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4-13 09:00:00 | 人氣(1,512) | 回應(208) | 上一篇 | 下一篇

《中國大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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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宇下列史著皆是其《中國大歷史‧序》的「大歷史觀」之注腳(似「六經皆我注腳」!)。

黄自誇其史觀(資本主義)來自歸納法而非(韋伯新教倫理)演繹法,其實是像科哲對科學實證主義歸納法之批評:已先有史觀存在了。

哎呀!大眾史學之作,何必認真。啥是「數字管理」?瞧下《數字資本主義》《統計數字:是事實還是謊言》吧!

《萬曆十五年》(北京:中華書局,1982;臺北:食貨,1985)
《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臺北:聯經,1991)
《中國大歷史》(聯經,1993)

  黃仁宇先生繼(萬曆十五年)後,從1984年開始撰寫(中國大歷史)(China:A Macro History),對中國的歷史與文明進行系統的分析與解釋。1987年定稿,而於1988年由美國Sharpe出版公司出版。出版後,普受好評與重視,1990年再印行修訂版。
  《中國大歷史》涵蓋了從史前到當代的歷史發展過程,雖然是通史性的論著,卻突破了傳統通史的格局。寫作方式上,仍然保持黃仁宇先生的一貫風格:從小事件看大道理;從長遠的社會、經濟結構觀察歷史的脈動;從中西的比較提示中國歷史的特殊問題。解釋觀點上,黃仁宇先生仍然秉持他的「大歷史」角度,注重人物與時勢的交互作用,理念與制度的差距,行政技術與經濟組織的衝突,以及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的結合。
  黃仁宇先生以他獨到的歷史眼光,賦予幽遠遼闊的中國歷史一個現代的生命,不但引人入勝,而且發人深思。
  回應:
  閱讀黃仁宇的著作是一種全然不同於歷史課本所學的感受,一個朝代接著一個朝代的斷代史的學習方式固然可以清楚區分每一個朝代所發生的史事,但往往忽略了時空的延續性。 
  改朝換代對政治人物而言是重要的,但對歷史上廣大的農民而言是不太有意義的。皇帝換了姓氏,但人民還是一樣的人民,管理人民的官僚體系也沒有大的改變,因此不是每次改朝換代都會出現英主,也未必出現英主就能導致一段太平聖世。 
  作者除了拉長歷史的縱深之外,也提出了「在數字目上管理」的概念,即便是在21世紀的中國,同樣的土地上,這都還是一個尚待努力的方向。 
  姑且不論黃仁宇的史觀,在這本書中國大歷史的序中提到「資治通鑑是以“二十四史”為藍本」,司馬光編資治通鑑時怎麼會有二十四史?寫一本書,由其是歷史書,應該要有嚴謹的態度,這本中國大歷史裡頭的論述只要詳讀,便可發現還有許多類似的細節都寫錯了,嚴格來說本書是不值得讓人有那麼高的評價的.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010363

外國人寫的中國曆史書08-05-14  草莓 (北京) 

  久慕黃仁宇大名,很久前就買了《中國大曆史》,但一直沒讀下去。看完柏楊《中國人史綱》,又重新翻出這本《中國大曆史》。雖然興趣很濃,書也不厚,但讀了很久還是讀不下去。原因是這本書太澀。 
  作者雖是黃皮膚的中國人,也有個中文名字,但從此書來看,他實在是個黃皮香蕉——皮是黃的,瓤是白的。他的思維是西式的,文字也是西式的,看得人昏昏欲睡。雖然他不是曆史學科班出身,雖然他是棄武從文,但他的文字實在夠八股夠晦澀,不知道的以爲是一個80多歲老教授的課堂筆記。 
  從神采飛揚的柏楊到英翻中的黃仁宇,這個跳躍實在夠大,也夠讓人失望。 
  如果說柏楊的曆史書是一碗香氣撲鼻的熱湯面,那黃仁宇的曆史書就是一碗冰涼涼的藥渣,連湯都沒有,幹巴巴的藥渣。 
  柏楊的曆史書多的是豐富的細節,讓人如臨其境。黃仁宇的曆史書是給研究生上課的教案,只給出一些脈絡,余下的細節和結論需要去挖掘,那是給學生留的作業和論文題目。 
  也許兩位的書正反映出中外在教育領域的差異,中外在教育思路上的差異。不知道學曆史的學生感受如何,但我不是抱著研究的心態看曆史書的,我需要的不是脈絡是細節。因此我喜歡柏楊遠勝黃仁宇。 
  回應
  黃仁宇也算不得外國人吧。至少從文化概念上不能算。黃的書建議看看《萬曆十五年》。看了這個就知道柏楊和黃仁宇的區別或者可以說差距在哪兒。柏楊的書看起來像故事書,黃的書更能引起人的思考,關于文化,財政,軍事,政治制度等。
  我覺得你是喜歡看故事性強的那種感覺吧。個人覺得黃仁宇的表述方式很好,而且跳出了錢穆、柏楊那種中國式的治史方法。從經濟學理論角度來研究曆史,故事性必然不會很強。而且要注意的是,黃仁宇的書稿比較接近學術論文,事實上已經很簡明易懂(我這個文科生都看得懂),但不會滿足“讓人如臨其境”的需要。從我個人來說,黃仁宇能告訴我的比柏楊更多。 
  另,黃仁宇是不折不扣的中國人,前半輩子在中國度過。雖然他做學術是在美國,研究方法也是西方式的(其實這已經是全球式的了),但完全不能說他是個黃皮香蕉,我想他對中國的了解並不比傳統中國史的學家低多少,甚至眼界更開闊。 
  說到底,你對黃仁宇這本書的不滿,只是因爲黃仁宇沒有滿足你的期望需求罷了,而不是黃仁宇本身有什麽問題。
  樓上兩位黃仁宇的粉絲,本不想打擊你們,但忍了半天還是想說,我對黃仁宇沒成見,我也不是熱愛柏楊,我只是想說,再精美的思想也要通過文字來表達,既然寫成中文,就要讓看中國字的中國人一看就懂,而不是佶屈聱牙故弄玄虛。如果只想給精英等一小撮看,不如寫成希伯來文之類,那才顯出作者的高水平呢。黃仁宇這本書的文字絕對是英翻中的水平,還是比較低的水平。
  同意樓主,也許思想是深刻的,視角是新穎的,但是看起來實在太艱難了,有時候看半天都不知道在說什麽,又要從頭來過,句法晦澀拗口,樓上說的“黃仁宇這本書的文字絕對是英翻中的水平,還是比較低的水平。”就是這種感覺。
  非常同意樓主的,這本書用詞非常晦澀,很難懂。我讀黃仁宇也是從《萬曆十五年》開始的,很奇怪那本書就寫的很流暢。我也同意二、三樓的,黃仁宇的書與柏楊的視角是完全不同的,黃寫曆史的手法確實是一大創新,從這本書就貶低黃仁宇有些偏激。 
  此書框架、構思都還不錯,可惜因爲文字晦澀而影響到讀者對他本意的理解,以致他的表達是斷續而不連貫的。遺憾。
  柏楊不算曆史學家,他是寫雜文的。兩者不在一個範圍內。
http://www.douban.com/review/1379868/

大曆史不會萎縮  《東方早報》唐小兵

伴隨著美國中層理論的興起和翻譯引入,曆史研究已經越來越社會科學化了。這由當前社會史研究的盛極一時可以得到證明。如果曆史研究不是建立于微觀的經驗研究基礎之上,從而內在生長出一種比如公共領域概念式的分析框架,那麽這種曆史研究就容易被學界詬病爲一種“宏大敘事”,意謂其是一種空洞無物的甚至意識形態性的曆史書寫。 
  相對于這種主流的史學研究趨勢,黃仁宇無疑是一個“異端”。新近出版的《大曆史不會萎縮》就是一種“撥亂反正”的聲音。針對學界對他的“大曆史觀”的批評,黃仁宇沒有輕易地就繳械投降,放棄自己觀察曆史的獨特視野。在我看來,黃的主張是:作爲觀者的曆史研究者,應該更多地“介入”當時的曆史性進程之中,通過對曆史事件的爬梳甚至是“神遊八極”式的勾連,盡可能把曆史作爲一種相互關聯的空間和時間元素的再生産過程來看待,從而有效地揭示繁複的曆史表象背後的“真實故事”,而與此同時,曆史學者應該盡量擯棄從一種後設的立場出發,把單個的曆史人物或事件從它的語境中“拎”出來,粗率地對之作出道德或者價值判斷。這種判斷往往是苛求于前人,用俗語說就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因而黃仁宇在他的文章中就直言不諱地批評道:“中國人重褒貶,寫曆史時動輒把筆下之人講解成爲至善與極惡。這樣容易把寫曆史當作一種抒情的工具。”中國是有史官傳統的,而史官的職責就是記錄曆史的同時作道德判斷。而史官對曆史的書寫往往又是與意識形態緊密地糾纏在一起的。最後往往是采取簡單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意識形態主導了曆史的書寫。這種曆史書寫由于忽視了關系千萬重的曆史面相,而主題先行地把一個已經設計好的標簽強加給曆史,最後不是削足適履就是挂一漏萬。也許正如黃仁宇所雲,寫曆史的人應該重視事情的因果關系,而不是私人情緒上的好惡,只有這樣,曆史學才能正本清源,關注曆史何以如是展開,而不是去譴責曆史的如是展開。換言之,曆史學家才能真正地如錢穆所講的那樣,對曆史抱持一種適度的溫情與敬意,到達一種“同情性的理解”,而不至于粗暴而荒唐地針砭曆史。這點,在黃仁宇對中國近代史的積極評價和對毛澤東、蔣介石的評述中可以得到印證。 
  黃仁宇研究中國曆史的一個重要結論就是:中國曆史缺乏數目字管理,即便在他對于近代史的研究中他仍然堅持這種觀點。值得注意的是,他雖然強調從技術、經濟和法律的角度來認識曆史,卻從不主張把曆史學徹底地實證主義化。曆史是一種關系的建構,而這種建構與人性的複雜因素是共生性的關系。因而曆史就成了一個生成性的具有巨大可能性的想像空間,而不是像以往那樣按照曆史規律只能線性地展開。也許只有這樣,作爲曆史書寫者,才可能真正地抵達曆史本身那些幽暗而歧異的空間,使曆史成爲一個具有包容差異性能力的超級文本。這當然是對意識形態宰制下的曆史書寫模式的一次顛覆和革命,同時也開辟了我們理解自己的曆史記憶的另一種途徑。
  與別的曆史學家不同的是,黃仁宇曾經有過當下級軍官時“半像土匪,半像乞丐”的從軍經曆。這使他對中國社會的底層有一種深切的體察,可以說,他的曆史書寫是從日常生活中生長出來的,多了些人間煙火氣和血肉感,而不像時下的一些曆史書更像是“書齋裏的革命”。如果說,黃仁宇的曆史書寫反抗了把曆史研究毛細血管化的趨勢,那麽這種反叛導致的“宏大敘事”倒可能結出善果,那就是把親曆曆史的日常敘事與反思曆史的宏大想像結合起來,從而使曆史學能夠在故事的敘述中展現曆史自身的脈絡。 
http://www.sinoshu.com/1420254/

  黃仁宇的史觀實爲勝者爲王的史觀,完全以近代的“大結局”作爲判斷過去曆史正確與否的根據:在近代成功的文明,就證明其古代曆史是合理的、正確的;在近代失敗的文明,就證明其古代曆史是荒謬的、錯誤的。
  《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自有專業價值,《萬曆十五年》的寫法創新也不容抹殺,但其他著作所論對象雖異,卻幾乎都是大曆史觀注腳,局部或有所見,大體仍屬不經,真正的史學價值甚微。黃著最大的意義,我以爲在于給讀史者(尤其是初學者)提供一種異乎尋常的曆史感,其曆史比較出入古今、打通中外,並融入個人的曆史經驗,實足以引人入勝,從此角度而言,可以說他是曆史學的余秋雨。不過余氏只是散文作家,其錯誤多屬局部的史實方面,而黃氏卻以史學家的身份出臺,其錯誤又屬總體的史觀方面,因此才不能以文學家標准將他輕輕放過。
  從純學術的角度,他對曆史學及相關社會科學的知識准備仍較欠缺,對曆史的體認往往先入爲主,其史學實有嚴重欠缺,他不爲美國主流學界接納亦可以說事出有因。據說臺灣史界對他也並不認同,大陸對他浮泛的頌揚雖多,但似多出自一般讀書界而非專業史學界(據我所見,只有徐友漁、朱學勤先生寫過較深入的批評文字)。我有一點懷疑,黃氏著作的流行,是不是也因爲他的曆史目的論提供了一種填補曆史決定論(曆史唯物主義)空缺的學術替代品?大家是多麽需要一種凡事都可解釋的華麗曆史觀啊。——胡文輝(胡一刀)《局部或有所見,大體仍屬不經——黃仁宇大曆史觀批判》
  黃仁宇先生自辟了一套名之曰“大曆史”(Macro-History)的史觀派史學,在八○年代後半期的臺灣史學界投下一塊巨石,激蕩出陣陣回響。
  或許,稱呼先生爲創作家,要允當得多。他不在乎理論體系是否周密,不在乎遣詞用字是否爲同儕所認可,他真正致力的,是理念與想法的普及傳布。在生命經驗的參佐下,允許讀者以最淺白直接的影像,去掌握資本主義最精淬的內涵,然後回到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國史中,證成包含作者本人在內的集體記憶。誰說先生不是一名嚴謹的史學家﹖對先生來說,走出象牙塔,進入人群,將半生的思考與同他一起走過那個時代的人共享,才是他最終心願。他何必在乎學術界對他的評價﹖作爲一名廣義的創作者,他在世紀末的臺灣有過的影響力,遠遠超出許多嚴謹史學家們的想象之外。——(臺灣)李福鍾《黃仁宇和他的大曆史》
http://baike.baidu.com/view/47410.html?tp=0_11

