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嫌煩嗎？從《閒話中國人》至今，已評了幾本《ｘｘ人》？還評《中國人與日本人》馮瑋著（台北：林鬱，2000）松本一男著（台北：新潮社，1988）
忍耐一下，我的書架還有最後這二本（以後原則上不再買這類扯不清的《ｘｘ人》）。
書架還有譯自日本出版的關于各國人民之智慧的系列叢書，其中也有馮瑋著《日本的智慧》松本一男著《中國人的智慧》呢？
十幾國、沒了後完，先貼段《中國人的智慧》原文，再補貼中國人的民族性、日本人的民族性。
《中國人的智慧》（松本一男著， 林思雲摘譯）
一個國家的國民性或者一個民族的性格，可以說相當程度取決于其國家的自然環境以及長期經曆的曆史經驗。打開地圖立刻可以發現，中國東面臨海，西，南，北三面與其他國家接壤。其陸地上的一萬多公裏的國境線是人爲劃分的，所以很容易被侵犯。不要說國境被侵犯，中國還有過整個國土全部被其他民族侵占的曆史，五胡十六國、元、清等就是例子。這對于四面由海洋所保護、曆史上只經曆過一次被外國軍隊占領曆史（指二戰後日本被美軍占領）的日本人來說是無法想象的。對于有複雜多樣曆史境遇的中國人來說，自然應該具有獨特生活智慧。
對于中國人來說，以下的氣質較爲突出。
忌諱戰爭。因爲中國人經曆過多次被侵略之苦，所以也很厭惡去侵略別的國家。
大國意識強、認爲自己國家的文化最好並以此而自負。
沒有什麽人種偏見。
陰郁，外人難于了解其內心。
憨厚，忍耐力強。
保守，不易改變。
生活節奏比較緩慢。
總之，在嚴酷的環境中經曆了數千年磨煉的中國人比較缺少樂觀的精神。下面從一些側面來探討一下中國人所具有的獨特智慧。
“慢慢兒來吧”——中國人的生活節奏
本世紀初以乘船爲主要交通手段的時代，初到中國港口的外國人都對在港口幹活工人的勞動節奏，尤其是勞動號子的節奏感到吃驚。被稱之爲“苦力”的中國工人，喊著慢得沒法形容的勞動號子在勞動，因爲拍子節奏遲緩，與之相配合的手腳動作也就慢騰騰的了。打個不恰當的比喻，就象清晨中國公園裏打太極拳的節奏差不多。看到如此情景，平時習慣于快節奏的日本人會目瞪可呆地感到：“這個國家的人，怎麽會這麽悠閑？”對于急性子的日本人來說，中國苦力們的慢節奏的勞動被認爲是故意偷懶。
舊上海日本人乘人力車時，總是揚著拐杖用日式中國話大聲喊：“快快的！”。因爲急性的日本人一登上人力車便想盡快到達目的地，所以人力車夫們很討厭搭日本客人。在舊滿洲煤礦及港口，常常可以看到日本工頭甩著鞭子對苦力們喊：“快快的！”。因此除非給相當高的工錢，中國的苦力們都不願在日本工頭手下幹活。
當時在中國的日本企業家們，即使不懂其它的中國話，也絕對懂“慢慢的”這句話。並把其作爲形容中國勞工的詞語。其實日本人並不懂，苦力們乍看上去象偷懶似的慢悠悠的勞動，是他們進行長時間持續勞動的智慧。象日本工人那樣的蠻幹，身體往往支撐不住。
中國人不僅日常生活的節奏慢、作商業買賣也是慢騰騰的。香港、深圳不動産的出租契約，期限是三十年、四十年，甚至還有長達“九十九年”的。對于出租契約一般爲二年或三年的日本人來說，只能認爲這是在開玩笑。從中國人的走路方式也可以明白他們不慌不忙的生活態度，即使在北京、上海這種繁忙的大城市裏，也很難看到象日本人那樣一路小跑似走路的中國人。
中國人甚至打仗也是慢騰騰的。三國時代，劉備率蜀國大軍攻入吳國，直逼夷陵。位于長江中遊北岸的夷陵是軍事和交通的要地，一旦被突破，吳軍的根據地江陵和夏口也將被直取。可是蜀軍進軍至靠近夷陵的地方便駐紮下來，以圖解除遠征疲勞。守衛夷陵的吳軍將領也采用閉們不戰的拖耗方針，試圖拖到敵方疲勞時，再進行反擊。吳軍一拖就是半年，等到蜀軍已疲憊不堪時才大舉反攻，用火攻大敗蜀軍。如果換成日軍，大概不會象吳軍那樣有耐心慢慢地忍耐半年吧。不管怎麽說，中國軍隊采取慢慢地拖垮敵人的不屈不撓的戰術，可以說是其特長。
中國人的這種“慢慢兒來吧”的態度，雖然優點不少，但也有缺點。“慢慢的”缺點之一是時間觀念松弛，沒有爭分奪秒的精神。在中國農村開會，遲到一、二個小時並不是什麽希奇的事。《史記》中有個“尾生之信”的故事，其大意是：尾生和戀人約好某日某時在某地的橋頭約會。可是尾生在約定的地點等了幾個小時也不見戀人，這時天降大雨使河水猛漲，但尾生卻不肯離去，終于抱著橋欄杆溺死。此後中國人便用“尾生之信”來形容非常守信用的人。不過，在日本人看來，爲了等一個不按時約會的戀人而死實在不值得。
” 慢慢的“缺點之二是效率低。中國人一直認爲自古以來中國在文化、思想、技術方面都是最優秀的，所以並不急于攝取其他國家的知識和文化。對歐洲文明、尤其是科學、技術方面的成果也采取慢慢吸收消化的消極態度。相反，日本人則積極、熱心地吸取新知識，新文化。
1543年葡萄牙人把火槍傳到了日本，三十二年後日本軍隊中就出現了火槍部隊，從此火槍便成爲日本軍隊中不可缺少的新兵器。火槍便傳到中國的時間比日本還早，可是八十年後豐成秀吉出兵朝鮮時，中國明朝的軍還沒有火槍部隊，而且到一百五十年後明朝滅亡時，中國軍隊仍沒有大規模地使用火槍。
僅此一例便知日本人和中國人的速度觀念之不同，在吸收先進國家的科技、文化、思想方面的速度差異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日本明治維新後數十年就發生了明顯變化，而中國卻很難擺脫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態。中國人的勤勞程度並不比日本人差，但效率卻明顯不如日本人，這不能不說和中國人時間觀念有關。
與喜歡求快的日本人相反，中國人采用不急不躁，但堅持到底的生活態度。“慢慢兒來吧！”這也可以說是中國人從長期曆史經驗中得來的一種智慧和生活感覺。
“馬馬虎虎”——中國人的辦事方針
