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誠實：在擺動與動搖之間
──〈「尺」的誕生〉、〈讀者來信〉、〈氣候、信仰與宿疾〉、〈鄉愁〉
與周金波同時的文壇耆老西川滿曾如此評論過他的作品：
他憧憬內地，雖懷著排斥台灣舊有事物的心情，但又擔心那排斥的精神太露骨，這反而模糊了作者的意圖，削弱的結尾的力量。(中略)但是，從寫了〈水癌〉之後周君的步伐看來，這個人擁有獨特的武器，這是本島新文學之鑰。今日的痛苦，將成為這位誠實的作家明日發展的食糧。
周金波是否正如西川滿所說的具有「排斥台灣舊有事物的心情 」？這個問題會在稍後的討論裡提到，在這裡我想提的是周金波在〈志願兵〉之後，其作品發生的改變趨勢，這種趨勢使得欲為周金波「除罪」的論者找到了著力之處 ：他的小說主角開始帶著皇民化思想進入台灣的各種社會情境中了。
〈「尺」的誕生〉中的孩子吳文雄，便是一個充滿熱誠的孩子，而周金波不無殘忍地描寫那種尋求認同的天真節節敗退的過程。孩子因代表日本文化傳遞者的老師無意間稱呼他為「呼密歐」(一個比較親密的稱呼)而開心，然而他心裡卻很清楚這並不意味著親密；他向海邊的日本水兵自我介紹、撒嬌，也無法被誤認為「士官的弟弟或親戚的兒子 」；在海水浴場泡水，心裡卻介意著沒有跟下來玩耍的水兵；小學校學生熟練於角力，而不擅此道的他又因此失去水兵的注目。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周金波在這麼一個充滿挫敗的一天的結尾，還很反諷地讓吳文雄「回味著這快樂的一天 」。
這種漸次累積的挫折與退縮，顯示了周金波在情節營造上的進步。〈水癌〉單薄的情節到了〈志願兵〉的時候已經隱隱然有所成長，然其以對話演示主旨，技巧仍嫌粗劣；到了周金波，則是讓我們看見了一個孩子如何卑怯地求取認同，卻在一次次粗暴的對待中逐漸退縮，最後縮閉到「他變成了『旁觀者』 」。
孩子被迫沉默不動，那一個被皇民化思想壟罩的台灣青年會有什麼境遇？〈讀者來信〉裡激動的賴金榮寫給作家K九封信，在這九封信裡，我們看到一個苦悶的讀者滿懷激動地求取作家的認同，給予他貫徹信念的力量。賴金榮認為只要有「根深的愛」和「虛心坦懷」的精神，便能夠解決一切問題。這「問題」顯然便是內地人(日本人)與台灣人之間相處的問題。賴金榮堅定地說服父母，矢志入籍與改姓名，並且再三再四地注意自己的日語是否說得不夠好，認為這些努力能「獲得堅定不移的日本人信心 」。
但是，所有的努力換到的卻是日籍課長與同事的特殊對待，終至於受不了而離職。賴金榮極度焦慮到近乎可笑的腔調，反而突顯了某種無力感。在這一點上，〈讀者的信〉與陳火泉的〈道〉頗有共通之處，在時人看來也許是熱情呼應時局之作，然而在時過境遷的後人看來，卻是一種屢敗屢退的窘境。更進一步看，賴金榮好歹可以透過這一封封信向作家K控／哭訴現狀，那同樣出生於台灣、年紀相仿的作家K，又要向誰控／哭訴？
周金波的問題觸角並不只到此而已。接下來〈氣候、信仰與宿疾〉的主角蔡大禮是個在社會上卓有地位的中年人士。在這篇小說中，我們又見到周金波在佈局能力上的更高層次展現。努力過著神道教生活的蔡大禮，以推行宗教的方法，想徹底將台灣人皇民化。正如同周金波的進步，〈氣候、信仰與宿疾〉的蔡大禮已然不是當年〈水癌〉的高進六了；對前者來說，信仰已經不是拍拍掌、談談神人一致這麼單純的事情了，而是一種生活方式以及其遭遇的抵抗。〈「尺」的誕生〉裡出現過的漸次累加結構在〈氣候、信仰與宿疾〉有了更精微的發展；它變成了一種雙線的結構，一線漸強一線漸弱：
蔡大禮的神道生活與傳統抵抗
佈置日式房間：日式房間無人清掃
簡單的新式拜祭：以舊儀祭祖父
對民間信仰遲疑：算命、漢醫、媽祖廟拜祭
婉拒神道組織職務：對郭春發不友善
不置可否：請道士來作法
向觀音跪拜：祭拜觀音