中國大歷史>維基百科

《中國大歷史》是歷史學家黃仁宇體現其「大歷史觀」的一部專著,它旁引了不少研究內容,分析中國歷朝發展的問題,從歐洲的歷史,以至經濟學都有利用。
傳統中國史家研究歷史,歷來都是以斷代史方式研究,研究時又常會人事角度、意識形態以至歷史人物善惡評價。黃仁宇在這部著作中以其大歷史觀概念,指出中國數千年來發生的問題,都是缺少了現代社會發展下一些關鍵元素,他把這些統稱為「缺少數目字上管理」。而所謂的「缺少數目字上管理」,就是沒有行之有效的經濟制度和相關法規系統,而這兩者都是現代社會必須包含,同時也是西方國家普遍已建立的框架。黃仁宇觀點是,中國早在幾千年前為了對抗外族侵略,早在二千多年前已完成大一統。自秦漢以還為了方便治理這個大一統國家,不斷以意識形態用作統治國家的工具,整個政治架構由文官集團主導,而皇帝的權威亦不過是由道德上的基礎維繫。這種社會文化,自明代起已越來越強烈,許多宮廷內爭議都由此而起。
同時黃仁宇還用了相當文字談論到傳統經濟特質。他認為中國傳統經濟都是由一些細小的自耕農作主導,商業架構數千年來都從未建立,尤其是欠缺了一些像銀行、法律、保險等商業社會需要有的機構。所以在評論王安石變法時,便明確指出王安石改革內容具有現代金融體制的雛型,偏偏北宋的經濟本身缺少的現代社會的基本要素,因此改革推行工作不易見效。
而稅制也是黃仁宇的重點。他的觀點是中國傳統政權主要靠稅收維繫,失去了稅收,政權也無法維持。由東漢開始中央對地方失去掌握,主因是稅收基礎受到破壞,至唐朝才重新建立,到其後又沒有有效稅制建立,結果在每次對抗外患中,都總是敗的多,贏的少。
黃仁宇還指出這種種結構加上社會經濟結構(廣大民眾都是一些細小的自耕農),令近代中國引進西方的代議政制時,出現了很大矛盾,故他簡單概括說這是「新舊體制不銜接」。
  背後理念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一書內容和背後理念跟傳統的中國史家很不同。傳統的中國史家都傾向於斷代史研究,但黃仁宇卻是以勘破時代與時代間相互關係,剖析中國歷朝社會體制演變。關於此書特點如下:
以「大歷史觀」研究中國歷史:黃仁宇在書中前頁中開宗明義地引言,指出這是按著現代經濟學中「宏觀經濟學」的概念,把歷史分作「大歷史」部分,專門勘破各時代間相互關係。 
不以歷史人物善惡作評論:黃仁宇的理念認為,歷史從來不是批判善惡的歷史,故他在《中國大歷史》一書中也盡量避免這一點。如他講到武則天一段歷史時,便指出武則天之所以大殺群臣,真正原因是唐代君主集權中只有靠皇帝威權纔可駕馭臣下。他又常批評傳統史家「過於強調道德上的議論而忽視技術上的探討」。 
以經濟角度剖析歷史:全書中黃仁宇用了很多篇幅說到經濟,如指中國缺少數目字上管理、唐朝以後沒有有效稅收制度、北宋的商業僅服務文官階級、王安石經濟改革超越了該時代限制。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5%A4%A7%E6%AD%B7%E5%8F%B2

《中國大歷史》講古是唄 要講大家來講

從《中國大歷史》這本書,阿仁伯開始有系統演譯「大歷史」的概念。
簡單說,三句話:
(一) 從「小」看「大」,不著意個別獨立的事件,看重整合事件的大道理和綱領;
(二) 從宏觀的角度觀察歷史脈胳;
(三) 從「壓縮的歷史」的概念,以中西不同的觀點看中國歷史的特殊課題。
  從「小」看「大」
阿仁伯是從技術,而不是從道德的角度去看歷史。他不重演譯,重歸納。他著重概念的關係和連貫性,沒有以中華文化為本位的沈重道德感,沒有以道德和賢愚恩怨觀點月旦歷史人物,祇探討他們在歷史轉變的角色。中華五千年的歷史,濃縮緊扣在不足四百頁的書本中。阿仁伯從他特別的歷史觸覺,以他熟悉的明朝稅制為例子,提出中國管治文化是缺乏「數字管理」的基礎。中國雖然在二千年前已建立稅制,但由於官僚主義和薄弱的稅制基礎,稅制是失敗的。從很多考據,他提出改善「數字管理」是中國現代化重要的一環。
  從宏觀的角度看歷史
他從歷史事件,總結出氣候、地形和與邊疆遊牧民族的關係是促成中華民族的中央集權管治的原因。法家制度,配合了一些儒家概念和墨家的兼愛,亦大大鞏固了集權的道統和管治。中國政治早熟,但中央集權以外,缺乏中層階級,農村的發展是以小自耕農為主體,構成組織上的弱點。舉一事例來說,東漢末至隋代統一,本是漢朝/漢族本為下屬曹魏竊篡,五胡亂華的「黑暗時代」,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是「新型態的戰國時期」。萎靡的南朝,並非單單由於幾個負面人物所造成。反之北朝外族新興集團,拓展農業基礎,解除胡漢豪族的威權,直接向農戶徵稅,「漢化運動」更強化治權和道統,對帝系體制有實質貢獻,開統一南北契機,下啟隋唐盛世。政治外,佛教的昌盛,補充了當時南朝極度的精神空虛,影響深遠。
  「壓縮歷史」的概念
阿仁伯善於在他的著作中,運用「壓縮歷史」的方法比較中西概念的異同。在《中國大歷史》中,他以曹操、楊堅和朱元璋等人的政治手段和西方的馬基維利 (Machiavelli)的政治現實主義相比較。另外,他亦將唐朝「三省」制(尚書、中書和門下三省)的運作和西方民主體制下的「互相制衡」(checks and balance) 作出相對的分析。它們的分別在於前者較重帝制內的秩序,亦沒有明顯的界別利益,但明顯卻缺乏司法獨立精神。
作為一般讀者,閱讀《中國大歷史》,雖然有些觀點值得商榷,總括來說,除了增加對中國歷史的認識,啟發了研讀中國歷史的方法外,也開拓了讀者的視野,特別是中西方觀念下史實的對比。
  總的說,三收穫:
阿仁伯一生際遇頗為轉折,行伍生涯到大學教書到潛心寫作,均有不同的體驗和經歷。殘酷的戰場令人性扭曲,人的非道德性行為令他感到無奈,從而以較同情的態度去看人性的表現。美國生活的經驗帶給他很大的文化衝擊,令他建立新的歷史觀。我們在工作上亦倡議轉變生機,但轉變並不是革命,無必要和過去經驗截然分開,所以我們亦應借鏡阿仁伯的經歷,學習自強不息,配合新的磨煉,以更大的自信心接受新挑戰。
從「大歷史」概念的演譯,我們認識到努力工作的同時,除了要注意每件工作的獨特性和細節外,亦須了解工作環節的關係及連貫性,從較宏觀的角度去分析工作和處理工作的需求。我們要為工作環節定位,顯示不同環節的關係及因由,有助我們應付繁複的工作。
《中國大歷史》提供了具體「大歷史」的概念,阿仁伯其他著作亦有深入探討,特別是他最後遺作《黃河青山》(Yellow River and Blue Mountains),以自傳方式更詳細剖析他處理中國歷史的理念,都是值得推介的讀物。
http://blog.roodo.com/0r2_oo/archives/2215854.html


中國大曆史(免費網文)
http://www.lingkong.com/shuwu/lishi/macro_history/macro_historyIndex.htm 
爲什麽稱爲“中國大曆史”? —中文版自序
第一章  西安與黃土地帶
第二章  亞聖與始皇
第三章  土壤、風向和雨量
第四章  兵馬俑的幕後
第五章  第一帝國:樹立楷模
第六章  名士成爲軍閥
第七章  長期分裂的局面
第八章  曆史向側面進出
第九章  統一的途徑
第十章  第二帝國:已有突破,未竟事功
第十一章  北宋:大膽的試驗
第十二章  西湖與南宋
第十三章  蒙古人的插曲
第十四章  明朝:一個內向和非競爭性的國家
第十五章  晚明:一個停滯但注重內省的時代
第十六章  滿洲人的作爲
第十七章  1800年:一個瞻前顧後的基點
第十八章  從鴉片戰爭到自強運動
第十九章  百日維新、民國成立和五四運動
第二十章  現代中國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十一章  臺灣、香港與澳門

爲什麽稱爲“中國大曆史”? —中文版自序

    macro-history這名詞刻下看來由我創用。如果有前人用過,則恕我查訪未周。其實此間之出處與是非已無關宏旨,因爲這名詞縱是新穎,已乏創意。經濟學家以貨幣之流通影響到物質與雇傭之最基本的原則統稱之爲‘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而以內部較精密之觀察有如涉及物價指數與商業周期等詳情稱爲“微視經濟學”(microeconomics)由來已久。亦從未有人出面自稱爲始作傭者。宏觀與微觀亦不過放寬視界與計及精微之不同。改稱大小,轉用于曆史,顯系模仿而非發明。
    至于我自己將宏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導引到中國曆史研究裏去,倒確經過一段長期間的周折。
    大部原因出自命運之安排。我年輕時從軍10年。解甲退伍之後,負笈于海外,可謂“學書未成先習劍,用劍無功再讀書”。有了這樣一段顛簸之經驗。自己尚在憧憬于近身所見聞的事迹之真意義,而一旦授有學位,作爲人師,在美國學子之前講解中國曆史,深覺得不能照教科書朗誦,尤其每次複習與考試之後,不免捫心自問;他們或她們須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與他們日後立身處世有何用場?難道他們或她們必須知道與HanFei Tzu(韓非子)同受業者有Li Ssu(李斯)其人;他曾鼓勵Shih-huang-ti(秦始皇)焚書,後又爲宦官Chao Kao(趙高)所構殺?Empress Wu(女皇武則天)的一生事迹僅是“穢亂春宮”?對我的學生講,除了用她與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t(凱瑟琳二世)比較;或與清朝的Empress Dowager(慈禧太後)比較,這段知識尚有何實用之處?
    當然我無從將數千年的曆史內凡一人一時一事提出與今日之西方處處銜接,講到午前之用場與黃昏之用處,提供建築師與會計師應參考的地方,這樣一來更感到綜合的重要。
    在1960年代,我就覺得我們應當廣泛的利用歸納法將現有的史料高度的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綱領,和西歐史與美國史有了互相比較的幅度與層次,才談得上進一步的研究。
    其實我們自己對中國現代史的看法,亦複如此。到目前爲止,我們對蔣介石、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看法亦無非出自個人之愛憎。可是他們代表廣大的群衆運動,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爲既成事實,不可逆轉,那我們就應當考慮這些群衆運動之積極性格及其前後連貫的出處,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當作曆史之轉折點了。
    1970年,我得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的一筆研究費,前往麻省劍橋研究明代的財政稅收,受費正清教授的督導。費教授對我個人和我家庭的善意照顧,我已在其他書刊裏敘及。可是在治學方法上,我們卻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處。他重分析,我主張綜合;他堅持以20年爲研究的範圍,我動輒牽涉一個世紀或一個朝代;他用演繹法,我用歸納法。後來《明代十六世紀之財政與稅收》書成,未交哈佛出版,而送至英國劍橋付梓,不得已也。
    此中有一個明顯的例子,作《財政與稅收》時,我曾用明代方志39種,內中無不包括當日徭役稅收的標准名詞,有如“裏甲”。“均徭”、“驛傳”與“民壯”。如果用以分析,讀者可以—眼看出當中毫無體系,可算雜亂叢蕪,互相矛盾,我們可以斥之爲官僚制度之無能.也可能責之爲腐化。可是經過一段綜合之後,所見又不同了。明代稅收章程一方面包括著一種中央體制,一方面又顧及地方實況,內中有永久法則,亦有臨時條款,總之即不明白區分,而系囫圇的套入,所以外表全國一致,實際當中則萬別幹差。因爲如此,全朝代避免整體的改組而能支持276年。但是如此之中央管制産生一種負面作用:此體系不鼓勵各地發展其特長,而制造一種人爲的平衡。這種作用,是好是壞與我們今日所面臨的問題仍然有關。所以曆史學不專恃記憶,它本身也成爲一種思維的方法。
    日後我作《萬曆十五年》時注重官僚系統裏以儀禮代替行政,維持各品級文官的協同和諧,不顧及各區內經濟因素之公平而自由的交換,大致得益于研究明代財政與稅收之心得。
    1972年我去英國劍橋襄助李約瑟博士關于《中國科學技術史》當中一段的研究工作,有機會和這位“魁梧長者”接近。有人批評他古怪孤僻,在某些情形之下也確是如此。他的書籍與筆記就擺在學院裏四五處不同的地方,分類的方法也全在他自己腦內,如果要尋覓某種資料,他不待說完就走,學院中的草地向來就禁人通行,他在此時常用做院長之特權,不顧禁忌,以最直線的途徑大步跨線而去,使我緊隨在後也只好跟著犯規。
    我和他討論辯論多次之後,發覺他治學的方法,也以綜合爲主,尤以他和我說及:“在我看來,歐洲的宗教改革,文藝複興,成立民族國家,進行資本主義是一成套的行動,一有都有。”那麽就有一種歸納重于分析的趨向了。他又和我說起:“即算陰陽五行,大家都認爲是假科學。我們不要不加審問,劈頭就說它錯了。我們先要檢閱此中邏輯,如果是錯,我們也要追究錯在什麽地方。我和李公相處一年,以後又在1974、1975和1978年重去劍橋。我受他啓發的力量非一言可盡,事後想來,我寫《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采用一種綜合的幅面,不隨著別人去走牛角尖,其設計已肇始于1970年代與李博士在劍河河畔閑步縱論古今時。
    迄至70年代的後期,我已將自己在課堂上的講稿逐節修正,一步一步接近于現有布局。中國通史的原始資料不能脫離《二十四史》。可是這叢書篇幅浩繁。以北京中華書局所出標點本言之,雖醒目易讀,也有76000余頁,即一個學者不務他事專心每日讀50頁,也要四五年,井且當中很多天文地理孝子節婦的記錄與今人甚少關系。《資治通鑒》也用《二十四史》作藍本,只是將分列在本紀、列傳、志各處的節目再加以不見于上篇幅之資料剪裁連綴成書,其弊也仍是過于支持傳統社會的價值。《資治通鑒》英譯爲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再直譯回來即是:“用以資助于行政的一面完全的鏡子”,這當然不放棄傳統道德的立場,而司馬光本人就卷入了王安石改革中的遊渦,他的觀念免不了一個曆史“應當如是”演進的偏見,而不及于我們亟欲知道“何以如是”展開的因果關系。
    我已經叠次在各處發表,我寫的曆史是從技術的角度看曆史,不是從道德的角度檢討曆史。這井不是說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會的道德要靠社會的結構而決定其內涵,不如過去農業社會裏人與人之關系爲單元,所有道德觀念及其尺度可以亙世紀而不變,放大眼光說來,這也是說司馬光等的道德觀念有等于歐洲文藝複興前之標准,尚未進人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之境界。
    作此書時我當然引用《二十四史》及《資治通鑒》等基本資料,也仍借重過去寫中國通史諸大師如錢穆,鄧之誠、周谷城各先生的見解,更參考西方的次級資料。但在多少情形下仍不免挂一漏萬。我自已了解現代中國的基點仍在晚明。1960年間我曾在教書之余讀過《明實錄》一遍。全書133冊費時二年半,至今受益。至于本書特出之處則來自《二十四史》內之《食貨志》。二十四史內有食貨志12篇。雖然內中繁簡不同,作者的見解尤不能與今人相較,但其中6篇巳有西方及日本學者詳細譯注,構成了今日治經濟史者最好的線索。迄今我最大的困難仍是無法提供一種既適切而又不浮誇“參考書目”。如果要廣泛的張羅則雖四書五經西洋經典著作都應列入(文中即已提及《易經》三次,《孟子》九次),如要簡短則雖費正清與李約瑟的基本著作也應舍棄不提。總之,既爲一種大曆史,又因綜合歸納而成,則自作者束發受教以來所誦習之文件均有影響,旁及于文理哲學報紙雜志。
    1980年我脫離教職,自此花了一段時間整理撰寫修訂此書之英文本。當中若幹資料不易壓縮,曾使我一度躊躇,有如北魏亙北齊、北周至隋唐之“均田令”也前後不同,“五胡十六國’之種姓也極混亂,即南宋與金之和戰亦是前後反複,我在稿中只介紹此爲一種觀念或一種現象,因爲我自己曾經整理明末財政,知道很多技術上之變數在長期曆史上之衍進無決定性之影響,不願以之煩勞我的讀者。反之則袁紹一家父祖經曆、黃巢行軍路線,因其情形特殊,引起作者與讀者共同的好奇心,其瑣屑之處也代表一種罕有的現象,則又據實寫出。此中差異乃是本書注重想像,不注重機械式的記憶。有了這樣的剪裁,我才能騰出篇幅介紹敦煌龍門石窟的外觀與內景,又在記南宋之一章得有幽閑敘至西湖景色並及“白蛇傳”。
    我認爲近代中國所面臨的最大一個問題乃是傳統社會不容産生現代型的經濟體制,在綜敘背景時我稱唐末帝國帶擴展性,明清帝國帶收斂性。雖然這線索擺在很多小故事之後,明眼人一看就看透了。我剛將書寄往劍橋,不久之後就接李約瑟博士來函:“哎呀,”他寫著,“一切靠抽稅而轉移!”最近香港行政局議員錢果豐博士(私人方面我們是世交)也在香港電臺接受訪問時推薦此書,提到盛唐之後中國再無有效的稅收制度打開局面。可見得他們已先有和我相同的共識,所以一經說破,引起共鳴。
    可是不久之前也有—位書評者在報刊裏寫出:不論我寫的曆史是否談及古今中外,我總在把中國寫成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
    這個說法使我想起一段故事:數年之前尼克松講到他見毛澤東時,他恭維毛:“主席,你寫了幾本小冊子,竟使整個中國改觀。”
    毛立即抗議:“我怎麽能使中國改現,我不過使北京一二十裏的地方,這邊那裏稍微扭轉一下罷了!
    毛澤東猶且如是,我怎敢想望由我的文字使中國改變?況且曆史從業員的工作只是報導已經發生的情事之前因後果,不及于籌劃未來,事實倒是這樣的:我剛將《中國大曆史》整頓組織就緒,時值1981年間,正不知如何收篇,而中國領導人正在提倡“摸石頭過河”,關于他們改革的新聞,經常在美國報紙雜志裏出現。這種趨勢和征象與我私下想像中國曆史和西洋文化彙合,以商業組織代替過去農業組織之體系,逐漸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諸條件符合。這種種條件不由我創意,而源于英國研究17世紀的專家克拉克(Sir George N.Clark),他認爲英國在光榮革命後進入這境界。將一個農業國家蛻變而爲一個工商業國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常用的一個隱喻:有等于一只走獸蛻化而爲飛禽。以英國的農業基礎、社會習慣和法規傳統而能使銀行開設于鄉鎮之間,土地能隨意典買抵當,各地創建付費公路(turn-pike),人口能自由移動,17世紀之前已是不可思議。只因爲日子久了,我們以爲英國曆來如此。想像不到要將這樣一個國家當作一個城市國家那樣的處理,以貨幣作管制全民的工具,不可能避免一段奮鬥。本書有10頁左右的篇幅介紹西歐國家進入這境界的程序。中國是否已進入這境界,讀者一望可知,至于中國應稱目下的體制爲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我主張讓摩登學究去爭辯。
    話說回頭,80年代最初的幾年,我雖有以上的愚見,還不敢申張,直到大陸上‘承包到戶”的政策普遍施行,使人民公杜不複成爲生産的單位,情勢確是不能逆轉,才將本書結論作較肯定的說法寫出,再加以背景上有幾十年的籌謀思慮,那也就不能說我和出版者沒有慎重將事了。
    爲什麽稱爲“中國大曆史”?
    中國過去150年內經過人類曆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從一個閉關自守中世紀的國家蛻變而爲一個現代國家,影響到10億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與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許我們用尋常尺度衡量。本書作者不是哥倫布,他沒有發現新大陸。可是他像一個普通船員一樣隨著哥倫布航行4次,親曆牙買加、洪都拉斯諸地,回到西班牙,說及確有一個新大陸的存在,聽的人還說他在胡講瞎吹,那也就怪不得他不耐煩了。 黃 仁 宇  1993年8月18日 紐普茲