日本有句罵人的話“馬鹿”（八嘎牙路），一般認爲是從《史記》中“指鹿爲馬”的典故而來。秦始皇死後，實權被宰相趙高所掌握。趙高有一天獻給秦二世皇帝一頭鹿時說：“陛下，獻給您一匹馬。”年輕的二世皇帝莫名其妙地對左右的大臣說：“奇怪，這明明是一匹馬呀。”大多數的大臣爲了討好趙高都說：“的確是鹿不是馬。”後來日本人就把連馬和鹿都分不清的愚者叫做“馬鹿”（傻子、笨蛋）。
中國人有句常說的話：“馬馬虎虎”，即是馬是虎都無所謂，反正都是動物的意思。這種草率的感覺和表現，是中國人所特有的，日本人難于理解的。
日中國交正常化以來，出現了不少合資企業，雖然有搞得好的，但也有中途受挫的。不成功的理由有各種各樣，但其中之一就是日中雙方對契約的考慮方法不同。日方認爲，一旦簽訂了契約，中途無論遇到什麽困難，也應絕對履行和遵守，這是商業的道德。而中方則認爲：固然應該遵守當初簽訂的契約，但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途中適當修改一些也沒關系。所謂買賣，是應該隨機應變的。
1978年，中國政府和日本的新日鐵、三菱商事等大企業簽訂了合資的寶山鋼鐵公司。1981年1 月中方突然以外彙緊張爲由，單方面提出中止第二期工程。這使日本企業嚇破了膽，已投資了數千百億日元的設備，突然被中止，怎麽能受得了？而且作爲有絕對信用的國家政府，又不是民間企業，怎麽能隨意破棄契約呢？可是中方則反論道：“並不是我們以自己喜好隨便不履行契約。由于客觀條件發生了變化，不得已不能履行原先的契約。難道雙方不能尋找一個互相妥協的辦法嗎？”這個問題最後以日本政府的出資援助使工程得以持續而解決，但日方從此感到如履薄冰。
另外，中國人崇尚“肚量大”、不拘泥于小事的人，在小事上斤斤計較的日本人往往被中國人指責爲“太小氣”。但日本制品之所以質量好也正是由于日本的技術人員斤斤計較出來的，“不拘小節”恐怕亦是中國制品質量粗糙的原因之一。在日中合辦的企業裏，因爲雙方辦事態度不同而引起的爭執不在少數。中方抱怨日方“氣量太小、挑剔過分”，日方則抱怨中方“粗枝大葉，馬虎過分”。
中國人認爲：既成的法律、規則、契約、約束等，不見得完全正確，由于客觀形勢的變化，可能會出現與實情不相稱的情況，這時就不應拘泥于先前的約束，而應作出與實情相應的擴大解釋。比如做買賣，賣者希望盡可能賣得貴些，而買者則希望便宜些買到，爲了達成買賣，兩方不是都需要有點“馬馬虎虎”的態度嗎？
但是在近代社會中，從國家的政治、外交到民間的貿易、雇傭，都以契約的形式進行，以至于有人把近代社會稱之爲契約社會。發達國家都把契約看作有絕對的約束力，應該無條件地被執行。所以認爲可以對契約持“馬馬虎虎”態度的中國人，很容易被指責爲是不可信賴的夥伴。這是大概是中國難于與其它國家進行良好合作原因之一吧。
“沒有法子”——中國人的政治觀
中國從未出現過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自古以來中國的政治都是自上而下強行推行的專制制度。曆代的執政者爲了保衛自己的權力，把國家的軍隊建立成一支專門保衛自己的軍隊，把民族的文化轉變爲捍衛自己統治正當性的學問。在長期的高壓政治下，中國人形成了一種對政治十分消極冷漠的態度。許多人對現政不滿，但也只是消極地說：“沒有法子”。
但並不能因爲中國人對政治看破紅塵的消極態度，得出中國人沒有政治反抗精神的結論。中國人雖然嘴上說“沒有法子”，但內心裏卻並非認爲已經真正“沒有法子”了。“沒有法子”是中國人在高壓政治下的一種忍辱負重的策略，不能因爲中國人總說“沒有法子”，就認爲中國人容易屈服。
在日中戰爭以前，許多在中國的號稱“中國通”的日本浪人，把中國人這種消極冷漠的政治觀認爲是容易屈服的表現。他們說：“支那人根本沒有什麽愛國心，一提起國家來開口閉口就是”沒有法子“。所以只要給中國一個軍事打擊，中國人就立即會屈服。”這種對中國人一知半解的看法，是當時日本軍部發動侵華戰爭的背景之一。
另外，中國人的政治觀之一，就是把從事政治活動與賺錢聯系到一起，即所謂“升官發財”。數千年來，中國人一直被殘酷的政治所愚弄，庶民一旦作了官就變本加厲地榨取、折磨民衆，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貪污受賄。所以中國曆代政治黑暗，官僚與貪污、賄賂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
在舊日本軍隊中，新兵受長官、先輩的欺負屬家常便飯。新兵每天被長官、先輩打嘴巴、挨訓。受盡非人折磨的新兵成爲老兵後，即使再老實的人也會象魔鬼一樣對自己的後輩進行同樣甚至更加厲害的欺負，如同複仇一般。在中國，受盡官吏榨取折磨的庶民作了官後，就變本加厲地榨取折磨民衆，可以說象舊日本軍人折磨新兵的複仇心理。
曆史上中國百姓的夢想就是“升官發財”，尤其科舉制度出現後，受長年榨取之苦的民衆都抱著這個複仇的夢想。因此中國自古以來的官吏就是“貪官污吏”，清官奇少。如果現在中國人對政治的絕望和不滿還沒有消失的話，那麽“升官發財”的複仇夢想將依然存在。
“恭喜發財”——中國人的人生觀
曆史上的中國政權都是壓迫民衆，不爲老百姓作任何事情的獨裁政權。常年受殘酷政治壓迫之苦的中國百姓，要想擺脫任人宰割的悲慘境遇，只有三條道路可以選擇：1 、取得權力和地位；2 、通過宗教和學問來逃避現實；3 、獲取金錢和財富。
權力和地位的取得本身就非常不易，加之中國曆來是一個毫無法制的獨裁社會，即使獲得了權力和地位也是相當危險的。中國有所謂“今日坐上客，明日階下囚”的說法，“四人幫”就是一個不錯的例子。通過宗教和學問來逃避現實也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可以作到的。所以對于中國的一般老百姓來說，金錢是他們擺脫任人宰割的悲慘境遇的唯一途徑。
