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街頭的社會運動和思潮
（下）
東年
雖然大正八年起（一九一九），日本勞工運動勃興，其指導思想來自第二共產國際或工團主義，且漸次轉向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發展；中國也開始有工會組成和勞工運動的發展。但是，台灣勞工在台灣總勞動人口中算是極少數（一九三○年，台灣的勞工總數為五十七萬七千七百人，其中四十二萬人是流動頻繁的雜工和日薪勞工）；由於技術職工為少數日本人占有，台灣勞工的作業主要是加工性質，產業地位很低，甚至於不如農業，因此缺少自發性階級自覺、爭議和團結條件。一九二七年起，由於轉向的台灣文化協會和台灣民眾黨競爭，台灣勞工運動逐漸加深激烈鬥爭的精神，但主要爭議仍在於提高工資、不景氣時反對降低工資等等消極要求。台北勞工運動的樣態，以一九二七年的演講會為例：台灣民眾黨，蔣渭水和五名指導者，在建成町（後火車站）新舞台舉辦台北木工工友會的紀念演講會，因言論偏激且群眾附和喧鬧，受到解散命令。文化協會台北支部、台灣機械工聯合會等六個團體聯合紀念演講會，在台北港町（貴德街）文化講座辦理。台北華僑洋服工友會等華僑勞工團體，舉辦中國人勞工團體紀念運動演講會；雖然事先已有將不許可之警告，仍然在蔣渭水指導下開會，所以開會同時即遭命令解散。基隆文化協會、平民俱樂部、基隆機械工會、無產青年聯合紀念演講會，在基隆市聖王公廟舉辦。以罷工為例：一九二七年，台北工業株式會社所屬採砂石船夫同盟，為排除中間商壟斷而罷工；但，會社因有大量庫存，且臨時雇用十六艘大型採石船採砂，對罷工完全漠視，罷工船只好哀求無條件復工。台本木工工友會的罷工和台北印刷從業員組合的勞資爭議，也效果不彰。相關五一勞動節的活動，當然也可參考：一九二八年的勞動節前幾天，台灣民眾黨所組成的「台灣工友總聯盟」，向各工場、職場發出全體休業的通知，並計畫室外集會和示威遊行；均被下令禁止，只准往年例行的室內集會演講。基隆市內敲鑼宣傳宣傳演講會散佈大兩傳單，將市內參加演講會的各團體會員集合在各工友會事務所，企圖前往會場途中進行示威活動。一九二九年的勞動節，因為去年台灣農民組合遭檢舉、台灣共產黨東京支部及學術研究會瓦解，本島左翼運動遭受及大打擊，文化協會及其指導下的工會也處低迷的狀態；台灣民眾黨雖想乘機擴張，卻無成效。這一年，勞動節的活動大抵僅是休業一天：上午舉行典禮、下午演講、晚間同樂欣賞節目。一九三○年的勞動節，台北在李友三、黃白成枝等工友總聯盟幹部指導下，以登山為名，聚會台北自由勞動者聯盟、台北砂石船友會、台北土木工友會台灣塗工工友會等團體幹部，在圓山動物園後合唱勞動歌；後來因為舉辦示威運動，被解散，幹部十一人遭拘禁。文化協會系之台灣工友協助會，則在台北川端町（濱新店溪，今廈門街、詔安街、同安街、金門街、水源路一部份）一帶集合，企圖在新店溪泛舟示威運動。一九三一年，台灣民眾黨遭受勒令解散；文化協會台北支部、農民組合台北出張所、台灣工友協助會、台北機械工會、台灣塗工會、台北維新會等左翼團體，召開「五一鬥爭委員會」的募捐組織，趁機擴張影響力。
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四月，台北市八甲町（萬華）經營書畫古董的日籍商人在自宅掛上「高千穗聯盟總部的招牌」，另在九月十三日召開記者會陳述他們的理念。這個聯盟有日籍律師和醫生支援，九月二十四日召開政談演講會。這類在台北的日人右翼團體，另有若竹町（貴陽街二段）四國民報台灣分社社長組成的「台灣租屋人組合」和「社會問題研究會」、惟神教團台灣分社負責人組成為新社、預備及後備役陸海軍受滿州事變（九一八事變）刺激組成「台北在鄉將校會」、料理店業者組織「大日本正義團台灣支部」….