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都懂得民主自由，曉得為自己的權利站出來抗議，甚至革命。今人也懂得蘇格拉底的智慧，並為之敬佩不已。公元前三三九年，雅典民主派當權，追求智慧的蘇格拉底被控傳播異端邪說和荼毒青年，被判死刑。
蘇格拉底做過什麼？不少路人會發現這個人經常呆呆地站地廣場上思想一整天，不時還會跟路人搭訕，用那種經典的蘇格拉底式的辯論，一步步將人的思想從心底拉出來。他用極為謙虛的語氣向途人詢問，並指出他們思想中矛盾的地方，借以進入深刻的探討，同時考察人們和他自己的想法。
他曾經就誰是最有智慧一事詢問阿波羅神殿的通靈者，結果是：蘇格拉底是最有智慧的。得知這個神喻之後，他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心想，不可能的啊，我一直覺得自己最無知，為何睿智的阿波羅神說我最有智慧？於是他開始四處尋找那些被稱為有智慧的人。然而，他與好幾個自認為有智慧的人交談之後，感到深深地失望，認為他們聞名不如見面，所謂智慧的言語都是錯漏百出，矛盾橫生。最後，蘇格拉底就明白到一點，原來他比他們更有智慧的一點在於：他知道他自己是無知的，相反地，那些自以為有智慧卻閉口不說自己的無知。
牛虻，蘇格拉底經常這樣自稱自己，意下即是將雅典比喻成牛，而牛虻則叮牛來促使他前進。由此可見，蘇格拉底並無作惡的意圖。他抱著使雅典進步的動機，加上一顆自認無知的心，隨處與人交談，揭發人們的無知，進而逼使人們反思──這難道是一件錯事？
問題來了。蘇格拉底做這樣的事就被控以思想荼毒，被判以死刑，是否應該？
依據柏拉圖的《申辯篇》和各處考證，可以得知蘇格拉底申辯時，柏拉圖身處現場。目睹民主（大眾）殺害哲人，作為貴族後裔的柏拉圖心中是怎樣的一種心情？民主制度是否正義的呢？新政權是否將以正義取代不正義？「我極端注意他的先是怎麼說的，後來是怎樣做的」。
在當時，哲學之類的高等教育只面向貴族和少數自由人，所謂民主的投票在柏拉圖看來無疑是叫一大幫盲人來投票決定走哪一條路。對於人民的愚蠢，柏拉圖倒也沒有感到十分憤怒，因為在他看來，農民工人商人是物質財富的生產者和推銷者，他們只要安守本份就行，智慧本不是屬於他們的，而民主制卻讓多數無知的人決定城邦和公民的命運，這使他不得不對民主制度產生反感。當然，這也許是出於他貴族的優越感，也因為這種優越感，使他《理想國》一書中，表達了對哲人－王這種獨裁制度的好感和嚮往。
理想國人民的簡單介紹
整本書伊始談論著正義，有人認為正義就是欠債還錢，有人認為正義是統治者的利益，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通通否定掉。正當他十分完美地駁倒那些觀點時，阿得曼托斯站出來，死抓住蘇格拉底不放，要求他談談「正義是什麼」。蘇格拉底並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建議先考察一個正義的城邦中的正義成份，再研究以個人之標準的正義，因為城邦比人大，城邦的正義比一個人的正義更顯眼。
在這個正義的理想國裡，人被分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即是護國者和大眾之外，還有教導護國者的哲學家。哲學家從事教化，在柏拉圖看來，他們需要使護國者熱愛自己的工作，並為其沒有報酬的偉大而感到自豪。他們不可以聽靡靡之音，以免沉醉下去之後失去則剛強；他們不可以吃甜食，因為這對身體健康不利；他們不可以聽吟唱世界不公的詩句，防止他們因此失去了信心和堅持。而哲學家所做的，就是阻礙那些東西進入城邦。柏拉圖曾談過，如果有詩人要進入這個城邦，哲學家會尊敬他，為其涂上光榮的橄欖油，送上不少名貴的禮物，卻不允許他進入，懇求他到其他城邦去展示他的詩才。