爲了累積金錢，中國的老百姓自古就養成的勤勞節儉的習慣，形成了中國人特有的樸素功利主義和金錢崇拜世界觀。移居外國的中國華僑，又把這種勤勞節儉、發家致富的習慣帶到了華僑社會。在香港、東南亞的華僑社會中，新年的賀詞就是“恭喜發財”。在日本，即使是專門從事買賣的商人之間也沒有“恭喜發財”的說法。這未免讓人感到中國人太注重金錢了。
中國人具有靈敏的金錢意識。在世界各地，不管多偏僻的地方，不管是什麽膚色的人種居住區，即使不太懂當地語言，照樣有華僑經營的各種各樣的商店。勤勞、節儉、忍耐是華僑們成功的關鍵。雖然華僑們擅長個體買賣，卻不擅長于集團聯合經營。世界各地有許多華僑巨富如萬金油王胡文虎、橡膠大王陳嘉庚、泰國金融大王陳氏一族、船舶保有王董浩雲、香港財閥李嘉成、船舶王包玉剛、臺灣企業家王永慶等，可是這些巨商的活動最終超不出個人經營的範圍。
這些企業的成功是依賴老板的才能，一旦失去老板，企業便化爲烏有。所以中國的華僑企業根本無法與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等現代化大企業相比。現代化大企業的活動關鍵是要有巨大的組織能力、販賣能力和情報能力，所以不管個人企業的買賣做得多成功，國際競爭力都是微弱的。
重視個人發揮而忽視集團組織經營，是中國華僑商法的特點。近來，日本積極宣傳這種華僑商法並作爲經營學上的一個參考例子。不過，華僑絕對不是做買賣的天才，因爲不擅長集團組織經營，在賺大錢方面，日本的大企業要高明得多。但華僑商法的“勤儉刻苦”精神還是值得學習的。
中國人給外國人的印象往往是盡想著賺錢、愛錢如命，所以對中國人的評價往往不高。但要知道中國人賺錢是爲了保護自己和家庭。日本人有政府的保護，美國人有人權的保護，受不到任何政治恩惠的中國老百姓，除錢之外沒有別的可以保護自己和家庭的東西。所以中國人的愛錢如命亦是殘酷政治環境中造就出來的智慧。
對于日本、歐美等國的國民來說，由于有國家政治的庇護，不必象中國人那樣費盡心思地撥算盤賺錢。因此我們往往難于理解在政治上無依無靠的中國人對金錢的心情，所以也希望不要輕易地嘲笑中國人愛錢如命的人生觀。
“尚文輕武”——－中國人的價值觀
中國人向來有重文輕武的風尚，對“斯文人”即學者或文人懷有強烈的憧憬。由于漢民族原本是農耕民族，對于農民來說，最重要的是有能勝任艱苦農業勞動的健壯身體，有提高生産量的專門知識以及即使天災地變也不氣餒的忍耐力。但卻缺少騎馬民族那樣勇猛果敢、戰勝一切敵人的精神和勇氣。
由于曆史上中國不斷地遭受異民族的侵略，幾乎每場戰爭都是由他民族或他國挑釁的。數千年來苦于被侵略的中國人，本能地忌諱戰爭，視戰爭爲罪惡。中國漫長的曆史中，贊美戰爭的文學作品，可以說幾乎沒有。所以可以說中國人是從本質上厭惡戰爭。
另外，中國從隋代開始創立了重用文人的科舉制度。科舉制度使身份低賤、出身貧窮的人也有機會通過考試成爲官吏。與世襲制度相比，是非常進步、光明正大的任用人材的做法。但科舉的考試科目太偏科，只考儒學和文學，所以有很多對政治、經濟、軍事、科學等知識全然不懂的人也能合格作官，因而造成中國在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方面比歐洲落後很多。科舉制度使老百姓有機會通過讀書來作官、飛黃騰達，而習武卻沒有什麽用。所以中國曆來有輕視職業軍人的傳統，有“好鐵不打釘，好人不當兵”的挖苦軍人的話。
中國人認爲僅身體強壯有力不是有能力的表現，決定人能力的是頭腦和心。雖然日本的制度很多是模仿中國的，但卻沒有采用科舉制度。且不說科舉制度是好是壞，如果日本真采用了科舉制度的話，大概日本的曆史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吧。
“不戰而勝”——中國式的戰法
日本男人一旦爭吵起來很快就動手打起來，但中國人爭吵時卻較少動手武鬥。中國人爭吵的方式是先動嘴，迫不得已時才動手。首先把對手的罪行、見不得人之事訴諸于衆，博得周圍觀衆的同情，這是中國式爭吵的最常用手法。性子急的日本人看來，與其強辯奪理，不如沖上去打對方一拳更痛快。可是在中國，爭吵的雙方卻只是互相辱罵對方，並不輕易動手，這也就是中國所謂的“罵街”。日本人和中國人的爭吵方式的確有天壤之別，這大概也是日本人和中國人的作戰方式有本質不同的原因所在。
中國人首先尋求“不戰而勝”的方法。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孫子兵法》說：戰爭是手段而並非最終目的，而且戰爭是關系到國家人民生死存亡的大事，又要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因此不戰而勝才是最上策。因此中國人不僅對戰爭，對于爭吵也同樣貫徹不戰而勝的思想，尋求使自己的損害最小、不需要成本的取勝方法。因此中國人爭吵時，設法不動手而只動嘴讓對方屈服，既無體力消耗，又沒有身體的傷害，這才是最上策。這就形成中國人動嘴不動手的“罵街”習慣。
雖然中國人厭惡戰爭，但也不是說中國人遭到侵略時就立即投降。但中國人一般不主動出擊，而是采用以逸待勞的戰術，堅持到敵人沒有了耐力時，才給敵人毀滅性的一擊。中國人的戰法和功夫片中李小龍、成龍的打法相似，剛開始不管怎麽被打、被踢，有時還半死不活，但也決不舉手投降，而是堅持對方沒有了耐力時，才給對方致命的一擊。