第二十一章  臺灣、香港與澳門
前言:
臺灣、香港、澳門與大陸的分合,是中國大曆史未來發展的最大課題。但人類的行動在大範圍內展開,只循著若幹因果關系,不能被各個人的意願所左右,更難因著他道德上的希望而遷就。
    爲了保存本書題材的完整。勢必再提到臺灣香港與澳門的特別情形。理論上,今後臺灣的出處很可以改變上章的結論。今日海峽兩岸領導人對臺灣問題的專注,主要的也是由于這原因。 
臺灣的成長
    臺灣是中國之一省、島上的土著從來即未有充足之人數成爲政治上或經濟上特別的問題。因爲說福建或客家方言的移民來臨,臺灣産生了一種中國大陸文化的分枝,家族間之凝聚力強。日據時代,臺灣的農産品以向日本輸出稻米、蔗糖、茶葉、樟腦爲大宗。可是農業生産未曾構成大規模農場,仍然有如大陸,一般以一家一室耕耘門前屋後的田土爲主。只是地理上較爲優越,島上從未有大陸般貧困的情形,例如中國之西北。
    國民黨在對日勝利接收之後,已將臺灣佃農數大爲減低。1953年的“耕者有其田”以麥克阿瑟在日本的土地改革爲藍本,一家的所有地大致以中等地7英畝半爲最高限額,多余的由政府接收重新分配,其代價只有兩年半的收成數。實際的付出以30%將自日本接收的工商業股票作數,其余以農産證券用稻米甘薯付給,預計20年償請,內帶4%的利息。這種強制接收、強制重新分配的辦法能夠執行,乃因當日臺灣仍在軍政時期,而大陸上中共軍隊來犯的威脅迄未解除。
    工業緊隨著土地改革展開。有了充實之美援,臺灣的工業政策首先避免過度投資于有高度聲望卻無立即效用的企業,著重于以勞力爲主體的産品,以出口著眼,因此這國民黨控制之地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市場的便宜。當日工業先進國一意向最前進的部門發展,將很多次要商品之市場空前開放。臺灣的出口遇到極小的阻力。因著這政策之成功,美援自1965年停止。最近的十余年內,臺灣才致力于鋼鐵的生産、高級科技及汽車之制造。
    臺灣之獨立運動雖然吸引相當注意,但迄至最近不能算作有力左右臺灣今後出處的挑戰者。他們既無從說服大多數受過教育之人士,也不能爭取廣大群衆。因此臺獨成爲無結構而只帶著鄉土氣息的運動。可是這運動引出一個潛在有動力的問題,既有情緒上之煽動性,也在某些方面具有實質,如果處理不善,即不能擔保以上情形不會迅速改變。
    雖說人民共和國不滿,但美國不能算是有意阻撓臺灣與大陸間的統一。如果兩岸人民找到了適當的方式趨向統一,美國決不可能節外生校提出異議,可是美國政府也沒有做中介人的義務去提前促成統一。
兩岸關系
    說到意識形態,兩方面的差異並沒有一般想象之大。中國國民黨是孫中山的政黨,至今尚雇用大批人士編纂它自身的革命紀錄。官方文件裏並沒有認爲“社會主義”是一個不當的名詞。“天下爲公”的標語可在臺北很多的地方看到。在這島上,政府也對銀行業和對外貿易有確實的掌握。它也經營鐵路與公共汽車。在教育和傳播媒體方面,政府的影響尤大。在這許多方面的結構及管理,臺灣與大陸中共並非如水火之不相容。
    在文教方面,國民黨之政策行使已逾40年,更不容分型運動之展開。不僅兒童自幼受教爲中國人,而且博物館圖書館和各處之檔案處尤以大陸上之根源作號召。即使工程師與技術人員在受訓時也不覺得此生事業應當全在島上省內,教師與公務員更無論。最近幾年來已有“臺灣文學”出現,可是絕大多數出版品顯示一種廣泛的眼光,而且往往較大陸作家的範圍尤爲寬闊。
    因內戰而在1945年及1949年來留下來的惡劣情緒亦不足爲永久的仇恨。中國國民黨和中共都曾與日本作戰,不僅兩方都已與日本采取和平方式,而且在很多方面兩方都已從事善意合作。寬大之美德,也爲兩方所重視。蔣介石生前即已原宥一打以上和他作對的軍閥,毛澤東有一個兒子在韓戰中殞身,可是他開懷接待尼克松。如果年輕一代並未實際參戰,倒要將雙方的仇恨永久化,則是不可思議了。
    可是因爲幾十年來的武裝對壘,雙方都以不承認對方之合法地位爲本身立足之邏輯。突然放棄這立場,可能引起內部爭執,也可能投柄于分裂運動。在本書成稿之日,有很多迹象顯示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准備給蔣介石恢複名譽。他在浙江之故居據說已經修整。一座抗戰史迹博物館將開設于盧溝橋畔。在北京和漢口,街道已改用國民黨抗日殞身的將領爲名。黃埔軍校校友會已成立,此中值得注意,這軍校只有蔣介石曾任校長,人民解放軍元帥徐向前則爲現任校友會會長。這一連串事情,邏輯上的結論將是在曆史裏重新樹立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地位。
香港
    香港是一個島嶼,連著九龍半島,更附有大陸上一片領土。以面積言,她的400平方英裏不算極小(如與澳門的6平方英裏比較)。並且香港的摩天樓面對著石山作背景的自然港口,以她直立之價值超越她橫臥著的價值。多年以來這自由港口因物産薈萃,成爲采辦中心和旅遊者下榻之勝地。即使是英國旗,也替中國掙得不少外彙,近年來以本身經濟成長著稱,是亞洲地區成長最快的地區之一。
    除了以銀行業和船舶業爲世界上重要中心之一以外,香港也是紡織品和塑膠品、電氣設備、電子、機器與化學物品的制造場所。她的印刷業、食品處理和電影業也甚爲稱著,這三項對海外華人特別有吸引力。
    本書整備付印之前,作者得到一份香港特區的基本法草案。這文件使我得有機會證實我不久以前的想法:一個國家在現代經曆了一段主要的突破時,連國家這一觀念也可能變更,如400年前荷蘭民國誕生時的情形。這基本法給我們一個機會想見1997年重返中國以後的情形。這特區將保持其獨特的稅收制度和貨幣制度。它將有特別的旗幟,它的行政首長將由選舉産生,他也和被選的立法員一樣,至少已在本地居留20年。現有司法機關將全部保留。香港所立的法律將報告于北京的人民代表大會登記作爲紀錄,可是特區不隸屬中央政府任何機構之下。而且特區有權處理僅與本地有關的外交事宜。起草委員會完成了上述初稿,正在與咨詢委員會商議,兩者都在廣泛征集公衆意見。工作表現地方自治的精神,將各處有價值的地方盡量保存,和對1984年中英兩國協定的尊重。這不是容易的工作,它的成功應當爲澳門造成前例。來日這動力之所致,不難渡過臺灣海峽,使突破曆史的中國一統成爲事實。
本書命意
    在結束本書時,我乘機解釋寫這書的哲學立場。初看之下,宏觀曆史好像與道德全不相關。人類之行動在大範圍內展開,只循著若于因果關系,不能由各個人意願左右,更難因著他道德上的希望而遷就。在寫作以上各章時,我更將前一時代所留下來的影響昭然指出,就和以前的史書不同。傳統的史學家通常將每朝代之初當作一段有創造性的時代,當日的人口和社會都帶著可塑性,可以由一代偉人照著他的理想轉折成器。我自信我的敘述比較近乎實情,可是也會造成一種定命的印象,亦即注定將發生的事物總會發生,道德與否和事實之來往無關。這樣無人性的立論很可能擾亂讀者的心情,更可能冒犯有些敏感的讀者,然則這不是作者之本意。
    下圖裏面,實線部分表示我想象中曆史之形成。它也是人類不斷向前推進所留卞來的紀錄。爲簡明起見,我們以三個較大的段落代表當中無數短程的進展。我們的路程連亙不斷,朝以繼夕,有如印度思想家所謂“羯磨”(或因果報應,karma)或如西方神學家所謂“定命”(predestination)。即從一個讀史者的眼光看來,我們的自由,無論如何也只能始自我們祖先撒手的地點。自此向空伸出的箭頭表示我們理想主義之傾向。道德也在這時候成爲一種有力量的因素。大凡人類全體性的動作既有群衆運動之參與,必帶犧牲自我的決心,也包含著公平合理的性格。可是和這種傾向作對的有向心的力量,以較短的箭頭表示。後者或稱爲“原罪”,或者如宋儒所提的“人欲”。弧線上的曆史進程總是以上兩種力量之總和,也就是陰與陽之合力。
    曆史之總意義,也如這圖所示,在其整個的美感。人類整部曆史不過約10000年,在宇宙的生命裏不過是極爲短促的一部分。而我們所能理解的宇宙生命尚且可能是更大事物當中的又一小部分。如康德所說,“事物自身”(things in themselves或noumena)非人力可得而知。在弧線的前後,我以虛線畫出,此不過根據人類曆史,推想其來蹤去迹。如此看來,實線的真實性也靠虛線之陪襯而得,並且也只有相對的意義。
    人類曆史之大塊文章,以長遠的距離視之,屬于神學領域。作者的經驗識量有限,只好像鸚鵡學舌一樣將大哲學家康德提出作爲交代。除此之外我不能將我個人有限度的觀測去推論無可知之數。同時,曆史家的眼光總是以回顧爲主,在廣大空間劃出幾條短線,並無預言的意義。
    現在有不少教科書作者在敘述西方事物時,乘空插入一兩段有關中國瑣碎之事而稱之爲世界史。在我看來,人類1/4的生活曆程不容如是草率處理,尤其在我們已臨到一個緊要關頭之時。所以我提出中國曆史的全部曆程,注重它內部的節奏和特性,然後才提到它與現代西方沖突與接觸的全部經過。這樣的安排也確能使我們觀察世事時帶著一種前所未有的眼光。以前很多人認爲中國人全不合情理之處即可因此冰釋。我們也可以從中看出地理環境在曆史上的重要,而人類長期忍耐力之偉大也因之而顯然。各人對以上的反應不同,可是能將一個古老國家的維新以及她重新振作的態勢筆之于書,作者已有一股愉快的感覺,並且希望讀者有此同感。