哲學家負起教授護國者音樂和體育的責任，因為「音樂和體育服務於人的兩個部分──愛智部分和激情部分。這不是為了心靈和身體，而是為了使愛智和激情兩部分張弛得宜配合適當」。要是國家的棟樑「除了搞體操訓練外，別無用心，怕見文藝之神，結困會怎樣呢？對於學習科研從來沒有嘗過一點滋味，對於辯論推理更是一竅不通，他心靈深處可能存在的愛智之火光難道不會變得暗淡微弱嗎？由於心靈沒有得到啟發和培育，感覺接受能力沒有得到磨練，他會變得耳不聰目不明」；要是「一個人縱情樂曲，讓各種曲調唱腔，甜的，軟的，哭哭啼啼的，醍醐灌頂似地，把耳朵當作漏斗，注入心靈深處，假使他全部時間都沉溺於絲弦雜奏歌聲婉轉之間，初則激情部分像鐵似的由粗硬變得柔軟，可以制成有用的器具。倘若他這樣繼續下去，象著了魔似的，不能適可而止，他就開始融人了，液化了，分解了。結果激情就會煙消雲散，使他萎靡不振，成為一個軟弱的戰士」。
除了這些，哲學家「必須從所有護衛者裡選擇那些在我們觀察中顯得最願畢生鞠躬盡瘁，為國家利益效勞，而不願做任何不利於國家的事」，而且會密切留意各護國者的態度，「隨時考察他們，看他們是否能終身保持這種護衛國家的信念，是否既非魔術又非武力所能於不知不覺之間使他們放棄為國盡力的信念的」。
在哲學家的教化下，護國者成為一個十分優秀的國家管理者。適量的音樂和體育訓練，堅其意志，強其筋體，不致使其大意氣用事，或者面對敵人時柔弱無力。因此可以說，他們擁有專門保護國家的技巧。
大眾在這個社會中是怎樣的呢？護國者既然安份地做自己保護工作，同樣地，大眾應該做他們應做的事。智慧是與他們無緣的，因此他們要服從哲學家和護國者的指導，做一隻乖乖的國家螺絲，做好本份，應修鞋的就修鞋，應種田的就種田，國家制度以及他們的個人利益，哲學家會作好安排，並宣稱這是最正義的，最適當的，用句古希臘的話說就是：最自然的。當然，這只是哲學家（柏拉圖）眼中最自然的，但作為一個公民，他會否覺得這是自然的呢？──這的確是一個問題。
護國者得到體育和音樂之類的教育，人民卻只得各安本份，他們只能學習各種各樣技術──例如種田修鞋，然而卻對智慧一無所知，甚至連接觸到智慧的機會都沒有，除非是被哲人看重是金質的。他們不知道自由，不知道個性，不知道人生存的意義，卻在所謂正義的安於本份下庸庸碌碌地工作、結婚、生子、死亡。
通看整篇文章，好像柏拉圖的目的是想在這個理想的國家中找到正義，而由我看來，他是想將他的政治哲學透過這個論述表達出來。的確是奇文，不是嗎？到了第四卷，他談完了正義的定義，即是各人各守本份，做應做的事，但他卻放不下手來，要從各個方面對自己的論點進一步論證──由第五章開始就是這些內容。但我們要反問的是：柏拉圖所謂的安守本份是什麼。
理想國中的愚民政策
倘若統治階級是意識形態制造者的話，很顯然，統治者不是護國者，而是護國者背後垂簾聽政的哲學家。既然整個理想國都是由柏拉圖所構造出來的，在這個國家中，他的想法就如神喻般不可抵抗。如果哲學家代表了最有智慧的人，又是最懂得統治這門技藝的話，統治者之位拱手讓哲又有何不可？然而可惜的是，一個所謂明白真理的哲學家從來都沒有存在過──從來沒有一個哲學家能夠宣稱他的話不可反駁。當對統治的反駁和批評出現時，人們對統治者的盲信自然開崩解，接著，想把人民當作泥土般捏成自己喜歡的形狀，就成了一件比登天還難的事。然而，柏拉圖有自信，認為他在理想國中所描述的政治制度是最善的，因此，他就要用各種方法使理想國裡的人失去懷疑的心。
