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1995年《七七事變》
導演：李前寬，蕭桂雲
攝影：李力
美工：王子偉
演員：吳桂苓，李法曾
故事梗概：
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展開全面的侵略戰爭。爲了打通盧溝橋這一軍事要道，日軍不斷在盧溝橋附近進行軍事挑釁。駐守在宛平縣盧溝橋的中國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目睹了日寇的侵略行徑，全軍官兵嚴陣以待，隨時准備打擊敵人。
7月7日深夜，日軍以尋找所謂失蹤士兵爲借口，強行要求進入宛平縣城，被我守城部隊拒絕，由此爆發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事變發生後，日軍不斷制造事端，引起雙方交戰，大舉進攻盧溝橋，進一步擴大戰事，並直逼北平城，華北危在旦夕。
國民黨南京方面，對日寇的猖狂進攻，發出了撤退的命令。中國共産黨在中華民族的危急關頭發出通電，呼籲全國人民聯合抗戰，同時我黨在二十九軍的地下工作者也積極展開工作。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雖然上下逢源，但堅決抗日，副軍長佟麟閣、師長趙登禹身先士卒、壯烈殉國。北平的工人、農民及各界人士紛紛奮起抗戰，近代中國曆史上，國民黨與共産黨第二次合作，在盧溝橋打響了第一槍，全國性的抗日戰爭從此開始。
http://ent.cctv.com/special/C18572/20070607/105411.shtml
大陸與台灣抗日電影的五大截然不同
以前我們熟悉的是大陸版本的抗日電影，最近在出國的飛機上我看了8部台灣拍攝的抗日電影，看完之後作了一個對比，發現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差異。
第一，題材上明顯不同。大陸版本的抗日電影名字很邊緣，比如《小兵張嘎》、《地道戰》、《地雷戰》、《李向陽》。而且反映的抗戰多半是鄉村的抗戰，非城市正面抗戰，比如《敵後武工隊》。而台灣版本的抗日電影起名較宏觀，比如《筧橋英烈傳》（空軍跟日本人激戰）、《八百壯士》（四行倉庫保衛戰），還有《英烈千秋》（講張自忠）、《梅花》、《香火》等，多半選取城市正面抗戰題材。
第二，人物身份選取不同。大陸拍的全是窮人的抗戰，比如鄉下老百姓、窮人參加革命抗戰，地主老財是漢奸。而台灣拍的全是富人的抗戰，比如《梅花》，講的是紳士、大鄉紳的抗戰，家裡幾代同堂，生活很好，很體面，小孩都在國外留學等等。而《筧橋英烈傳》里的人物角色也全出生於有錢人家。國民黨在大陸代表有產階級的政權，價值體系對富人是正面的，對窮人是負面的。
第三，國恨、家仇的先後順序不同。大陸抗戰電影多半是國恨在前，家仇在後。但在台灣電影里順序恰恰相反，往往家仇是一個故事的引子，而國恨是背景。比如《梅花》體現的是民族精神，但是它也是先家仇後國恨的邏輯關係。
第四，抗爭的出發點不同。大陸版本反映抗戰最主要是從國與國、民族與民族的對抗出發，多從正義、侵略等角度來闡釋，而台灣版本更多從中華民族的文化出發來闡述一種文化的抗爭。比如《梅花》這部電影，梅花的精神百折不撓，喻示著中華文明不能被日本人打斷；再比如《香火》，喻示著中華民族香火不能滅、不能斷，而且要頑強地接續下去，這是一種文明、文化的抗爭。
第五，對階級和人性的處理不同。大陸抗戰電影往往重階級性、鬥爭性、反抗性，比如展現日本人的殘酷性和中國人的鬥爭性。而台灣版本著力反映了很多在抗戰過程中微妙複雜的人性。比如《梅花》里老大的父親被日本人殺了，老大決定去從軍，臨行前他跪下來向母親辭行，這是中國傳統文化，沒有「為了打擊日本帝國主義，我要參軍」的台詞，而是很簡單地說了一句：孩兒不孝，長子不能保全家安全，所以我應該去從軍。老太太站在台階上送他，含著眼淚只說了一句「打贏了回來」。短短几句話，給人心靈留下的震撼很大，因為它體現出人性及中國文化方面的頑強。
比較之後我發現，把這兩個版本合起來看應該更能反映抗戰的事實，單看哪一方面都不夠。讓我們回到歷史現場，去看歷史的另一面，看歷史被遺忘的那一面，被歪曲的那一面，被掩蓋的那一面。【阿波羅新聞網 2011-12-24 訊】摘自：馮侖著《風馬牛》中信出版社
http://tw.aboluowang.com/2011/1224/230113.html#sthash.cpQhU5mO.dpuf
啥是「四大抗戰小說」？
到底是臺灣版：王藍的《藍與黑》、紀剛的《滾滾遼河》、潘人木的《蓮漪表妹》和徐鍾珮的《餘音》。還是華人版：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陽》、鹿橋的《未央歌》、《藍與黑》、《滾滾遼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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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ypaper.pchome.com.tw/souj/post/1321665567
七七事變
日本帝國主義爲了獨占中國，發動了蓄謀已久的全面侵華戰爭。從1937年6月起，駐豐臺的日軍連續舉行挑釁性的軍事演習。 1937年7月7日駐華日軍悍然發動“七七事變”(又稱“盧溝橋事變”)，日本開始全面侵華，抗日戰爭爆發。
1937年7月7日夜，盧溝橋的日本駐軍在未通知中國地方當局的情況下，徑自在中國駐軍陣地附近舉行所謂軍事演習，並詭稱有一名日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北平西南的宛平縣城(今盧溝橋鎮)搜查。
中國守軍拒絕了這一無理的要求。日軍開槍開炮猛轟盧溝橋，向城內的中國守軍進攻。中國守軍第29軍37師219團奮起還擊。掀開了全民族抗日的序幕。日本侵略者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侵吞我國東北後，爲進一步挑起全面侵華戰爭，陸續運兵入關。到1936年，日軍已從東、西、北三面包圍了北平（今北京市）。
具體簡述
1937年7月7日夜10時，日軍在距北平(今北京)十余公裏的盧溝橋（西方稱作馬可波羅橋）附近進行軍事演習，向中國駐軍挑釁。日軍詭稱有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橋邊的宛平縣城搜查，遭到拒絕後，就向宛平縣城和盧溝橋開槍開炮。7月8日早晨，日軍包圍了宛平縣城，並向盧溝橋中國駐軍發起進攻。中國駐軍二十九軍官兵奮起抗戰，給日本侵略軍以沈重的打擊。團長吉星文親赴前線，指揮作戰。一位戰士用大刀接連砍死砍傷日軍13人，自己也壯烈殉國。駐守在盧溝橋北面的一個連戰士，戰到最後只剩下4人。9日淩晨，二十九軍收複了永定河東岸的失地。
發生時間：民國25年。
失蹤士兵：志村菊次郎。
失蹤原因：拉肚子。
失蹤時間：20分鍾。
事變元凶：東條英機。
進攻者：清水節郎，伊木清直等。
中國守軍：第29軍“大刀隊”，軍歌“大刀進行曲”，軍長宋哲元，副軍長佟麟閣（首位抗日殉國的高級將領）。
背景
七七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爲實現它鯨吞中國的野心而蓄意制造出來的，是它全面侵華的開始。全面侵華，在中國建立殖民統治，是日本帝國主義長期推行的方針。
日本早在明治維新時期，在確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時，迅速走上了擴張侵略的軍國主義道路，並制定了以中國、朝鮮爲主要侵略對象的所謂“大陸政策”。20世紀初葉，日本于日俄戰爭後取代沙皇俄國，在中國東北擴大殖民勢力，屯駐關東軍，設立殖民機構“南滿鐵路公司”，把東北作爲對中國殖民擴張的基地。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利用西方列強無暇東顧，極力擴大對華侵略，出兵山東，脅迫袁世凱接受日本妄圖鯨吞中國的“二十一條”，把侵略魔掌伸向中國內地。一次大戰後，日本企圖通過加緊掠奪中國、朝鮮和其他亞洲國家，擺脫政治、經濟危機，在1927年的“東方會議”上對侵略中國問題進行了精心策劃。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對我國東北發動突然襲擊，3個多月就占領東北全境。翌年日軍進攻上海（一?二八事變），並攻占大片華北土地，威逼平津，又在東北建立僞“滿洲國”、在華北搞所謂“自治運動”，妄圖長期占領這些地區。1936年日本制定的總體戰略計劃——“國策基准”出籠後，日本舉行了一次“將官演習”，向參加演習的將官交代了全面發動侵華戰爭的戰爭部署。
此後，日本增兵中國東北，抽調精銳部隊關東軍進駐平津一帶，頻繁舉行軍事演習進行挑釁，伺機挑起戰爭。1937年7月3日，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向日本政府提議立即給中國以打擊，隨即于7月7日發動了七七事變。7月9日，中日雙方交戰部隊曾達成口頭停火協議。但同時，日本乘機從中國東北和朝鮮抽調2萬多軍隊和百余架飛機投入華北地區。7月17日，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制定了《在華北行使兵力時對華戰爭指導綱要》，日本政府決定動員40萬兵力，妄圖用武力滅亡中國。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華北駐屯軍第1聯隊第3大隊第8中隊由大隊長清水節郎率領，荷槍實彈開往緊靠盧溝橋中國守軍駐地的回龍廟到大瓦窯之間的地區。晚7時30分，日軍開始演習。22時40分，日軍聲稱演習地帶傳來槍聲，並有一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蹤”，立即強行要求進入中國守軍駐地宛平城搜查，中國第29軍第37師第110旅第219團嚴詞拒絕。日軍一面部署戰鬥，一面借口“槍聲”和士兵“失蹤”，假意與中國方面交涉。24時左右，冀察當局接到日本駐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的電話。松井稱：日軍昨在盧溝橋郊外演習，突聞槍聲，當即收隊點名，發現缺少一兵，疑放槍者系中國駐盧溝橋的軍隊，並認爲該放槍之兵已經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時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槍聲非中方所發，予以拒絕。不久，松井又打電話給冀察當局稱，若中方不允許，日軍將以武力強行進城搜查。同時，冀察當局接到盧溝橋中國守軍的報告，說日軍已對宛平城形成了包圍進攻態勢。冀察當局爲了防止事態擴大，經與日方商議，雙方同意協同派員前往盧溝橋調查。此時，日方聲稱的“失蹤”士兵已歸隊，但隱而不報。7月8日晨5時左右，日軍突然發動炮擊，中國第29軍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線官兵：“確保盧溝橋和宛平城”，“盧溝橋即爾等之墳墓，應與橋共存亡，不得後退。”守衛盧溝橋和宛平城的第219團第3營在團長吉星文和營長金振中的指揮下奮起抗戰。