這些右翼團體的主張雖有暴力和溫文的差異，基本上仍以日本國粹為主，抗議台灣人的民族主義和左翼，主張日本政府應強化在台灣的統治；特別是對中國發動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一），引起的國際情勢變動，使日本人有感台灣這個帝國南進基地對於日本國防的重要。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在國際外交上的世界強權表現，就有許多台灣人（包括向來支持民族主義、左翼的知識份子），對日本產生新的幻想，被動或主動的參加「台灣人皇民化」以及「亞細亞民族大團結」的運動；這些台灣人的日本右翼運動，在台北有太平町（延平北路）的「大同促進會」、台北鐵路飯店內的「大亞細亞協會台灣支部」、在蓬萊閣創立的「大亞洲黎明協會」。
由於中日及國際情勢的發展，日據時代主要的台灣社會運動，大抵都在昭和六年（一九三一）起，全面遭受鎮壓逐漸偃旗息鼓。
日本先後戰勝中國和俄國儼為東亞霸主，再乘歐洲大戰的機會，完成重工業建設而躍為現代化國家。昭和初期起（一九二六），日本國勢已是世界強權，但是先後對中國和美國發動戰爭，終於一九四二年起開始敗退；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八月十五日，日本接受菠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八月二十六日，中國宣佈台灣地區日軍受降地點在台北。九月十四日，中國空軍飛來接收台北機場；飛機抵達台北時，低飛圍繞市區一週，飛機降落後，機場上和日本機構的日本國旗全被撤去，中華民國國旗冉冉升起。當時，在台灣有日本軍人和警察約二十多萬；其中一些官兵不甘戰敗，叫囂要和台灣同歸於盡，更有法西斯少壯派軍官熱心聯絡台灣人鼓吹獨立。在這種壓力下，中國派出六個師、二十艘軍艦和兩個飛行大隊來台接收；十月十七日，中國陸軍七十軍第七十五師浩浩蕩蕩開進基隆港。軍隊乘火車開赴台北途中，道旁台灣同胞綿延不斷；火車進入台北，三十萬市民給予熱烈歡迎。十月二十五日清晨，台灣各界扶老攜幼擁向台北公會堂（中山堂）；門口高掛「慶祝台灣光復」六個大字。上午九時，開始中國戰區台灣省接受日軍投降的典禮；日本對台灣長達五十一年的佔領，在鐘聲九響中成為歷史。受降典禮當天下午，台北各界召開慶祝大會，次日又舉行環城大遊行；許多家庭還舉行隆重家祭。
但是，諸多因素隨即引起混亂，有教養且寶刀未老的台灣思想家，和熟悉各種社會運動的群眾，儼然再次面對「總督府」的巨大陰影，激起了嫉惡的憤怒、正義的血氣，而昔時抗日的中國民族主義轉以「中國」為帝國加以對抗。一批批台灣現代菁英，卻在這段時期中身受即使是在日本異族統治的時代，都不曾目睹的集體屠殺。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隔海對抗中，在台灣的共產黨人（無論中共、台共），下場同樣。從「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時期，甚至於到戒嚴末期，台北街頭或任何隱密的角落，都因為強力掃蕩，看不到或暗藏任何社會運動的現象或跡象。但是，有些歷史影像和思想，仍然透過私人藏書或口語，繼續流傳；或者因為藏書人過世，沒有思想或無意再思想的子女清除其書房或書架，往舊書攤傾倒，而流傳更廣。隨著中國國民黨從大陸敗退，台北又新進了一批「外省人」（這其實沒什麼可作文章的，每隔一陣子或數十年，台灣島上就會瞬間湧進大批的外國人和外省人）；在台北的外省人流亡學生、教職、文化工作者，無論左翼、右翼或自由主義，都有相當表現；但是，比較昔時台灣的現代思想家，那些艱辛奮鬥而提早夭折的逝者，在世界觀以及思想的多元，並無特別超越的。因為同文、同種、同處同樣烽火亂世，算是以倖存者的代表身分，表現出一個消逝時代的偉大餘韻和微光。