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好像沒有什麼關心的樣子，拿起送來的曹達水﹝蘇打水﹞吸。剛才法庭的情景，又像影片般隱現在腦裏，自己的世界已和那些差得太遠了。突然先前那嘲笑侮蔑他的感情又向胸衝來。他搖搖頭，將麥桿把盃內攪一攪，纔再吸起來。他又量量囊裡的錢，想今天要那裏去賭。
──王詩琅〈沒落〉
王詩琅，生於一九○八年的萬華，幼年跟隨秀才王采甫學漢文，後改入老松公學校就讀。平時大量閱讀文學、政治、社會、思想等各種書籍，十九歲時更因參加無政府組織「黑色青年聯盟」入獄；四年後再因社會運動入獄。一九三○年代以後漸漸活躍於台灣文壇，活動時期跨越二次大戰，直到一九八○年仍有小說問世。
從收於此集內的七篇小說，我們可以看到王詩琅非常鮮明的社會運動者背景。──這只是個陳述，而非價值判斷，因為事實證明，立場正確與否與作品的良窳並沒有相關。身處遙遠時空的主流論述下的我們，或許正是因為這些荒腔走板的原因才能讀到這批作品，但作為一個讀者，閱讀的經驗才是與作品／作者溝通的依歸，而非所謂意識形態。──其作品走的仍是「反應」﹝現實﹞、「反抗」﹝政府﹞的路線，只是在取材上比較集中在經濟民生的議題上，少有民族、國家的大纛，這又令人聯想到其青年時期服膺無政府主義的背景。
在這七篇小說之中，首先引起我注意的並不是作者的微言大義或者「黑色青年的悲劇」云云，而是十分微細、看似﹝或者，根本就是﹞無關宏旨的一個作者習慣：外來語。除了一九八○年發表的〈沙基路上的永別〉之外，所有在一九三○年代的小說中，均或多或少地使用了一些澀口的音譯外來語。例如將霓虹燈稱之為「良‧薩茵」、用「娜利耶」稱呼玫瑰花，甚至在〈沒落〉中，酒醉告別竟然捨「李的」就「密斯脫李」﹝Mr.李﹞，日文、英文的音調時常夾雜在行文間。這可能是當代的語境、市鎮知識份子的流行，也可能只是王詩琅自己的習慣。王詩琅顯然不以為這些有如我們今天琅琅上口的許多流行／外來語有什麼「不雅」，大量地援用在其作品裡，使得他筆下的台灣具有各種文化﹝東方／西方；現代／傳統﹞碰撞揉和的氛圍；而現代讀者在閱讀到這些凹凸不平的名詞時，或許更能感受當時掙扎融合的狀態。
另外，王詩琅的小說有個非常重要的特點，便是他十分慣於在劇情進行間插入主角的回憶、獨白。以這種時空跳躍的場景切換來說，王詩琅的轉場功力頗佳，無須使用分章節的方法強迫情節轉向，只在字裡行間內便能輕鬆遊走於各個時間點。這方面最精采的表現恐怕要稱〈十字路〉了，主角「張的」去探望之前因社會運動入獄、現在獲得釋放的同事，便順理成章地回想起當時一起入獄的表哥；而在敘述表哥神色詭祕地逃避偵緝時，又更將時間回撥到表哥的求學。至此時間已經往前回溯了兩個刻度，王詩琅又把時間漸次拉近，回到敘述者的當下，處理起來有條不紊，且無半點扞格之感。
若是要在王詩琅的小說中找一個明顯的系統，大概不會有人反對將〈夜雨〉、〈沒落〉和〈十字路〉視為一組。它們敘述的都是社會運動者的故事，且都是在社會運動﹝革命？﹞失敗之後，迫於壓力、生計的窘境。這種設定搭配起王詩琅「遙想當年」的敘述方式，往往更顯力度。〈夜雨〉的主角有德是個印刷工人，他參加印刷工人組合﹝同業工會﹞的罷工，卻不敵資方引進外來工人和分化的策略。在走投無路之餘，只好讓十六歲的女兒「去幹那他最厭惡的醜業的一種──女招待」以糊口。〈沒落〉的耀源則是個徹頭徹尾的熱血青年，年輕時是上海大學的學生，回台灣之後更是熱切地參加各種活動。只是幾經牢獄打擊之後，他不但壯志消沉，甚至連看管家業的力氣都沒有了，只得任一切腐爛發霉。〈十字路〉「張的」是個銀行職員，雖然是完全沒有參加過社會運動的順民，但表哥、同事都因此被捕下獄。他深信只要努力便能獲得較好的生活，卻在浮沉數十年之後發現，「良民」和「革命分子」的夢想在資本主義社會底下都是無法達成的。有趣的是，這三篇的主角無論涉入社會運動的程度深淺，背後都有一股強大的經濟壓力；他們都要面對家室。因此〈夜雨〉因罷工失去工作的有德從一開場便與妻子爭吵不斷；〈沒落〉的耀源面對努力撐持家計的父親、曾經同為熱血學生的妻子，除了「想今天要那裏去賭」以外，還能有什麼作為？而〈十字路〉裡「張的」作為一個力爭上游卻升遷無望的銀行﹝資本主義的樞紐？﹞職員，不往醉鄉、溫柔鄉裡去，又能到哪兒去？在小說表現方面，〈夜雨〉是比較平穩的一篇，沒有什麼大錯誤卻也未見特別精采處；〈沒落〉的心理掙扎與場景皆有看頭，可惜結尾的呼喊又讓小說功虧一潰；〈十字路〉的弱點則在中間的說理太露，破壞敘述的節奏。