軍隊配置
中國
國民革命軍第29軍 軍長 宋哲元 副軍長 佟麟閣
第37師 師長 馮治安 駐守北平，南苑，西苑，豐臺
第38師 師長 張自忠 駐守天津，大沽，滄縣，廊坊
第132師 師長 趙登禹 駐守河北省大名，河間
第143師 師長 劉汝明 駐守張家口，張北，懷來
第9騎兵師 師長 鄭大章 駐守通縣，南苑
日本
中國駐屯軍 司令官 田代皖一郎中將、香月清司中將(接任)
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 旅團長河邊正三少將
步兵第一聯隊 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大佐
步兵第三大隊 大隊長一木清直少佐
步兵第八中隊 中隊長清水節郎大尉
北平特務機關長 松井太久郎大佐
反應
日軍挑起七七事變後，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七七事變的第二天，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就通電全國，呼籲：“全中國的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並且提出了“不讓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中國寸土！”“爲保衛國土流最後一滴血！”的響亮口號。蔣介石提出了“不屈服，不擴大”和“不求戰，必抗戰”的方針。蔣介石曾致電宋哲元、秦德純（第29軍副軍長兼北平市市長）等人“宛平城應固守勿退”，“盧溝橋、長辛店萬不可失守”。
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中國共産黨立即通電全國，號召全民族抗戰。蔣介石也于7月17日發表了關于解決盧溝橋事變的談話。盧溝橋事變揭開了全國性的抗日戰爭的序幕。
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指出“盧溝橋事變已到了退讓的最後關頭”，“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對于在盧溝橋戰鬥中英勇抗敵的29軍，全國各界報以熱烈的聲援。各地民衆紛紛組織團體，送來慰問信、慰勞品；平津學生組織戰地服務團，到前線救護傷員、運送彈藥；盧溝橋地區的居民爲部隊送水、送飯，搬運軍用物資；長辛店鐵路工人迅速在城牆上做好防空洞、挖好槍眼，以協助軍隊固守宛平城；華僑聯合會也致電鼓勵第29軍再接再厲。七七事變爆發後，日軍的進攻遭到了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日軍見占領盧溝橋的企圖實現不了，便玩弄起“現地談判”的陰謀，一方面想借談判壓中國方面就範，另一方面則借談判之名，爭取調兵遣將的時間。
後續
7月9日、11日、19日，日本華北駐屯軍與冀察當局三次達成的協議，都被盧溝橋時斷時續的炮聲證明是一紙空文。“現地談判”使日軍贏得了增兵華北的時間，但它卻蒙蔽了冀察當局的視線，遲緩了第29軍布兵應戰的准備，給平津抗戰帶來極大危害。到7月25日，陸續集結平津的日軍已達6萬人以上。日本華北駐屯軍的作戰部署基本完成之後，爲進一步發動侵華戰爭尋找新的借口，又在7月25日、26日蓄意制造了廊坊事件和廣安門事件。
26日下午，華北駐屯軍向第29軍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中國守軍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區，否則將采取行動。宋哲元嚴詞拒絕，並于27日向全國發表自衛守土通電，堅決守土抗戰。同日，日軍參謀部經天皇批准，命令日本華北駐屯軍向第29軍發動攻擊，增調國內5個師約20萬人到中國，並向華北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下達正式作戰任務：“負責討伐平津地區的中國軍隊。”血戰平津已再所難免。中國軍隊隨之奮起抵抗，血染平津路，壯士報國恨。
7月28日上午，日軍按預定計劃向北平發動總攻。當時香月清司指揮已雲集到北平周圍的朝鮮軍第20師團，關東軍獨立混成第1、第11旅團，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約1萬人，在100余門大炮和裝甲車配合、數十架飛機掩護下，向駐守在北平西郊的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國第29軍第132、37、38師發起全面攻擊。第29軍將士在各自駐地奮起抵抗，譜寫了一首不屈的戰歌。南苑是日軍攻擊的重點。第29軍駐南苑部隊約8000余人（其中包括在南苑受訓的軍事訓練團學生1500余人）浴血抵抗，第29軍副軍長佟麟閣、第132師師長趙登禹壯烈殉國，不少軍訓團的學生也在戰鬥中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28日夜，宋哲元撤離北平，29日，北平淪陷。29日淩晨，冀東保安隊第1總隊隊長張慶余和第2總隊隊長張硯田，在通縣發動起義，反正抗日，擊斃通縣特務機關長細木繁中佐等數百人，活捉漢奸殷汝耕（後逃跑）。
7月29日，第29軍第38師在副師長李文田的率領下，發起天津保衛戰。第38師攻擊天津火車站、海光寺等處日軍，斬獲頗衆，但遭日機的猛烈轟炸，傷亡亦大，遂奉命撤退。30日，天津失守。
影響
七七事變後，日本動員幾乎全部軍事力量，開始全面侵華。
七七事變是中國全面性抗戰的開始，中國在東方開辟了第一個大規模的反法西斯戰場。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終形成；紅軍改編爲八路軍、新四軍。
評價
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上，法西斯成爲全人類的公敵，世界性的主要矛盾已經由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帝國主義國家的爭霸鬥爭轉變爲法西斯力量與反法西斯力量之間的一場較量。隨著德意日法西斯日趨一日地走向結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經過多年努力確立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已土崩瓦解，國際社會的秩序已經失去了國際條約的控制，法西斯侵略者幾乎可以爲所欲爲了。到了1936年，法西斯國家行將發動世界大戰的陰雲籠罩在全球的上空。
1937年7月，日本法西斯集團經過充分准備後，悍然發動了七七事變，把6年前在中國東北挑起的局部戰爭升級爲全面侵華戰爭，率先在世界的東方點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
七七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的活動不僅威脅到人民大衆的生存，而且直接威脅到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中國國民政府對日本殘存的一點和平幻想徹底破滅，蔣介石對中國共産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作出了積極反應。
前所未有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充分體現了“民族意識勝過一切”的思想，在大敵當前的緊急關頭，産生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民族危機喚醒了沈睡近百年的中華民族，無情的戰爭教育了全國各族人民，從沿海到內地、從都市到偏鄉僻壤的全中國人民都被動員起來了。
全民族的抗日救亡運動迅速掀起，如火如荼。日本帝國主義面臨的對手是空前覺醒的中華民族，所以這就注定了它必然滅亡的命運，中華民族則一天天開始複興。盧溝橋畔的槍聲引燃的整個中華民族的抗日聖火，將中國推到了一個新的曆史時期。
中國人民團結一致，以抗擊日本法西斯的輝煌戰績，一掃中國近百年盡遭侮辱、積弱不振的形象，第一次贏得了反對外來侵略的偉大勝利。
七七事變爆發後，中華全民族的空前覺醒和因此重新煥發出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氣節是中國人民堅持8年抗戰、最終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根本力量。
在21世紀的今天，這種偉大的民族精神值得特別珍視和發揚。今天距離七七事變的爆發已經70年了，但日本軍國主義的陰魂至今不散，日本極右勢力極力通過各種方式企圖爲侵略戰爭翻案。中國和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與正義的人們應保持高度的警惕。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只有尊重和正視曆史，才能贏得未來。
http://baike.baidu.com/view/35377.html?tp=0_11
盧溝橋
盧溝橋（Lugou Bridge） 亦作蘆溝橋，在北京市西南約15公裏豐臺區永定河上，是北京市現存最古老的石造聯拱橋。永定河舊稱盧溝河，橋亦以盧溝命名。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明正統九年（1444年）重修。清康熙時毀于洪水，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重建，如今永定河上已經沒有水了。盧溝橋全長267米，寬7.6米，最寬處可達9.5米。有橋墩十座，共11孔，整個橋體都是石結構，關鍵部位均有銀錠鐵榫連接，爲華北最長的古代石橋。
