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神社的三對石獅(上)＠臺灣石獅地圖

2009-11-27 21:17:02| 人氣14,155| 回應0 | 上一篇 | 下一篇

臺灣神社的三對石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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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臺灣神社的三對石獅：
從臺北二二八公園內急公好義坊旁石獅說起

    本篇拙文曾刊載於《臺灣文獻》第59卷第2期,2008,頁249~274。現略加訂正修飾。

摘要

　　臺灣神社據昭和七年（1932）《臺灣神社誌》載，共存三對石獅子，然目前相關探討文獻，多止於劍潭公園入口處獅子與圓山飯店前石獅兩對而已。其中明治三十四年（1901）板橋林本源所獻之石獅，論者多從板橋林家後人林衡道先生之說，認定即為圓山飯店前之石獅，對其餘兩對實際之歸屬亦未深究。然隨著臺北二二八公園內急公好義坊旁石獅與臺灣神社關係之浮現，對於臺灣神社三對石獅之考據提供了新的方向。本文嘗試參附筆者田野經驗搭配文獻資料，以臺灣神社的三對石獅為主要論述之對象，期能對此三對石獅各自之歸屬達致些許之釐清。

關鍵字：臺灣神社、石獅、狛犬

前言

　　近來對臺灣日治時期神社之研究方興未艾，相關的論述成果日益豐盛，且對於神社狛犬之概況也已多所闡述。(註1)而筆者自民國九十三年以來即專注於臺灣石獅的調查研究，希冀藉由相關文物資料的匯整與紀錄，從其風格形態、雕工特色等來分析與釐清時代的脈絡發展，以及從明、清、日治、戰後與兩岸開放等不同階段所注入之新風格型制的轉變，來探究臺灣整體石獅工藝的發展歷程。也因此筆者對於許多無跡可徵的老石獅其年代與來歷格外關注。

　　而據昭和七年（1932）《臺灣神社誌》載，臺灣神社共有石獅子三對，然目前相關文獻多僅知有現存劍潭公園入口處與圓山飯店前之兩對石獅而已，另一對則被認為下落不明；且圓山飯店前之石獅一直以來皆被認定是明治三十四年（1901）板橋林本源所捐獻予臺灣神社之石獅。但隨著相關史料的逐漸面世，對於臺灣神社三對石獅之身份考據也提供了新的方向；本文即以臺灣神社的三對石獅為主要論述之對象，嘗試參附筆者田野經驗及文獻資料，期能對此三對石獅各自之歸屬達致些許之釐清。

　　雖然以日人立場而論，「狛犬」並不完全等同於我們所熟悉的獅子，但站在臺灣民間習慣的認知著想，日本狛犬的傳入，其實也是被歸納入「石獅」來理解，故國人常以「日本獅」稱謂，因無論其位置或功能皆與石獅子無異。同樣的情形可見於臺灣民間匠師雕刻敬獻的神社狛犬，日人多稱呼為「唐獅子」，唯此「唐」並非專指唐代，而為泛指中國漢民族流傳的型制風格。且實際上日人對於「獅子‧狛犬」分際也相當混淆不清，如本文所提的三對神社「狛犬」，雖形貌各異，但在日人《臺灣神社誌》中，仍名曰「獅子」或「唐獅子」；而其中板橋林家所捐獻的一對更相傳為清代舊物，故本文仍以「獅子」一詞來統一稱謂。
　　
一、臺灣神社石獅相關文獻

　　據昭和七年（1932）發行之《臺灣神社誌》記載，臺灣神社中奉獻石獅的紀錄有三，分別為：

明治三十四年 ……九月十三日   石造獅子   一對   板橋林本源(註2)
明治三十五年 ……七月十三日   石造獅子   一對   在臺灣陸軍高等官(註3)
昭和五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唐獅子     一對   臺灣總督石塚英藏(註4)

　　目前文獻所述及的臺灣神社遺存之石獅，多為位於圓山大飯店廣場前以及劍潭公園入口處之兩對。其中除明治三十四年（1901）9月13日板橋林本源所獻之石獅，論者多從板橋林家後人林衡道先生之說，認定即圓山飯店前的這對石獅外，對於其餘兩對實際之歸屬尚未深究。如林衡道先生曾言：

