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本老外寫的中國史專書。本書作者魏婓德（Frederic Wakeman, 以下簡稱魏氏）從1840年鴉片戰爭後在廣東南方鄉村所爆發三元里民眾自發性(1)抗英事件為起始點，探討晚清時期中國內部的權力結構與社會動態。所謂的「大門口」指的是當時中國對外的總門戶廣州，而「陌生人」指的則是打破中國五千年來閉關自守、自給自足生活的西方人。其副標題雖然為「1839~1861年的華南社會動亂」（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然則魏氏想處理的問題顯然更為深入，其目的在於透過研究在這段時間內，廣東省內部社會在西方人勢力大幅入侵後所產生的各種變動，來探討中國現代化的根源。
因此，在整本書四章合計19節的論述當中，作者首先由三元里抗英事件的本質談起（參考註一），再論及南京條約（1841年）後所產生的洋人入城問題(2)以及隨之而產生的種種鬥爭，包括了中英官方間的角力，團練、清廷、地方勢力間的權力較勁，此消彼長，而除了探討這幾種勢力在廣東省互相競爭之外，魏氏又試圖由城市與鄉村、貧農與富農、宗族與會社等相對應的組織切入探討，作者透過這樣的交叉分析比對，其所試圖導引出的是想指出，中國作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全世界碩果僅存的極權而統一的帝國，其內部並非如傳統認知的是一個由上而下意志統一的強大帝國，而是一個蘊含著中央與地方政府既統一又離心，宗族與階級間既合作又對抗的分裂社會，而在這樣的看似完整但實際分崩離析的政經體下，中國農民其實並非如此抗拒西人貿易，畢竟貿易可以改善農民的生活，事實上，除了官府之外，魏氏大明確的指出西方人的在華貿易最大阻礙實際上是當地士紳（也就是強勢宗族）的抵抗（因為會危及其既有利益）。
由此魏氏歸納出一個結論：晚清時期的中國看似維持一個完整而中央集權的帝國，然而實際上這樣的中央集權卻並非十分的穩定，中央派至地方的官吏要能夠得到地方士紳的支持才能確實發揮統治力量，而這樣的微妙關係也就形成了一種共生結構，西方帝國勢力的介入，打破了這樣的微妙關係，而且也因此讓「團結的中國人」發生了分裂：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的利益衝突、官吏與士紳間的矛盾，因此，如果當時的歐洲帝國勢力能夠善用這樣的微妙平衡，他們是非常有可能在中國內部建立起統治實體的，因為西方人確實能為他們所佔領的地方帶來穩定的秩序與統治，一如英國人在1860年前後再廣州的統制一樣。
然而西方人真的一如魏氏所指出的當「巴夏禮與阿禮國停止了苦力買賣中罪惡的『獵仔貿易』和城市官吏對廣州小店主3％的『抽厘』稅，這一舉動贏得了成千上萬農民何傷人對他們的不盡感激。很快，三角洲地區的居民轉向聯軍指揮部尋求革除地方上的腐敗和不公正，而過去他們是向中國傳統的政府提出請求的」（P.273）般的是正義與公正的化身嗎？
我的意思是，誠然，透過魏氏的研究確實讓我們對於晚清中國的政治實況與社會動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讓我們更加了解到當時中國人普遍缺乏世界觀與自大的心態，以及傳統政治的腐敗與顢頇，然而這是否就意味著，西方人的強勢叩關、鴉片貿易是理所當然的呢？是的，阿禮國、巴夏禮的確革除了不少的弊端，但換個角度來看，鴉片買賣、砲轟廣州城囚禁廣州巡撫、甚至是在天津條約中所要求的領事裁判權等等，西方人，真的站得住腳嗎？
這讓我忍不住想到了柯能的「人類的主人」。柯能在印度一章中提到「英國人成天想插手管別人的暴政，卻不知道英國自己有更多的苛政」（P.80）
因此，對於魏氏這本學術傑作，我的感覺是有點點矛盾的，一方面，我相當欽佩作者詳細而縝密的研究、廣博而系統的收集史料，由這點來看，它絕對可以成為研究中國近代史甚至是近代地方史的良好參考資料。但另一方面，我卻很難接受魏氏對於帝國勢力入侵中國一事輕描淡寫的態度，尤其是魏氏運用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切割開來的方式，陳述被統治的絕大多數中國農民是可以接受西方人統治，並以之為歐洲帝國主義惡行辯護的心態。
2005/2/12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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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這裡我所使用的「自發性」字眼，在魏氏看來並非如此，魏氏認為三元里抗英事件基本上是官府倡辦團練與士紳領導結果，換言之，這並非來自於農村居民的本意，而是官方與地方當權者基於本身利益發起民眾對抗外來勢力，因此其本質乃是受外力激發而產生的民眾運動。
2.鴉片戰爭前，西方人與中國人的貿易不僅只限於廣州一地，而且西方人不准進廣州城貿易，貿易必須透過行商來進行，這樣的狀況直到南京條約西方人終於得以突破，然而條約雖然已經明定西方人得以入城貿易，然而在現實上卻因為民眾對於西方人的疑慮，以及清政府打從心裡的抗拒而阻礙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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