橋身兩側石雕護欄各有望柱140根，柱頭上均雕有臥伏的大小石獅共501個（盧溝橋文物保護部門提供數據），神態各異，栩栩如生。橋東的碑亭內立有清幹隆題“盧溝曉月”漢白玉碑，爲燕京八景之一。特別是橋墩造法頗有特色，墩下面呈船形，迎水面砌作分水尖，外形像一個尖尖的船頭，其作用爲抗擊流水的沖擊。橋上的石刻十分精美，橋身的石雕護欄上共有望柱281根，柱高1.4米，柱頭刻蓮座，座下爲荷葉墩，柱頂刻有衆多的石獅。望柱上雕有大小不等、形態各異、數之不盡的石獅子。民間有句歇後語說：“盧溝橋的石獅子——數不清”，明代《帝京景物略》也有盧溝橋的石獅子“數之輒不盡”的記載。許多遊人試圖搞清數目，但數來數去，眼花亂，最後只有作罷。1962年有關部門專門派人搞了一次清點，逐個編號登記，清點出大小石獅子485個，至此，應該說是“謎團冰釋”了。孰料，在1979年的複查中，又發現了17個，這樣，大小石獅子的總數應爲502個，今後是否還會發現，誰也不敢來劃這個句號。
橋東爲宛平縣城，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建。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在此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宛平城的中國駐軍奮起抵抗，史稱“盧溝橋事變”（亦稱“七七事變”）。
著名建築學家羅哲文先生《名聞中外的盧溝橋》一文曾對這些雕刻精美、神態活現的石獅子有過極爲生動的描繪：“……有的昂首挺胸，仰望雲天；有的雙目凝神，注視橋面；有的側身轉首，兩兩相對，好像在交談；有的在撫育獅兒，好像在輕輕呼喚；橋南邊東部有一只石獅，高豎起一只耳朵，好似在傾聽著橋下潺潺的流水和過往行人的說話……真是千姿百態，神情活現。”天下名橋各擅勝場，而盧溝橋卻以高超的建橋技術和精美的石獅雕刻獨標風韻，譽滿中外，實屬古今世界上一大奇觀。
曆史
盧溝橋始建于公元1189年六月，明昌三年公元1192年三月完工。兩側石雕護欄各有140條望柱，柱頭上均雕有石獅，形態各異，據記載原有627個，現存501個。石獅多爲明清之物，也有少量的金元遺存。“盧溝曉月”從金章宗年間就被列爲"燕京八景"之一。
盧溝橋公元1444年重修。清康熙年間永定河洪水，橋受損。1698年重修，康熙命在橋西頭立碑，記述重修盧溝橋事。橋東頭則立有幹隆題寫的“盧溝曉月”碑。公元1908年，清光緒帝死後，葬于河北省易縣清西陵，須通過盧溝橋。由于橋面窄，只得將橋邊石欄拆除，添搭木橋，事後，又將石欄照原樣恢複。
1937年7月7日在盧溝橋發生的“七七盧溝橋事變”，成爲中國展開全國對日八年抗戰的起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在橋面加鋪柏油，並加寬了步道，同時對石獅碑亭作了修繕。1961年盧溝橋和附近的宛平縣城被公布爲第一批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71年爲保護盧溝橋減少其運輸量而建立的盧溝新橋完工，但盧溝橋仍然繼續承擔交通運輸任務。 1986年盧溝橋曆史文物修複委員會成立，目的在于恢複盧溝橋原貌，工程拆除了1949年後鋪設的柏油和1967年加寬的步道，恢複了古橋的原貌，同時將機動車的通行移至緊鄰的盧溝新橋與之後修建的京石高速公路。
盧溝橋修繕小史
◆明代自永樂十年（公元1412年）到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共修橋6次。6次均無大工程。
清代自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至光緒年間，共修橋7次，其中5次工程不大，只有兩次工程稍大一些。
公元1908年，清光緒帝死後，殯葬于河北省易縣西陵，須通過此橋。由于橋面窄，只好將橋兩旁石欄臨時拆除，在兩側添搭木橋，以便順利通過棺槨。事後，又將石欄照原樣恢複。
◆曆史上有兩個盧溝橋，最初的建于金朝大定二十九年（1189），到清朝康熙年間毀于洪水。康熙三十七年重建（1698），這才有了現在的盧溝橋。因此，通常所說的盧溝橋有八百余年曆史，是把新舊兩個橋的時間算在一起，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是康熙重建的盧溝橋，只有三百余年的曆史。
光緒皇帝歸天的時候（1908年），他的棺槨運往河北的易縣西陵。途經盧溝橋，由于橋面較窄，只好將橋兩旁的石欄臨時拆除，在兩側添搭木橋，以利通過，事後，又將石欄照原樣恢複。
1967年8月，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命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市政府）解決盧溝橋交通不暢問題。在這加寬400余米步道、建立59道混凝土挑梁的修繕工程中，由于正值“文革”，原工區主任和老工程師都在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參加勞動），由一名青年工人任施工隊隊長，施工隊中有一名貧農出身的老石工，自己做主大膽地更換望柱91根、欄板9塊。在91根望柱上共雕出石獅164只。比原有91根望柱上的獅子總數多出5只。使全橋望柱上的獅子總數達到491只。
1971年，北京市在距盧溝古橋約一公裏遠處又興建了“盧溝新橋”。這是一座17孔跨河公路橋，全長54.99米，寬15.5米。1985年又在旁邊建了一座新橋，舊盧溝橋從此成爲文物，不再通車。
1986年，北京市政府專門成立了“盧溝橋曆史文物修複委員會”，全面修繕了古橋。工程籌資355萬元，拆除了1967年加寬的步道和混凝土挑梁，並清除瀝青，中間空出印心，完全恢複了古橋原貌。
1988年9月3日是一個大晴天，一個霹雷將盧溝橋北側東起第68根欄杆望柱擊壞，望柱上的石獅也同時壞損。1997年又對部分被雷電擊壞的石獅和望柱進行了補救。
禦題漢白玉碑
從1908年至1949年，盧溝橋沒有大的修繕工程，僅個別地方添配了欄杆和石獅。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將盧溝橋的橋面加鋪了柏油，修了橋上的碑亭、石欄及柱獅。1967年，加寬了400余米的步道，建立了59道混凝土挑梁。1986年，北京市政府專門成立了“盧溝橋曆史文物修複委員會”，發起保護古橋，恢複古橋原貌的活動；統籌規劃，動員各界，組織修繕。工程籌資355萬元。工程中拆除了1967年加寬的步道和混凝土挑梁，加固了原石欄望柱；清除了瀝青，恢複了橋面；同時修繕了宛平城，複原了城樓。並全面整修橋券橋墩。還對古橋全部望柱、欄板、地袱、橋面、華表、石碑等實施部分風化及防滲漏保護措施。橋面整修時，中間空出印心，完全保留古橋的原狀。1997年6月，對部分被雷擊壞的石獅和望柱進行了修繕補救。爲了保護好舊盧溝橋這座聞名中外的古橋，1971年，北京市在距盧溝古橋約一公裏遠處又興建了“盧溝新橋”。這是一座17孔跨河公路橋，全長54．99米，寬15．5米。
橋的東頭是宛平縣城，這是一座建于明末拱衛京都的拱極城。1937年7月7日在這裏爆發的“盧溝橋事變”，點燃了抗日戰爭的熊熊烈火，城牆上至今還留著累累彈痕。現在，宛平縣城已成爲一處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紀念地。城內北側建有“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城東側辟爲“抗日戰爭烈士陵園”。城樓上有七七事變紀念館和中國古橋陳列館。
盧溝橋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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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
抗日戰爭（有時簡稱爲“抗戰”），狹義上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抗擊日本侵略的戰爭（始于1937年7月7日，止于1945年8月15日），即國際上所稱“第二次中日戰爭”；廣義上指二戰期間東亞、東南亞各地抗擊日本入侵的戰爭；由于日本入侵東亞、東南亞各國，戰火蔓延至南亞和太平洋地區，日本稱爲大東亞戰爭。
本文主要介紹中國的抗日戰爭，有關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抗日戰爭詳見：朝鮮半島抗日戰爭、緬甸抗日戰爭、菲律賓抗日戰爭、馬來亞抗日戰爭、新加坡抗日戰爭、香港保衛戰
中國抗日戰爭
中國抗日戰爭，又稱爲日本侵華戰爭，是指在1930年代至1940年代，由于日本帝國非法入侵中華民國引發的戰爭，主戰場在中國大陸，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事之前與期間，最終以中國的勝利而告終。
這場戰爭在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名稱。中華民國政府及多數華人稱其爲八年抗戰、中日戰爭等等，簡稱抗戰，中國共産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其爲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日本稱其爲日華戰爭（日語：日中戦爭）或支那事變（支那事変），西方國家多數稱其爲第二次中日戰爭（把甲午戰爭稱爲“第一次中日戰爭”）。
抗日戰爭結束于1945年8月15日，但對于其開始的時間存在爭議。比較普遍的觀點認爲，全面的抗日戰爭起于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時結束，曆時九十七月又八天，共爲八年，八年抗戰名稱因此而來。另外一種觀點認爲這場戰爭可追溯到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變，這是政府私下主導的局部抗戰的開始，因此又有十四年或十五年抗戰之說。也有觀點認爲，1941年12月9日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後兩天，中華民國政府才公開宣布正式同日本宣戰，如果這樣算，抗日戰爭曆時不到4年。在這段時間裏，戰爭擴大到整個太平洋地區，中國和美國、英國等同盟國共同抗擊日本，而中國的抗戰也成爲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的一部分。最後，日本節節敗退，戰爭以包括中華民國在內的同盟國勝利而結束。
釋名
習慣上，中國人所說的“抗日戰爭”一般指稱“中國抗日戰爭”。但各地華人習慣上也將各自國家或地區同時期反抗日本侵略的戰爭稱爲“抗日戰爭”，並將其和中國抗日戰爭視爲一體，或作爲它們的總稱。“中國抗日戰爭”在中國大陸地區也被稱作“八年抗戰”（從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中國最高領導人蔣介石于7月31日發表《告全體將士書》宣告全面抗戰開始算起），但在世界其他地區一般被稱作“十四年抗戰”（于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算起）。這場戰爭在日本被稱爲“日中戰爭”。日本也習慣把“珍珠港事變”以前的中國抗日戰爭稱爲所謂的“支那事變”或所謂的“日華事變”，原因是當時日本帝國並未和中華民國相互正式宣戰，因此“技術上”並非一場戰爭。“珍珠港事件”爆發以後的中國抗日戰爭，則被日本視爲“大東亞戰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太平洋戰場、中國戰場和印緬戰場）的一部分。
