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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0-09 22:00:43| 人氣146| 回應0 | 上一篇 | 下一篇

革命分子在果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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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劉大任的《果嶺上下

---楊照書舖



一個再簡單再基本不過的條件,在我們的社會卻遲遲無法突破。我們到今天沒有辦法擺脫陰魂不散的『體育』,改用可以『跟國際接軌』的『運動』。

別小看這個稱呼上的差異,『體育』長久以來深植在我們日常語言裡,也淪肌浹髓滲透進我們的意識裡,我們的政府單位叫『體育委員會』,我們的資訊來源叫『體育新聞』,我們的專業訓練機構叫『體育學院』……

『體育』有什麼不好?『體育』第一個大大不好的地方,在其字面意義直接聯絡上非常狹窄而直接的功利價值。我們動動身體、參加競賽,都是為了達成教育的目的。『體育』因而是切身自我的、是正經八百的。

在『體育』意識的籠罩下,少掉了很多『運動』所涵蓋的重要成分。一個重要成分是表演。運動本來就不只是要鍛鍊身體、強化國民體格或到國際上讓中華民族揚眉吐氣,運動的組構成分裡,一直都有一種人叫做『觀眾』,他們自己不動的,他們只是觀看、只是歡呼或喝倒采,只是在極端興奮與最深沮喪間進行情緒大擺盪。

『觀眾』與運動行為的關係裡,沒什麼了不起的教育意義,總不能每次看球看比賽就誦唸一次羅家倫寫的〈運動家的精神〉吧。這種關係的本質其實再簡單不過──就是娛樂。然而沒有這層關係,運動,至少是現代意義的運動,就無從成立、更無法發展。

娛樂是現代運動的核心,也是『體育』意識下,最沒有辦法理解沒有辦法處理的。『體育』是身體的,娛樂卻是情緒的;『體育』是個人的,娛樂卻是群眾的;『體育』的主角是在運動場上的人,娛樂牽涉的卻是運動場邊的人。

娛樂的基本原則,一是『獨樂樂不如眾樂樂』;二是『不斷牽拖』。娛樂要成立,先得有感染力,從這個人感染給那個人,一加一遠大於二,兩人一起看球比兩個個人分別看球樂趣多了好幾倍,兩千人、兩萬人一起看球就更是妙不可言了,這就是『眾樂樂』式的感染。另外一種感染是讓我們在運動中看到其他人生的面相,也讓我們在做什麼別的事時都想起我們投入熱愛的運動,這是『牽拖』型的感染。

這就是為什麼在運動發達的地區,運動新聞一定和其他新聞寫法大不相同。運動新聞要抓得住那份娛樂的感染力,既要『眾樂樂』,又要善於『牽拖』。這也是為什麼我多次引用一本日文書的書名──《棒球是語言的遊戲》,對大部份的日本人來說,棒球最迷人的地方、最大的享受,不在球場上,而在談說間。怎麼找到更好、更特殊、更奇妙的談說棒球的語言,是『運動』裡的『大條代誌』,卻在『體育』裡被壓蓋得無影無蹤。


『運動聊天』(sports chat),茲事體大。聊天有用嘴的,還有用筆的。沒有『運動聊天』,運動就無法發揮其娛樂特質;沒有『運動聊天』的傳統,運動就只能是無聊的『體育』。『運動聊天』需要的不只是對於運動的熱情而已,另外必須具備兩項條件,第一是玩弄、創造語言的本事;第二是突出而強烈的個人風格、個人觀點。

劉大任來寫高爾夫球,這個有趣。劉大任在語言上的講究不必多說,年輕時代的劉大任寫文字穠密華麗的小說,《浮游群落》裡有大段大段交雜鋪陳景致與角色心境的沉緩敘述。中年之後,劉大任突然轉而改攻只有兩、三千字的短小說,毅然抖落了繁複的文字,錘煉一種新的簡潔風格,至簡處顯其至多,出版了短小說的經典精品《秋陽似酒》。接著他糅合了前後期的文字特色,投注強烈的懷舊感傷情念,寫了很難再被劉大任自己或他人超越的《晚風習習》。這樣的文學經歷,劉大任對文字的掌握,無可懷疑。

劉大任之前就試過用文學之筆,來挑運動之情,出過《強悍而美麗》,其中〈江嘉良臨陣〉尤其傳頌一時。劉大任當然是個運動迷,他迷乒乓球、迷籃球(尤其迷NBA裡性格最詭異多變的紐約尼克隊),不過寫《強悍而美麗》時,他還沒迷上高爾夫球。

劉大任迷上高爾夫球,保證了一件事,那就是裡面必定會有錯綜複雜的個人情結,也就一定會在情結裡纏繞出獨特的觀點與意義來。

我們不會忘記,劉大任自己更不可能忘記,他曾經是個那麼熱情的革命分子。保釣運動中,投入最深,激動到放棄了柏克萊加大學位的,就是劉大任。保釣運動中,激發劉大任的,一項是民族主義,另一項當然是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祖國』,應該是當年『保釣』左轉青年的共同真誠信仰吧。