持續八年的日中戰爭，雙方戰法的不同表現得清清楚楚。日本軍一開戰就全力出擊，把北京、南京、武漢等大城市一個接一個地占領了。日軍當局當時認爲：中國受到了如此毀滅性的打擊，無論軍事上還是經濟上都不能再堅持，非投降不可。可是中國人卻有驚人的忍耐力，盡管國家瀕臨滅亡，家庭妻離子散，死傷者衆多，但中國人仍堅持不投降。這樣堅持了八年有余，挨到日本人沒了耐力時，中國人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中國人沒有日本武士、舊帝國軍人那種“玉碎”的風氣，認爲打不贏就選擇死的做法並不明智。到了打不贏時候，就設法避戰、撤退，萬不得已時就暫時向敵軍投降，等待卷土重來的日子，這就是中國人的思考方法。中國人認爲撤退不過是一種戰略手段，並非是可恥的事情。這與在戰場上以沖鋒陷陣爲主，寧死不撤退的日本武士道精神有天壤之別。日中戰爭開始時，中國政府當局把大量城市的失陷向國內外解釋爲“預定的撤退結果”，當時日本當局還嘲笑中國的這種說法不過是嘴上不服輸，但八年戰爭的結果卻證實中國的說法是正確的。
總之，中國人打仗不是象日本人那樣采用硬打死拼的戰術，而是采用“不戰而勝”、“以逸待勞”這樣的以巧取勝的戰術，這是中國人的拿手好戲。
“面子第一”——中國人的名譽心
面子是中國文化中特有的東西。英文中並沒有“面子”一詞，有人把“面子”翻譯成英文的“名譽”一詞，但並不確切。因爲歐美人往往把“名譽”理解爲由于個人的傑出才能、偉大貢獻所贏得的榮譽。而中國人所謂的“面子”與“名譽”是有極大不同的，下面舉一個例子來說明中國人的“面子”的概念。
比如A 介紹B 到C 公司工作，C 公司因B 本身的才幹而采用了B ，這本來與介紹人A 並沒有什麽關系，但中國人會說：“C 公司是看A 的面子采用了B.反之如果C 公司將B 辭退，本來與介紹人A 也沒有什麽關系，但中國人會說：”C 公司不給A 面子“。所以中國人的面子概念外國人是比較難于理解的。
中國人是一個對“面子”非常介意的民族，經常會爲了維護“面子”而堅持錯誤，也會不惜犧牲實際利益來換取形式上的面子。自古以來中國在外交方面一直是搞“面子”外交，而不是利益外交。只要外國人派個使者到中國來“朝拜”一下，滿足中國人面子上的需要，中國就可以“下賜”給外國人許多物質上的利益。不過近來中國的外交有更加“務實”的傾向，比如中國政府讓自己的“通緝犯”方勵之出國，就是舍面子而求實利的作法。
另外，中國人所提倡的“孝道”的最終目的就是“光宗耀祖”，即爲父母、長輩爭面子。中國人認爲晚輩如果指出長輩的錯誤就是不給長輩面子，是極大的不孝。晚輩即使發現長輩犯了或正在犯錯誤，也要考慮到長輩的面子問題，不能直接批評指出長輩的錯誤，頂多轉彎抹角的提一提。同樣下級對上級也要出于面子的考慮，不便或不能提出直接的批評。
在日本，政府部門和民間企業的領導人如果幹得不好，就要辭職下臺，沒有人考慮當事人的面子問題。在中國卻要挖空心思地考慮照顧當事人的面子，設法讓當事人“體面”地下臺。所以往往要給下臺的領導人安排一個“有名無實”的虛位來保住當事人的面子。中國人由于對面子的過分考慮，往往造成對長輩和上級錯誤的過分寬容。
另外，在日本的政府部門、民間企業，如果部下犯了重大過失，其領導人也多半也要引咎辭職。如果子女犯了罪，家長會承擔責任，如果家長擔任的是重要公職，幾乎毫無例外地辭職（或被迫辭職）。這是日本人承擔責任的作法。但中國的情況卻不同，政府、企業中的部下出了過失等于敗壞了領導人的“面子”，所以要盡量予以掩蓋。在迫不得已時，可以讓部下辭職，但沒有理由讓領導人自己辭職，因爲中國人認爲領導人被部下敗壞了“面子”，是受害者而不是責任者。
對于中國人來說，不管出了什麽問題，保全面子是最重要的。政府部門、企業一旦出了問題，最優先、最重要的是考慮如何保全面子，而不是找出問題的原因和改進的對策。這種中國式的“面子”第一的考慮方法，也是造成中國人難于改正錯誤的一個原因吧。
“蓋棺定論”——中國人的生死觀
1986年，關于日本的總理是否應該參拜靖國神社一事，新聞報道界好不熱鬧了一陣。令人震驚的是中國政府就此事發表的見解：“日本首相參拜葬有A 級戰犯的靖國神社，違背了在第二次大戰中受害的亞洲各國國民的感情，容易讓人感到不快。”結果，在這一年當時的首相中曾根沒有參拜靖國神社而把問題壓了下去。
在這之後，中國的高官對訪問中國的日本自民黨領導人這樣說明了中國方面的宗旨：“就貴國首相是否參拜特定的神社，我們本來沒有打算給你們加壓力。不過我們認爲中曾根首相的做法是妥當的，中國方面之所以對靖國神社的參拜特別敏感，是因爲那裏合葬有A 級戰犯。”但是，對于信奉“死人無罪”觀點的日本人來說，的確受到很大沖擊。
日本人認爲：“不管多壞的人，人死了罪也就沒有了，人死了就都變成了神佛”。對于犯罪者，在他們活著的時候，對他們判刑、懲罰是應該的，但對死人問罪有什麽意義呢？有人盡管生前作了很多壞事，犯了很多錯誤，一旦死了，他的罪行和錯誤就可以被原諒了。所以許多日本人在做了錯事，造成巨大損失時，往往采用以死謝罪，以死換取人們對他的原諒。這也是造成日本人自殺率高的原因之一。
所以日本人認爲無論是東條英機還是廣田弘毅，既然已經被國際裁判判了絞刑，這事情已經就算完了，與靖國神社的參拜又有何關系呢？其實在日本，即使是罪大惡極之人或被民衆憎惡的曆史上人物，也放在神社中祭奠。比如祭祀逆臣足利尊氏的足利神社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而且，在一些地方的神社裏，連被民衆憎惡的吉良上野也被當作神來祭祀。所以，對中國政府關于神社參拜的發言日本人感到不舒服。
中國人的生死觀與日本人正相反。中國人認爲：即使人死了，也不等于其罪行和責任可以被解除，對死人也要問罪懲罰。杭州城外的嶽飛廟裏，有秦檜夫婦下跪的石像，去參拜嶽飛廟的人，用廟裏准備好的鞭子抽打這個石像。中國人這種對死人也要問罪懲罰，即使自殺其罪行也不能被寬恕的生死觀，在日本人看來是過于殘酷了。
結束語