戰爭的前奏
從甲午戰爭到九一八事變
1894年甲午戰爭以中國戰敗告終，中國與日本簽署了馬關條約，日本利用條約中從中國奪得的賠款2.3億銀其中的80%利用來發展軍事，從此日本開始加強對中國的侵略。1900年，因爲庚子事變問題，日本作爲八國聯軍的主力之一，占領天津、北京，並利用《辛醜條約》在京、津一帶駐屯重兵。1904年到1905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獲勝，把俄國建立的旅順口要塞攻占，並于對馬海戰中重創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從俄國手中奪取了在中國東北的特權，更加加強了日本的野心。1910年日韓並合，更使日本有朝鮮作爲侵略中國的跳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對德國宣戰，入侵膠州灣的德國勢力，進而占據山東。1915年，跟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徹底取代德國在山東的特權。1928年，日本以保護僑民爲名，試圖阻止國民革命軍北伐，炮轟南城，與中國北伐軍發生交戰，造成濟南慘案，殺害了中國外交部山東交涉員蔡公時等十六人。最後，在蔣介石表面懲辦參戰主要軍官之後，日軍退出濟南。
1931年7月23日、九一八事變前夕, 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同胞書》, 號召“攘外必先安內”，“故不先滅赤匪，恢複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乃不能攘外”。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趁張學良調動東北軍主力入關參加中原大戰留駐華北之機，由司令本莊繁親自策劃，在沈陽附近的柳條湖破壞了一小段南滿鐵路，誣蔑此爲中國國民革命軍所爲，當夜向沈陽北大營之國民革命軍發動進攻，標志著“柳條湖事變”，又稱“九一八事變”的爆發。駐防沈陽的中國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張學良聲稱奉了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嚴禁部下不准對日軍作戰（晚年雖承認是他自己的決定，但究其根本原因，仍是迫于蔣介石及其“中央軍”的壓力），但團長王鐵漢等仍率部進行了抵抗，還有黃顯聲領導的沈陽警察成爲東北爲數不多的給予日軍打擊的武裝力量。 但他們皆戰不勝日軍，翌晨全城即告陷落，警察們在繳械之後大多被屠殺。東北主要軍事負責人張學良引咎降職，後赴歐洲躲避輿論譴責。
大敵當前，蔣介石不思抵禦外侮，卻仍然鼓吹“攘外必先安內”，大打內戰，壓制國人的抗日熱情，瘋狂推行“不抵抗政策”。中共趁機加緊發展，在湘贛等地建立起多個“蘇區”，並不斷擴大. 1931年11月7日, 中國共産黨在蘇聯國慶日在中央蘇區創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都設在江西瑞金）。此後，蔣介石不斷發動對蘇區的反革命“圍剿”，妄圖消滅紅軍，建立一黨專政的反動獨裁政權。
事變兩個月內，日軍占領中國東三省諸多主要城市，除在黑龍江遭到馬占山部等的強烈抵抗之外，並未遭受重大損失。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東北民衆自發組織了大量東北抗日義勇軍抵抗日本軍閥侵略，這些抵抗得到了關內民衆同情和聲援。部分中國學者視九一八事變爲抗日戰爭的開始。1932年2月，日本在東北建立滿洲國，其傀儡政府名義上的領導人是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這政權其實是關東軍擁有，他們以日満親善大使作占領東北的借口，以繼續進行侵略。
國民政府面臨“北有日軍、南有共軍，交相呼應，同時進逼”的危局。各地軍人亦各自爲政，不聽中央調遣，山東韓複渠與劉珍年、陝西楊虎城與馬青苑、四川劉湘與劉文輝，各起沖突，蔣費盡心機，“居中調停”，實爲借機擴大地盤。
日本加緊侵華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軍陸戰隊進攻上海閘北，一二八事變爆發。駐守上海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粵軍）在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的帶領下展開回擊，張治中率第五軍（中央軍）增援上海，雙方陷入僵持。2月28日，英國、法國、美國三國公使介入調停。5月5日，中日雙方簽署《淞滬停戰協議》，規定中國國民革命軍不得駐紮上海，只能保留保安隊，日本取得在上海駐軍的權利，參與抗戰的主力國軍第十九路軍不得不離開上海，赴福建剿共，第五軍則撤退至蘇州、南京一帶，日本曆來以壓迫蔣介石懲辦抗日軍隊的手段來打壓中國軍民抗日士氣。6月，日本軍閥全部退回日租界。
日本軍閥在中國北方的軍事行動並沒有停止，並將軍隊開進長城一線，進犯熱河、察哈爾兩省，史稱“長城事變”。1933年1月，日軍進占山海關，開始向中國關內進攻。熱河省會承德遭到襲擊，僅10余天即告陷落，駐守熱河的國軍主要是東北軍萬福麟等部，抵抗意識極差。駐守平津的西北軍第二十九軍宋哲元率部抵抗，中央軍第十七軍軍長徐庭瑤率所部3個師北上參戰。同年5月，日本軍閥向察哈爾進攻，並一度占領察北重鎮多倫，然而不久馮玉祥和吉鴻昌發起組織的察哈爾民衆抗日同盟軍經過5天的激烈戰鬥，奪回多倫，並成功將日本軍閥驅趕出察哈爾，保證了長城一線戰事的基本穩定。二十九軍、十七軍等部隊雖然奮勇抵抗，終不敵裝備精良的日軍和僞“滿洲國”部隊，長城抗戰失利。5月31日，中日簽署《塘沽協定》，國民革命軍退出熱河和冀東，日本打開了通往華北的大門。
1933年12月，福建蔡廷鍇、李濟深及其十九路軍組織“中華共和國臨時革命政府”，與紅軍簽署《抗日停戰協定》，力圖挽救危局，史稱“福建事變”。但由于蔣介石勾結日僞軍對這支革命武裝進行血腥鎮壓，加之當時中共領導人奉行的“左”傾關門主義政策，福建事變最終失敗，蔣介石撤銷了十九路軍的番號，十九路軍這支名揚四海的抗日部隊的曆史到此結束了。
1934年6月9日，南京日本總領事館書記官因個人原因，出走藏匿，欲自殺。領事館揚言“應由中國政府負完全責任，如無生還之希望，則日方將撤回僑民發動自衛。”並將上海的日本憲兵派往南京，日艦雲集下關江面。由于領事館的一名從事抗日組織情報收集工作的中國人員詹長麟提供的可靠消息，首都警察廳調查課長趙世瑞于紫金山一山洞中尋獲藏本，而平息了事端，史稱“藏本事件”。
1935年5月，日本中國駐屯軍聲稱天津親日報刊《滿洲晨報》社社長白逾桓、《國權報》社社長胡思溥被殺，是中華民國政府所爲，不久又誣指受中國政府援助的東北義勇軍進入《塘沽協定》中規定的非武裝區（實際上當時的東北義勇軍爲獨立的武裝），再次出兵南下。蔣介石爲避免事態進一步擴大，派遣大親日派何應欽與日方梅津美治郎簽訂《何梅協定》，在部分滿足日本要求的情況下，保證“取締全國一切反日團體及活動”。同年9月，日本再度制造輿論，要求“華北五省（察哈爾、綏遠、河北、山西、山東）自治”。因應這個事態，1935年10月4日，日本岡田啓介內閣通過《鼓勵華北自主案》，發表《鼓勵華北自主案》，扶植當地的漢奸殷汝耕設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防止“赤化”。以上史稱“華北事變”，它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爲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標志。
第二次國共合作
國民政府對日本的態度激起了中國國內許多人士的不滿，這給剛剛完成長征的中國共産黨帶來了擴大影響力的機會。1935年底，中共中央召開了瓦窯堡會議，決定按照共産國際在西班牙的活動，以建立統一戰線爲方式抵禦法西斯國家的侵襲。該年底，毛澤東發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不僅確定了這條統一戰線的確立方式和理論基礎，也提出吸取中國大革命時期的教訓，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掌握在共産黨人手中。中共開始抛棄左傾的關門主義，主動和合圍陝北根據地的東北軍張學良、西北軍楊虎城部磋商結成抗日反蔣的軍事同盟。並借助各種渠道與國民黨中央試探妥協的可能性。
一二九運動中學生在北平的活動同年12月9日，北平學生在共産黨的宣傳領導下，針對日本即將設立的非法政府“冀察政務委員會”展開了大遊行。上萬名學生在北平附近高呼口號，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內戰，聯合抗日。冀察政務委員會內定的負責人宋哲元鎮壓了這次學生運動。在這種形勢下，冀察政務委員會宣布延期設立，並極大的提高了共産黨在中國尤其是華北地區的聲望。這次學生運動的大部分骨幹後來成爲八路軍和中共的新生力量，包括黃敬、李昌、谷景生、宋黎等。
但蔣介石依然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意圖，並調遣撤回關內的東北軍和西北軍繼續圍攻共産黨的陝北革命根據地——希望非嫡系軍隊和共産黨的爭鬥兩敗俱傷。在此情況下，張學良及西北軍將領楊虎城決定接受共産黨的聯合抗日主張。1936年12月，蔣介石親自來到西安“督戰”，12月12日，張、楊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對蔣介石實施“兵諫”。親日派何應欽認爲時機已到，積極鼓吹討伐張楊，欲置蔣介石于死地，奪取全國最高統治權。一旦如此，全國就將爆發更大規模的內戰，這正是日本人希望看到的。這次事變最後在國民黨、共産黨和其他勢力的協商下，得到和平解決，國共兩黨也達成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協定，成爲日後影響抗日戰爭的關鍵因素之一。西安事變後，紅軍、東北軍、西北軍的三位一體聯盟被蔣介石瓦解。張學良被蔣扣押，楊虎城被迫出國，東北軍被調往蘭州、河南、安徽等處，被完全拆散。紅軍從陝北南下，占領了西安附近地區。周恩來、葉劍英、博古代表中共中央開始和國民黨中央展開關于合作的談判。大批在十年內戰期間被關押的共産黨政治犯被釋放，其中最著名的是薄一波和陶鑄。中共中央派遣劉少奇到天津指導北方局工作，劉少奇很快打開了華北地區的統戰局面，號召平津學生支持宋哲元抗日。蔣中正開始加速進行抗戰的政治、軍事、經濟准備，這包括在上海至南京一帶修建了三道國防工事，進口了大量德國裝備武裝中央軍。