當前台灣神社的遺物，只有兩對石獅還可以看到。臺灣神社的遺址上，現在建有圓山大飯店。該飯店門外大埕上有座牌樓，牌樓下一對石獅子，算是臺灣神社的遺物。
這一對石獅子，石材是臺灣的觀音山石，型態是中國南方形，姿態稍歪，並不端正，本來是置於板橋林本源五落新大厝門廳的一對獅子，是日治時期建立台灣神社時，日本政府勸林家奉獻的。林家五落新大厝，建於清光緒十四年（1888），此一對石獅當是光緒十四年前後的古物。
另一對日本式石獅，現在移置在劍潭公園大門前，材質是「御影石」，也就是日本兵庫縣一帶出產的花崗岩(註5)。……。(註6)

　　但是筆者翻閱國家圖書館2007年出版的《映像台灣系列1：日治時期的台北》，意外發現老照片中臺灣神社的一對石獅，竟然極似臺北二二八公園內急公好義坊旁的石獅！(註7)讓困擾筆者多年的疑惑有所釋義，卻也牽一髮而動全身地全盤改寫了臺灣神社中石獅的相關論述！

二、臺北二二八公園內急公好義坊旁大石獅是否即臺灣神社石獅？

　　
    (圖1) 今228公園急公好義坊及其旁石獅


    臺北二二八和平公園舊稱新公園，其原址曾豎立著清廷官建之臺北天后宮，其格局前後兩殿，護室高兩樓，正前方有堵大照壁，規模相當恢弘。(註8)隨著日本人領台，因殖民統治、水土不服及衛生髒亂等多項問題，開展了各類市區整治工程，「市區改正」便為其中之主要政策。明治卅三年（1900）臺北城內石坊街公告劃定為公園用地，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初步落成，名為「臺北公園」或「新公園」。大正二年（1913），日本人拆除園內天后宮，並於天后宮原址北側興建「故兒玉總督暨後藤民政長官紀念館」，即今之國立臺灣博物館前身；一般咸認今日二二八公園內散落之許多石柱珠為臺北天后宮舊物。

　　而今二二八公園內之急公好義坊為清廷為了表揚貢生洪騰雲捐建考棚之義舉而於光緒十四年（1888）建成，石坊為四柱三間之形式，其前有一對短欄柱獅，今其旁並陳列著一對連座大型石獅（圖1）。查急公好義坊本位於西門附近的石坊街，約當今衡陽路上，因日治時期市區改正而於明治卅八年（1905）拆遷至現址；據拆遷前之老照片顯示，(註9)該石坊除短欄柱獅外，別無大獅之存在，也因此該大獅之來歷格外啟人疑竇。
　　前人多以為該獅為原清代臺北府署之石獅，如林衡道編審之《臺灣古蹟全集．第一冊》載：「急公好義坊，……，坊前左右各有大小石獅一對，是當年臺北府署門前的石獅，石獅身體瘦長，雕藝頗為不俗。」(註10)然將此石獅與臺北府署老照片相比照(註11)，即可發現形貌不符。故網路上曾引起一番熱烈討論，筆者原先從時間點與地緣推測此獅之來歷可能為臺北天后宮舊物，而網路上亦有許多網友與筆者所見略同，但卻一直未見臺北天后宮老照片中有確切石獅存在之身影。(註12)

　
     (圖2)臺灣神社日治初期写真


   (圖3)臺灣神社日治初期写真

    直到筆者見到《映像台灣系列1：日治時期的台北》書中刊載臺灣神社此二張老照片(圖2.圖3)，但見臺灣神社拜殿前第三重鳥居前立有石獅一對，左公右母，軀幹與神道中軸平行呈「11型」擺設，與臺灣習見之傳統石獅擺置無異；公母俱開口，而公獅綬帶繫結，少獅與母獅相依，俱與今急公好義坊旁石獅肖似，而其下的基座除座腳下沿部分被柏油路面遮掩外，裝飾圖文與形制亦完全相同。為求慎重與科學起見，筆者將今二二八公園內急公好義坊旁大石獅對照該二圖攝取相同之角度後，以Photoshop軟體將之去邊及透明淡化，再疊附於老照片上，發現其輪廓、長寬比例、裝飾圖文與基座等俱皆完全一致(圖4.圖5)，尤其是綬帶與少獅等鏤空深淺分明處最為明顯；即便是同一位匠師所雕造之相似石獅，無論其技術如何老練純熟，以手工打製之藝品絕無可能如此分毫不差；故至此應可證明臺灣神社該舊獅與今急公好義坊旁石獅非常有可能同為一物，同時也推翻了該獅為臺北天后宮舊物之假說。