日本、中國、朝鮮這些曆史上采用“亞細亞生産方式”的民族，都有一些共同點：效率較低。體格較差。缺乏積極性。勤勞。重視內心的修養。
相比之下，中國人對自己的民族有一種“絕對的”自信，認爲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是最優秀的民族。希特勒也曾經鼓吹過日爾曼民族最優秀論，但那不過是一種政治宣傳。可是中國人卻從心裏自信地認爲自己是最優秀的民族，拒絕一切曆史上的污點。凡是說中國人不完美的中國人一定是賣國賊或洋奴，凡是指出中國人缺點問題的外國人一定是別有用心。中國人在曆史上一貫正確，一切中國與外國的爭端、戰爭都是曲在對方。
由于中國人拒絕承認自己的任何缺點錯誤，缺乏對自身問題進行深刻探討和反醒的風格，使中國人無法從以往的失敗中吸取到真正的經驗教訓。同時由于中國人對自己文化的絕對自信，無形中造成對外國文化的漠不關心，不能積極吸取外國文化的優點來彌補和改進自己的不足。中國人的這種“夜郎自大”的心理大概是中國不能象日本那樣迅速實現近代化的原因之一吧。
以上各部分雖然概述了中國人的生活智慧，不過世界上沒有絕對的民族性，個人的性格和世界觀是隨著後天努力和環境而改變的。同樣，國民性和民族智慧也會時代和環境而變遷，“不會有一成不變的、絕對的民族性。”這是筆者最後所希望強調的。
http://www.cnbaodao.com/html/682.htm
中國人的民族性：淺談中國人論
中國有種說法，“千古中國，萬種民性”。擁有數千年文明史的中國人既有共性，又有地域差異，形成了多種類型的國民性。統一和多樣正是中國民族性的兩個方面。
1987年10月人類學家費孝通代表中國接受美國學者的采訪時曾坦白地說：“我要努力去了解中國，爲的是想解決中國的問題。但是直到現在，我尚未真正認識清楚顯示于中國社會之中的中國人的思想意識，和形成中國人的行爲方式的中國精神實質。”
長期以來，中國人一直以“五千年文明古國”自居，認爲“中國是世界的中心”，“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之一”。然而，中國人往往不大深究自身是什麽樣子，不大想自己究竟是什麽。
在中國，很少有人像日本人那樣去研究和理解自身的民族性，但近代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掀起了三場反省和改造自身民族性的熱潮。第一次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以康有爲、梁啓超爲代表的維新學者對中國民族性弱點的解剖；第二次是五四運動對中國民族性的批判；第三次是80年代文化反思熱對中國人自身的全面反省。
關于中國人民族性的著作共有500余本。先來看一下中國人自己解剖的民族性。
被稱爲“中國革命之父”的孫中山在1890年到1924年通過各種論文和演講對中國人的民族性做了如下概括：
（1）沒有排外意識
（2）勤勞、和平、守法
（3）守舊法，無變通
（4）崇拜鬼神
（5）猶豫不決
（6）知識水平低
（7）缺乏主人翁意識
（8）像一盤散沙
（9）夜郎自大
（10）停滯不前
（11）不崇尚自由
（12）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智慧
（13）家族主義和宗教主義
（14）世界主義
（15）重視道德
（16）民權主義
（17）極端主義
中國近代思想家梁啓超在1904年出版的《飲冰室文集》中，對中國人的民族性進行了如下概括：
（1）缺乏獨立、自由思想
（2）奴性、爲我
（3）缺乏公共道德觀念
（4）愚昧、膽怯、欺騙
（5）武斷、虛僞、不行動
學者康白情于1919年在《 論中國之民族氣質 》一文中以東西南北地域爲別對中國人的性格特征進行了如下概括：
（1）自高自大，自滿自足
（2）畏懼困難，喜歡享受
（3）富有創造性和模仿能力
（4）崇尚平凡而不崇尚奇特
（5）事主實行，棄絕空談，唯乏恒久之毅力
（6）厚古薄今，墨守成規
（7）富“個體”之獨立性，而乏“群體”之獨立性
（8）消極忍讓，缺乏積極抵抗精神
（9）好刺探他人隱私而堅守個人秘密
（10）恩怨分明，有報恩意識
（11）體質強健，潛力甚大
20世紀最有名的文豪魯迅從8個角度概括了民族性：
（1）自高自大
（2）看重面子
（3）懶惰
（4）協調
（5）破壞欲
（6）目光短淺
（7）奴性
（8）膽小、自私
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胡適客觀地概括了中國人的民族性，那就是：
（1）知足常樂
（2）追求物質享受
（3）自欺、自慰
（4）缺乏思考
（5）注重個人修養
（6）信命，與世無爭
（7）不知羞恥
（8）“差不多”主義
文豪林語堂在他的英文版著作《吾國與吾民》中從15個角度剖析了中國人的特點：
（1）穩健
（2）單純
（3）酷愛大自然
（4）忍耐
（5）消極避世
（6）超脫狡猾
（7）多生育
（8）勤勞
（9）節儉
（10）熱愛家庭生活
（11）和平主義
（12）知足常樂
（13）幽默滑稽
（14）因循守舊
（15）耽于聲色
蔣介石在《 中國人的命運 》（1945年）一書中從5個方面概括了中國人的特征：
（1）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禮、義、兼、恥
（2）誠實， 忠誠， 崇尚禮儀
（3）勤勞樸實，男耕女織
（4）自尊，自謙
（5）不喜歡法治
大儒學家梁漱溟在《 中國文化要義 》（1949年）一書中指出：
（1）自私自利
（2）勤儉
（3）講禮貌
（4）和平、文弱
（5）自足自得
（6）守舊
（7）馬虎
（8）堅韌及殘忍
（9）韌性和彈性
（10）圓熟老到
