，“從小學到高中，一年不落，而且有准季節。每年桃子一上市的時候，就快來了，等著吧。”這種病甚爲厲害，但汪曾祺卻引杜牧詩雲：“忍過事則喜”，倡導對瘧疾只有忍之一法。對患牙病，他也是抱著這樣通脫的態度。俗話說：“牙疼不是病，疼起來真要命”，可他泰然置之。他去看牙醫，恰巧不在，樂得“乘興而去，興盡而歸”，拿著這筆錢上牛肉館，美美吃它一頓，從他描述這些對待疾病的經驗看，他的確是一個苦樂隨緣、安時處順的人。他說：“凡事都是這樣，要能適應、習慣、湊合。”（《牙疼》）真是個沒治的樂天派。
《七十書懷》《自得其樂》《祈難老》《無事此靜坐》，這些文章都流露著汪曾祺隨緣自適、樂天知命的晚境心態。《祈難老》，汪曾祺從太原晉祠的“難老泉”說起，認爲“難老”之名取得甚好。不說“不老”，而說“難老”。所謂難老，乃是希望老得緩慢一點，從容一點，不是“焉得不速老”的速老，不是“人命危淺，朝不慮夕”那樣的衰老。他指出：“老死是自然規律，誰也逃不脫的。唐憲宗時的宰相裴度雲：‘雞豬魚蒜，逢著則吃；生老病死，時至則行’”，這樣的態度很可取法。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這說明人之所以能夠知得“天命”，乃是對世間人事有了更深的理解。汪曾祺對于人生能看得通脫和深入，這正是他知心所性，心境益臻于中正和平使然矣。
（選自《江淮論壇》1998年第5期。有刪節）
三、說說《胡同文化》 （謝昌詠）
爲文作序，曆來都有既成的章法。或以記敘爲主，或以議論爲主，或以說明爲主。汪曾祺先生的《胡同文化》，總體說來，是篇以說明爲主的序言。但讀後你會感到，在平實的說明文字中，似乎飄忽著一縷情思，沈澱著某種哲理。
《胡同文化》是作家爲攝影藝術集《胡同之沒》所寫的序言。但作家並未從攝影藝術的角度落筆。作家既不說明光與影的交彙和諧，也不論及構思、線條、色彩的運用。行文的思路是由影集表現的對象──胡同入手，再由胡同引出胡同文化，最後直撲全文主旨：“在商品經濟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總有一天會消失的。”
胡同，大概應該算是老北京民居建築的主要形態。作家以敏銳而細致的觀察，介紹著胡同的諸多特性：建築方位上的方正感，名字由來的市井味兒，胡同的小而多，離鬧市區的近又似乎遠，胡同與四合院的連成一體……總之，與胡同相關的方方面面、種種情景，都說明得繪聲繪色，饒有興味。這不但給人以知識，而且爲闡釋由胡同形成的胡同文化作了鋪墊。
胡同是物質的，死的。而胡同文化則是精神的，活的。于是，作家的文思愈加敏捷飛動，文字也隨之活靈活現。北京胡同文化的種種表象便躍然紙上。安土重遷，舍不得“挪窩兒”，這是因循守舊觀念在居住上的表現；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這是獨門獨院生存環境之使然；有窩頭，就知足了，臭豆腐滴幾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這是自滿自足的心態……作家從北京人接人待物的細微之處，找尋著胡同文化的表象特征。並由這表象掘進內裏，對深藏于胡同文化的實質作出了理性的概括判斷：“北京胡同文化的精義是‘忍’。安分守己，逆來順受。”
“忍”──安分守己，逆來順受，作爲一種傳統的心理定勢和道德規範，中國百姓信守此道的恐怕不在少數，而北京人尤爲突出。因爲北京這地方，是幾代封建王朝的首都，封建正統思想自然更爲濃重，以至于使北京城像塊大豆腐，四方四正，見棱見角。這種方正觀念，不但影響著北京人的生活，也影響著北京人的思想，形成了封閉的胡同文化。
毫無疑問，北京胡同文化是一種傳統，傳統的東西自有其生存、發展的理由。然而，生活又告訴我們，並非所有傳統的東西都會一成不變地存在，都會永遠發展。魯迅先生早在八十多年前就曾說過這樣的話：
我有一位朋友說得好：“要我們保存國粹，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