中國應戰（1937年7月—1938年10月）
盧溝橋事變
在1937年7月7日夜，盧溝橋事變爆發。時值日本近衛文麿內閣。日本中國駐屯軍借口一個兵士失蹤，要求進入北平西南的宛平縣城搜查。中國守軍拒絕了這要求。日本軍閥遂開槍開炮猛轟北平盧溝橋，向城內的中國守軍進攻。亦有說，根據“辛醜條約”駐紮的日本軍閥在宛平附近演習時遭到國民革命軍的槍擊，而向中國守軍進攻。打響全面抗戰第一槍的是第二十九軍吉星文團。
中華民國最高統帥蔣中正在廬山先後發表談話7月16日、17日，中華民國最高統帥蔣介石在廬山先後發表《對于蘆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談話，表示：“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國家生存。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地無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至此表明了對日本軍閥挑釁的退讓底線。7月28日、30日，日本軍閥相繼占領北平、天津，第二十九軍退守保定一線。平津一帶的大學紛紛遷移。7月31日，蔣介石發表《告全體將士書》：“……和平既然絕望，只有抗戰到底”，宣告戰爭已經全面爆發。
正面戰場的展開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定下了“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爲大勝”的大方針，爲了吸引日本把侵略重點放到日軍難以施展的山川河流衆多的東南，利用山川河流衆多的地形抵消日軍裝備訓練優勢，盡量消滅日軍有生力量，避免在利于日軍裝備訓練優勢發揮的地勢平坦的華北平原與日軍作戰，擴大戰場，分散敵軍兵力，爲中國爭取部分戰爭主動權，蔣中正決定在上海發動戰爭。中國國民革命軍扮作保安隊進入上海市區。日軍則以保衛租界爲名，占領租界外的地區。8月13日，沖突爆發。
遭日軍轟炸的上海南火車站日軍在1937年8月派出上海派遣軍（三個月後增加到50萬人），開始向上海進攻；中華民國則共派出中央軍精銳和大批內地省份部隊（但由于蔣介石與這些部隊的司令關系惡劣，所以裝備極差。而參加者包括川軍、滇軍、桂軍、粵軍、湘軍等）合計70萬人，與日軍血戰三個月之久，粉碎其“三月亡華”之戰略，此即爲淞滬會戰。指揮凇滬會戰的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先是馮玉祥，後蔣中正親自兼任。11月20日，中國國民革命軍在傷亡25萬人之後，被迫撤退，上海自此淪陷；由于下達撤退命令過于倉促，後方國防工事交接發生失誤，加上中國抗戰初期的軍隊訓練素質極低，引致撤退演變爲潰敗。同一天，中華民國政府立即宣布將首都和所有政府機構由南京遷往陪都重慶，而軍事作戰中心則是先遷往武漢直到武漢會戰後再遷往陪都重慶。雖然第二次淞滬會戰中國方面在戰術上是失敗的，但是在戰略上卻成功的將日軍吸引于中國東南，使日軍主力陷入山川河流衆多的地形，消耗甚大，導致日軍無實力占領全部中國。上海國民革命軍的持久抵抗，掩護了黨政機關、學校和大批工商企業轉移內地，爲抗戰保留了元氣。
1937年的南京，日軍暴行在上海遭到約4萬傷亡的日本軍隊，在同年12月13日侵占南京，由于守將唐生智不久便棄城逃亡，所以南京城于4天後陷落。日軍以持續數月的南京大屠殺作爲摧殘中國民衆士氣的手段，由于戰爭前夕中國國民革命軍把所有逃生的方法都堵塞了，結果間接導致約三十萬無辜的中國人被日本軍隊殘暴地殺害（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統計爲26萬）。下令進行南京大屠殺的日軍上海派遣軍（後改稱華中派遣軍）司令官是松井石根，殺戮最嚴重的第六師團師團長是谷壽夫。
同年9月，日本爲奪取山西豐富的煤炭資源，派出10余萬陸軍展開進攻。國民政府因應組織展開了太原會戰，由于當時中國共産黨的總部位于不遠的延安。根據9月的國共合作協議，共産黨奉命派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林彪115師協助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進行防禦。
1937年底，南京陷落之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節節抵抗。但是因爲山東省主席韓複榘臨陣脫逃，致使黃河防線失守，山東大部失陷，交通要點僅剩魯南的滕縣、臺兒莊。于是，1938年1月14日，蔣介石將其槍斃。
1938年2月，日軍華北方面軍企圖南下和華中派遣軍會合。中國國民革命軍在以徐州爲中心的地區與日軍激戰，史稱徐州會戰。3月，第五戰區司令李宗仁令川軍王銘章所部防守滕縣，因無援兵，滕縣失守，王銘章師長自殺殉國。李宗仁隊以西北軍孫連仲第二十六路軍在徐州以北的臺兒莊與日軍反複爭奪，以西北軍張自忠部五十九軍和龐炳勳軍團掩護臺兒莊的右翼臨沂戰場，以中央軍湯恩伯軍團卷擊臺兒莊日軍側背，最終取得臺兒莊戰役的勝利，以斃傷日軍一萬多人的戰果成爲中華民國抗戰以來最大的勝利，日軍精銳第10師團遭到毀滅性打擊，精銳第5師團遭到重創。但是南北兩線日軍源源不斷增兵，這次勝利沒有扭轉徐州戰場的局勢。
黃河花園口決堤5月19日日軍占領徐州，6月6日占領河南省會開封。6月9日，蔣中正命令在花園口炸開黃河南岸大壩，史稱黃河花園口決堤。此舉雖然暫時阻擋了日軍南下，但是也造成了黃河下遊的大規模水災，造成上百萬民衆直接死亡或間接因饑荒而死，造成不知情的當地民衆對國民黨的不滿。戰後蔣中正調撥了大量資金修複黃河大堤，史稱“黃河歸故”，即恢複故道。參與會戰的國民革命軍分路撤退，粉碎了日軍的合圍企圖，至此，徐州會戰結束。會戰後，有一部分國軍留在魯南蘇北敵後戰場，後蔣中正下令組建蘇魯戰區，以東北軍于學忠爲戰區司令。這部分國軍堅持到1943年，被日僞軍壓迫，與中共軍隊摩擦也告失利，被迫退出魯南蘇北。華北日軍除以主力進攻山東津浦線方向外，還以一部向河北平漢線追擊，宋哲元率部節節抵抗，最後退至黃河以北的豫北地區。
1938年8月至10月的武漢會戰是中日戰爭中規模最大的會戰，參戰日軍達30多萬人，中國軍隊達110萬人，戰爭中日本損失8萬人，因病減員8萬人，由此喪失了戰略進攻的能力。國民革命軍大部脫離戰場，安全撤退，一部留在大別山區敵後堅持遊擊，主要是桂系軍隊。武漢會戰中，中國軍隊最大的勝利是兵團司令薛嶽指揮的萬家嶺大捷，日軍第106師團遭到毀滅性打擊，陣亡4000人。10月21日，在大亞灣登陸的日軍占領廣州，第七戰區司令余漢謀部退至粵北地區。10月25日，湖北重鎮武漢三鎮相繼陷落。中國國民政府的作戰中心遷往重慶繼續抵抗。
日軍在占領武漢和南方的廣州後，戰線拉長，無力作進一步大規模的戰略進攻，轉入休整。在會戰期間，以盧作孚爲首的民族企業家運送了大批軍隊及作戰物資到前線，並將武漢地區的大批工業裝備和人員轉移到四川，在敵機狂轟濫炸下的川江航線爲抗戰勝利立下了殊勳。此外，蘇聯航空志願隊參加了保衛武漢的空戰。武漢會戰迫使日軍大本營不得不重新調整對華戰略，改爲政治誘降爲主、軍事進攻爲輔的戰略，以求盡快結束所謂的“中國事變”。政治誘降的主要對手是國民黨總裁汪精衛（但到了1940年日本發現汪精衛政府在中國國內影響力甚小，且無法左右抗日力量最強的黃埔系軍隊，于是將蔣介石選定爲誘降對手，但終未成功）。在曆時4個多月的武漢會戰中，中國軍隊傷亡40萬人，中國軍民以巨大的犧牲迎來了戰爭的戰略相持階段。
中日相持（1938年10月—1941年12月）
日本政策的轉變與分而治之的策略
「蒙疆聯合自治政府」主席德王和日本占領軍鑒于綿延上千公裏的戰線與所剩無幾的戰略資源和後方的不安定因素，日本知道它沒有能力管理所有占領了的中國國土，所以在這段時間中日本支持中國人成立傀儡政權。先後于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州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兩年後,于1937年12月14日，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隔年，于1938年3月28日，梁鴻志在南京成立了“中華民國維新政府”並與日本訂立條約，發行鈔票。後來日本又在占領區設立了親日的汪精衛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德王的“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等傀儡政權分化中國的士氣與國際影響力。蔣介石一方面堅持“亡國論”，想投降日本，另一方面又懾于中共以及全國人民的壓力，其抗戰態度始終搖擺不定，但總算沒有像汪精衛一樣徹底投向日本帝國主義。
同時日本的作戰方針一改再改，由最早的“三月亡華”，轉變爲1938年11月第二次近衛聲明的“東亞新秩序應由中日共同主導”、“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等，並聲稱只要答應和解，就從華中、華南撤軍，華北在名義上屬于中國。日本僅用少量的資源即能引誘中國農工階層加入皇協軍的隊伍，創造出大量的僞軍，在經濟上也誘惑資本受損的中國資産階級，向他們開放日軍占領區的實業投資。面對這些因素，中國國民政府中開始不斷出現“中日和解”的聲音。同年底，第三次近衛聲明發表，除了更爲溫和的語氣外，將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的部分義務分擔給中國，透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調停，藉以從側面誘導國民政府和談，並承諾和談成功後廢除在華不平等條約，歸還租界。
日本態度的轉變引起了包括歐美國家與中國的注意，其中歐美研判三次近衛聲明的目標由中國轉向蘇聯，這樣的行動將有助于各國的利益，與慕尼黑協定類似，希望將日本的戰火燃燒到蘇聯的土地上，因而歐美各國開始向國民政府派遣遊說團進行勸說，希望蔣介石在各方利益沒有太大損失的情況下，與日本達成停戰協議。