人類學家費孝通概括的中國人的特征是：
（1）自私
（2）家庭觀念
（3）中庸思想
（4）籬笆思想
（5）人倫
（6）本我主義
臺灣學者項退結在1986年的《 中國民族性研究 》一書中，從8個角度對中國人的民族性進行了剖析：
（1）數千年的傳統使中國人認爲家族具有最高價值
（2）中國人比較傾向全面性、直觀性的思維方式
（3）有持久力和活力充沛，勤勉而有耐心
（4）對人際關系敏感，極怕失面子，極愛榮譽
（5）習慣于控制自發的沖動，能與他人保持距離
（6）喜歡安靜的生活
（7）保守，互不信任，有“權威態度”
（8）中國人有大國與悠久曆史的深厚意識，有時很傲慢，鄙視外國人
臺灣人類學家李亦園、楊國樞在1988年主編的《 中國人的性格 》中如此概括了民族性：
Ａ． 自我觀念：
（1）在他人面前不誇耀自己，力求謙虛
（2）根據不同的環境適當表現自己，保留過分的主張
Ｂ．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1）通過人情關系形成互聯網
（2）尊重權威，根據上下關系決定權利所在
（3）在以家庭爲核心的小群體裏維持良好的紐帶關系
Ｃ．人與宇宙的關系：
（1）人是環境的一小部分
（2）順應環境，不過多地去想如何征服環境
Ｄ．對時間的態度：
（1）喜愛懷古，重視傳統
（2）不習慣變化，力求維持現狀
Ｅ．對行爲的態度：
（1）力求妥協，反對極端，主張中庸
（2）抑制情感，力求克己
987年青年學者王潤生在《 我們性格的悲劇 》一書中把民族性格中存在的缺點概括爲如下幾點：
（1）欺瞞症
（2）近視症
（3）非我症
（4）守舊症
（5）不合作症
（6）良知麻痹症
（7）依賴症
1999年我在韓國和日本出版的《 中國人的反文化志向 》一書中對中國人的劣根性做了如下概括：
（1）欺騙病
（2）偷盜病
（3）大同病
（4）奴隸病
（5）保守病
（6）幼稚病
（7）自私病
（8）勢利病
我們暫且撇開中國人眼中的民族性，來看一下外國人眼中的中國人。實際上，中國人對自身民族性的反省主要始自與外國人的接觸和外國人寫的中國人論。
早在17世紀，德國最偉大的思想家萊布尼茨對中國人的和平思想和尚祖思想就做過論述。
亞當•史密斯也在他的《 國富論 》中說，中國之所以停滯不前是因爲中國人具有自身的守舊性。
世界著名的哲學家黑格爾曾指責中國人精神中的無個性傾向，馬克思也曾批判中國人是“活化石”，並提到了中國人的保守。
從19世紀中期開始，無數歐美人士在不斷與中國交流的過程中，對中國人的民族性做了概括。最早問世的是美國傳教士Ａ•Ｈ•史密斯的《 中國人的氣質 》。史密斯通過自身的體驗，把中國人的性格概述爲26條：
（1）面子（2）節儉（3）勤勞（4）禮節（5）缺乏時間觀念（6）缺乏精確度（7）容易誤解（8）長于欺騙（9）頑固性（10）思維混亂（11）反應遲鈍（12）鄙視外國人（13）缺乏公共道德（14）保守（15）不求舒適和方便（16）生命力強（17）忍耐與堅韌（18）知足常樂（19）孝心（20）仁慈（21）缺乏同情心（22）互相牽制（23）不團結（24）多疑（25）缺乏信譽（26）多神、泛神、無神
1915年國際知名的社會學者馬克斯•韋伯在其名著《儒教和道教》中，把中國人的性格概括爲以下7條：
（1）堅韌性
（2）勤勉性
（3）遲鈍性
（4）小心性
（5）懷疑性
（6）缺乏同情心
（7）不誠實
引人注目的是一次也沒有來過中國的他，竟斷言“中國人是世界上最不誠實的民族”。
英國著名漢學家李約瑟博士曾從道德、人道主義、謙虛和世界主義等方面對中國人的民族性做過論述。
對此，湯因比在與日本人池田大作的對話中也曾提及過。英國學者羅素把中國人的性格概括爲樂觀、追求享樂、貪婪、愛面子、誠實、民族主義、卑鄙、缺乏同情心等等。
此外，還有很多歐美人和日本人也對中國人的民族性做過論述，因其與上述特征基本相似，在此就不再贅述了。
中國大陸人的民族性就像神秘的大陸一樣，富有魅力而又錯綜複雜。
http://www.anti-cnn.com/forum/cn/thread-62782-1-1.html
日本人的民族性：貶低自己的島國根性
在這個地球上，大概再沒有像日本人那樣喜歡討論自己民族性的民族。明治維新以來，有關日本人國民性的著述、論文、報道、隨筆不計其數，直到現在，從各個層面加以論述的日本人論仍然層出不窮。
因此，除關于日本人論的專業研究書籍外，還出現了很多把這些日本人論加以概括的著作，如《外國人寫的日本論名著》、《日本論系譜》、《日本論的變容》等。其中，日本著名心理學家南博寫的《日本人論》一書綜合選析了500余本頗具代表性的日本人論著作，可謂有關日本人論的大百科全書。
首先來看一下日本人自己寫的日本人民族性。
在日本，最早對日本人民族性進行具體論述的是明治維新時期的權威國文學家芳賀矢一。他在1907年寫的名著《國民性十論》中，把日本人的國民性特征分析爲以下10條：
（1）忠君愛國
（2）崇尚祖先，珍惜家族名譽
（3）現實主義
（4）愛護草木，喜歡大自然
（5）樂觀主義
（6）淡薄，瀟灑
（7）清麗纖巧
（8）清淨純潔
（9）恪守禮法
（10）溫和寬恕
在此之前，1891年，日本哲學家三宅雪嶺曾在《真善美的日本人》、《僞惡醜的日本人 》兩本書中對日本人展開過正式論述。在其論述中，三宅雪嶺不僅誇耀了“氣候溫和，風物清醇”的日本美，而且認爲日本美之所以世界有名，是因爲與之並行的日本人民族性優秀的緣故。另一方面，他又批判了日本人知識水平較低、自私自利、崇洋媚外等思想，並反思了日本人民族性的弱點。
大政時期的曆史學家津田左右吉于1916年在《 我國國民思想的研究 》一書中，對日本人的民族性做了以下分析：
（1）愛好和平
（2）缺乏戰鬥力
（3）沒有統一的宗教‧穴神‧雪
（4）公共意識不發達