無論如何，在戒嚴的體制下，台北街頭雖然再看不到社會運動，卻有熱鬧的各種遊行：年度例行的元旦升旗、童子軍、中學儀隊、軍樂隊、好事好人、國軍英雄、模範政士、提前入營青年、雙十國慶、總統華誕、國父誕辰、台灣光復、國貨遊街展；偶發性的美國總統總統來訪（四十萬人上街歡迎）、菲律賓總統來訪（三十萬人上街歡迎）、奧運選手奪標、亞運選手奪標、女籃國手凱旋、少棒青少棒及青棒英雄奪冠返國……隨著台灣的經濟發展，這些臥薪嚐膽、鼓舞士氣、強化信心或者想給沉悶生活注入一點歡樂喜氣的遊行，多已不再也不必舉行。宗教性的遊行，特別是具有濃厚民俗信仰的大規模信眾遊行，容易被引發為社會運動，也早就被預防性禁絕；時光久遠，台北人忘了自己也曾擁有同樣歷史悠久的，場面隆盛的神明護城消災或繞境祈福慶典：關渡媽祖市區遊行（一九六二）、霞海城隍老爺出巡（一九六三），以至於也想不到再造為社區總體福氣的可能。
在法律邊緣以內活動，是社會運動的的極限。就此標準來看，最嚴苛的條件下，台北的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間，還有《自由中國》雜誌社等等自由主義者，公開扮演反對者的腳色，為後繼的實踐運動暖身。一九七○年代多元勢力、不分省籍、不分統獨的「黨外人士」，開始躍上社會運動闊別久違的台北街頭，各種各樣的文學家和藝術工作者，也揮灑筆墨為台灣的民主進步發展推波助瀾；包括一九七八年「臺灣黨外人士助選團」、一九七九年《美麗島》雜誌社成立後的「政團」，以及左翼、現代主義和鄉土文學作家。議會黨團和政黨理論的建構，也是高雄事件後至一九八二年間，「黨外人士」串聯的佳作。這些社會運動者的堅持努力，以及跟隨在街頭流汗、流淚、流血的各種群眾，踏平了台北街頭的荊棘，才可能有一九八四至八六年，海內外反對人士在康莊大道上整合為民主進步黨的過程。
一九八六年的前後，台灣社會已有極大變化；經濟復甦帶來了空前的繁榮，台灣已經從一個落後、貧困以及面臨經濟崩潰和依賴美援的海島，發展成大量出超、外匯存底近六百億美元的經濟巨人。在政治上解除戒嚴、黨禁、報禁等等一連串的作為，也使台灣社會從封閉和管制中解放，自由朝向多元發展。
台灣經濟和政治兩方面這樣成功的表現，被國際刮目相看；稱為奇蹟。這經驗顯示，條件充分的情況下，自由的市場經濟也有可能在最獨裁專制的政府中快速產生，這是世界現代化過程中拉丁美洲、東歐以及南亞不成，而在東北亞及新加坡可行的重要因素；癥結在「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的優先順序。中國大陸，目前正行台北和漢城的發展模式。世界在二十世紀末，經歷慘烈且富戲劇性的實驗以後，選擇了自由經濟的制度，並以整體市場運作。回顧人類三種經濟制度：自然經濟、計劃經濟、自由經濟(或混合型經濟)，也可以了解台灣在戰後的民主政治發展。台灣全面放任自由經濟之前，採行計畫經濟，實際上帶有中國國民黨原有的社會主義色彩。與自然經濟相對應的社會，除原始社會外大抵都是集權主義的政體；因為，要把分散的自然經濟單位整合為一個體系，要把有關聯且互動的複雜體系加以指導，都必須由「專家」來進行，而最後的責任和權力則必須有「總指揮」擔當。這種情況在從計畫經濟過渡到到自由經濟體制，也同，因為需要同樣的專權，才能明快解決既得利益團體和階級的強大阻力。這可以是蔣經國具有獨裁推手、早期白色恐怖執行人這樣腳色的解釋；但是，正因為他曾經是這樣一個警察國家的首腦，所以他的政權和平轉移，無論有意或偶然，都是他專握大權的最光輝表現。前美國資深外交官陶涵（JAY TAYLOR），一九六○年代早期，在美國駐台北大使館任職。他曾經在一篇論文中表示，自己本來完全無法想像，中國國民黨那種穩定的獨裁體制，怎麼可能將政權和平轉移給台灣人。後來他調任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中國觀察員」，同時能夠認識兩岸的發展，也知道一些祕聞，而自己做了結論。