為了使那些多疑的人們彻底失去反思的能力，柏拉圖偷偷摸摸地借蘇格拉底之口講出一個道理：適當的時候，謊言可以是一種藥物。為了使這個國家「和偕」，有智慧，有節制，有勇敢，柏拉圖帶上了面具之後，安心地建議將有智慧的哲學家比喻成醫生，而病人即是這個國家。在這點上，他與馬克思十分相似，同樣堅持哲學要改造現世的實踐內容。為了使國家大治，就要用到謊言這種藥，在必要時間則要使出渾身解數，連哄帶騙地說服大眾去安份守己，去聽從哲學家的安排──這些謊言是為了使國家大治為目的，所以柏拉圖稱這謊言是「高貴的」。
然而，這個所謂「高貴的謊言」是什麼呢？在幾翻吞吞吐之下，蘇格拉底說要讓所有人都相信這個連他都承認是荒謬的故事：「他們（人民）雖然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鑄造他們的時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黃金，這些人因而是最可寶貴的，是統治。在輔助者（軍人）的身上加入了。在農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鐵和銅。但是又由於同屬一類，雖則父子天賦相承，有時不免金父生銀子，銀父生金子，錯綜變化，不一而足。所以上天給統治者的命令最重要的就是要他們做後代的好護衛者，要他們極端注意在後代靈魂深處所混合究竟是哪一種金屬。如果他們的孩子心靈裡混入了一些廢銅爛鐵，他們決不能稍存姑息，應當把他們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去，安置於農民工人之間；如果農民工人的後輩中間發現其天賦中有金有銀者，他們就要重視他，把他提升到護衛者或輔助者中間去。」講完這個故事之後，蘇也無可奈何地問討論的另一方：「你看你有沒有辦法使他們相信這個荒唐的故事？」得到的答案是：沒有，也許下一代或下一代的下一代會慢慢接受這個故事的。
憑什麼下一代會開始接受這個故事？當「哲學家」（柏拉圖）真的成了某一城邦的主人，他必定會開始使用各式各樣的洗腦方法，使下一代的人民盲目地相信個故事，並當之以真理。直接地說，就是要靠洗腦這種思想暴政去控制人民，可笑的是柏拉圖自以為此種洗腦乃是善的，高貴的，是出於無奈，是出於善意而不得不作出的謊言。
柏拉圖言下之本份是什麼？
柏拉圖在書中向讀者們描繪了理想國，人們安居樂業，積極地做本份的東西，不需要任何痛苦的深刻思維和人生體驗。對外有輔助者守家衛國，對內則有護國者領導群眾，解決他們的問題，而大眾將所有精力放在自己所本份做的事之內，生活好像十分充實。這一片欣欣向榮的表象，使不少後來的青年從智者魂牽夢縈。
這一切真像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如果那算是理想國，那麼向蘇聯老大哥看齊的「哲學家」可算是那些熱血的青年從智者了。當時，蘇聯在西方眼中欣欣向榮，形勢大好之假象，吸引了不少著名的人去蘇聯考察，羅曼．羅蘭、紀德就是其中兩位最出名的，旅蘇回來都寫了不少文章談到那裡的情況。
紀德激烈地批評蘇聯下的思想壓制、暴政以及人民的極端不自由。
據說，當時的農業集中在所謂大農莊裡，那裡的農民受到警察機構的嚴密監視。蘇聯政府於1932年12月31目頒佈一道命令，在國內恢復身分證（沙皇時期實行過）制度，沒有身份證便不能遷徙，而農民卻沒有身份證，半步不能離開農莊。誰要是違反，就是反對蘇維埃共產主義的偉大領導，後果不堪設想。教育部門當然是灌溉這種盲目安份思想的地方，人人都從小被教育說應該安守本份，生於農莊的就應該好好工作，直至死去。