(圖4)急公好義坊旁母獅與臺灣神社石獅比對相符

(圖5)急公好義坊旁公獅與臺灣神社石獅比對相符

三、急公好義坊旁石獅是否即臺灣神社1901年板橋林家捐獻物？

　　至此雖可認定急公好義坊旁大獅很可能即為原臺灣神社石獅，但問題仍未完全解決，即它又會是臺灣神社三對獅子中的哪一對呢？現位於圓山飯店廣場前之石獅，論者每多從前引林衡道之說，贊同圓山飯店廣場前石獅為清末板橋林家新大厝舊物，(註13)然筆者卻抱持著不同的意見。主要理由有三：

1、石獅擺設之方式

　　
     (圖6)今圓山大飯店前石獅模擬"一一"型擺設則呈左雄右雌(以建築為主體而言)


     (圖7)急公好義坊旁石獅"11"型擺設,左雄右雌無疑

圓山飯店前石獅明顯為遵循日本神社狛犬擺設方式「一一型」所製。(註14)而日本狛犬與臺灣傳統石獅除造型上的差異，最大的歧異處常在於擺設的方式不同。臺灣石獅一般皆於建築物入口處之兩側，頭朝外尾朝內地面迎來客，且頭略向內側轉，此即李榮聰先生所謂之「11型」。而日本狛犬除上述擺設方式外，最為常見的是將身體側放，公母相對而視或頭部向門外扭轉之方式，即李榮聰先生所謂之「一一型」。而此一「一一型」的擺設方式，(註15)在筆者七百餘對臺灣傳統石獅的田野經驗所見，在清代時絕無此例；因若依臺灣傳統石獅擺設方式，即身軀與建築物中軸平行，頭向內側翻轉的話，則此對石獅反倒公母錯位，試想光緒十四年（1888）臺灣尚為清領，圓山飯店該獅若真為板橋林家新大厝舊物，其造型擺設豈有與臺灣慣習相悖且彷彿能預知後事之理？(圖6)

　　反觀急公好義坊旁大獅左公右母為「11型」之擺設造型，符合臺灣傳統石獅陳設之慣例。(圖7)

2、石獅之造型風格

　　再者，圓山飯店廣場之石獅，其頭角突兀崢嶸、細部刻工依賴大量說明性的平板線條、公獅彩帶串有雙錢、(註16)成扇型摺紋的招風耳、尾毛分叉五束皆鏤空未貼實身軀等特徵，皆為臺灣日治時期閩南系統石獅流行的主要樣貌，似非清代石獅之風格。以筆者田野經驗而論，日治時期臺灣石獅的造型，是經歷清初、清中、清末，雕工造型由「渾厚圓暢」、「矯作銳化」、再進而「繁複制式」的風格基礎上變本加厲而成，亦約當於何培夫先生所提之「早、中、晚」之分類方式。(註17)蓋因一項傳統包覆的一連串象徵符號和形象被人們繼承時，因人們各異的解釋而產生變化，成為一時間延傳的變體鏈。亦即後期的雕作可能保留若干前期之風格特徵，而前期雕作亦能隱約透露後來的面貌趨勢，但歷史的發展有其不可逆轉的順序，兩者絕不可能相互等同。
　　

　　臺灣晚近石獅造型的演變因篇幅有限，僅能略舉一些有確切製作年代刻款的清末與日治時期之臺灣傳統石獅相對照，以明其間之差異。在此以成於清末之景美集應廟三川殿門獅(註18)、板橋慈惠宮三川殿門獅(註19)和木柵集應廟三川殿門獅(註20)，和日治的學甲慈濟宮埕前獅(註21)、嘉義彌陀寺門樓前石獅(註22)和新莊地藏庵山門前石獅(註23)相較，即可發現日治時期臺灣傳統石獅一方面繼承了清末石獅之大樣，另一方面也發展出更加繁複的裝飾，許多部位皆受到線條的擠壓圍囿而變形；如石獅面部的裝飾越趨繁雜，眉心、鼻頭、顴骨等處都逐漸形成一個個隆起的團塊，致使五官相互地推擠而變形。從早期渾圓的眼睛逐漸壓縮為梭子形，一體成形的鼻子也漸漸瓜分為數個團塊，並橫向延伸；嘴型從簡單的一字形變為下彎弧形再變為八字型；頭頂的鬃毛更趨於擁擠尖凸等等。(註24)此外在裝飾上，項飾由簡潔的鈴鐺轉為繁瑣造型之花朵及磬牌，公獅的綬帶由結飾轉換為赤裸裸的財富象徵：銅錢等，亦皆明顯與前期不同。