台長: 阿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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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人都去參加高考他高中生去考研真是奇特
 無非是說自己多聰明,多有才。到了這個歲數還要說這個,真有點不要臉的意思呀。
 難怪了,原來就是學力不足、善投機取巧之徒。當年國家百廢待興,矮子裡面選高人,混進去了。本性一世難改!
 其顏陰鷙,面色不善。我早就看出他不是好東西
 既然毛澤東選集學這麼好,怎麼天天在微博宣揚美國自由民主好哇?
 《人民的名義》那個誰還能背《共產主義宣言》呢。
學說是一回事,個人選擇是另一回事。
 背《共產黨宣言》不難。當年有幾個不會背“老三篇”?曾經有人能背《資本論》哦。
 易中天出名之後明顯膨脹,解讀華夏、伊斯蘭文明純屬瞎扯。
 看評論,一堆人俯視芸芸眾生之感,敢問:評論裡頭有幾人能高過易中天?在網絡,人人都指點江山,眾皆渺小如螻蟻,對他人沒有一點點的敬畏之心,甚至連基本的尊重都沒有,哪怕你是易中天、王健林、蒂勒森,甚至,特朗普都不如你聰明!
 這和聰明無關,三觀的問題吧。
 易中天出名之後明顯膨脹,解讀華夏、伊斯蘭文明純屬瞎扯。
 其與央視中國詩詞大會的幾位嘉賓相比,從才氣、情懷和三觀上都相距甚遠。要說《品三國》,單田芳、袁闊成有話說。
 易中天的《中國史》,草草一翻,作嘔之感,戛然而生。
 敢問易中天​​評論的人又有幾人不如他。對歷史大放厥詞,沒有絲毫敬畏感,短短幾年就敢編著完中國通史,自認為無出其右,何其狂妄,何其目中無人。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http://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8379
2018-03-16 10:27:52
jsoujsou
袁騰飛的歷史素養如何? - 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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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年因為《歷史是個什麼玩意》就把袁騰飛摒棄了,所以不知他現在水準如何.學術界花式打臉:虞雲國:評袁騰飛《歷史是個什麼玩意兒》.網友花式打臉:【原創】七問“歷史發明家”袁騰飛!
 我看過他的兩宋風雲,看到他把虞允文對時俊說“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翻譯成虞允文要認時俊當乾兒子.就這文言文水準,將來如果在報導上有了偏差,你要負責任!至於什麼劉邦朱元璋洪秀全都是賊王八什麼的,這已經是純粹的發洩情緒了。我的總結:他在歷史界評書說的最好,在評書界歷史學的最棒,在歷史、評書兩界,節操掉的最多.附圖一張:
 拋開袁騰飛有爭議的政治言論不說,他的歷史素養實在不過關。一方面他的歷史觀太過主觀偏激,總是非黑即白,把自己不喜歡的歷史人物黑得一無是處,而把自己喜歡的歷史人物捧成完人;另一方面他嘴炮太多,學術素養嚴重不足,理論非常不嚴謹。他講課的內容和他諸如《歷史是個什麼玩意兒》之類的作品歷史硬傷甚至是常識性錯誤一大堆,比如什麼“唐朝領土最大時期1600萬平方公里”、“匈奴是匈牙利人的祖先”、“美國人把盟友當朋友而蘇聯人把盟友當奴才”、“除了漢族以外藏族是中國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之類的。更搞笑的是,袁騰飛說中國有八大語系,普通話屬於“北方語系”,但同時他卻把國際上公認的漢藏語系說成是“漢藏語族”,大概袁老師連“語系”、“語族”、“語支”、“語種”這些語言學基本概念都沒有搞清楚吧。這絕對不是可以忽略的小問題,因為“語系”、“語族”等詞屬於語言學專有名詞,不可以濫用的。還有袁騰飛說什麼“被漢朝擊敗的匈奴人打敗了哥特人,哥特人打敗了日爾曼人,日爾曼人打敗了羅馬帝國,所以羅馬帝國是漢朝手下敗將的手下敗將的手下敗將的手下敗將”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4811347
2018-07-13 09:20:54
jsoujsou
袁騰飛-維基百科

袁騰飛(1972年2月8日-),1994年畢業於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中學進階教師。曾任首都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歷史課教師13年,現任北京市海澱區教師進修學校歷史研究員,北京市進階教師,歷史教研員,海澱區歷史學科帶頭人,北京精華學校教師。曾參與北京市高考歷史命題工作,也是《高中新課標歷史教材》(人教版)的編寫者之一。
2008年6月,袁騰飛在精華學校的講課片段被傳到優酷網上,受到網友追捧,其粉絲號稱「藤枝」,被稱為「史上最牛歷史老師」。中國中央電視台科教頻道《百家講壇》系列節目,先後推出由他主講的《兩宋風雲》,《塞北三朝》;是繼紀連海之後,第二位在《百家講壇》演講的中學老師。
 目錄
1 個人經歷
2 公眾活動
3 評價
3.1 正面
3.2 負面
 正面
袁騰飛的導師,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歷史教學研究會原副理事長兼秘書長於友西教授稱讚了袁騰飛的教學方法及尊重老師的行為。
中國社會評論家李承鵬認為,袁騰飛「不是按照規定教授『歷史是什麼』,而是嘗試告訴學生『歷史不是什麼』」。
80後作家韓寒曾在博文《那些洗不乾淨的蔥們》中支援袁騰飛: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張鳴表示:「我們的教育是標準答案教育……這樣的中學教育,能出來一個袁騰飛,把歷史講得這樣生動、好玩……一個能激發學生興趣的老師,無論如何都是好老師。」
復旦大學教授錢文忠對袁騰飛評價較高。
 負面
 部分網友稱袁騰飛為「歷史發明家」。中國社科院歷史學者雷頤表示,袁騰飛和「百家講壇」不斷用虛構的歷史和錯誤史實來提高節目收視率;將一些小說內容,拿來當歷史講,有眾多低階的常識性史實錯誤。復旦大學歷史系宋史學者薑鵬認為,用虛構的小說去講史,是對學生的不負責任。
 時事評論家魏英傑評價他:「把小說當歷史,把講壇當學術,把課案當作品,亂得一塌糊塗」。
 2015年6月22日,方舟子發表聲明,聲稱袁騰飛其書《世界歷史很有趣:袁騰飛講美國史》,涉嫌抄襲其《假做真時——美國皇帝諾頓一世傳奇》,並詳細列出其涉嫌抄襲的細節對比,批評其行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2%81%E8%85%BE%E9%A3%9E
2018-07-13 09:21:41
jsoujsou
它到底姓不姓“夏”?考古學家孫慶偉和許宏展開新辯論 2018-07-21 第一財經

再沒有什麼考古學爭論,比夏文化更有吸引力了。正如許宏所說,從司馬遷開始,王朝之始,就一直是中國人拂不去的夢。
考古學家孫慶偉最近出版《鼏(mì)宅禹跡》,欲以50多萬字“重構夏代信史”。
孫慶偉認為,儘管現在未有甲骨文這樣的出土文獻能夠直接證明夏朝信史,但從傳世文獻的角度考察夏代王系、積年、都邑、族氏等問題,用“文化比較法”對黃河中下游地區的龍山時代遺存和二裡頭文化進行梳理,能夠論證夏代的“信史”地位。
這本書在學界引起了強烈反響,引發又一輪關於夏的爭論。
當了20年河南二裡頭考古隊長的許宏,自認是眼下中國學界“極少數”抱“疑古”態度的人。他雖然認定二裡頭文化是“最早的中國”,卻始終強調,在沒有如甲骨文這樣過硬的材料出土前,難以斷言出土文物到底“姓夏”還是“姓商”。許宏還認為,考古研究應該放到跨國界的視角去看,應該是和國際學界平等交流,而不是在漢語世界裡自說自話。
第一財經近日分別採訪孫慶偉和許宏兩位元學者,7月20日發表文字實錄,觀察者網轉載如下:
現代史學上的“疑古”,始於上世紀20年代由史學大家顧頡剛等人宣導的“古史辨”運動,之後100年中,圍繞這個問題,學界主流觀點數次變化甚至反轉。到上世紀末,聲勢浩大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主要通過文獻梳理,將夏代紀年大致確定為西元前2070年至前1600年。可這也僅是權衡各方觀點得出的暫時結論。
二裡頭文化那麼多考古發現,依然無法讓所有人心服口服。這恰恰凸顯了夏文化研究的重要困境:古史文獻的描述與考古實物之間,始終無法完全對應,缺少一項直接、可見的實物證據作為連接——如殷墟甲骨這樣的出土文獻。1928年殷墟發掘後,正是甲骨文與傳世文獻的互證,確鑿無疑地證明了商代的存在。
…..
  回應
 這個考古隊長眼中的【國際考古界】【外國史】為什麼會被默認為正確的、是信史?而不是用他質疑二裡頭的精神去質疑外國史,特別是希臘羅馬等的早期歷史?
 一大批中國的歷史學考古學的古董被西方的話語權牽著鼻子走,從而產生了對自己民族的歷史記載的不自信,動不動就是“不可信”,而希臘一個萬把人的城邦抵抗“波斯500萬”大軍大獲全勝,反而成了信史,印度史詩記載一場戰鬥傷亡16億人照樣被當作歷史講
http://www.guancha.cn/history/2018_07_21_465053.shtml?s=zwyxgtjbt
2018-07-24 10:5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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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比不上雍正的三個原因 2018-04-20

乾隆是清朝比較高調的一個皇帝之一,不但是清朝歷史上最富有的皇帝。而且多次南下尋訪,賺足了全國各界的眼球。相比之下,雍正帝就很低調了,也可能也跟雍正在位期間不同有關係。乾隆在位60年、雍正在位十三年。很少人對雍正的認識都只停留在九子奪嫡的事情,知道他也發動文字獄的事情。但是沒多少人知道他的勵精圖治,全力打造了乾隆的時期盛世,沒有雍正就沒有乾隆時期的盛世。為什麼這麼說?看看以下幾點就知道了。
  如果認真推算,雍正在位時間總共十二年零八個月。在這個十二年零八個月裡,他幾乎每天都是工作到深夜的。對大大小小的事情,他全部一清二楚。很多人說雍正殘暴,實施暴政,但其實他的暴政針對的基本都是壞人。他在位期間,從朝廷到民間,每一個人都充滿了危機感。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正是雍正良如火炬的目光,將整個國家治理得妥妥帖帖,有條不紊。
  雍正應該是清朝最嫉貪如仇的皇帝了,當時偏遠地區連年天災,難民無數。朝廷發下賑災糧,有的貪官從中中飽私囊。雍正知道後,放出了“賑災施粥時的粥,要是插下筷子,筷子站不穩,籌辦施粥的官員馬上就要人頭落地。”嚴懲貪官。而且雍正還建立了養廉銀機制,貪官被查到後,貪官本人要問斬、他的親戚朋友全部都要被連坐,罰沒財產。而清廉的官就會被得到獎勵,獎勵是清官自己俸祿的一百多倍!反觀乾隆,反而親手養著一個最大的貪官和珅!所以說養貪為患的乾隆到死都不會懂貪官帶給一個朝廷怎麼樣的打擊。
  雍正處理勤勉,用人也是挺特別的。據說當年有一個“掙臣”叫孫嘉淦,性格剛直不阿,多次對皇帝直言進諫。有一次孫嘉淦直接進諫叫雍正“親骨肉”,也就是對兄弟們好點。這可是雍正的禁忌!根據記載,雍正的第三子弘時是因為說了雍正殘害兄弟才被貶為庶人的。孫嘉淦竟然敢對這個事情再次提起。但是雍正並沒有因此懲罰孫嘉淦,後來還因他敢於直言讓他管銀庫去了。除此之外,雍正還任用田文鏡等等治國人才。
  雍正在位期間僅僅十三年,卻為乾隆創下了揮霍不盡的財富。如果乾隆有雍正一半的治國能力,對貪官有雍正一半的威懾力。就不會為日後舉國受難埋下禍根了。所以說,乾隆比起雍正,乾隆真的是差遠了!
2018-08-02 07: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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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究竟是貧弱王朝還是燦爛時代呢 2018-08-01