看鳥自由飛在天空。如果困在籠子裡的鳥不算是鳥，那麼被洗腦又沒有自由的人就不算是一個真正的人，他只是統治者的一個棋子──甚至連一個棋子都算不上，他們的生命值不了多少錢，因為有無數個「安守本份」的人作替代。充其量，人只是國家生產機械裡的一顆小螺絲。人的價值在哪裡？人生存為了什麼？從小，他們被灌溉說，他們做的種種是為了偉大的蘇維埃政府的神聖共產主義理想，雖然他們做的是簡單的工作，卻是十分重要的。然而，這只是「高貴的」謊言罷了，他們身邊的警察還冷酷地拿著步槍，看守著他們日復日、年復年同樣的工作。
人們惶恐，偷偷摸摸地生存著，等待的卻是明天同樣的工作──那像是命運般無法改變。
人要是為了自由而生存的，在斯大林統下的自由就是安守本份──即是沒有自由，就像鳥被剪去了翅膀，無法再翱翔於光明的天空，卻只能在黑暗的泥濘打滾，苟且偷生。在這種地方生存的人，會感到幸福嗎？讓我們回到前面的問題裡，這些會使人民覺得是「自然的」嗎？斯大林把農業看成是國家工業化的手段和工具，農民則把集體農莊制稱為「第二次農奴制」。如果奴役是自然的，人受統治受控制是自然的，那麼，人為什麼還要生存？既然生來只當一顆螺絲，只是安於本分地做別人統治下的棋子，那麼人又與狗有什麼分別？
紀德對每家每戶中的斯大林畫象十分反感。這是一種個人崇拜，被洗腦後的盲目信任，以為偉大領袖所做的都是正義的，都是善的，不需要懷疑，不需要問為什麼，更不需要有獨立思考和尊嚴，只需要像豬狗般匍匐在他身後。尼采在＜查拉斯圖特拉如是說＞裡，叫查拉斯圖特拉的學生們離開老師，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可以獨立思考，進而起越老師。相反地，斯大林之類獨裁者對有任何有意奪位的人都十分討厭，更遑論任何想超越他的人，因此，為自己樹立雕象是十分自然的事。他需要的是本份人，那些本份人一面崇拜他，一面做著沒有尊嚴（甚至出賣靈魂良心）的事，還被洗腦認為這些工作是最正義的，對國家最「善」的。
柏拉圖的理想國中，人們得到的所有教育就是：你應該本份做自己的職業，其他的都可以不管，因為那不是你的本份。那麼，國家的政策難道不是作為國家一部分的人民的本份嗎？這城邦中，不論對外的外交政策或者對內的教育政策，人民都無權干涉，因為那是護國者和哲學家的本份，而不是無知大眾的本份，理由是他們擁有智慧，人民沒有智慧──那個「高貴的金銀銅鐵的理論」早就講得很清楚了。誠然，哲人訂立的制度也許是經過充分考慮的，但他並不能清楚知道人民的需要，只是一廂情願地認為人民生於無知，有簡簡單單的快樂便足夠。然而，人民是否真的這樣想呢？人得不到教育和智慧的灌溉，他們根本無法知道他們需要什麼。缺少了大家的多方面討論，哲人的信念只會是一廂情願，全然沒有體貼和正義可言。要是根據柏拉圖所定義的正義行事，人們甚至無法改變施於己身的法律和制度，只能默默地忍受金人銀人的任意擺弄。這不就是暴政嗎？
如果這就是本份的含意，那麼，這種本份又有什麼高尚可言？人都失去了甚尊嚴和思想，他的精神會高尚嗎？這種安於本份的「高尚」，除了濃妝艷抹之外，又有什麼本質和靈魂上的高貴？這不是騙百姓當泥土任統治者把弄嗎？
善的目標使任何手段正當化？
柏拉圖搞精神控制的目的是想社會人們活得幸福，而斯大林卻沒有這份心，他千方百計假裝出的神聖榥子，為的是滿足他對權力和控制的慾望，至於人民是否幸福，是否快樂，他可不管。在他這種統治下，武力壓制是必然的，精神控制亦然。
難道為了所謂的人民幸福，就可以合理化精神控制、文字獄，甚至洗腦嗎？換句話說，父母親應否用「為你好」這種目的為理由，強迫兒女做任何他們所樂意的事呢？先不談父母或統治者想人民變成的善是主觀的善還是客觀的，應就手段的正當問題考慮這些問題。或者可以試問，假如有人在理想國中提出了異見，那麼，柏拉圖應當如何處理？