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只要問他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國粹。（《隨感錄?三十五》）
封閉保守的胡同文化，顯然已不適應開放進取的現今的時代，它的消亡是曆史的必然。懷舊也好，傷感也好，無奈也好，都不能阻擋這一趨勢。惟有開放的意識，銳意進取的精神，才能使古老的中華民族立足于世界之林。還是魯迅說得好：
不滿是向上的車輪，能夠載著不自滿的人類，向人道前進。（《隨感錄?六十一?不滿》）
汪曾祺先生祖籍江蘇高郵，但久居北京，也算是個老北京了。這篇序文便顯示出地道的京味兒。老北京人特有的慢條斯理，不火不慍的勁頭和情致，在行文中得到了恰切的表現。在語言運用上，則俗白相間，韻味十足。如“睡不著，別煩躁，別起急，眯著。北京人，真有你的!”這一句，情感內涵之豐富，表情達意之到位，真是妙不可言。
（選自《中學語文教學》2000年第7期）
四、關于《胡同文化》（王建軍）
1．概括各段的要點
教師明確：第1自然段，“北京城像一塊大豆腐，四方四正”，“這種方正不但影響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響了北京人的思想”；第2自然段“胡同的取名，有各種來源”；第3自然段“北京人說：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沒名的胡同數不清”；第4自然段“胡同是貫通大街的網絡”；第5自然段“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態”；第6自然段“胡同文化是一種封閉的文化”；第7自然段“北京人也很講究‘處街坊’”；第8自然段“北京人易于滿足”；第9自然段“北京人愛瞧熱鬧，但是不愛管閑事”；第10~12自然段“北京胡同文化的精義是‘忍’”；第13自然段“北京的胡同在衰敗、沒落”；第14自然段“這是無可奈何的事”；第15自然段“再見吧，胡同”。
2．作者是如何安排“北京胡同”和“胡同文化”這兩部分內容的？
教師明確：作者在第5自然段指出：“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態。我們通常說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本文的樞紐，它連接著“北京胡同”和“胡同文化”兩部分。先說胡同，再說文化，最後扣住“沒”字，寫今日胡同衰敗的現狀、必然消失的前途，層層深入，步步推進，合乎事物發展的規律，也符合人們的認識心理。
3．作者是如何向我們展現“胡同文化”的？
教師明確：先寫人們的生活習慣，再寫他們的人際交往，然後寫到處世哲學及精神面貌。在這種封閉的文化氛圍中，汪曾祺先生剖析了人們的心態：一是說北京人平常日子過往不多，更多的時候是“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這是四合院、胡同文化的生動投影。二是易于滿足，飲食都相當平民化。這是小生産者在小圈子裏産生的不求高質量，只求過得去的自我滿足的心態。三是愛湊熱鬧，不愛管閑事。只要不直接關涉到自己的切身利益，那就算與己無關，權當看戲，圖個熱鬧。這是圍牆所體現出的戒備、防範心理，凡事都不願出頭、不敢出頭。所以，作者用一個字准確地抓住了這種封閉文化的核心──“忍”。林語堂在30年代就指出：“遇事忍耐爲中國人的崇高品德，凡對中國有所了解的人都不否認這一點，然而這種品德走得太遠，以致成了中國人的惡習。”作者舉了兩個例子來證明老北京的“忍”勁。“睡不著眯著”這話形象地活畫出一個“忍者”的形象。“眯著”，就是本來睡不著但又非得把眼微微閉上裝睡。“忍者”對社會上一些醜陋現象本也看不慣，但非把眼微微閉上假裝看不見，求的只是自家門前幹淨而已。胡同以及胡同文化也在漸漸消失，總有一天會消失幹淨的。所以作者結尾時在“胡同”之前加了“再見吧”三個字，幽默地表達了一種樂觀超脫的態度。