王安石曾向神宗皇帝上了一道《本朝百年無事劄子》,全面批評宋朝前期因循苟且的萎靡政局,特別是財政制度非常落後,以致皇帝雖然很節儉,但是百姓還是不富裕;皇帝雖然很勤政,但是國力還是不強盛,那麼我們認為中國歷史上最富有的王朝宋朝究竟是怎麼樣的!
  為什麼將宋朝描述成貧弱王朝
相當長時間以來,宋朝給人積貧積弱的印象。將宋朝描述成貧弱王朝的有兩種人,一種是宋朝的改革派,一種是近代的一些史學家,他們都懷抱著國家富強的強烈願望。
  宋朝的改革派:宋朝的改革興起于慶曆新政,至熙寧年間的王安石變法達到高潮。改革總會遇到各種阻力,有的來自作為頑固派、保守派的既得利益集團,如慶曆新政時期的夏竦集團;有的則來自不同改革路線的政敵,如王安石變法時期的司馬光。
  為了論證改革的勢在必行,必須將宋朝的現實描述得非常不理想,將改革的目標與未變革的現狀對立起來。王安石變法的目的是富國強兵,積貧積弱也就成為改革派描述宋朝現狀的一種模式。為了製造改革的輿論,王安石向神宗皇帝上了一道《本朝百年無事劄子》,全面批評宋朝前期因循苟且的萎靡政局,特別是財政制度非常落後,以致皇帝雖然很節儉,但是百姓還是不富裕;皇帝雖然很勤政,但是國力還是不強盛。甚至說只是僥倖沒有遇上嚴重的天災人禍,才保宋朝百年平安,暗示宋朝的統治早已搖搖欲墜。在一片富國強兵的呼喚聲中,宋朝日益被描述成為一個積貧積弱的王朝。
  但是,王安石變法是失敗的。宋朝以後掌握國家意識形態話語權的理學思想,是由宋朝的程頤、朱熹等人開創的,這些人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學術思想上,都站在了王安石的對立面。理學家倒也不一定反對富國強兵,但認為只有通過拯救道德人心才能實現富國強兵的夢想。所以理學家強調的是王安石心術不正,而不是宋朝如何的積貧積弱。
  古代文人對於宋朝的一般印象,主要還是大興文治,因為宋朝結束了五代的亂世,也結束了武人掌權的政治,通過科舉,將國家的治理託付給了文人,文人對此還是頗有點感激涕零的意思。當然,面對北方的強敵,宋朝在軍事上始終不佔據優勢地位,非但不能收復燕雲,甚而亡于金、元,因此批評宋朝國勢太弱者也大有人在。清初的王夫之直接指明,宋代其實是“弱而不貧”,他說仁宗皇帝“過於弛而積弱也,實不在貧也”,神宗皇帝則犯了“以貧為慮,而不知患不在貧”的錯誤。
2018-08-02 07: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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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宋朝是秦朝以來中國古代十個左右大王朝的其中之一。這種王朝在政治上是君主專制——君主專制並不是指皇帝對所有的行政事務獨斷專行,而是指最高政治權力歸皇帝一人所有。皇帝一人通過官僚系統統治疆域內的所有民眾,民眾將家庭的人口與財產情況登記在國家的簿冊上,承擔著向國家納稅與服役的義務——這是中國王朝最基本的統治結構。
  第二,古代中國是世界範圍內唯一的政治與文化形態始終延續的帝國體系,政治大一統、以農耕為經濟基礎、崇尚儒家文化,是中齤華帝國的基本形態。中齤華帝國的政治體系具有治亂迴圈的特點。在穩定時期,中齤華帝國的民眾通過辛勤的農業勞動以及富有創造性的工商活動,可以迅速地繁殖人口、積累財富,並在此基礎上享受高雅精緻的生活方式、培育溫文爾雅的禮儀文化,成為已知世界的文明中心。在經濟文化燦爛輝煌方面,宋朝與其他大王朝相比,既非特例,也非例外。
  第三,中國古代王朝的興衰有一定的規律可循。初創時期一般休養生息、積累財富、培養國力,否則就會迅速敗亡。國力恢復往往導致兩種後果,一是實行富國強兵政策而對外擴張,結果勞民傷財、疲罷民力,國運由盛轉衰;二是誘發政齤治腐敗,導致社會貧富分化,底層民眾無以為生,最終揭竿而起。
  回應
 宋朝確是不貧,但是宋朝確是弱,弱在文人無骨頭。整體文人統治3集團的主流只想著富裕安康,缺乏統一山河,稱雄世界的大格局。因此拼命打壓武將,營造奢靡之風,理學興起更造成整個社會集體缺鈣,甚至成了整個民族的集體性格,為後世中華民族遭受侵略時總是出現大批漢奸埋下了伏筆。實在是悲哀。現在不少知識份子如蒙曼之流還歌頌宋朝是文人的春天,真是無聊可恥。傷了民族之脊樑而不自知。可惜了岳武穆,鈥青等體現民族之魂的英雄。最可歎,嶽飛要被移出中學歷史教科書中民族英雄之列呀。
 南、北兩宋存世320餘年,僅比東、西兩漢短70餘年;比唐、元、明、清存世時間都長。
 經濟、文化強,國力弱!
 強不強,看綜合國力,包括政治、軍事、文化、科技、外交、經濟、貿易等,這樣看無疑強盛王朝屬漢朝與唐朝。至於四大發明那都不是是產生在宋朝,造紙在東漢,火藥和印刷術在唐朝,指南針很可能也在宋以前,只不過這些技術在宋朝時應用更廣。其實對農業發展可能起到更大作用的發明比如唐朝發明的曲轅犁和水車灌溉技術比四大發明毫不遜色。
2018-08-02 07: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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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趙匡胤為什麼定都無險可守的開封,而不是長安 2018-04-27

河南開封是我國七大古都之一,作為北宋首都長達168年之久,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充分地展現了當時其都城汴梁的景象。然而,歷代王朝都城,如秦朝咸陽,漢朝長安和洛陽,唐朝長安等,都有天險作為屏障。那為什麼北宋要選擇防禦極差的開封呢?
  01經濟基礎
但凡國家的都城,幾乎都是建立在經濟發達的地區,特別是在古代社會交通不便利的情況下。只有經濟發達的地區才能夠養育如此眾多的人口。
開封地處中原地區,本身地勢平坦,土壤肥沃,又黃河之水的灌溉,造就了這一地區發達的農業。
民以食為天,有了土地、糧食自然就能養育都城百萬甚至千萬的人口。
再加上開封地區發達的交通運輸,也促進了本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據《宋史•食貨志•漕運》載:“宋都大樑,有四河以通漕運: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曰廣濟河,而汴河所漕為多。 ”
《宋史•河渠志》又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曰渠,派引脈分,鹹會天邑,舳艫相接,贍給公私,所以無匱乏。 唯汴水橫亙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富”。
發達的漕運系統不僅能夠便利來往商人,還可以將全國各地的資源運輸至國都,以滿足國家的日常需求。
關中地區雖然沃野千里,但是隨著城市人口的不斷增長,已經難以滿足人們的需要,正如《新唐書•食貨志》所雲:“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處不足以給京師”。
再加上到達長安的漕運系統遠比到達開封的漕運系統來得落後,使得趙匡胤不得不放棄遷都的想法。
  02政治層面:政治中心的東移
當時的長安、洛陽,經過唐末、五代時期的戰爭已經成了一片廢墟,反過來開封城在經過周世宗的全面改革,已經成為“華夷輻輳,水陸會通,時向隆平,日益繁盛”的大都市,具備了定都的基本條件。
2018-08-02 08: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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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趙匡胤是通過“陳橋兵變”登上皇位的,遷都相當於是讓這些前朝老臣從一個富裕之地搬到一個廢墟之地,這樣做的話有損于底下大臣的利益,為了讓自己的政權更加安穩,以便完成統一全國的夢想,趙匡胤思考再三還是決定留在開封。
  03軍事層面:國防中心從西北轉向東北
漢朝的匈奴,隋唐時期的突厥、吐蕃,這些遊牧民族每一次入侵都是從西北方、北方一路南下侵擾漢民族,所以唐朝之前大多將國家的都城定在長安。但是等到了唐末之後,中原王朝的主要軍事威脅由西北地方向東北地區轉移,趙匡胤將國都定在開封主要也是考慮到軍事力量的部署與調動,方便日後對抗遼國。有一種明朝“天子守國門”的感覺,在國家強大之時尚且能夠調動軍事力量來抵抗外敵。可是一旦國家力量衰弱,就可能變成北宋末年那樣的情況,國都無險可守,很快就被攻破城。
  04利益集團的掌控和防止藩鎮割據的需要
開封雖然有眾多的優勢,但是有一大劣勢是其無法避免的,就是開封處於四戰之地,易攻難守。
宋太祖趙匡胤曾經想過遷都洛陽,後遷都長安。但當年跟著趙匡胤打天下的功臣以及原來後周投誠的官員都在開封有著大量的地產以及自己的人脈、利益關係,如果遷都就意味著自己多年的辛苦將付之東流。
而宋太祖的弟弟趙匡義也在開封有著自己的勢力,因此他便強烈反對遷都。
除了群臣的反對,促使宋太祖放棄遷都的原因還有就是定都開封在一定程度可以防止藩鎮割據。
自從吐蕃和突厥崩潰以及契丹崛起後,中原王朝防禦入侵的方向便由西北轉向東北,這樣在東方部署有重兵。
洛陽和西安的地理位置相對來說偏西,如果定都於這兩座城市,便容易造成新的藩鎮割據。
宋太祖開國以來,吸取了原來唐末藩鎮割據的教訓,大大加強中央禁軍的實力。
這就需要都城能夠供養起大量的禁軍,而開封正好能夠滿足這一條件。
2018-08-02 08: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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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在世界上究竟有多強? 2018-04-28

經常看到有些歷史愛好者對明朝進行貶低,他們的理由是:偌大的明朝居然被小小的後金(女真族)打敗,皇帝都被逼的上吊自殺。小編只想說,再強大的王朝也會覆滅。明朝的滅亡,並不能否定它曾經的強大。
在明朝強盛時期,綜合國力傲視全球,特別是軍事實力,更是秒殺當時世界上所有國家。如果你不信,請看下面明朝軍事上的幾個“世界第一”。
  一、發明了水雷
在十六世紀中期,明朝就發明了世界上第一枚水雷,那時候被稱為“水底雷”,並被廣泛應用于大明海軍,這要比西方國家水雷的發明和使用早了兩百多年。在萬曆年間,日本侵略朝鮮,萬曆皇帝就派兵進行抗日援朝。當時的大明海軍就使用水雷擊沉了日本的戰艦,這也是水雷首次用於戰爭並取得了驚人的戰績。
  二、發明觸發式地雷
我們經常在電視中看看到,為了伏擊敵人,經常埋地雷,這玩意就是明朝發明的。當時倭寇在沿海地區甚是猖獗,明朝的陸軍就曾多次使用地雷炸死了不少倭寇。直到18世紀以後,國外才有地雷。
  三、發明了大型遠端火箭武器
十六世紀,大明王朝發明了一種用於水戰的兩級火箭,被叫作“火龍出水”,並裝備在戰艦上。在作戰時,會在水面上飛行數公里,從龍嘴發射火箭直接攻擊對方艦艇,堪稱“反艦導彈鼻祖”。

明朝在世界上究竟有多強?
  四、組建世界第一支“騎炮兵”
當時有一種類似於現在的火箭筒的武器,被稱為“虎蹲炮”。由於其體積小、品質輕,便於騎兵攜帶,最主要的是殺傷了很大,朝廷就直接組建了陸軍騎炮兵。
2018-08-02 08: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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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明朝的海軍綜合實力
當時明朝的海軍實力,在世界上就是無敵的,比現在美國的地位要高出一大截。朝水師配備有各式樣戰船百種,其主戰炮艦載炮四十多門,遠超過同時代西班牙無敵艦隊和英國皇家艦隊的規模大明朝立國近三百年,大明水師卻未曾遭遇一敗。
所以,明朝軍事實力到底有多強大,可以自行腦補。個人認為,大敗明朝的不是後來的滿清,而是大明內部矛盾重重,各地起義軍又幾乎耗盡了其國力,才讓韃虜有機可趁。
明朝作為中國歷來是上最後一個漢族王朝。從朱元璋開創明朝以來,共經歷了16位皇帝,276年。雖然我們後人評價明朝多以“奇葩”兩字,但是在歷史上的明朝,也曾經是數一數二的帝國,明朝的許多產物,科技等都曾在那個時候世界第一。
人口世界第一。其實,對於當時明朝的人口有多少,一直是比較有爭議的,因為在明末清初的時候,戰爭導致很多人都流離失所,這個時候可以查到有戶口的人依然有5000多萬。所以我們估計來看,當時明朝的人大概有7000到8000萬左右。要知道當時世界的人口不超過4億,所以說明朝絕對是當時人口第一。
軍工產值世界第一。火器在明朝運用的是特別廣泛的,可以說達到了巔峰。因為明堂的每任皇帝,在位期間,基本上都會發生大規模的戰爭,明朝軍事業也因此發展不錯。
軍隊的數量,非常龐大。在明朝建立14年後,統計了全國的人口,當時達到5987萬人,而軍隊是120萬人。在明朝鼎盛時期,全國的士兵達到了270萬。
白銀黃金佔有率。在16世紀,葡萄牙和西班牙這些人,搶了大量黃金白銀的這些人,都跑到中國去交換絲綢,茶葉,再加上本身黃金白銀,這佔有率也是別人比不上的。
礦產量世界第一,在冷兵器時代,歷史的礦產量是非常重要的。而當時的明朝鐵生產量是宋朝的兩倍,達到了9000多噸。
間諜機構。明朝的間諜不止包括錦衣衛東西廠。還有其它組織,在鼎盛時期達到6萬多人。
船隻總噸位。在當初鄭和下西洋的時候,明朝的船長達150米,寬30多米,可以說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船。
國土面積。在當時明朝的國土面積,大概保持900萬平方公里。之後在頂峰時期,達到1370萬平方公里。
我們不得不承認,明朝在當時西方人看來絕對是東方帝國。
2018-08-02 08: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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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的世界 (2018) 導演: 段錦川
  《三國的世界》以嚴謹的歷史態度、新鮮的觀察視角,通過講述“三國”和其中人物的命運故事,傳遞他們所承載的傳續千年的精神力量和文化底蘊,並探尋那段歷史中最有價值的精神本源以及它對後世的深刻影響。
  《三國的世界》共分為六集,每集50分鐘,分別為《良史演義共三國》《星落秋風五丈原》《橫槊悲歌觀滄海》《義薄雲天垂九州》《一江南北真豪傑》《大江東去意未銷》。第一集的主要人物是《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和《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以及為《三國志》作注的作者裴松之;第二集的主要人物是蜀相諸葛亮;第三集的主要人物是魏武帝曹操;第四集的主要人物是漢壽亭侯關羽;第五集是群像,以東吳的孫權、周瑜和魯肅為主要人物;第六集聚焦三國文化的影響力為何如此普遍、持久。
  豆瓣短評
 旁白大叔的聲音真的太有磁性了,非常動聽!攝影挺美,正史+演義+傳說混著說。三集講關羽和孔明,兩集分別講曹操和孫權+周瑜+魯肅,很契合三國演義"尊劉貶曹抑吳"的政治主張。看完以後才恍然大悟:一本書造了4個神-孔明關公呂布趙雲!三國演義其實是羅貫中的封神榜!陳壽鬱鬱而終,含恨身亡,一生都活在亡國的陰影中,而羅貫中籍籍無名,遊走江湖,不知所終。
 三國的世界既有歷史的三國也有文學的三國,不贊同說到三國就一定要《三國志》、易中天,用一種偏娛樂的方式來講述也沒什麼不好的。
 央視紀錄片,部部都是精品,看著歷史的講述。
 嚴謹的歷史態度、新鮮的觀察視角?某些所謂的“專家”讓人笑掉大牙,央視紀錄片掉鏈子之作。
 給觀眾道明瞭三國演義裡嚴重歪曲的歷史,還是不錯的
 歷史的事情,本來也是無對錯,無善惡,無真假的。可憐兩丞相,後世評價如此不同。
 尊劉貶曹符合儒家的道德標準,所以才受到歷代的追捧,反觀當代,網路上的一股不客觀的吹曹貶劉風氣,還有jslm這種洗白之作,又代表了什麼呢?叛逆?反傳統?
2018-08-27 09: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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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日中盟約》與袁世凱21條是一回事麼 2018-09-11