由上表可知，周金波把神道教與台灣民間信仰視為二元對立、無法相容的兩個單元，這篇小說的主線便是這兩者間的相互消長。當〈志願兵〉裡的高進六邁入中年成為蔡大禮時，他便無法再繼續支撐年輕洋溢的「正確」信念了。我們很難不憶起〈志願兵〉中那種淺淺的哀傷，那種「要說服人家反被人說服了」的無力。蔡大禮非但沒有如西川滿所說般「排斥台灣舊有事物」，他根本是向舊有事物投降了。
在經過這麼一番尋索之後，周金波似乎無可迴避地遇到了一個問題：各式各樣的孩子、青年和中年人頂著皇民化的大旗，卻必須在台灣社會裡咬牙奮戰甚至棄械投降，那周金波自己又是如何面對台灣與日本的文化拉扯？
這個問題的探索，便呈現在周金波最複雜的作品〈鄉愁〉裡了。這篇半自傳式小說之特殊不僅僅在於它展現了周金波最為細膩曲折的心理描寫能力，情節結構錯綜複雜到難以像上述幾篇輕易地理出頭緒來，而是這是自〈水癌〉以後，再次出現敘事者與讀者密接的設計。這次的「近距離接觸」並不是如同〈水癌〉那般情感過剩、技巧不足所致，而是由於這是一次太過切身、實在無法抽離的底層意識的探索。〈鄉愁〉描述的是一趟前往溫泉地度假的旅行，時間不長，距離也不遠，但一趟下來卻足以讓讀者迷惑陷溺。這場吊詭的旅行是在這樣的心理背景下開始的：
我發現自己對這裡的任何事情，在東京或日本內地有的就會拿出來做比較的習慣，我自己也經常反省這種輕佻的行為。周遭的人對我的這種習慣和態度不滿，使我嘗到了孤獨，就因為如此，我經常在夢中尋求能容納得下我的舒適的好地方，說不定這個地方就是溫泉地。若不對的話，能換個可以透氣的地方對我來說，也可算是我說的緊急事。
在〈鄉愁〉裡，我不能採取〈氣候、信仰與宿疾〉那樣表列出對立的元素，因為這樣的分析將過於瑣碎，所以我傾力於少數重要元素的討論。其中最重要的對立即是溫泉地裡「日本人經營的旅館」與「台灣人的街道」。這不但是主要情節開展的場景，也各自呈現了周金波對兩種文化的觀感。日式旅館的這個區域，被周金波描寫為一靜謐、素樸甚至是「連陳腐的味道都能感受到的日本的鄉下風景 」；而父親經常住宿的台灣街道則是重重疊疊的紅磚瓦屋，有旅館、店鋪、賣膏藥者、馬戲團以及掀起高潮的械鬥。這種對比就像是〈氣候、信仰與宿疾〉之中，蔡大禮的萎靡與其妻的活力充沛一樣。周金波投注了無數認同熱情的日本，在他的筆下往往都是沉靜的，反倒是代表台灣的場景必然是熱鬧非凡。值得注意的是，「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住進了日式旅館，認為這裡才能得到安寧；反之，「台灣」在他的心中卻是：
這裡的社會，讓人感到有一種枉然的恐怖感，並不是因為被打、被踢的傷痛，而是因為對自己故鄉的懷念、仰慕而回到它的懷抱時，卻是這裡對自己呈現出的是一種冷淡，沒有理解，不親切的地方。這種已是無法挽回的枉然的恐怖感漸漸向我逼過來。
這是場無論起點還是終點都曖昧不明的旅途。我們看到一個矛盾的「我」，既期望日本式的安寧，卻又會為台灣械鬥團體的解團式而有「悲哀的、無法消愁的、很深刻的 」情緒。施淑曾談到殖民地知識分子特殊的「雙鄉結構」，他們既排斥故鄉台灣的粗陋，又不滿都市文明日本的功利 。我想借用此一概念，用另外一種方向來說明周金波的情結。施淑的「雙鄉結構」是指知識分子同時拒斥兩者，然而，在周金波這種背景的作家身上，「雙鄉結構」則變成了他同時被兩者拒斥。他一方面將台灣視為故鄉，但卻因其完全日本式的思維而變成「努力去做那些招人怨恨事情的人 」；一方面，在日本教育下長大的他醉心於日本文化，然而自〈志願兵〉以下諸篇，無一不見其被日人排拒的陰影。了解了這一層心理之後，我們或許更能理解〈鄉愁〉裡狂亂到近乎失控的結局──那是一種就算安排了冠冕堂皇、正確至極的「為戰爭奉獻銅鑼」情節也無法抹滅的情感掙扎。在這個意義上，西川滿至少說對了一件事，周金波確是一位「誠實」的作家。
四、 搭建在陰影上的信念
──〈後方的來信〉、〈第一信〉、〈助教〉、〈無題〉、〈惡魔的使徒〉