他說：一九八○年代，部份人士開始認為鄧小平的改革，終會造成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社會大震盪；其中一位就是蔣經國。當時，蔣經國以為自己的歲月還很充裕，私下派代表去見即將接任美國在台協會處長的李潔明，告知他自己的政治藍圖，包括自由普選，以及普選後不可避免的「台灣本土化」的結果。當時，大多數島內外的觀察家都還無法預見，接下來的八年中，台灣即將發生的政權和平轉移。其實，自由經濟本身就意味著分權，這是政治自由的重要基礎；它也建立在各種團體、各種個人的欲求與意志的自由實現。自由經濟的市場主要原則之一是等價交換，實行等價交換必需承認經濟活動主體的意志自由、地位平等；在交換的過程中，可以討價還價，但不允許超經濟的權力。法律首先要對自由經濟起保障作用，創造外部的民主環境，限制權力左右市場；在法律這個層面及基礎上，政治的遊戲規也就同樣適用。這樣的總體環境中，以一九八七年為例，全島一年之間就發生一千八百三十五件群眾運動，動員了近二十七萬三千人次警力；在法律邊緣上，朝野之間有失有得。其中衝突劇烈時，好比示威群眾如果衝撞武警，就可能會被警盾擠壓或警棍悶打得頭破血流、抬上警車，或被噴水車的水龍擊倒在地打滾；有時街上也會冒出示威群眾游擊的瓶裝汽油彈火，或反翻了警車加以焚燒，或閃失了生命。但是混合遊行、演講、鞭炮、煙火、陣頭、舞獅和鑼鼓、演唱或演奏、各種小吃攤檔（二○○四年這種小吃新增了漢堡這樣的菜色），有時的群眾活動，即使是令社會驚心動魄的政治活動，也帶有那種古老台灣同樂熱鬧的廟會喜氣（雖然台灣民間最廣眾的宗教崇拜是「鬼」神信仰）。
台灣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除了中壢事件（一九七七）、高雄事件（一九七九），都出現在台北；因為，繼日據時期再續戰後近半世紀的經營發展，台北已經實質成為台灣政、經及文化的中心，街頭上的動靜均為國際觀瞻。
自然經濟和計畫經濟，主要是著眼於滿足人的需求；需求是有限度的。自由經濟則著眼於滿足人的欲求；欲求是無止境的。資源分配的老問題，就增加了新的層面和變數，變得更加複雜。而台北這樣的大都會，還有城市問題。城市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產物，最早出現於奴隸社會，迅速發展於工業革命後，並且隨著科技的進步加速發展；現代城市，以繁密的交通、通訊以及各種相關生命的資源網絡，聚集了大量甚至於超量的小市民，在其中生產、消費、生老病死。所以，解嚴前後，台北街頭的社會運動除了政治內容，還有別的形色：救援雛妓嚴懲人口販子「彩虹專案」、牙醫上街頭發聲爭取就業權及保障、新約教會教徒車隊（一九八七）、雲林農權總會發動農民赴北請願爆發流血衝突「五二○農民事件」（一九八八）、無助屋團結組織「無殼蝸牛」露宿忠孝東路抗議房租房價不合理（一九八九）、野百合三月學運、萬人街頭遊行反對軍人組閣（一九九○）、要求撤消核四計畫「反核大遊行」、原住民高喊「還我土地」運動、多個同志團體連辦數場「促進同性戀人權」公聽會（一九九三）、新聞界「為新聞自主而走」（一九九四）、「四一○教改聯盟」全國教師教改遊行、多個社運團體「黨政軍退出三台」大遊行（一九九五）、彭婉如遇害「女權照夜路」大遊行（一九九六）、白曉燕命案「五一八用腳愛台灣」抗議治安敗壞、為台灣而走「讓青少年站出來」（一九九七）….直到抗議「兩顆子彈等等不公正的總統選舉」藍營選民佔領凱達格蘭大道（二○○四）等等。
有些社會運動，確實是出自「理性」的，像那些出自薪資階層、婦女團體或少數民族，在相關公領域的運動；但是，這種溫和且多歸徒勞的活動，正好說明社會現況是一種難以動搖的巨大實體，而個人是多麼的渺小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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