1915-1-18,就在袁世凱忙著修憲、綢繆稱帝的當口,時任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拋來一個“見面禮”。共計五號二十一條,這就是駭人聽聞的“二十一條”。“二十一條”的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號共四條,要求中國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山東省不得讓與或租給他國;准許日本修建自煙臺(或龍口)連接膠濟路的鐵路;山東各主要城市開放為商埠。實際上要把山東變成日本的勢力範圍,為瓜分中國做準備。
第二號共七條,要求中國承認日本在南滿和內蒙古東部的特殊權利,日本人有居住往來(實際上是無限制移民)、經營路礦等項特權,且不許其他列強介入;旅順、大連的租借期限及南滿、安奉兩鐵路期限,均延長至99年。日本陰謀將東北和內蒙變成自己的殖民地,可謂是存心積慮。
第三號共兩條,要求把漢冶萍公司改為中日合辦,中國不得自行處理,附近礦山不准公司以外之人開採。
第四號一條,要求所有中國沿海港灣、島嶼概不租借或讓給他國。換句話說,中國成為日本的被保護國。
第五號是最狠的,共有七條,包括:要求中國政府聘用日本人為政治、軍事、財政等顧問;中日合辦警政和兵工廠,中國向日本採購一半以上的軍械;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間各鐵路的建築權讓與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開礦、建築海港、船廠及築路的優先權;日本人在中國有傳教之權,日本人經營的醫院、寺廟及學校,在內地有土地所有權;等等。這幾乎是要把中國變成日本的附屬國,與當時朝鮮的地位相同了。
  為什麼大隈重信要在這個時候亮出這個條約呢?因為袁世凱有求於他。
如果袁世凱不簽二十一條,無非面臨兩個後果:
一是日本政府扶持孫中山取代他。
二是中日提前二十年爆發全面戰爭。
  這兩大後果,袁世凱肯定都非常懼怕。那麼,他之懼為國家民族之慮麼,不,他是為自己的位子!據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記載:1915年,中日兩國談判“二十一條”期間,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對威脅之外,亦不斷利誘,表示:“改共和為帝制,是中國的內政問題,袁大總統可以放心進行。”不能否認,這對袁世凱頗具誘惑力。以為簽下21條,就可以換取日本政府對他稱帝的支持。
2018-09-24 08: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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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國是小,稱帝事大。
5月8日,即日本最後通牒日的前一天,袁世凱召集政府各機關首長開會,與會者包括副總統黎元洪、國務卿徐世昌、參謀總長及各部總長、各院院長等。在會上,袁世凱悲憤陳詞,稱在“國力未充、難以兵戎相見”的時候,目前只能暫時取辱,不然將重蹈甲午之覆轍。權衡利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何等痛心。何等恥辱!經此大難後,大家務必以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著臥薪嚐膽的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不然,十年之後,非但不能與日本一較高下,亡國之危險將更甚今日。
1915-5-9,中日雙方代表正式簽訂《中日民四條約》即“二十一條”。據當事人曹汝霖後來的回憶說:心感淒涼,有一種親遞降表的感覺。
  有人為袁世凱背書,稱“袁世凱一生痛恨日本”,“袁世凱採取各種辦法拖延並向外界透漏日本要求。”“以袁世凱為首的中國政府絞盡了腦汁,動用了各種手段,用盡了智慧,共歷時 3 個月,25 次,迫使日本兩次提出修正案”,果真如此嗎?袁世凱不喜歡日本人,這大概沒有什麼疑問。但他的策略不過是繼承了李鴻章的以夷制夷的老生常談,利用列強們矛盾作為牽制,並沒有從內政圖強上找到出路。
袁世凱最終接受了二十一條, 而且在交涉結束後不久就即行帝制。簽訂二十一條不到100天,他就稱帝了。如此一個皇帝迷,可能帶領中國走向比肩甚至超越日本的道路麼?
  且看《民四條約》簽訂時中國的各方反應——
首先反戈的就有袁世凱的手下。馮國璋、張勳等怒責中央說:“此次日人非理要求,原本無交涉之價值,更無承認之必要,乃政府惕於日本哀的美敦書(即最後通牒)之下,遂至不求民意,不察利害,竟將全案承認,是何異舉我數千年堂堂中國捧送於人。天下最可痛可哀之事,孰有過於此者?”
政界也有人做出激烈的表示:“戰釁一開,應永遠不與之構和。如日本本殺盡我四萬萬同胞,婦孺不能留,則中華大陸自一任日人之蟠踞,但存一卒一兵,亦與之周旋……果使經年持久,以區區三島之日本,未必能得最後之勝利。”
報界也衝破袁世凱禁令,紛紛發出激昂的聲音:“與其逐條承認而亡,毋寧與之一戰而亡。”
而民間聲音和行動更是令動容。5 月 9 日至 25 日湖南全省就發現 9 紙血書,2 人捐軀。此後數年,徹底廢除《民四條約》始終是中國人的最大訴求。
2018-09-24 08: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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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日本國內,對二十一條惡評者也不在少數。評論家德富豬一郎猛烈批判道:“這樣對待中國和中國人就象對待自己的臣屬和妻妾,當然會招致他們的不快。
而且,在蔡鍔雲南造反袁世凱被迫撤銷帝制後,日本政府也換了副腔調。1916年初,日本外相石井菊次郎以政府名義宣稱:“原來貴政府欲改帝制,本系保證無亂。今雲南有亂,竟於此時斷行帝制,無視友邦勸告,則中國政府責任甚大,日本政府當然不能承認。”公開表示,雖然簽了21條,日本對袁世凱之困也愛莫能助。袁世凱機關算盡,最後卻賠了夫人又折兵。
  以上種種,天怒人怨。誰能說袁世凱簽的條約不賣國?
對於21條,袁世凱和他的北洋兄弟們都難以自圓其說,甚至公認恥辱。但是後來個別學者卻還想為袁翻案,稱其無奈之舉。無奈固然無奈,但因為無奈就可以理解、不以為恥了嗎?
  一些人為給袁開脫,拿出來孫中山也與日簽密約說事。這個當然不是空穴來風,但二者性質有根本區別。
提及二十一條的性質,中國旅美學者吳天威《紀念五九國恥紀念日77周年》一文指出,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歷史上,沒有比一九一五年所提出的“二十一條”為我同胞最引以為恥、痛恨萬分和牢記不忘的了。“二十一條”足以使中國為日本之附庸。為朝鮮的第二(日本於一九一年宣佈合併朝鮮)。
對於有人稱袁世凱這是臥薪嚐膽,吳天威披露二十一條的第六組之“附記”加以駁斥。附記顯示:“本件交涉之際,日本可向中國方面允諾如下事項:
一、保障袁大總統地位及一身一家之安全;
二、嚴厲取締革命党及中國留學生,並充分注意本國之不慎商民浪人等;
三、在適當時期,審議交還膠州灣問題;
四、考慮袁總統及有關高官奏請授勳及贈與之事。”
顯然的,這四條是作為交換條件,誘使袁世凱全部接受“二十一條”要求,這四條那條是為了國家民族大義?分明全是為了保障袁世凱的一己之力。
2018-09-24 08:4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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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謂新發現的孫中山《日中盟約》真相是這樣的。“二次革命”失敗流亡日本不久,孫中山即作書給日本政府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優惠條件以爭取“日援”,來推翻袁世凱政權。信中附有一“盟約”草案請日政府考慮,此一草約共十一條:
一、中日兩國任何一方,有關亞洲問題,在與第三國達成重要協定之前,應共同協商。
二、為便利軍事合作,中國之海陸軍將採用日本式的武器、軍火及設備。
三、為了同一理由,當中國之海陸軍聘請外國顧問時,優先聘請日本軍官。
四、為實現政治聯合,當中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雇用外國專家時,優先雇用日本人。
五、為促進中日兩國的經濟合作,在中日兩國所有之主要城市,設立中日銀行及支行。
六、為了同一理由,如中國需要外來援助和開採礦山、興建鐵路,及發展沿海貿易所需之資金,當首先與日本磋商,只能當日本不能提供時,始可邀請其他外援。
七、日本提供必需的援助,以推倒中國的腐敗政府。
……
  比較兩個盟約,我們不難發現“二十六條”是具體的,不折不扣地征服中國的步驟;如果接受,則中國便淪為日本的殖民地。相反的,孫先生提出的“盟約”旨在爭取真正中日合作,借日本之援助,以推翻一意稱帝的袁世凱,建立廉潔革新的共和政府,以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豈能與袁之多多少少為私欲而不得不接受“二十一條”要求同日而語?
  正如吳天威指出的那樣,孫中山是革命家,在策略上的運用,有時難免屈服于現實,孫始終深信中國之革命運動及未來中國之經濟發展,均有賴於外援以抵于成。平心而論,孫之“盟約”只提出原則性之合作,而二十一條全部具體細則,休論第六組之“附記”四款為袁接受“二十一條”之酬勞。袁不欲賣國而做辱國求榮之實,孫既未辱國更無利己求榮之心,故“盟約”草案只能視為孫之革命事業中一不幸插曲而已。
  深以為然。孫中山,政治家,偉人也。而袁世凱,官痞,奸雄也。一是為一己私利賣國,二是為救國求外援之力。孫中山是偉人不是完人聖人,為了實現政治信念,有時也會施些委屈求全之權宜之計。
  歷史有公理,翻案須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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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丘之貉,半斤八兩,五十步與百步之差,何必塗脂抹粉。
 博主那樣為孫辯解,袁世凱也可以說,二十四條表面文章,暗地並未執行,歷史事實也只是簽字而已
2018-09-24 08: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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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嶋博史:東亞小農社會的形成 2018-09-24 東京大學名譽教授

一、東亞社會的共通性
(一)圍繞儒教與朱子學的討論
(二)作為小農社會的東亞
那麼,與朱子學的形成和接受相適應的社會構造是什麼呢?我認為本文標題中所揭示的“小農社會”正是與之最相適應的社會構造。所謂小農社會,是指在農業社會中,無論是擁有自己的土地,還是租借他人的土地,基本上只是依靠自己及家庭勞動力而獨立進行農業經營的小農,其存在占支配地位的社會。即使使用自己及家庭成員以外的勞動力,其地位都是次要的。這樣的小農社會,很容易被理解成超越時代和地區的普遍性存在樣態,但其實到了某一時期以後,像東亞地區這樣小農占壓倒性比重的社會反倒成了例外。
當試圖把東亞視為小農社會時,這一社會與其他農業社會相比具有以下兩個重要特徵。第一個特徵可以歸納為:不存在中世紀及近代歐洲較為典型的、基於領主階層大土地所有的直營地經營。稍稍擴大一些講,也可以說是不存在基於政治統治階層的大土地所有的直營地經營。政治統治階層的大規模直營地,不僅在中世紀及近代的歐洲,在西亞、拉丁美洲也是普遍可以看到的。在東亞,像中國的士大夫階層或朝鮮的兩班階層這樣的政治統治階層,有時也可能是大土地所有者,但一般情況下他們不直接經營自己的土地,而是讓佃農進行租佃耕作。經營的主體是佃農的這一特徵,與其他地區的大規模直營地是相區別的。
....
2018-09-28 10:3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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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說八道。中國“小農社會”的形成原因和生產關係不僅僅是作者說的“宋朝朱子學以降”“兩班制農奴生產缺乏積極性的低效”。中國為代表的“小農經濟”形成的歷史原因遠比宋朝和朱子學久遠。也不是因為生產效率原因自下而上的自我塑造,而是因為中國中央統治,皇權與宗族豪強權力博弈,避免土地兼併,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錐之地。貧民對豪強人身依附,地方勢力坐大,產生赤貧階級造成社會崩潰的頂層設計。耕者有其田的小農社會是工業革命以前中國等亞洲農業文明國家的壓艙石,也是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文化歷史基因。作者的解釋我看來明顯偏離了小農社會”耕者有其田“這一“小農社會”的意義。
 文章的意思總結一下就是:日本社會發展進程和東亞其他國家相差不遠,尤其是與華夏相比,所以華夏所謂的悠久農耕社會史是華夏人自嗨的結果。於是,讀者不禁要問了,作者真的是研究歷史的學者,不是政客嗎。
 由於深知自己國家的歷史比較短,看到中國歷史悠久,就希望把中國的歷史拉到和自己一個時間段,本子的手法,100年了,都沒什麼進步。偏偏本子是那種喜歡自說自話的人,喜歡自己提出一個莫名其妙的觀點,然後深信不疑,這篇文章就是這樣的。另外,用所謂東亞史,多少有點扯虎皮做大旗的既視感,這樣一來,就可以淡化中國對東亞各國的影響以及中國史在東亞的主導地位,順便太高了自己的歷史,呵呵。
 不喜歡日本的人,不應該把日本說得一無是處。上世紀日本歷史界的疑古運動,是理性的勝利。見“津田史觀”。任何國家要徹底現代化,逃不過歷史清理這一關。
 津田左右吉的疑古實際上是完全失敗的,日本直到今天還在宣傳“萬世一系”“單一民族”這些東西,那些古墳仍然禁止發掘。日本真想搞疑自己之古,就讓中國人進日本考察,不設任何禁區。否則都是空話。
https://www.guancha.cn/gongxiboshi/2018_09_24_473167.shtml
2018-09-28 10: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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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博:聖人還是罪人?曾國藩和湘軍為什麼喜歡打呆仗?
金融諮詢師、時事觀察者 2018-12-22 觀察者網

曾國藩打仗,喜歡“結硬寨,打呆仗”。具體而言,就是一旦遇敵,就先選好紮營地,挖壕溝、搞寨子(土木工事保護的營地),先把自己保護在防禦工事裡再做打算。特別是遇上攻城,就裡面一圈圍住敵人,外面再一圈防禦援軍。
  如果用今天的話來說,曾國藩的湘軍之所以愛搞“結硬寨,打呆仗”,是湘軍的締造者曾國藩落後時代的建軍思想,他對當時軍事技術發展的無知,以及他對過去幾百年西方軍事制度革命的無知,並且從上到下缺乏正規軍事培養所導致的直接結果。
  湘軍是一個民間團練,是在作為正規軍的滿漢八旗綠營已經徹底失去戰鬥力,而太平天國已經成勢的背景下誕生的應急產物。從一開始,它就缺乏一個長遠的建軍目標。然而曾國藩既然有自由建軍的全權,並且擁有設卡收稅和完全的人事權,那湘軍的存在不應該只是對內平叛那麼簡單,也不應該僅僅作為私兵存在作為曾國藩集團的個人資本。他應該把湘軍的定位放在作為替代舊軍隊的新式近代軍隊上。
........
  回應
還好意思說曾聖人,只是清腐朽封建政府的忠臣鎮壓人民起義而已。
說實話,太平軍就是最“封建落後”的。
打贏才是硬道理。此文完全是編個靶子來批。
最忌諱以上帝視角去評判歷史人物,聞博的最高成就也只能是評論家、批評家了。
個人認為,最多只能是一“健盆俠”
https://www.guancha.cn/Wenbo/2018_12_22_484173.shtml
2018-12-23 10: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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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媒:漢服熱,與民族主義無關