如同篇名所示，〈青春〉便是一篇討論青春的小說。文章一開始王詩琅便描繪了一幅風光明媚的田園景象，然後將鏡頭帶入畫面中心的「療養所」。在這療養所中，以一名優秀的台灣少女月雲作為敘述主線，一面寫其病中的絕望及蕭然，一面寫其過往亮麗的表現以及本來該有的美好未來；另外作者更安排了乖順平凡一位日本少女千代子與之對照。外部畫面與內心景觀、特出與平庸、絢爛與蒼白、日人與台人，甚至到最後的死亡與存活，這篇小說裡處處是對比。對於年輕生命被硬生生地折斷，與其說作者是對那個生命感到哀憐，到不如說是為「年輕」必然逝去的特質而悲哀吧。
而〈老婊頭〉敘述的是貪欲。這篇小說讓人想到楊守愚〈生命的價值〉，但顯然〈老婊頭〉是高明得多了。〈老婊頭〉的主角正是老婊頭「鹽橄欖治」，她由妓女起家，漸漸積蓄開起了娼館，專營「蕃仔酒矸」﹝台籍妓女﹞的生意。篇首便描述她拒絕借錢給鄰人，「人親朋，錢性命。結拜是結拜，錢是錢。你豈是不知道，我這裡自古早一錢也不肯借給人家？」就連旗下的妓女生了性病，她也不肯花錢醫治。然而，鹽橄欖治在銀行的存款卻多到可以動搖地方分行的業務，並不如整篇氛圍那般蕭條﹝或者該說，她是唯一不受蕭條影響的人物﹞，自己的女兒性喜揮霍，她也照樣慣著。結局是在沒有生意的一天快結束的時候，妓女拉了一個鄉下人進來，身上「只有一個一角和一包朝日」，根本就不夠付陪宿的錢。鹽橄欖治「沉吟了一會兒」，說，「一角和煙拿起來也好，一角銀也是賺。」嗜財若此，實引人發噱。
另外的兩篇作品中，〈邂逅〉應是未完成的殘稿，以王詩琅的水準不應該寫出完成度那麼低的篇章。〈沙基路上的永別〉則必須放在其他諸篇之外討論。其原因不但是因為成篇年代晚了近半世紀，更因為前面諸篇的許多特徵在這裡都消失或者轉化了。例如前述的外來語在此全無蹤跡，回憶也很少──或者該說，個人的「小歷史」被中國的「大歷史」取代了。主角老李是被調去日軍廣東佔領區工作的台灣人，因職務的關係結識了精通史地的羅小姐，兩人日久生情，在廣東的各個名勝遊玩，在言談中說的全是歷史──尤其是飽受欺凌的中國現代史。王詩琅在此欲表現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人在民族文化認同上的窘境，日本人不承認台灣人便罷，連中國人都不承認台灣人是漢民族的一支。故事的結局便是羅小姐因為民族認同問題逃避老李的求婚。不過，這篇小說雖然語言已經不像日據時代那般生澀，但令人失望的地方卻不少。首先，在小說技巧上，「中國人」與「台灣人」的隔閡並沒有在小說中清楚地描述，僅在幾個關鍵點上讓主角一廂情願地獨白出來，整篇小說若是拿掉主角的思緒，我們根本看不出任何一點點認同上的困難，沒有半個字﹝遑論情節﹞提到這個問題，連暗示都沒有。這使得這篇小說的說服力很低，結尾的高聲吶喊更成為笑話。
而綜觀王詩琅的創作歷程，早期以社會運動者的經驗出發，關懷人道價值並緬懷「昨日當我革命時」的情操，這些元素構成了他日據時代作品的基調；但到了堂堂一九八○年代，這種人道關懷卻縮小／擴大到對民族、國族議題的關心了。當然思想的正確無關文本的良窳，但當一個無政府主義者被收編為民族主義者時、當羅小姐口中的中國歷史比熱血青年的掙扎與痛苦重要時，我們或許更能夠了解「沒落」的真義了。
‧《王詩琅、朱點人合集》，前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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