蘇聯為了達到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繼承了專制政府下的特務制度，並進而建立了最龐大精密的警察機關，用來控制意識形態和監視人民的一舉一動。這種機構要在任何反對意見未得到廣泛傳播前就消滅之，因此必然要秘密地監視公民的言論、思想、通訊、交往等由，並以它認為公有否「異向」為標準來懲罰人民。因此，統治者如斯大林就可以名正言順地以正義的名義，借用無奇不有的罪名──間諜、反動分子、反革命分子、思想荼毒者、賣國賊、「蘇奸」等等──去殘害異見人仕甚至無辜的疑犯。
索爾仁尼琴寫一部三卷本的《古拉格群島》，揭發蘇聯冠冕堂皇背後的黑暗和殘酷，並描述了特務機關和種種陷害的內幕。１９７４年，後來當上蘇共中央總書記的特務機關頭子安德羅波夫向中央要求：驅逐索爾仁尼琴，旋即獲得批准。對啊，專制者如何能忍受大眾看到自己的真面目呢？驅逐事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批評，誰料安德羅波夫向中央報告說，外界「認為蘇聯政府采取的這一人道主義的措施，將會加強蘇聯在國際中的威信」。在這種不名譽的事件中，蘇聯當局和特務機關都洋洋得意。
柏拉圖也在洋洋得意。他以為為詩人戴上桂冠，並要求他離開是一件值得光榮的事，是人道主義的，是極之善良的，是有智慧的哲人才能如此寬待這些才華洋溢的詩人。豈料後人以他的「詩人驅逐論」為劇本，演出一場場殘忍的慘劇──斯大林的愚民政策得到揭發後，人民帶著久抑的怒氣沖向列寧遺體旁的斯大林遺體，將幾十年的全部痛苦和壓迫發洩出來。
然而，有一點值得強調，就是柏拉圖極之鄙視斯大林的這種為權力而愚民的政策（而且無顧人民的痛苦），在他的制度分級中，這種算是僭主制，在四種制度──理想國，愛榮譽社會，民主社會，僭主社會──中排行最後。驟眼一看，理想國的統治和僭主社會的統治好像在目標上有所分歧，一個是好心好意且深思熟慮地追求善，一個只是為了統治階級服務，用人民的痛苦和不幸來換取君王的權力慾，但仔細一看，他們本質上都是一樣的──權力集中和愚民政策。
理想國就是開明專制，僭主制就是暴君專制。作為君王和控制者的哲學家都是人，他們在專制制度下得到了無限的權力，誰來保證他們當中人人都「能終身保持這種護衛國家的信念，是否既非魔術又非武力所能於不知不覺之間使他們放棄為國盡力的信念的」？「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哲學家是否真的能夠保持其貞潔之身，免受妖艷的權力所誘惑？歷史上多少個智者放棄了真聖的智慧，改入了權力鬥爭之中，最後身敗名裂？納粹統治下就有一大堆投機哲學家，在他們沒有接觸到權力之前必是一付老實的樣子，那麼，當這種人存在於理想國之內，柏拉圖之輩「真正的哲人」如何能夠知道他們確實是善的？
民主即便有諸多不是（魯迅也曾說過民主很可能變成大多數的暴政），柏氏就親眼看到那些最無知的人殘殺當時最有智慧的蘇格拉底。但分散化的權力比集中的權力所能作出的禍害弱多了，權力集中到社會最尖一點時，風險數值就會很高(很可能不單單殺蘇格拉底，甚至把柏拉圖也殺了)。柏拉圖的理想國制度和僭主制度的所有不同，就在於統治者的不同：遇上好的統治者，我們貞觀之治，還上壞的統治者，我們便是自掘墳墓。雖然民主不可能帶領所有人都走上從善之道，但是，它卻可以最大程度地防止地獄般的暴政。
總而言之，為了善的目的就進行愚民，完全是不尊重人民，即使最終是想人民幸福，愚民就是愚民，就是不把人民當人民看，不讓他們得到智慧，不讓他們懷疑哲人的論調。後現代的主義者叫這些言語霸權，意即不讓人民發表他的獨立的看法，甚至封殺他們進行獨立思考的潛力（除了那些被哲學家看得起金質人，可是，他們最終也是被培養成愚民政策的主將）。
民可使知之。