1944年6月，「台灣總督府情報課」派遣多位作家赴往各地撰寫戰時報導文學。周金波與當時文壇一流作家如西川滿、楊逵、呂赫若、張文環等人同時受到指派。 三個月之後，描寫斗六國民道場的〈助教〉便發表在《台灣時報》上了。
順著時間脈絡，從〈水癌〉一路讀到〈鄉愁〉的讀者，在讀到〈助教〉的時候，恐怕都會有所疑惑。經歷了〈氣候、信仰與宿疾〉那麼劇烈的轉變和〈鄉愁〉那麼深切的自我探索之後，一年多之後的周金波竟然完全脫離了「雙鄉結構」的掙扎，完成了這篇「內台合一」的融洽作品。中島利郎在〈周金波新論〉裡面也僅僅談到〈鄉愁〉為止，而跳過了完成度亦在周金波平均水準之上的〈助教〉，恐怕也是無法用其「愛鄉土、愛台灣」的論點來解釋的緣故。
在此，我想重提第一章末尾所提出的原則，我們必須將作家視為一不完滿的整體。「整體」是說，如果我們只讀〈水癌〉、〈志願兵〉，我們會忽略掉周金波在技巧上的進步歷程與情感掙扎；「不完滿」則是承認作家也是個人，很難始終如一──有太多內外因素會影響到他的表現了。
因此，當我們考慮當時背景時，對於〈助教〉以及其前後諸篇作品將能夠有更清楚的洞見。1943年以後，戰爭局勢漸趨衰敗，此時日本政府對作家的統制亦越來越強，作家的作品更不能對政策有所質疑。〈後方的來信〉與〈第一信〉兩篇是所謂的街頭小說，本來就是為宣傳而撰寫的，內容都是鼓勵民眾志願出征。在這種目的與篇幅之下，自然不太可能涉及個人情感的探索。
〈助教〉也是此背景下的「命題作文」。這篇小說相較之下，可以說是周金波「失常」之作──其情節結構隨意散漫，敘事觀點混亂，人物刻畫十分扁平空洞。開頭一再描寫太陽的場景，很明顯地是為了象徵日章旗；而在「全員協力戰爭」的大旗之下，整個國民道場裡毫無齟齬地完成了「內台一家」的理想，「內務班長是父親也是兄長，助教是母親也是大姐 」。然而，周金波的信念畢竟不再像〈水癌〉一般堅定了。〈助教〉裡的蓮本不斷閃現的焦慮雖然破壞了劇情結構的完整，但也暗示了周金波潛意識並不敢相信可以有這麼完美的「內台合一」場景。
〈無題〉在周金波的系列作品裡，較突出之處，在於他將場景搬入了家庭之內。前此除〈氣候、信仰與宿疾〉外，所有的篇章均將家庭置於一扁平的道具地位，家人一旦出場，就是以待說服的守舊勢力形象出現。但是，〈無題〉描述了無法考上志願兵的哥哥與一、讀軍校的弟弟敏司和兩人的母親三人之間的互動。母親在這裡只需要長子承諾「母親，我絕不會離開妳 」便能夠被說服，而與一和敏司之間的微妙情結成為主要橋段。敏司年輕、狂傲、充滿活力的形象，在寫血書、和與一吵架兩幕的巧妙安排中被突顯出來，而這是一個將「死得高潔光榮 」的志願兵形象。
最後要討論的篇章，是一個無論就風格還是內容，都十分遠離周金波既有常規的〈惡魔的使徒〉。小說內容遠離日據時代，來到外力開始入侵清朝的十九世紀末，敘寫一名英國牧師如何利用各種手段在台灣搜購土地。這種歷史小說既不能與西川滿《台灣縱貫鐵道》和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同樣視為日本殖民開發史，也不像於呂赫若〈風水〉等利用「殖民者不在場」做隱匿其抵抗意識，更不是賴和〈善訟的人的故事〉或楊守愚〈美人照鏡〉這種鄉野傳奇式的作品。比較精準的定位應當是，它是第一種和第三種的混合體，即假鄉野傳奇之體裁，敘述呼應國策的故事。在小說裡，牧師范德古被戲劇化地誇大成「大英帝國侵略東亞的先遣部隊 」，一樁純粹為私立而炒地皮的事件被影射成具有強烈的帝國主義心態，「如果不能完全佔領的話，也要弄到九十九年租借地，即使那也不能的話，也要買到土地建教會。 」
然而，〈惡魔的使徒〉所觸及的題材似乎不是周金波所能駕馭的。文分十節的設計，即是用來掩飾其無法構築一個細節更精密的世界的手法。對比〈鄉愁〉裡四下埋伏的各種精巧意象，這篇小說瑣碎貧陋的特點便能夠看得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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