受此影響，主張與日本媾和的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到達越南。他在1938年12月29日發表“豔電”響應近衛聲明，提出與日本“恢複和平”。作爲當時中國的第二號人物，汪精衛在戰爭最爲緊張之時的這番言論，被視作公開的叛國投降，中國抗戰的士氣受到巨大打擊。1939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召開臨時緊急會議，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並撤銷其一切職務。之後發生“河內刺汪案”，蔣介石派出特務企圖暗殺而不果。3月，汪精衛在軍統策劃的刺殺事件中生還，這使得他徹底投向日本，並于5月在上海與日方開展秘密談判，年底秘密簽訂《日華新關系調整要綱》。1940年，汪精衛在日本的保護下來到南京，以“還都”的名義于3月30日成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同時日本發動了掃蕩重慶外圍的隨棗會戰和棗宜會戰，希望國民政府能盡速投降。在這場危及戰時陪都重慶的戰役中，國民革命軍第33集團軍司令張自忠將軍殉國。
敵後戰場的發展
1940年夏，蒙古族展開了自發的抗日鬥爭進入相持階段之後，日軍由于軍事進展過于迅速，兵力和後勤補給均不敷使用，只能保證對主要城市和軍事據點，以及主要交通線的占領。
1939年9月，納粹德國軍隊向波蘭不宣而戰，引發法國、英國向德國宣戰，標志著綏靖政策的破産，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歐美列國放棄了將法西斯國家力量引向蘇聯的企圖，一反早先要求中日和談的態度，支持中國國民政府進行抗戰。但德國軍隊進展超乎人們預料，連當時的歐洲強國法國在1940年6月22日迅速宣布投降，德國迅速組織力量對英國展開襲擊。世界各地的戰況均有利于法西斯。這一時期中國也出現了廣泛的悲觀傾向。在這種情況下，國共兩黨展開了不同形式的宣傳，鼓舞抗戰士氣。其中三次長沙會戰對日軍造成重大打擊；1941年薛嶽指揮的第三次長沙會戰殲滅日軍5萬多人。這一度改變了當時中國國內的抗戰士氣。一些不受國民政府指揮的民兵組織（如中國共産黨、蒙古抗日遊擊隊等）也開始逐步壯大。
敵後戰場開始大多爲國民黨的地方部隊所占據。另外還有民間與共産黨等抗日團體，而敵後地區也成爲各抗日武裝的勢力範圍。隨著日本對敵後大規模掃蕩以及蔣介石“曲線救國”策略的影響，國民革命軍敵後控制區大大減少﹐日軍沒有足夠兵力長期守住這些地區。而八路軍、新四軍利用其靈活的遊擊戰技巧生存下來，成爲插入敵後的一把尖刀，使敵軍不得安寧。
隨著汪精衛等投日﹐幾十萬敵後的地方軍閥部隊投日﹐也有一部分不滿意國民政府者投向共産黨的部隊。共産黨成爲敵後遊擊戰的重要力量。至1940年7月，共産黨已發展至近40余萬人，並擁有約1億人口的抗日根據地和近200萬的民兵組織，這些部隊除了反對日軍之外，也經常出現各種摩擦，但究其原因，仍是蔣介石的地方頑固勢力所挑起。百團大戰後，日軍推行治安強化運動，華北日軍兵力達到47萬[來源請求]，並集中了傀儡政權中投入戰場的全部軍隊。爲應對共産黨方面的遊擊戰術，采用了“保甲制”來斷絕共産黨軍隊與當地民兵的接觸，設立無人區，進行極爲野蠻殘暴的“三光政策”，甚至使用違反國際法的生化武器來作戰。共産黨面對日軍掃蕩的壓力下，全軍實行戰略轉移，化整爲零保留實力，開展各種形式的反“掃蕩”鬥爭，如著名的地道戰、地雷戰、麻雀戰、破襲戰等。日軍因無法找到八路軍、新四軍以及民兵武裝，便把參與掃蕩任務的日軍爲基礎，發動一號作戰，以消滅中國有生力量。
中國對日宣戰（1941年12月－1945年2月）
反法西斯同盟協作與戰略反攻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後，日本的戰略重心從中國轉變爲美國。翌日，美國向日本宣戰，並呼籲世界各國對日本實施貿易制裁。12月9日，中國正式向日本宣戰。不久之後，除了與日本保持中立的蘇聯以外，英國等同盟國也對日本宣戰。從此中國不再獨立對日作戰，抗日戰爭正式成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美國加入二戰後，通過滇緬公路和“駝峰航線”從緬甸、印度向中國運送了大批作戰物資，支持中華民國繼續抗戰。
世界各國的介入對中國而言帶來了巨大的利益，這也是因爲英美出于本身利益考慮而希望中國拖住日本陸軍主力。因此，中國與英國簽訂了友好同盟條約，並與英、美等國簽訂協定廢除了部分不平等條約，令重慶國民政府的國際地位上升。
香港時間12月8日早上8時，即珍珠港事件後僅數小時，由酒井隆指揮的日本軍隊從深圳向香港發起進攻，香港保衛戰于此開始。12月25日，港督楊慕琦率駐港英軍投降，香港淪陷。同時，日本在國內進一步征兵動員，將戰場擴大至荷屬婆羅門（今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英、荷、美在東南亞的殖民地，奪取當地産量豐富的石油、橡膠等戰略資源。並派兵向英國遠東軍進攻，接連攻克英國統治下的殖民地；並在暹羅灣發動主力決戰，將威爾士親王號戰列艦擊沈，標志著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擴張已無人能敵。
日本方面不滿足于控制東南亞的油氣資源，同時注意到滇緬公路對中國戰場的意義，轉而出兵緬甸，想意圖切斷滇緬公路，孤立中國。此時英國在遠東的軍隊已無力抵抗日本的進攻，轉而向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求援。于是，羅斯福與蔣中正磋商組建了盟軍中緬戰區，由蔣中正兼任司令，中國派代理司令長官杜聿明率10萬名集合中國精銳力量的中國遠征軍（主要是第5軍和第66軍）進入緬甸與日本作戰。原本中英兩國軍隊預定在曼德勒籌劃與日軍會戰，但是日軍先奪取了英軍控制的仁安羌，使得英軍開始向印度方向退兵，于是日軍迂回至國民革命軍背後，令中國遠征軍右翼暴露，結果聯合作戰失利，遠征軍第5軍被迫撤退到印度，第66軍撤退回國。這次戰鬥中，黃埔將領戴安瀾師長犧牲。最終緬甸被日本占領，滇緬公路中斷，10萬遠征軍經血戰只有4萬余人安全撤離。而杜聿明被召回，美軍兼任中緬戰區參謀長的史迪威將軍和第5軍的師長孫立人、廖耀湘則留下繼續負責在印度編練軍隊。
開羅會議三巨頭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國元首在埃及開羅開會，通過《開羅宣言》，要求戰後日本歸還占領中國的所有領土，包括臺灣及其附屬島嶼。
1944年，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的形勢惡化，兵力不足與物資緊缺到驚人的程度：橡膠、鋼鐵被列爲國家資源，禁止向民間出售；華北地區的資源生産遭到當地民兵與八路軍連續不斷的襲擾，絕大多數地區喪失了生産能力。爲了取得東南亞地區的物資，必需打通中國沿岸的航線，于是日本發起了豫湘桂會戰。日本華北方面軍輕易擊潰湯恩伯在河南省的大軍，第36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陣亡，結果日軍打通了平漢線之河南至武漢段。之後，華中日軍乘勝追擊，在第四次長沙會戰中擊敗薛嶽，一路追擊至湖南南部重鎮衡陽。黃埔將領方先覺率部頑強抵抗47天，最終城破，方先覺自殺未遂，後被俘。華中日軍與華南日軍又聯手發起桂柳戰役，一路占領廣西，打通湘桂鐵路，最後打到貴州獨山，震動重慶；另一路則從衡陽南下與廣州北上的日軍打通了粵漢鐵路。全國輿論嘩然，各界痛斥。此役日軍事先精心准備，兵力也經過大大補充；國民革命軍一方面因爲長期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另一方面精銳部隊被史迪威調往西南戰場，加之腐敗成風、軍人素質低下，導致豫湘桂會戰的大潰敗。日軍最終控制了華南交通動脈粵漢鐵路，將“大陸交通線”完全打通。
豫湘桂潰敗的同時，中國遠征軍和中國駐印軍發動了滇西緬北大反攻。1944年5月，由衛立煌將軍指揮的中華民國遠征軍強渡怒江，發起滇西反攻，先後攻克日軍堅固防守的松山、騰沖、龍陵，收複西南失地。
日本戰敗（1945年2月—1945年9月9日）
1945年2月，英、美、蘇簽訂《雅爾塔協定》，規定在歐洲戰爭結束後三個月內，蘇聯應對日宣戰。中國沒有被邀請參加。由于美英是以犧牲中國的主權（如承認外蒙古獨立），來換取蘇聯對日出兵的條件，也被稱爲“遠東慕尼黑”陰謀。
1945年2月以後，雖然日本軍閥在豫湘桂會戰後已基本上打通了大陸交通線，但是由于經常受到來自于內地的美國空軍的攻擊，再加上太平洋戰場已日益吃緊，盟軍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于是爲了消滅美軍在中國的飛機場以維持大陸交通線的通暢並早日結束中日戰爭以集中全力于本土防衛，1945年3月起日軍先後發動豫西鄂北會戰和湘西會戰。在河南，日本軍閥于3月下旬從豫中會戰之後的防線以東向西發動攻擊，其前鋒一直沖到西峽口。在湖北，3月日本軍閥向西北部發動攻擊，于4月8日攻陷老河口；不過之後國民革命軍隨即發動反攻，收複了除老河口之外所有被日軍占領的地區。在湖南，日軍以空軍基地芷江爲目標，于4月向湖南西部發動攻擊，但是在國民革命軍抵抗之下，日軍遭受大挫敗而退回原陣地。之後國民革命軍乘勝追擊，向廣西地區發動反攻，于5月27日收複南寧，6月29日收複柳州，7月27日收複桂林，8月收複廣西全境。此外，國民革命軍原本預定于8月收複廣州以打通中國對外運輸要道，因爲日本投降而未實行。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國共同發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否則將予以日本“最後之打擊”。由于此時美國的原子彈已試驗成功，美國新總統杜魯門對于蘇聯的參戰並不抱太大興趣，所以未邀請蘇聯協商或署名，造成蘇聯頗爲不滿。
1945年8月6日，爲了避免采取大量傷亡的登陸戰以及在先蘇聯一步拿下日本本土，美軍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枚原子彈，3天後又在長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彈。蘇聯紅軍也根據《雅爾達密約》，隨即在8月8日對日宣戰，發動八月風暴行動，並立刻于于8月9日出兵中國東北。此時的日本關東軍兵力僅有70萬人部署在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蘇聯紅軍投入到遠東戰場則多達150萬人，雙方的裝備也相差懸殊，于是蘇聯紅軍在中國東北橫掃日本關東軍。