的確，人民是無知的，因此使暴政能夠產生。愚忠愚孝，盲目跟風崇拜，「安份守己」，塑造了一個個暴君，當真正正義的人士，不甘人民受這種愚弄，提出種種批評時，暴君就殺害了無數個這樣的熱血人士。
張遠山說：「金銀銅鐵之說的真理成分是：人的資質先天有高下--然而這是三歲小孩都知道的老生常談……；金銀銅鐵之說的謊言成分是：人類社會應該"損不足以奉有餘"，用後天的制度設計強化先天的不平等；而不是"損有餘以補不足" 通過後天的教育和啟蒙盡可能弱化（但永遠不可能消除）先天的不平等。除去了其中的老生常談，金銀銅鐵之說就是徹頭徹尾的叢林原則，在文明社會中只能是不折不扣的謊言，沒有任何"高貴"性和"真理"性可言。如果金質哲人自作多情地以為，他的使命就是從古代叢林趕到現代城邦裏來向廢銅爛鐵們宣佈這謊言，那就請哲人離開城邦，滾回叢林裏去吧！」誠哉斯言。
在對話中，柏拉圖自己曾批評過詭辯家：「不正是他們自己在最成功地教育著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並且按照他們自己的意圖在塑造著這些人嗎？」留意文中的「他們自己的意圖」，如果猜測沒錯，柏氏把自己的想法當作是最為終極和客觀的，不算是他「自己的意圖」，更不是塑造人，而是將人的最自然表達出來，於是便放心批評起其他人按照自己的意圖塑造人。上文已經談過，如果人被統治被愚弄是自然的話，這樣沒有自由的人到底算不算是人？。薩特說，人是天生自由的，因此必定要選擇，最後，必定要為選擇負上責任。或者我們可以用柏氏的這句話反問他：你自己不也是在最成功地教育著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並且按照他們自己的意圖在塑造著這些人嗎？
即使柏拉圖發現的是真理，他也無法強迫或欺騙群眾去服從。制度化的真理就是最大的謬誤。真理從不強迫，真理需要智慧和心服口服，而不是盲信。盲信真理帶給我們的就是伊斯蘭聖戰，基督教十字軍東征，文化大革命，以巴戰爭等等。哲人的存在不是為統治欺騙人民，而是啟民之智，讓他們熱忱於思考，進而得到智慧和真理。真理更不是產生戰爭的罪魁禍首。因此，與柏拉圖所建議的「高貴的謊言」相反，哲人更應該拆穿所有謊言，讓大眾看看各種通行意識形態中，統治者的目的是什麼。以此為基礎，應該盡可能用種種論證去啟發人民，而不是極力去使他們無知。
孔子一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與柏拉圖的愚民政策雙映成趣。他們一廂情願覺得，哲人了解人民，因此人民只是安安份份就好，哲人會為他們準備他們所應得的。古時，教育沒有普遍發展，而且只限於貴族，因此他們認為有智慧的人就可以代表廣大百姓。更何況，人被思想控制後，就會安份守己，國家的「穩定」於是有了保證。
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都得到了知識，他們知道了自由，個性，權利（卻不知道為什麼），現在是讓他們發言，讓他們代表自己的時候了。從前，大眾甚至做不了自己的「主人」，當今很應該抬起頭來代表自己，發出自己獨特的聲音。人已經被愚弄得夠了，現今應是他們深刻思考己身，更是向那些「一廂情願」的哲學家證明「大眾也能有智慧」的時候了。
集合了眾多群眾的批評聲音，才能改善制度，使他們得到他們應得的。為了達到這一點，就請每一個人試試在心裡向周圍的人說：別再用這些毫無道理的東西愚弄我們了。不為什麼，只因為我們需要獨立思考。
起筆：二零零三年九月六日
一稿：二零零三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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