4．分析作者所懷有的複雜情感
作者是江蘇高郵人，他以外鄉人的眼光來看北京人，感受特別深。他長期生活在北京，對北京的掌故，對北京人的思想行爲了如指掌。我們可以從文中詞語的感情色彩上去體會他對胡同文化的複雜的感情。對北京人，他是有感情的，對于北京市民文化性格，他覺得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同情的。他們的自掃門前雪、容易滿足、不管閑事、逆來順受等等從較高的文明程度來說，是值得憐憫的，這種缺乏進取心反抗性、隨遇而安的生活品質是封建制度長期對其進行壓迫和鉗制造成的結果，也是曆史進程中的障礙。作者理解、尊重但並不贊賞北京市民的這種文化性格，所以，隨著胡同、四合院的拆遷，作者隨北京人而懷舊、傷感。盡管如此，作者還用近乎調侃的語言如“‘睡不著眯著’這話實在太精彩了”“眯著。北京人，真有你的!”等委婉而含蓄地批評了北京人那種疏于交往、逆來順受、明哲保身的消極處世哲學，所以作者在文章最後用“再見吧，胡同”來表達迎接時代大潮的一種慶幸而欣喜的感情。
5．體味本文的語言特色
汪曾祺作品的語言，在當代文壇獨樹一幟，樸實、口語化、民族化和蘊藉、形象、意境化相結合。
寫胡同文化卻從北京城的方正起筆，舉拉洋車“東去”“西去”的高叫聲，老太太嫌老頭子擠著她的埋怨聲的例子，意在表明“方正”是一種傳統的習慣和思想。文章每表達一個意思，總選用一些日常瑣事，用明白如話的京味很濃的語言加以表述。如“臭豆腐滴幾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北京人每個人一輩子吃的大白菜摞起來大概有北海白塔那麽高”，意在說明北京人的生活要求不高、易于滿足的特點；“還有個章法沒有”，“我當了一輩子安善良民”，“有棒子面就行”等語言寫出了北京人安分守己、逆來順受、不管閑事的心態；還有“睡不著眯著”等生動而形象的語言道出了北京人“忍”的心態，課文最後用“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再見吧，胡同”等語言，形象地說明了北京人的思想觀念隨著商品大潮的到來正發生巨大的轉變。
五、北京的坊巷胡同（姜緯堂）
北京建城的曆史雖然可以遠溯到3000余年前的周初薊城，但今北京城的基址卻始于720年前興建的元大都新城。元初奠定的坊巷胡同制度，曆經元、明兩代沒有大的改變，至清，這種制度僅保留于外城及城關，內城則爲八旗所代替，到清末並旗、坊爲區，民國以來區之轄域與數目屢有變異，今區下又有地區如廠橋地區、大柵欄地區之類，其他如街巷胡同制度，則相沿未變，只是不斷豐富、完善而已。
北京街巷中，稱胡同者居多數，稱街者次之。俗稱北京“有名胡同三千六，無名胡同賽牛毛”，此並非誇張，而是基于事實的概括。截至1949年末，北京城區有名的街巷爲3074條。其中，胡同1330條，街274條，巷111條，道85條，裏71條，路37條。之所以呈此數量，是因爲有大批街巷直接以標志物或依據物爲名，如稱“院”者有115條，稱“廟”者爲68條，稱“園”者爲57條，稱“營”者爲55條，稱“門”者爲55條，稱“廠”者爲54條，稱“寺”者爲53條，其他稱“井”“橋”“灣”“沿”“坑”者也都各在30條以上。由于胡同是北京街巷的主體，因而習慣把“街”“巷”之類歸于胡同，既簡化，又符合北京特色。就籠統而稱胡同言，說“有名胡同三千六”，應屬接近事實。至于“無名胡同賽牛毛”，亦非虛語。北京胡同間隔甚寬，元大都基本是三進大四合院的距離，外城雖遠非如此規範，但一般也不是數進小四合院所能占盡，故除臨此胡同或背此胡同（臨彼胡同）之四合院外，中間余地建院，必賴小胡同爲出入通道。這種情況，外城也是如此。由于存在著大量縮進去的門戶，也就産生了大量無名小胡同。此小胡同中或只一戶，或三、五戶，名不勝名，故諸多無名小胡同都合于其所出口之有名胡同中。謂其多如牛毛者，就是因爲這個緣故。