同時，由于美國的核武打擊與蘇聯軍隊的參與，中國內部開始有人感覺到抗日戰爭終結之日即將到來。毛澤東主席發表《對日寇最後一戰》，抗日戰爭進入全面大反攻階段。將原本分散的抗日根據地一一連通。國民黨方面也在美軍空運、海運幫助下，迅速占領各大城市，接受日本投降。共産黨軍隊則接收經營許久的中小城市、鄉村地區，但是在蘇軍協助下也收複了一個省會城市張家口。而且八路軍、新四軍因爲長期敵後抗戰的緣故，控制了大量鐵路幹線，增加了遠在西南方面對敵正方的國民革命軍接收日占領區的難度，爲日後解放戰爭打下了堅實基礎。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過廣播發表《終戰詔書》，宣布無條件投降。 8月16日，蘇軍總參謀部發表聲明指出：“日本天皇8月15日所發表的投降聲明，僅僅是無條件投降的一般宣言，並未向武裝部隊發布停止敵對行動的命令，而且日本軍閥仍在繼續抵抗，因此，日本尚未實際投降……遠東蘇軍將繼續對日攻勢作戰。”此段時間，由于日軍的敢死隊出動，導致蘇聯傷亡頗爲慘重。戰事直到8月23日蘇軍占領旅順港口才真正結束。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國軍艦密蘇裏號上正式簽署投降書。9月9日，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南京向中華民國政府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呈交投降書。抗日戰爭及第二次世界大戰至此正式結束了。
外部援助
美國
美國對中國的抗日戰爭進行過大量的援助。抗戰初期，美國奉行中立政策，對中日雙方都不提供武器，但可以提供原材料。因爲日本工業基礎強于中國，此舉實際上有利于日本。初期的美國援助，包括2500萬美元的桐油貸款和2000萬美元的錫貸款。1940年汪精衛政權成立後，爲堅定重慶政權的抗戰意志，美國大幅度增加對華援助，同時援引“租借法案”，向中國提供武器。美國共向中國提供了超過8億美元的援助，是二戰期間中國最大的援助國。美國武器主要在遠征軍、駐印軍的滇西緬北戰場派上用場；八路軍和新四軍沒有得到美援武器。（盡管史迪威主張他們應該得到一部分，但美國政府堅決反對，最終作罷。）
1941年，美國人陳納德組建了著名的美國志願航空隊“飛虎隊”幫助中國人民抗戰。由于早期飛虎隊不論飛機或人員素質均較日軍惡劣，因此早期曾出現了一段被日軍不斷轟炸卻完全無反擊能力的黑暗期。及後飛虎隊後來擴編爲美軍第14航空隊。14航空隊漸漸取得了中國上空的制空權，共擊落日機2600架。極大的支援了中國的抗戰。陳納德的妻子陳香梅是中國記者，後移居美國，是促進中美交往的重要政治人物。
1942年，日本軍閥斷絕滇緬公路。爲保證中國的物資供應，美軍開辟了飛越喜馬拉雅山、橫斷山脈等高寒山區的駝峰航線，開始了曆史上空前的大規模持續空運。在三年多時間裏，向中國空運了超過70萬噸物資。駝峰航線的地理和氣候條件極端惡劣，在運輸過程中，損失了近500架飛機，有1579名美國飛行員遇難。1944年6月，轟炸日本本土的美國飛機從成都多個機場出發，出擊了900多架次，爲抗日戰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美國在外交上也對中國給予極大支持，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美國對日本反複提出抗議，並力圖促成中國和日本的和談。1941年，由于中日和議始終難于達成和日本入侵中南半島，美國對日本實行石油和鋼鐵禁運。斷絕了石油和鋼鐵來源的日本不得不冒險偷襲珍珠港美軍基地，導致太平洋戰爭的爆發。
蘇聯
1937年8月21日，蘇聯同中華民國政府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其第二條規定：“倘兩締約國之一方受一個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彼締約國協定，在沖突全部期間內，對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協助，並不得爲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致該侵略國得以施行。”蘇聯先後與中國簽訂了三次貸款協議，總額爲2.5億美元，實際到位1.7億美元。蘇聯允許中國使用這些貸款從蘇聯購買武器裝備，這成爲抗戰初期，中國軍事裝備的主要來源。抗戰初期，蘇軍還曾派蘇聯航空志願隊直接參加空戰，不過由于素質的差距，結果並未能阻止日本取得中國境內的制空權。
1938年7月9日至8月14日，蘇日在張鼓峰（今中朝俄邊境)發生沖突，1939年6月27日至9月16日，蘇日在中國領土諾門坎（今中蒙邊境）發生沖突，兩次沖突都以蘇軍重創日軍結束。
蘇聯繼1939年與納粹德國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之後，1941年4月13日蘇聯和日本簽定《蘇日中立條約》，背叛了1937年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蘇日中立條約》宣稱“蘇聯政府和日本政府莊嚴聲明，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政府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蘇日中立條約也違背了1924年5月31日在北京簽訂的《中蘇協定》，該《協定》第四條規定：“兩締約國政府聲明，嗣後無論何方政府不訂立有損害對方締約國主權及利益之和約及協定。”。蘇日簽約後，斯大林親往火車站送日本外相松岡洋右，並破例與日外相共同坐一段火車送行。4月25日，蘇聯和日本政府代表在東京交換條約批准書，宣布《蘇日中立條約》正式生效。條約的有效期爲5年。根據《蘇日中立條約》，蘇聯停止了對中國的援助。
然而日蘇雙方都把對方作爲潛在的敵人。日本把幾十萬關東軍守在東北﹐准備大量化學武器一旦和蘇聯發生戰爭時用（直到今天﹐還有中國人因爲地下化學武器泄露而傷亡）。日本支持白俄反蘇﹐而蘇聯支持東北抗日聯軍的遊擊活動。
1945年4月5日，蘇聯在《蘇日中立條約》到期前單方面宣布《蘇日中立條約》失效。並于8月8日對日宣戰，占領了中國東北全境、日本北方四島和朝鮮半島北部。
德國
德國也是抗戰初期中國的重要援助國。德國顧問團在中國國民政府中服務。從1936年起，德國和中國簽訂了2.82億馬克的軍火銷售協議。希特勒曾經希望將中華民國拉入反對蘇聯的聯盟當中，並積極調停中日戰爭。但日本步步進逼，始終未能成功。1938年，在日本的抗議下，德國召回軍事顧問，並中止同中國的軍火合同。但德國軍火在中國抗戰初期依然起了重大作用。中德合作令國民革命軍的裝備大大改進。戰爭初期,中華民國政府曾有數十全德國裝備的步兵師投入戰場,參與上海保衛戰等戰役。此外，德國人也曾參與救助中國平民，比如南京大屠殺過程中，卡爾?京特博士就挺身救助過中國難民，約翰?拉貝更建立“南京安全區”，保護了數十萬難民，魏特琳女士（華小姐）保護了大批中國難民。
英國
英國在19世紀時曾在中國擁有龐大利益；但是1930年代在東亞已是鞭長莫及，而且要與北非和西歐的德軍作戰，英國對中國抗戰的支援基本上只限于道義上的。對中國的幫助行動包括開通滇緬公路和爲駝峰航線提供基地。
華人華僑
抗戰期間，世界各地華人華僑爲中華民國抗戰捐款已超過13億元。許多華僑回國參加抗戰，當時全國殲擊機飛行員中華僑占了四分之三。著名的南洋華僑機工隊活躍在滇緬公路上，保證了抗戰物資的運輸暢通。八路軍120師第6支隊騎兵營女教導員李林是南洋華僑，在戰場上光榮犧牲，犧牲時還懷有身孕。僑領陳嘉庚在國民參政會上的提案對漢奸提出了最嚴重的警告，大漲軍民抗戰士氣。
林雲谷于1938年發表了小冊子《抗戰與華僑》，黃警頑編寫了的《華僑對祖國的貢獻》，長達339頁，由上海棠棣社于1940年出版，這兩本書都詳細介紹了華人華僑在抗日戰爭中做出的貢獻。
戰後情況
審判戰犯
戰後，盟國在東京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但由于日本跟美國的政治協商成功，所以只對東條英機爲首的28名日本甲級戰犯宣判有罪，而不少真正犯下戰爭罪行的戰犯卻無罪釋放（當時日本天皇甚至不需要上庭作供或辯護）。中國戰區則成立南京軍事法庭對日本乙級戰犯和漢奸進行了審判。195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對關押在太原和撫順的一千余名日本戰犯進行審判，無一人被判處死刑。最終于196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所有戰犯釋放回國，開創了處置二戰戰犯的先例。
中日和約
1951年，美國主導並邀請52個國家召開舊金山和會，中國因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權問題未參加此會。和會的結果是48個戰勝國與戰敗國日本于1951年9月8日簽訂的對日《舊金山和約》，但與會的越南、朝鮮、蒙古宣布不承認該條約。周恩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也不承認《舊金山和約》的合法性。
1952年4月28日，中華民國政府在臺北與日本單獨簽訂《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媾和。在中日和約以及舊金山和約中，日本放棄臺灣、澎湖群島、西沙群島及南沙群島之主權，中華民國政府則豁免了日本的戰爭賠款義務。但後來有推動臺灣獨立者據此認爲因爲條約沒有指明名割讓給任何特定國家，所以引起臺灣地位未定論的産生（參見臺灣問題）。但是也有人認爲，既然條約是與中華民國簽定的，那麽當然是歸還給中華民國政府的。還有人認爲，日本沒有指明特定割讓給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
直到197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爲和日本建交，于是建交時聲明放棄向日本提出戰爭賠款要求（當時毛澤東與黑田壽男的對話：“日本的南鄉三郎見我時，一見面就說：日本侵略了中國，對不住你們。我對他說：我們不這樣看，是日本軍閥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教育了中國人民，不然中國人民不會覺悟，不會團結，那末我們到現在也還在山上，不能到北京來看京戲。就是因爲日本“皇軍”占領了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別無出路，才覺悟起來，才武裝起來進行鬥爭，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爲解放戰爭的勝利創造了條件。所以日本軍閥、壟斷資本幹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謝的話，我寧願感謝日本軍閥。”。至此，這場中日戰爭在法律形式上結束。
領土變化
與七七事變前相比，中國收回了被日本占領的東北地區、甲午戰爭中割讓給日本的臺灣、澎湖地區。蘇聯則以戰後不支持中國共産黨以及不支持新疆獨立爲條件換取了中華民國承認外蒙古獨立，並占領中國領土唐努烏梁海，但是由于蘇聯當局違背諾言，蔣中正的中華民國政府于1953年2月24日，依聯合國通過的“控蘇案”，由中華民國立法院廢止《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拒絕承認“蒙古獨立”。此外，蘇聯還在中國東北獲得了中東鐵路和旅順港的使用權。