（5）滿足現狀
（6）輕快，淡薄
（7）執著，不殘酷
（8）缺乏堅強的意志和冒險精神
（9）適應外來文化，模仿性強
正當日本人在中日、日俄戰爭中勝利而自詡爲“世界一等國民”時，爲使國民好好反省一下，1916年大町桂月編輯出版了論文集《剖析日本人民族性》（共收錄了35個人的76篇文章）一書，其中他就如下方面做了指責：
（1）日本人的謊言
（2）貶毀本國的惡習
（3）沒有同情心的民族
（4）島國的根性
（5）小國式人物
（6）産業的缺點
1935年，著名哲學家和遷哲郎發表了《風土》一文，他把地球的風土類型劃分爲季候風地帶、沙漠地帶、牧區地帶三類，將日本歸入季候風類，並因此認爲日本人的基本性格應該是包容和忍讓。
日本作家阪口安吾于1935年發表了《日本文化私觀》一文，其中他剖析了日本人憎惡心太弱的旁觀者性格，並指責日本人即使本土的傳統被歐美風潮破壞也毫不關心這一共性。另外《世界國民性讀本》一書對日本人的國民性做過如下概括：
（1）忠孝義勇 （2）清廉潔白
（3）高雅優美 （4）崇尚祖先
（5）外來文化的同化 6）熱愛自然
（7）喜歡海洋 （8）純潔 （9）靈活
此書指出的日本人民族性的缺點是：
（1）缺乏公德，注重表面
（2）缺乏雄心壯志、冒險精神和創造精神
（3）沒有創造出舉世矚目的輝煌文化
1938年，日本學者長谷川如是閑在《日本的性格》、《續日本的性格》中對日本人的優點和缺點做過如下概括：
優點：（1）客觀 （2）現實（3）中庸 （4）儉省（5）謙虛（6）平凡（7）守法
缺點：（1）不謹慎（2）性急多變（3）對外界刺激敏感（4）擅長模仿
西村直次在《 日本人及其文化 》（1940年）中將日本人的優點概括爲8點：
（1）適應性 （2）可動性
（3）包容性 （4）和平性
（5）道德性 （6）協調性
（7）創新性 （8）進取、合作、多産
著名心理學家南博在其名著《日本人的心理》中，從自我主義、幸福感、不幸感、不合理主義與合理主義、精神主義與肉體主義、人際關系等6個方面對日本人的心理進行了闡述，堪稱理解日本人的指南針。
1970年，日本評論家山本七平的暢銷書《日本人與猶太人》掀起了一股日本人論熱。但由于其學術上的獨斷性和客觀性的不足，現在並沒有得到人們的認可。
西方曆史學家會田雄次在《 本人的意識結構》（1970年）中第一次闡明了日本人的“背後主義”。他指出，日本人善于從背後體會感情，即使前面緊閉著，背後也仍然是敞開的。日本人缺乏自我主張和宣傳，作爲被動型的人即傭工，是很優秀的，但作爲雇傭者卻力量不足。
土居健郎在日本人論暢銷書《撒嬌的結構》中指出，日本人有一種類似撒嬌式的依賴性格，即使到了不能再撒嬌的年齡，也仍然不能擺脫心理上的母子關系。我認爲這一點在韓國人和中國人身上也同樣存在，只不過程度有別。
東京大學教授、社會人類學者中根千枝在《縱向社會的人際關系》中，對上下級關系尤爲發達的日本人的性格做了概括，但實際上比起日本人來，韓國人的上下級關系更爲明顯。
文化人類學者深作光貞也在1971年的《日本文化及日本人論》中指出，日本人“在和睦交心、互助、團結等方面親密無間地交往”。在這種關系下，越是感情深厚，集體就越團結，事情也就辦得越好。
社會學家鶴見和子在《好奇心和日本人》中指出，日本人的好奇心促使日本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引進和吸收了外來宗教和西方的意識形態、制度、文化等。日本人對自身團體外的所有事物都有強烈的好奇心，熱衷于海外旅行和外語學習。好奇心構築了人際關系上的保守性與對外來文化的開放性並存的多重結構。
1972年，心理學者宮城音彌在《日本人是誰？》中闡述了東西日本人因地域差異而導致的性格差異與其地理曆史背景。
1973年，民俗學者荒木博之在《日本人的行動方式》中指出了日本人的基本行爲方式。對此，他用《 畜牧文化和農耕文化的模式 》做了簡要闡釋。書中指出：
(１)畜牧爲本的基層文化——移動和個人中心的社會——自律性個性中心主義——男性原理
(２)農耕爲本的基層文化——定居性農耕的共同體社會——他律性個性主義——女性原理
因此，日本人重視全民一致的統一行動，不以自律性個性爲中心，在團體中不存在自我，經常是自我否定、自我批評、集體優先。
1989年，哲學家中村元的《日本人的思維方式》是從宗教方面入手對日本人的思維方式加以觀察總結的大作。他從現世主義、容忍大自然的放縱、強調仁愛、寬容性四個方面概括出了“對現實的容忍”；又從不合理傾向、缺乏邏輯思維、直觀、情緒化、喜好象征性這幾個方面概括出了“重視團體傾向”。
此外，從各個側面進行分析的有關日本人論的著作和論文還有很多，在此就不多說了。
日本人的民族性：日本文化是“可恥的”文化
翻開《 外國人的日本人論名著 》一書，可以看到從50年代的《本島海記 》到80年代的《自殺日本史》，共有42篇具有代表性的外國人所寫的日本人論。
外國人寫的批判日本人的代表著作首先要數留日中國學者戴季陶的《日本論》（1928年）。國民黨上層人士戴季陶，作爲孫中山的翻譯兼秘書曾多次訪問日本。
他批評日本的國體只不過是對“萬事一系，天壤無窮”的神權的迷信和實爲奴隸思想的武士道精神。
他還指出，日本國民性的優點是在吸收世界文明的同時，兼備自我保存、自我發展的能力。而作爲缺點，日本人仍然具有卑微的島國根性和崇拜歐美、藐視中國的傾向。在藝術上，好戰精神與優美寧靜的心境、精巧細致的形式相結合。其審美意識雖然優雅精致，但並不崇高偉大。在公共道德上，雖然有和平互助的習性，但被功利的商人根性所支配。對于明治維新以來一直藐視中國和韓國的日本人來說，中國人對日本人的民族性的指責，具有劃時代的曆史意義。