除數量衆多外，北京街巷胡同的另一特色是曆史悠久。其絕大多數，或始于清，或始于明，或始于元，雖或更改名稱，但一般也只是采用同音、諧音之法，因此不難上溯其淵源至清、至明、至元。論其曆史，二三百年者並不稀奇，三五百年者所在多有，六七百年者亦非罕見。個別如今宣武區之南線閣、北線閣街，可溯源至已有千年的遼南京燕角樓，法源寺街更可溯源至1300余年前的唐貞觀間所建湣忠寺。究街巷胡同格局的肇建、變遷，名稱的源起、嬗替及其間的人事滄桑，合而便是一部豐富、生動的北京曆史。獨立而言，也多具時代與曆史印迹，有許多掌故。如此廣範圍、大群體地曆時千、數百年，不僅遺迹猶存，而且仍服務于今世，其名猶直接或間接地使用，仍有生命力，這在世界範圍內均屬奇迹。除晉、唐而下的早期石刻以至《析津志》等文獻所載者以外，今天仍保存有1560年成書的北京坊巷胡同名稱的系統記錄，即明代張爵所著《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其後代有專書，累加記載。繪于1750年的《乾隆京城全圖》更形象具體地反映了當時北京街巷胡同的實際。此書、此圖，以及它們開創的傳統，爲後世提供了探稽坊巷胡同格局變遷、名稱嬗替的可靠依據，這同樣是北京可以稱雄于世的世界之最。
惟其群體龐大，曆史悠久，致使北京坊巷胡同的文化內涵極其豐富。這些內涵可從三個方面來領略。
一、坊巷胡同格局的肇建與變遷：格局是時代精神與價值取向的體現，因此從其規劃産生或自發形成之日起，便具有明確的文化內容。而其在不同時代所經曆的變遷、異動、更叠，也會印上不同時代思想觀念乃至社會倫理的烙痕。如元代的中央衙署散布全城，是基于傳統的五行及形勝觀念，明之集中衙署于皇城前，體現了皇權的集中，民國之辟皇城垣又反映了皇權的覆沒。由此可見，一些街巷格局的變遷，並非偶然，而是隨著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意識、市民文化乃至早期個性解放觀念、城市管理制度及其指導原則而轉移的。
二、街巷胡同名稱的起源與嬗替：名稱的擬定，固然有多種途徑，但無不銘刻著時代色彩，體現著時代的文化風貌。總鋪胡同後雖訛作總部胡同、總捕胡同、總布胡同，但實源起于元、明的鋪、甲制度，此制後廢，其名因而訛傳；沙剌市之沙剌，和胡同一樣皆屬蒙語，而牛錄胡同、昂邦章京胡同，則又系滿語，無不記錄著這兩個兄弟民族的統治者曾經以北京爲其都城，至于牛巴巴胡同、王老師傅胡同等，則又是長期生息于此土的回族在北京街巷胡同名中留下的銘記。從海波寺街、海北寺街的同異中，可以知道“北”之古音爲“伯”。從南深溝、北深溝等名的聯系中，可以印證其地爲古之水道。從崗、坡、窪等名，可以窺見數百年前該處之地形地貌。從以椿樹、柳樹、槐樹爲名的街巷胡同甚多這個事實中，可知其爲北京地區的鄉土樹種。總之，舉凡文化的層層面面，多可于坊巷胡同名中，得其征象，獲其答案。
三、街巷胡同所經曆的人事滄桑：街巷胡同就是一座曆史舞臺，多少震撼人心的事件，多少曆史人物的活動，乃至衙署機構的興革，壇廟祠宇的盛衰，市肆廠作的演變，府邸宅第的起落，皆以此爲依托，而不停地上演。平凡者的奉獻，偉大者的奮鬥，權勢者的所爲，貧弱者的疾苦，白丁發迹，王孫沒落，善行，劣迹，嘉言，遺澤，奇聞，異事，吟詠，著述，風俗，民情，恩恩怨怨，風風雨雨，真可謂洋洋大觀。莊王府之毀，趙家樓之火，鐵獅子胡同的槍聲，……言之痛切，聞之興感。非僅爲掌故，也是珍貴的世事記錄。
由此三條途徑，大致可以獲得北京曆史文化的基本輪廓。想要了解北京，無妨自北京的坊巷胡同始。
若綜合北京街巷胡同之曆史變遷，僅其前後名稱，即可列舉七八千個。本卷旨在對北京街巷胡同的文化表現作概括介紹，既非名錄，也非大全，只能擇要略述以勾畫輪廓，難作詳敘。因以原城垣內爲範圍，城門外者不計。北京街巷胡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大舉更改，因本書重點在介紹傳統文化，故對此期間的更名，多從略。
（選自陳文良主編《北京傳統文化便覽》，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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