戰爭統計
國民革命軍將官陣亡名單（師級以上）
佟麟閣上將（追授），29軍副軍長 1937年7月28日 北京南苑
趙登禹上將（追授），132師師長 1937年7月28日 北京南苑
郝夢齡上將，9軍軍長 1937年10月16日 山西忻口
劉家麒中將，54師師長 1937年10月16日 山西忻口
吳克仁中將，67軍軍長 1937年11月9日 上海松江
高志航空軍少將（追授），空軍驅逐機司令 1937年11月21日 河南周家口
夏國璋中將，172師副師長 1937年11月21日 江蘇吳興
吳國璋中將，75師副師長 1937年11月26日 浙江湖州
饒國華上將（追授），145師師長 1937年11月30日 安徽廣德（自殺）
蕭山令中將，憲兵副司令 1937年12月12日 江蘇南京
姚中英少將，156師參謀長 1937年12月12日 江蘇南京
司徒非少將，160師參謀長 1937年12月12日 江蘇南京
劉震東中將，第五戰區第二路遊擊司令 1938年2月22日 山東莒縣
王銘章上將（追授），122師師長 1938年3月17日 山東藤縣
鄒紹孟少將，124師參謀長 1938年3月17日 山東藤縣
趙渭濱少將，122師參謀長 1938年3月17日 山東藤縣
範庭蘭少將，豫北別動隊第五總隊總隊長 1938年3月28日 河南修武
劉桂五少將，騎兵第六師師長 1938年4月22日 內蒙黃油幹子
周元中將，173師副師長 1938年5月9日 山東蒙城
李必藩中將，23師師長 1938年5月14日 山東菏澤（自殺）
黃啓東少將，23師參謀長 1938年5月14日 山東菏澤（自殺）
方叔洪中將，114師師長 1938年6月 山東荷澤馮家場
付忠貴少將，魯北遊擊司令 1938年9月23日 山東
馮安邦中將，42軍軍長 1938年11月3日 湖北襄陽
林英燦少將，152師副師長 1939年1月13日 廣東清遠
李鞏良中將，軍訓部輜重總監 1939年3月7日 陝西西安
張諝行中將，第一戰區副參謀長 1939年3月7日 陝西西安
王禹九少將，79軍參謀處長 1939年3月26日 江西高安
陳安保中將，29軍軍長 1939年5月6日 江西龍裏
唐聚五少將，東北遊擊司令 1939年5月18日 河北遷安
韓炳宸少將，山東第十三區保安副司令 1939年1月9日 山東萊陽
馬玉仁中將，江蘇第一路遊擊司令 1940年1月3日 江蘇望鄉臺
丁炳權中將，197師師長 1940年1月25日 江西武寧
鄭作民中將，2軍副軍長 1940年2月3日 廣西昆侖
鍾毅中將，173師師長 1940年5月9日 湖北蒼臺（自殺）
張自忠上將（追授），33集團軍總司令 1940年5月16日 湖北南瓜店
張敬少將，33集團軍高參 1940年5月16日 湖北南瓜店
戴民權中將，豫南遊擊第五縱隊司令 1940年5月 河南遂平
王竣中將，新27師師長 1941年5月9日 山西臺砦
梁希賢少將，新27師副師長 1941年5月9日 山西臺寨（自殺）
陳文杞少將，新27師參謀長 1941年5月9日 山西臺寨
唐淮源上將，3軍軍長 1941年5月12日 山西懸山（自殺）
寸性奇中將，12師師長 1941年5月13日 山西毛家灣（自殺）
金崇印少將，17軍參謀長 1941年9月16日 山西橫水鎮
石作衡中將，70師師長 1941年9月6日 山西絳縣
賴傳湘中將，190師副師長 1941年9月24日 湖南梁家段
朱實夫少將，新3師副師長 1941年9月25日 甘肅
李翰卿中將，57師步兵指揮官 1941年9月27日 江西上高
武士敏中將，98軍軍長 1941年9月29日 山西東峪
朱世勤中將，暫30師師長 1942年5月4日，山東潘莊
郭子斌少將，暫30師副師長 1942年5月4日 山東潘莊
戴安瀾中將，200師師長 1942年5月26日 緬甸茅邦村
王鳳山少將，暫45師師長 1942年6月23日 山西張翁村
胡義賓少將，96師副師長 1942年7月 緬甸埋通
張慶澍少將，魯蘇戰區高參 1942年8月 山東唐王山
周複中將，魯蘇戰區政治部主任 1943年2月21日 山東城頂山
張少舫少將，113師參謀長 1943年2月21日 山東城頂山
高道先少將，山東鐵道破壞總隊長 1943年5月 山東
江春炎少將，114師參謀長 1943年7月4日 山東鄒縣
彭士量中將 （追授），暫5師師長 1943年11月15日 湖北石門
許國璋中將，150師師長 1943年11月21日 湖北諏市（自殺）
孫明瑾中將，預10師師長 1943年12月1日 湖南常德
盧廣偉少將，騎8師副師長 1944年5月5日 安徽潁上
李家鈺上將，36集團軍總司令 1944年5月21日 河南秦家坡
陳紹堂少將，104師步兵指揮官 1944年5月21日 河南秦家坡
周鼎銘少將，36集團軍副官處長 1944年5月21日 河南秦家坡
王劍嶽少將，8師副師長 1944年6月10日 河南靈寶
王甲本中將，79軍軍長 1944年9月7日 湖南東安
闞維雍中將（追授），131師師長 1944年11月10日 廣西桂林（自殺）
陳濟恒中將，桂林防守司令部參謀長 1944年11月10日 廣西桂林（自殺）
呂旃蒙少將（追授），31軍參謀長 1944年11月10日 廣西桂林
齊學啓中將，38師副師長 1945年5月13日 緬甸仰光
胡旭盱少將，第三戰區第一突擊隊司令 1945年6月 浙江孝豐
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左權，18集團軍副總參謀長，1942年5月25日，山西遼縣
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
羅忠毅，新四軍6師參謀長，1941年11月28日，江蘇溧陽
彭雄，新四軍3師參謀長，1943年3月17日，江蘇連雲港
彭雪楓，新四軍4師師長，1944年9月11日，河南夏邑八裏莊（死于國共沖突）
陳昭禮,全國戰地動員委員會委員，少將, 1940年8月13日，在崇安吳公嶺(死于國共沖突)
東北抗日聯軍
李學忠，第二軍政治部主任，1936年8月，吉林省撫松縣
王德泰，第二軍軍長，1936年11月，吉林省蒙江縣
夏雲傑，第六軍軍長，1936年11月26日，黑龍江省湯原縣
宋鐵岩，第一軍政治部主任，1937年2月11日，吉林省蒙江縣
陳榮久，第七軍軍長，1937年3月5日，黑龍江省饒河縣
金正國，第十一軍政治部主任，1938年5月，黑龍江省樺川縣
劉曙華，第八軍政治部主任，1938年8月22日，黑龍江省勃利縣
李延平，第四軍軍長，1938年11月20日，黑龍江省五常縣
王光宇，第四軍副軍長，1938年12月，黑龍江省五常縣
王克仁，第五軍代理政治部主任，1939年4月23日，黑龍江省穆棱縣
侯國忠，第一路軍第三方面軍副指揮，1939年8月24日，吉林省安圖縣
楊靖宇，第一路軍總司令兼政委，1940年2月23日，吉林省蒙江縣
曹亞範，第一路軍第一方面軍指揮，1940年4月8日，吉林省蒙江縣
王汝起，第二路軍一支隊支隊長，1940年5月21日，黑龍江省饒河縣
趙敬夫，第三路軍三支隊政委，1940年7月20日，黑龍江省德都縣
高禹民，第三路軍第三支隊政委，1940年12月1日，內蒙古阿榮鎮
陳翰章，第一路軍第三方面軍指揮，1940年12月8日，吉林省寧安縣
汪雅臣，第十軍軍長，1941年1月29日，黑龍江省五常縣
張忠喜，第十軍副軍長，1941年1月29日，黑龍江省五常縣
魏拯民，第一路軍副司令，1941年3月8日，吉林省樺甸縣
郭鐵堅，第三路軍第九支隊參謀長，1941年9月20日，內蒙古莫力達瓦旗
趙尚志，第二路軍副總指揮，1942年2月12日，黑龍江省鶴崗
許亨植，第三路軍總參謀長，1942年8月3日，黑龍江省慶城（現黑龍江省慶安縣）
數字
抗日戰爭期間，在華日軍人數最多時有近200萬，協助日軍的中國僞軍最多時超過100萬（整個抗戰期間僞軍總人數約爲210萬）。據日本厚生省1964年調查後統計，日軍在侵華戰爭中死亡的人數約爲44萬人。（不包括印緬戰場上中國遠征軍和駐印軍和美英協同殲滅的約16萬日軍。）
抗日戰爭中，中國國民革命軍兵力最高時達500萬人。中國國民政府領導下的國民革命軍與日軍共有22次大型會戰、1117次大型戰鬥、小型戰鬥28931次。國民革命軍陸軍死亡、失蹤321萬1914人，空軍陣亡4321人、損失戰機2468架，海軍幾乎全滅。加上因病減員等非戰場損失，國軍總損失400多萬人。不過，亦于大小會戰中，讓日軍損失48萬3708人，而傷者更達193萬4820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共有126名日本將官陣亡于與國軍會戰中。（中日戰爭中，共129名日本將官陣亡，只有其中3名是陣亡于與八路軍會戰中。）除此，由共産黨領導的包括八路軍、新四軍及抗日根據地民兵在內主要以在日本占領區內遊擊戰爲主。
據統計，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總共殲滅日軍52.7萬，此外還殲滅118萬僞軍。遠遠超過了中國共産黨武裝〔八路軍、新四軍〕的殲敵數量。相比之下，八路軍、新四軍人數較少，條件較差。國民革命軍作爲當時中國正規的政府武裝，戰績突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中國平民則約有900萬死于戰火，另有800萬平民死于其他因素，9500萬人成爲難民。中國在戰爭中所承受的損失極大，按1945年貨幣折算，約爲6500億美金。
另有估計中國抗戰直接人口損失可累計之估計數爲2062萬人，合可累計之戰爭直接傷殘人口，軍民傷亡最低限爲3480萬人；同時，還有估計認爲，中國抗戰直接傷亡人口合計可能在4100萬上，合戰時失蹤被俘等項數字，戰爭直接給中國造成的死亡、傷殘及失蹤等項人口損失共計超過4500萬人；而從人口損失的角度看，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口損失總數應在5000萬人以上。
日軍暴行
1、南京大屠殺
2、731細菌部隊
3、慰安婦
4、三光政策
5、重慶大轟炸
6、三竈島萬人墳
曆史意義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抗日戰爭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第一次獲得完全勝利的反侵略戰爭。
中國戰場是反日本法西斯侵略的重要戰場之一，中華民國的參戰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曆史貢獻。中華民國也因此在戰後成爲“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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