『保釣』不只弄得劉大任放棄了哲學博士,『保釣』讓劉大任在台灣成了『劉匪大任』,他的小說集《紅土印象》列入了禁書名單(想當年,我們費了多少力氣到處去找與林懷民的〈蟬〉並列為六○年代青年文化代表的〈大落袋〉),讓他許多年回不了台灣,甚至三十年後,還在果嶺上跟隨著劉大任,陰魂不散。

從我的角度讀,《果嶺上下》最好看、最精彩的部份,其實是劉大任對高爾夫的不安心、不放心。《果嶺上下》大多數的篇章,都流露出了劉大任急急為自己的『高球夢』辯護的色彩。

整本《果嶺上下》,主旋律主腔調是『辯護』──Apologia。『辯護』在西方傳統裡,是個重要的文類,其起源始祖,也是最有名的篇章,當然就是收在《柏拉圖對話錄》裡,蘇格拉底的雅典法庭答辯辭。蘇格拉底〈Apologia〉的基本立場是:對我的指控我不承認,因為有一部份是你們誤會,你們沒誤會的部份,則是你們錯了,我才是對的。對的人怎麼會向錯的人認錯認罪呢?

Apologia是一種『強悍而美麗』的文類。因為要衛護自己的中心價值信念,非得表現強悍不可;然而要說服別人感動別人,那就非得寫得美麗婉轉,才有辦法傳世成為傑作。

王爾德(Oscar Wilde)在獄中寫給情人Douglas的長信,是另一篇『辯護』文類的經典,其中有一句話最鮮明點出了這個文類的核心精神:
『大部份人都是「別人」。他們的想法是別人的意見,他們的生活模仿別人,甚至他們的熱情也只是承襲引用別人的……只有去除掉一切的文化,才能找到自己。』

在劉大任的『辯護』裡,別人是誰呢?是那些覺得高爾夫球帶有強烈階級性的人,是那些指責高爾夫球污染環境的人,更明確地說,是他年輕時『保釣』所代表的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回過頭來對他控訴著高爾夫球既不『民族』、也沒有社會公平。

別人迷上高爾夫就迷上高爾夫了,不會有這麼複雜而強烈的『辯護』壓力,所以別人也許寫得出像〈一步步走進有光的所在〉這樣的文章,但絕對不會去碰觸『藍領高爾夫』、『桃金孃灘』這樣的題材。

劉大任的高爾夫寫作,是一種『焦慮寫作』,字裡行間充滿了焦慮張力。因為焦慮,所以逼著劉大任找到特殊的題目、特殊的寫法,換句話說,因為焦慮,所以才好看。

因為焦慮,所以才好看。這樣說,會不會太幸災樂禍,『把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了?


真的不是我喜歡『把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而是運動書寫的文類成規裡,最怕的就是沒有自我、沒有情緒的冷靜客觀。

《果嶺上下》到處都看得到革命分子劉大任的徬徨、徘徊、猶豫。《果嶺上下》潛在的一個無聲旋律,是革命分子站上了被視為是資本主義、甚至西方勢力的終極代表的高爾夫球果嶺,反覆低迴自問:我該如何面對這真實的、無法抵抗的誘惑?我該論證自己的高爾夫熱情是虛假的(像沙特說的『幻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我該決然掉頭而去,回到書房裡反省析論資本主義與西方勢力這可怕的同化、異化力量?還是我該承認其實只有熱情是真的,至少那些與革命相關的理論,不過是大夢一場、年少時燒了就成灰燼的過往?……

我相信劉大任沒有終極的、清楚的答案,所以他寫了《果嶺上下》集裡的這些篇章,邊寫邊尋、邊寫邊發洩那些焦慮壓力,邊寫也才能邊說服自己,繼續帶著革命的少夢走上開球台、走上果嶺。這種搜尋的主題,讓劉大任的運動寫作煥發出一種特別的光芒。

所以他迷老虎.伍茲的迷法,跟別人不一樣。他在老虎.伍茲身上看到高爾夫擺脫貴族菁英壁壘的救贖希望。所以他迷那些精巧設計的球場,從奧古斯塔到圓石灘,理由也跟別人不一樣。他在這些球場裡找到的是一種普遍的、超越性的,接近於文學與藝術的原則,球場的美跳脫了塑造這些球場的資本主義、菁英貴族結構,自成人類的普遍昇華,不管藍領、白領或金領,都可以用領上之腦與領下之心,體會領受……

一直到今天,我沒有到過任何一座高爾夫球場打過任何一洞高爾夫球,然而穿過那在果嶺上徘徊的革命分子的身影,我卻可以感覺到高爾夫球與我如此親近親切。

不,不是高爾夫球,而是『劉大任的高爾夫球』與我如此親近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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