　　而若將急公好義坊旁大獅同圓山飯店前石獅與上述清末和日治時期之石獅相比驗，即可發現急公好義坊旁大獅造型近似於清末之石獅，較為簡潔圓順；反之圓山飯店前石獅則近似於日治之石獅，雕線較繁密且裝飾誇張。

3、文獻資料考證
　　
    正因對圓山飯店前石獅具有「一一型」的擺置型制與日治以後的造型雕工此兩點特徵，故即便是板橋林家後人話林家，筆者仍不敢置信；並進而懷疑有無可能為張冠李戴之誤，即板橋林家捐獻予臺灣神社之石獅，並非圓山飯店前的這對，而另有其獅呢？因劍潭公園前原臺灣神社花崗岩大獅子具有鮮明的「日本狛犬」造型特徵，(註25)故不可能為清末板橋林家所有。因此現在必須確定的是二二八公園急公好義坊旁石獅與圓山飯店前石獅，到底哪一對才是板橋林家所捐獻的呢？

　　查日治時期總督府檔案記載，臺北縣擺接堡板橋街林本源曾於明治卅四年（1901）9月6日向臺北縣提出捐獻給臺灣神社的一對石獅子，9月13日臺灣神社函覆同意，並於9月30日向臺灣總督府陳報，公文中並附有手繪圖稿及其尺寸。(圖8)(註26)觀此圖稿可發現該石獅手繪稿並未完全照實描寫，如圖中左右兩獅皆腳踏繡球、綬帶串雙錢，不管與圓山飯店前石獅或急公好義坊旁石獅相較皆有所出入；如急公好義坊旁石獅，公獅前足踏繡球，巾帶作結飾狀，母獅擁少獅；而圓山飯店前石獅據日治時期老照片顯示為「一一型」之擺設方式，左邊之公石獅串雙錢，(註27)右邊之母石獅依少獅；且該圖基座堵仁之裝飾圖文，皆擬吉祥物與飄帶纏繞狀，亦與兩者實際有若干落差。但總體而言，該圖所描繪的石獅造型較為圓順，其各部位特徵與其下基座裝飾，皆更近似於急公好義坊旁之石獅；反觀圓山飯店之石獅，不但整體造型較枯硬僵直，其下之基座亦與圖繪相去甚遠。

(圖8)日治時期總督府檔案中板橋林家捐獻石獅圖稿

　　如急公好義坊旁石獅之基座，座腳內縮彎起，束腰轉角飾以竹節柱，其四面堵仁分別雕飾：公獅，前方雕飾棋盤、飄帶，後方麈尾、飄帶，外側飾畫、飄帶，內側飾花鳥；母獅，前方雕飾畫、飄帶，後方如意、飄帶，外側飾書、飄帶，內側飾花鳥；不管是其座腳或束腰處裝飾皆與圖稿有幾分形似。而圓山飯店前石獅之基座，四面俱素毫無裝飾。(圖9)

(圖9)急公好義坊旁石獅之基座與圓山飯店石獅基座比對

　　此外該圖稿並詳附尺寸如下：

獅身高三尺六寸五分
座三合、高三尺二厘計高六尺六寸七分
邊面橫長四尺一寸
正面橫長三尺五分
　側面
座長三尺一寸二分
座寬二尺一寸四分
正面

　　石獅因為立體圓雕，長寬丈量不易拿捏，故在此僅以獅身高、石獅連座高與基座長寬作比較。經換算圖稿記載該獅身高三尺六寸五分為110.61公分，全高六尺六寸七分為202.12公分，座長三尺一寸二分為94.55公分，座寬二尺一寸四分為64.85公分。(註28)而急公好義坊旁石獅尺寸，以公獅為例，獅身高120公分，兩者誤差9公分多；連座全高207公分，兩者誤差5公分多；基座側面長107公分，兩者誤差12公分多；基座正面寬69公分，兩者誤差4公分多。圓山飯店石獅，以公獅為例，獅身高149公分，兩者誤差39公分多；連座全高235公分，兩者誤差34公分多；基座側面長136公分，兩者誤差41公分多；基座正面寬86.5公分，兩者誤差21公分多。可見實際尺寸亦以急公好義坊旁石獅較接近文獻之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