  英國BoF時裝商業評論2019-01-24:奇幻而非民族主義正在推動漢服復興 從北京到布里斯班和多倫多,隨著漢服愛好者正在世界各地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這種服裝正越來越受歡迎。如今百度貼吧中的漢服愛好者已超過92.5萬人,而2017年初時還不到70萬。
  與中國13.9億的人口相比,該數字微不足道,但對中國傳統服裝的日益迷戀將對時裝品牌產生深遠影響力。一些評論人士將該趨勢視為對中國新興民族主義的“花樣翻新”的呼應。然而,對大多數漢服愛好者來說,所謂的正本清源和民族主義並不在其考慮範圍。
  在接受採訪的漢服愛好者中,穿著漢服的想法普遍始于對武俠和中國熱播宮鬥劇的迷戀。對中國觀眾來說,二者構成遠比西方影視更天馬行空且更扣人心弦的奇幻世界。“當我很小時,我就喜歡披上被單假扮奇幻電視劇中的角色。”開漢服店的湖州市民孫穎(音)說道。92%的漢服愛好者購買而非自製漢服,其中網購尤其流行。去年11月,淘寶十大漢服店的總交易高達5067萬次,同比激增266%。“從某種意義上說,我認為這是一種奇幻和虛無主義,就像許多人眼中的角色扮演或玩角色扮演的電子遊戲一樣。”《中國千禧一代》一書的作者埃裡克•菲什說道。
  菲什表示所謂漢服熱確實具有愛國主義底色,但大部分漢服愛好者都是追求其中的時尚和群體元素。“其實,與大多數人認為的恰恰相反,中國年輕人的民族主義色彩正變得越來越不明顯,這已得到一些研究的證實。”菲什說道,“在現代中國,年輕人正在承受生活壓力,因此像漢服這樣嚮往更簡單和浪漫化時代的亞文化極具吸引力。”(作者薩姆•加斯金,丁雨晴譯)


“天下”——中國對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挑戰2019-01-24 觀察者網
Asia Times網站自由記者佩佩•埃斯科巴

如今“中國威脅論”在美國甚囂塵上,反華者聲稱中國不僅威脅到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也對美國共和體制構成致命威脅。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生活方式早已不再是發展中國家爭相效仿的榜樣,而美國的言行舉止也越來越像一個寡頭政治國家。正如一些領導人和學者試圖闡釋的那樣,在這一切的背後,是中美兩個大國在觀念和文化信仰上的巨大分歧。
2019-01-25 09: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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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正在調整當前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規則,使其真實反映中國地緣政治和經濟實力的復興。但這並不是要“推翻”由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立的國際體系。正如各國“組團”形成的貿易同盟是當前地緣經濟博弈的主角,民族國家仍將持續作為國際體系的支柱。
  中國的主要外交原則之一是不干涉別國內政。而美國自二戰結束以來就一直在干涉別國內政,從未消停。
  在2016年的“香格里拉對話”上,上海政法學院“一帶一路”與歐亞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相藍欣教授的講話很能體現中國真正的目標。
  相藍欣將“一帶一路”倡議定義為通往“後威斯特伐利亞世界”的途徑,即本世紀歐亞大陸在亞洲國家行動下真正走向地緣經濟一體化。這就是為什麼作為戰後國際規則制定者的美國會如此害怕“一帶一路”,以至於要不遺餘力地將其妖魔化。
  何為“天下”
有人認為千百年來,中國皇帝受命于天,號令天下,因此“天下”是一種“獨裁體制”。這種說法屬於一派胡言,反映出專業反華人士對中國古典文化最深層內涵的極度無知。
  西方要理解“天下”,不妨從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趙汀陽的2016年的著作《天下的當代性》入手,這本書去年被譯成法語,書名叫作《Tianxia:Tous sous un meme ciel》(天下:普天之下)。
  周朝(西元前1046-前256年)的天下體系在本質上是一種理論——一種源於古代中國、卻不局限於中國的概念,它能處理“全球化動態形成過程中”的普世性問題。
  這個概念像橋樑一樣把古代中國與21世紀的全球化聯繫在一起。在全球化時代,受民族國家、帝國主義和霸權爭奪定義的各種政治概念正在逐漸失去意義,主導未來的新興力量是全面的、包容的、普惠的全球網路,而這正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理念。
   “天下”是指一個真正以世界為政治主體的世界體系。在西方帝國主義的觀念裡,世界始終是被征服、被統治和被剝削的對象,從來不是政治主體。
  因此,我們要比民族國家站的更高、看得更遠,誠如老子所言“以天下觀天下”。
2019-01-25 09: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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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究中國文化根源就會發現,從形而上的角度出發,天下之外再無他物,因為“天”籠罩全球。所以,正如儒家理想所說的那樣,天下要大同,才是順應於天。
  因此,天下體系是包容而非排他的,這裡不再有敵夷的概念,沒有任何國家會被貼上敵人的標籤,也沒有什麼文化是這個體系所無法相容的。
  趙對西方體系進行了犀利的解構。他提出,我們所熟知的進步論其實緊緊貼合基督教的敘事邏輯,它已經成為了一種現代迷信。
  趙指出自從基督教戰勝希臘的異教文明以來,西方的驅動力量就來自一種戰鬥的邏輯。世界似乎是一個好戰的實體,各種群體和部落相互對立。西方征服世界的使命摧毀了“世界”這個概念的先驗的完整性。世界失去了它的神聖屬性,成了一個專供基督教實現普世性勝利的戰場。世界成為了一個客體。
  在這樣的世界裡,知識的霸權體系通過傳播方式和對語言規則的壟斷,在社會、歷史、生命、價值觀等所有領域鼓吹一種一神論的敘事。
  這個霸權體系中斷了其他文化的知識和歷史脈絡,將其他的精神世界化作毫無意義的廢墟,使它們失去完整性和神聖性。它以進步主義信仰(即世俗化的一神論)為名,貶低了所有其他文明歷史的歷史性;並把世界劃分為中心和邊緣地帶,前者是擁有歷史的“進化的”世界,後者是被剝奪了歷史的停滯的世界。
  這種觀點非常接近南方國家對西方殖民主義的主流批判。
  最後,趙回到了老子所說的“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上面。這與《周易》中所提到的陰陽緊密相關。陰陽是均衡態的功能性隱喻,任何存在的生命力都蘊藏在動態平衡裡。
  令反華者惱怒的是,中國目前採取的正是趙闡釋的天下觀,致力於實現國際關係中的“動態平衡”,這對美國的硬實力和軟實力領導地位構成了嚴峻挑戰。
  在《在習近平總書記外交思想指引下開拓前進》一文裡,中國外長王毅對習近平外交思想進行關鍵性闡釋,強調“習近平總書記的外交思想是對過去300多年來西方傳統國際關係理論的創新和超越”。我們必須結合天下理論框架來理解這種說法。
2019-01-25 09: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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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挑戰是西方前所未見的,因此美國政壇和西方精英都對此感到無比震驚。在與西方的溝通中,中國應該把天下體系定位為一種促進因素,它能比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更好地推動國際關係裡的“動態平衡”。
  天下體系對政治和文化的一系列巨大影響可能在翻譯過程中丟失,因此中國需要好好加強軟實力,來傳播自己的世界觀。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應止步於膚淺的謾駡,而應展開全球性的嚴肅討論。
(觀察者網李嘉東譯自《亞洲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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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是中國人對世界地理處於嬰兒狀態時的理解,就不要拿出來獻醜了。
可憐的是從羅馬到美國,西方人拿出的世界治理方案連嬰兒狀態的中國人都不如……兩千年過去了,天下體系居然依舊是人類世界政府的最優選擇,不知該說誰在獻醜……

從這幾個方面看,清朝是中國歷史上最成熟的帝國 2019-01-22 何炳棣

近期,史學界頻出大新聞。1月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掛牌成立。1月14日,《人民日報》載文《牢牢把握清史研究話語權》,強調清史研究的重要性。一直以來,歷史學是冷門專業,看似無用,而無用之用是為大用。 實際上,早在上世紀60年代,史學名家何炳棣便撰文強調了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在他看來,清代對於現代中國有著重要的奠基意義。這一朝代不僅為現代中國提供了穩固的地理與民族實體,而且塑造了我們對於傳統制度與文化內在力量的認知。
  清代的重要性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如果沒有1600至1800年間滿族統治者極為勤奮努力地,並且技巧嫺熟地致力於拓展疆域,中國永遠都不會有今日這樣廣大的疆域,清代使中國成為了一個地理與民族的實體。簡單地統計或許能告訴我們部分的事實。
  就所謂中國“本部”(China proper)在中國歷史上大部分的帝制時期中,中國擁有有效管轄權的邊界大致為1532800平方英里,這只有美國一半的大小。到清末,當滿洲帝國的疆域從它擴張的頂峰時期(18世紀末)經歷了顯著的縮小後,它仍然擁有接近4278000平方英里的土地,比中國人民共和國的領土要大606000平方英里。
2019-01-25 09: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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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漢唐巔峰時期亦曾經略西域,擴張到今日俄屬突厥斯坦,蒙古帝國更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世界帝國,但前者的統治是短暫的,後者的組織結構過於鬆散,以至於沒有在歷史上留下多少烙印。相反,唯有滿洲帝國能成功的制定政策以統治幅員遼闊的區域,並且設計出複雜的行政與軍事機器,以鞏固這個中國歷史上最穩定而持續的龐大帝國。
…..
在總結清代的領土遺產時,或許應該指出,清代中國內部邊疆的擴張,雖然看似並非帝國建構(empire-building)那樣的洪業,但其歷史重要性毫不遜色。儘管中國內部邊疆的擴張史幾乎與中國自身的歷史同樣悠久,但直到雍正(1723-1735)以降,才制定了更強有力的政策以將那些非漢族群漢化。這些族群主要居住於湖南的山谷中以及湖北的高地,還有雲、貴、桂、川等省的群山之中。政策的核心是改土歸流。從1723年開始,這一政策被廣泛運用于甘肅、青海、中國屬突厥以及西藏東部地區,後者於1928年至1949年間設立西康省。值得提及的是,在滿族統治最後幾年中,這一政策依然在西康反復施行。倘若沒有這些西南省份內陸疆域的拓展與鞏固,那麼日後在抗日戰爭(1937-1945)中,大西南是否能成功地作為支持抵抗戰的大後方值得懷疑。不論從外部還是內部看,清代最大的貢獻在於建構起了近代中國鞏固的地理實體。
  第二,清代的第二個重要遺產是它的龐大人口。在清代之前的官方記錄中,中國人口的頂峰是6千萬,儘管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一些朝代,如宋代與明代,實際人口可能超過了1億,但基本的事實是,在一個前工業化時代,若無特別適宜的經濟與制度因素,如此持續的高增長率是不可能實現的。正如我在《中國人口史研究1368-1935》中討論的,這一優異的經濟與制度因素出現於1683年後直到乾隆晚期的國泰民安的繁榮時代,在這一時代中國人口暴增至3億。儘管後來經濟出現惡化,人口與土地比例也不容樂觀,但這一增長趨勢依然無法阻止,直到1850年,人口已經突破4億3千萬。儘管中國受困於人口過多與大眾的貧困,他現在的人口已經超過7億。即便是歷史上最嚴酷的斯巴達式政權也無法改變這一趨勢。要瞭解人口增長的歷史根源,清代的統治又是至關重要的。
  第三,清代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征服王朝。而它成功的關鍵無疑在於早期滿族統治者制定了徹底系統性漢化的政策。清代提供了一個完美的研究文化吸收的複雜進程的個案,它塑造了我們對於中國傳統制度與文化的內在力量的認知。
2019-01-25 09: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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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空間不允許我給出一個系統的解釋以闡述為何早期清代統治者會採納這樣一種政策。但這裡我們足以認為,對一個征服族群來說,當它的人口遠遠少於被它所征服的漢族時,最有效的長期政策是:支持中華民族特別是其關鍵階級,即士大夫階級所視為正統的那些制度與文化系統。5世紀時北魏孝文帝的系統性漢化政策,以及法國的亨利四世在1598年的改奉天主教,都是取決於類似的政治必要性。
  滿洲帝國宗室、貴族與官員系統性漢化可由如下事實證明:從立國起,就完全吸收了明代的政府制度,再輔以少數滿族的理性的改進與制度創新。無論是康熙皇帝,還是他那些在社會政治關係上持保守消極態度的繼承者,都積極扶持新儒家作為官方正統的意識形態。清代的皇帝對孔子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高度尊敬。(在北京二跪六拜,在孔子的家鄉曲阜三跪九拜)對皇室後裔進行以正統儒家思想為主導的嚴格的中國歷史教育。儒家正統思想被用於為廢止滿洲八旗制度中的某些封建關係而進行的辯護。在國家支持下,展開了大規模的印刷出版活動,將程朱學派的新儒家著述,以及文字訓詁工具書,及個人的文集等收集在一起,編纂進《四庫全書》。至於中國的文學、書法、繪畫乃至娛樂方式也被滿族接受。
  當然,雄才大略的統治者如康熙、雍正、乾隆等,事實上並不會認識不到保留滿族本身的特點與習俗的重要性。但中華文化的吸引力如此強大,以至於到了18世紀後期,帝國官方強調的對本民族特點的保持,已經淪為對部分皇室宗親與滿族科舉候選人的法律上的義務,比如學習騎射之術,滿文等。儘管滿族的薩滿信仰似乎還保持到了王朝的結束。有強有力的證據可以證明,即使對滿族王公來說,最遲到19世紀初之後,滿語也已經成為了一種死語言。此外,跨族婚姻在整個清朝都十分盛行。事實上,很多旗人逐漸陷於貧困,其結果只能是他們通過通婚日益于漢人融合,不論在城市還是鄉村,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無需詳述。
  事實上,滿族漢化程度如此之深,以致我們竟將其視為傳統的儒家國家與社會,這種情形不僅在早期的中國朝代中出現,在清代也是如此。我們有必要提一下,在宋代儒家國家形成的時代,總所周知,在指導思想與實際政策上存在著顯著的差異,而且並沒有欽定的學術正統。儘管明朝的創立者選擇了程朱學派作為正統,但他的後人,並沒有真正的看重這種意識形態。
2019-01-25 09:3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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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天才的明代統治者宣宗(1425-1435),也曾將一位官員及其家屬關進監獄,因為他抗議皇帝,認為應該由淵博的學者幫助皇帝學習宋儒真德秀的《大學衍義》。而對比之下,從康熙時代到清末,官方選擇的皇家教師,以及春秋兩季為皇帝講授儒家學說的學者都是程朱學派的。且不論其後果的好壞,可以肯定的是在滿洲異族的統治下,中國成為了一個嚴格遵循正統儒家思想的國家。在清代,對現代的學生稱為儒家思想的那些規範、習俗、價值的滲透之深入,接受之廣泛,在清代之前的任何歷史時期都是不可能發現的。
  儘管滿族的漢化與儒家化政策付出了難以估量的代價,但其收益同樣巨大。滿族統治了中國268年,而元朝統治中國只有89年。儘管存在著種種缺陷以及鎮壓手段,康熙、雍正、早期乾隆的時代,依然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盛世。大部分人民享受著和平、繁榮而心滿意足的生活。重大的考驗來自1851年,在太平天國的叛亂中,漢民族的大部分,特別是它的關鍵階級士大夫,忠誠地站在他們的滿族統治者一邊為其戰鬥。這是因為,所謂的“異族王朝”,實際上已經遠比過去的中國王朝更為儒家化了。
  第四,儘管隨著清朝的結束,舊秩序崩潰了,但從整體上看,必須認識到,它作為一個傳統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體系,具有高度的成熟性,並且在經濟與社會上,實現了高度的跨區域的整合。就政治制度而言,清代顯然從宋明的失誤中得益匪淺。比較唐以降不同朝代的行政法,我們可以知道,在很多方面,諸如不同官員之間的管轄權以及相互關係的處理,檔的分類與傳遞,決策的程式以及其後的執行過程,以及方方面面的官員任免、考績等領域,清代的制度都顯得更加審慎、有序及理性。
  儘管實際上很少有——假如有的話——社會經濟制度是清代原創的。眾所周知,商人行會與手工業者行會,至少可以上溯到唐代。近代的父系宗族可以上溯到1050年,私人學術與針對科舉考生的社區學校系統可以上訴到宋代。同樣,各種非政府慈善機構也早在宋代就已出現,如救濟孤兒的機構以及提供給窮人的社區公墓,救生船等組織都出現在清代之前。不過,在清代之前的這些制度與機構可能是零星的,支持不足的,在地理分佈上也是有限的,而在清代它們得到了充分的發展,並越來越普及。
2019-01-25 09:3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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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極好的例子可以說明社會經濟制度的成熟,並昭示著大規模的跨區域經濟與社會整合,這就是各種各樣的志願者協會,它們基於同鄉而形成,一般稱為“會館”。從現存記錄看,最早的會館在1420年代前期出現在北京,是排他的安徽蕪湖的同鄉會館,是中央政府的官方機構。從1560年開始,有些地區商人團體開始在國家的首都建立他們的會館。到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在長江下游的主要城市和少數繁榮的鄉鎮,都建立起了各地商會與手工業行會的會館。
….
第五,在物質文化與藝術方面,清代被視為一個悠閒與繁榮的時代,且從1683年(譯者按,平定三藩)後的中華太平盛世之後,君主施行仁慈的專制。藝術業迅速發展,不同的繪畫卷軸越來越多的產生出來,以供大眾與精英之消費。當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商業鉅子制定出炫耀性消費的新標準後,從未有過的眾多的人口迅速地提升了他們的生活水準。
…..
最後,我認為十分重要的是,應當嘗試指出為什麼中國歷史上這個最為成熟的帝國會走向衰弱?
  首先,這些在中華太平盛世的世紀中難得的經濟與制度的有利因素,使致18世紀末時,人口爆炸到達了前為所有的程度,導致了一系列的新經濟問題的產生,這樣一來中國就沒有辦法支持科學技術知識方面的投資。
  第二,在外在的莊重華袞之下,乾隆朝在各方面都出現了廣泛的矛盾,如法律與實踐的矛盾,還有貪污腐化。以至於乾隆朝以後,康熙、雍正時代曾實行的仁慈專制只得轉變為嚴酷的專制,這導致了白蓮教的興起以及隨後的叛亂。
  第三,太平天國戰爭迫使1850年後的清政府恢復賣官鬻爵之制,且其規模驚人,達到史無前例的程度,這被許多後太平天國時代的政治家與官僚視為一切行政罪惡之淵藪。
  第四,在太平天國叛亂時期以及其後,一種權力去中心化的趨勢開始盛行,這是由於省級威權力量的興起,但這些省級威權力量又越來越無力控制地方上的官員。
  第五,在中國歷史上從未有出現過這樣的情況,中國被西方捲入近代世界政治的漩渦,且這時的西方在很多方面並不遜色於中國,在某些關鍵方面甚至優於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前,這些因素就開始導致滿族帝國的衰弱,1840年之後,這些因素彙聚在一起並相互作用,最後導致了清王朝的垮臺以及傳統中國的制度與儒家文化的重新整合。本文來自《亞洲研究》,由楊昂翻譯。
2019-01-25 09: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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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崛起的野心之作 「樞紐」熱銷20萬冊 2019-01-28 聯合報