戰後的1948年，美國人類文化學者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在日本翻譯出版，一時間成爲風靡日本的暢銷書。因爲《菊與刀》是曆史上首次由外國人編寫的正式的綜合性日本人論，受其影響，不久出現了各色各樣的日本人論著作。
將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視爲“羞恥的文化”和“罪惡的文化”，是《菊與刀》一個意義重大的發現。本尼迪克特把日本人的社會行爲概括爲兩大特征。第一，依據明治維新的既定標准，國民在其相應的位置上生存和活動，這是階層意識的一種反映。第二，在義務體系中，施與受分明，有恩必報。這是 本人爲義氣所下的定義。與之形成對照的是人情，日本人也追求肉體上的享樂，如洗澡、飲食、睡眠。
《菊與刀》突出強調了日本人的雙重性格：一方面喜歡菊的高潔，另一方面又有刀一般的殘忍。《菊與刀》是迄今爲止外國人所寫的最優秀的日本人論。當然，由于作者不懂日語，也沒有在日本生活的親身體驗，所以日本學術界也曾指出其對資料有誤解和缺乏知識等不足之處。
可以與《菊與刀》相提並論的是韓國李禦寧寫的《日本人的縮小意識》。李禦寧的成功之處在于，以往的日本人論以歐美與日本的比較爲基礎，而他最早從東方人的角度闡述與衆不同的日本人論。1982年，該書在日本出版發行並立即成爲暢銷書，同時還被《 朝日新聞 》評爲“最優秀的日本人論”。李禦寧最早發現了日本人的比起誇大事物來更趨向于縮小事物的特性，並從日本人的生活、文學、藝術、事物、物品等方面進行了證實。當然也有人指責縮小意識雖然符合事實，但李禦寧對這種特性心理來源的分析不夠充分。
1970年後，出現了很多有關比較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如尾崎茂雄的《美國人和日本人，宮城音彌的《美國人和日本人》，陳舜臣的《日本人和中國人》， 松本一男的《中國人和日本人》等。
值得注意的是，與韓國人和中國人相比，日本人更愛用“與外國人相比，我們日本人怎麽怎麽樣”之類的話，從這一慣用語不難看出日本人的國際文化比較意識，這源于日本人對外來文化的強烈好奇。比較才是日本人改變自己以求得發展的動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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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本料理看日本人的性格＞林思雲
吃過日本料理的人都知道，日本菜的特點是追求“純正味道”，不同味道的菜被放在不同的盤子裏，即使放在同一個盤子裏時，也要按照味道的不同把菜分開盛放，盡量不讓不同味道的菜“混味”。日式便當更明顯反映出這個特征，日式便當盒中劃分出很多小格子，米飯、炒菜、生菜、鹹菜，分別放在不同的格子中，防止它們之間“竄味”。日本料理這樣做的目的，是爲了讓客人品嘗到各種不同菜肴的純正味道。
相比之下，中國料理就比較喜歡追求“混雜味道”。餃子、包子等純中國的料理就是來自混雜出來的美味，中國式便當更是直接把菜澆到飯上，酸甜苦辣一大碗。日本人似乎不習慣中國人的這種吃法，曾在中國大學留過學的日本人跟我說：中國大學食堂把菜一股腦澆到飯上的做法，讓他感覺是在吃喂貓的貓食。
把目光放大一些，不難察覺日本料理反映出日本人追求“純粹性、單一性”的信仰或價值觀，日本人認爲“純粹”的就是最好的。日本的宮殿、廟宇的木頭梁柱，一般均不上漆而保持木頭的原色，不像中國宮殿那樣喜歡在木頭梁柱上漆一層紅漆。日本人甚至在“國民”這個問題上也追求“純粹性”。英國、法國等很多歐洲國家都承認雙重國籍，法國人加入英國籍後，還可以保留法國公民的身份；美籍英國人在美國投票選舉完美國總統後，又可以回到英國去投票選舉英國首相。
日本不但不承認雙重國籍，還把外國人加入日本國籍叫做“歸化”。日本“歸化”的概念和歐美的“入籍” 不同，歸化不是單純地改變國籍，而是要求外國人完全變成日本人。歸化時外國人首先要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一個日本式的姓氏，我認識一個中國人歸化後改性“長江”，這樣的姓氏有日本風格，所以也被承認了。當然歸化者要想使用“穆罕默德”這樣明顯外國風格的姓氏是不行的。二戰前日本強制殖民地的韓國人把姓氏改爲日式姓氏的做法，也成爲日韓間的曆史恩怨。
日本喜歡純粹的性格反映在做事上就是喜歡搞“統一”。學校的學生穿統一的制服上學，公司的職員穿統一的制服上班，商店的售貨員穿統一的制服售貨……。日本人出國旅遊也搞統一，歐美人對此大爲不解。日本旅行團的旅遊者像小學生一樣排成一個隊伍跟在導遊後面，統一去參觀一個風景點，統一去一個商店購物，統一買同樣的東西……。這樣統一精神、一致行動的人群，其他地方很難看到。
吃完日本料理再到中國料理店，就會明顯體會到中國料理的“混雜”性。中國料理不但味道混雜，上菜吃飯也沒有什麽講究和規矩，大盤小碗一股腦地端上來，倒也爽快。當然中國料理的“混雜”性，也反映出中國人性格中喜歡“混雜”的傾向。到了中國，或者到了外國的中國城、唐人街，一上街就會感到四處飄散著“混雜亂哄哄”的氣氛，這和日本街景的井然有序的感覺完全不同。
中國有句成語“由小見大”。從日本料理的特點可以看出日本人喜歡純正，喜歡秩序和統一的性格；而從中國料理的特點也可以看出中國人喜歡混雜，喜歡自由和散漫的性格。下次去飯店吃飯的時候，不妨留意一下日本料理的講究和匠意與中國料理還有什麽不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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