中國崛起挑戰全球秩序需有一套論述、敘事和價值觀來激盪,「樞紐:三千年的中國」一書應運而生。這部中國大歷史的龐大野心之作,具有湯恩比式的歷史哲學視野,亦可視為「一帶一路」對外戰略的新歷史敘事。
  「樞紐」作者施展是外交學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亦是「大觀」團隊中有志於中國歷史敘事的青年學者。施展以「樞紐」為書名,指的是中國位於海洋秩序與大陸秩序的仲介位置,即是世界秩序的樞紐。中國歷史有兩大特殊性,一是中國是軸心文明的載體,二是中國的超大規模性。中國是大一統的「二元帝國統治」,既有強大財力的「中原之富」,又有彪悍軍力的「草原之雄」,猶如帝國雙翼。
  然而,中國遭逢「內卷化」的魔咒。「內卷化」源於人類學家吉爾茨(Clifford Geertz)的概念,是指社會文化模式發展到定型後,遂停滯不前而無法轉換成更高等模式。施展援引「內卷化」指中國以龐大勞動力為基礎的經濟模式後,中華文明長時間在低水準處徘徊。
  若要破解「內卷化」魔咒,施展認為,需要有外部資源注入,中西之間的相遇成為中國歷史繼續發展的內在需求,中國加入世界的發展格局,得以在全球化的趨勢中瓦解「內卷化」問題。
  這本書在中國大陸銷量已破廿萬冊,「羅輯思維」創始人羅振宇推薦為年度好書。
此書也並非無懈可擊,論述帶有「功能論」的目的論色彩,即認為存在即是合理的,比如談到「二元帝國統治」,以長城為分界線,「中原之富」與「草原之雄」,互為所需;另提出全球經濟的「雙循環」結構,中國與歐美國家的「第一循環」,以及中國與亞拉非國家的「第二循環」,挑戰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
  習近平新強人政治崛起,對內對外需要有「王者之聲」。作者從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出發,力主歷史辯證法看待中國史,合理化共產黨的執政,合理化習統治政權及對外擴張,當然就無視於中華民國的角色與位置,亦是此書的一個缺憾。
  回應
很懷疑記者是否閱讀全書? 還是加上"野心"就算交差?

給施展《樞紐》道歉,以及“歷史”的危險 by羅成

首先我要向施展的《樞紐》道歉,上次因為情緒性的反感羅輯思維的過度行銷,匆匆寫了一篇吐槽書評《“羅振宇+施展”雙網紅如何用一部《樞紐》為大國崛起唱讚歌》,確實有很多情緒性的東西,沒想清楚也沒說清楚,引起一些質疑,這次寫了一篇長文來說清楚。
2019-01-28 09:22:44
圖博館
一、《樞紐》一書的優點
這本書,最大的價值我個人覺得是參考文獻,其次是他在通史類著作中加入民族史、內亞史、東亞史的相關內容,最後,這本書寫得通俗易懂,施展尤其口才好,真羡慕。
  二、《樞紐》的書寫背景:大國崛起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
我先從這本書寫的背景邏輯(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和底層思想(天下體系、超大規模性)來談一談為什麼我對這本書的批判如此激烈。
  1、民族主義:大國崛起的證明焦慮
大國崛起情緒引發的民族主義近年來非常明顯,《戰狼2》的爆紅便是例子。
  2、國家主義: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
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結合,可能把國家引向危險的邊緣,德日大國崛起的教訓和值得我們借鑒。
  三、《樞紐》的底層思想:天下體系與超大規模性
  1、天下體系:危險的烏托邦
施展在序言裡也提到了這本書與趙汀陽《天下體系》的聯繫,同時,在採訪中提到了《樞紐》思想來源的著作之一是吳稼祥的公天下,軸心文明的載體其實就是天下體系。
  2、超大規模性:錯把次因當主因
施展的超大規模性理論的整體偏地理決定論,超大規模性引發出“內卷化”概念之後,說明中國技術落後是因為人口的超大規模性,我承認這是原因之一(費孝通有類似的表述),但我認為這並非主要原因。
  關於中國李約瑟難題“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金觀濤《興盛與危機》等都有回答,我傾向於主要是因為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楨:?)。另外,施展把中國大國崛起歸因於政治整合完成後的超大規模性(尤其是人口)再發力,我更傾向于周其仁教授在《改革的邏輯》,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主要原因在於制度成本的降低。也就是說大國崛起並非是政治整合帶來的強大,相反是政府退出市場領域帶來的活力(楨:?)。
  回應一下網友對我的質疑:
  1、你為什麼這麼反對大國崛起?你不相信中國會大國崛起嗎?
首先,我並不反對大國崛起,而且我相信,中國還會繼續大國崛起,因為中國手裡還要很多好牌可以打,比如政治體制的改革、壟斷行業的開放、土地的自由流轉(楨:?)、耕地紅線的潛力...等等,最重要的還有科斯在《變革中國》裡說的思想(楨:政治?)的自由和開放,講為中國的創新帶來巨大的推動力。
  2、你是不是不愛國?你是不是愛美國?
關於愛國借用網友說母校一句話來說明,母校換成祖國一樣適用:
母校就是那個自己罵了千百遍卻不許別人罵一句的地方。
2019-01-28 09:30:04
阿楨
餘鵬鯤:中國盾構——如何從弱國到世界第一 2019-03-28 觀察者網

2019-2-23,中鐵裝備集團兩台土壓平衡盾構機成功通過現場驗收,正式交付日本西松建設公司,兩台設備將用於新加坡地鐵6號環線C882項目。去年僅中鐵裝備一家的盾構設備年產能就已達到280台以上,累計出廠盾構780餘台,先後出口新加坡、黎巴嫩、阿聯酋、義大利、卡塔爾等18個國家和地區。如今,國產隧道掘進設備在國內市場的佔有率達到90%以上,並在全球市場上佔據2/3以上。誰能想到,就在十多年前偌大一個中國,居然沒有一台現代化的複合式盾構機。
  回應
“世界第一”強迫症晚期,只要哪個領域沒有世界第一,黨和政府的領導、民族自信心和行業顏面,就都受到了強烈挑戰!
2019-03-29 08:25:48
阿楨
5集紀錄片《遠祖之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9mTVkURWFM

巫山人動搖人類起源 2006-03-11

 關於直立人,20世紀20年代,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發現了距今50萬年的北京人,其後,陝西藍田人、雲南元謀人、安徽和縣人、湖北陽縣人及南京湯山人也相繼問世。
過去,由於東非大裂谷人類的發現,西方學者提出了人類起源於非洲的結論,亞洲直立人則是從非洲擴散而來的。中國學者曾提出過“亞洲也可能是人類起源地之一”的看法,但一直缺少200~400萬年前人類化石材料的證明。
 1984-1988年,由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重慶自然博物館、巫山縣文物管理所等單位組成的一支長江三峽科學考察隊,在四川省巫山縣大廟鎮的龍骨坡一洞穴堆積層裏,發掘出一個人類門齒和一段人類下頜骨,頜骨上帶有兩個牙齒。在發現以上化石的同一層位,除發現人類加工或使用過的骨器外,還發現了巨猿及其它110多種哺乳動物的化石,這在世界古人類發掘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並在世界學術界、考古界掀起了一次有關人類起源的大討論。一個震驚世界的“巫山人遺址”就這樣展現在世界學術介面前。
 1991年,中科院先後經過孢粉分析、古地磁和氨基酸測定,其地質年代為更新世早期,距今204萬年,後又經美國、英國等科學家用最先進的電子自旋共振法測定,其年代被正式確定為200萬年前。證實了巫山猿人是目前亞洲發現的最早的人類。據《奧秘》雜誌分析,到目前為止,三峽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研究人猿分野的地域,連著名的非洲奧杜威峽谷也無法與三峽相比。因為,巨猿和“巫山人”共同生活在一起,足以說明在長江和三峽尚未形成之前,猿人和巨猿的祖先就棲息生存在那裏。
 此次巫山人的主要發現者、中科院古脊椎所黃萬波研究員,正是當年我國著名的藍田猿人、和縣猿人的發現者。根據多年的研究,黃萬波等提出人類在200萬年前就出現在亞洲,長江三峽地區,這有可能揭開人類起源之謎。他的有關文章在英國《自然》雜誌上刊登,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反響,被認為“這個新的發現將動搖人類演化的理論”。
2019-04-06 12:20:47
阿楨
苗柔柔:從法國漢學家看西方理解中國的艱難 2019-05-02 觀察者網
法國“中國與盧瓦爾協會”秘書長

前幾天,筆者在法國文化中心參加了一場關於中國文化的報告會,主講是一位法國漢學家,他研究和傳播中國文化已經70年了,是法國學士院院士。參會者們提了幾個問題,其中有兩個:
1.講座中提到了西方的中世紀騎士制度,您認為中國為什麼沒有騎士?
2.西方非常重商,您認為中國商業為什麼不像西方那麼發達?
老先生的回答是,一,他認為中國沒有騎士,是因為中國人的宗法。中國社會是以宗族為單位的,宗法束縛了宗族內的成員;而且中國人以文人為主,講究從文的方面來解決問題,而不是用騎士用武力解決問題;第二,他認為中國的文人階層打壓了經商者,因為中國的文人一直歧視商業。
  筆者很尊重這位漢學家,他為中國文化在西方的發展貢獻良多,很多看法也很獨到。但是就這兩個問題,筆者覺得他給出的答案儘管不是完全不沾邊兒,但至少不是根本原因。
  西方的騎士,按照定義,是受過專門訓練的騎兵,但是在廣義上擴展為為領主服務的地位較高的軍事人員。在後來宣揚的騎士精神和騎士文學中,騎士以勇敢忠誠為原則,不懼犧牲完成領主交付的任務,是勇武和美德的象徵。
  在中國的歷史上,有一個階段,曾經大批量地出現這類人物:春秋戰國。其間的各種俠客,無論是專諸刺僚,還是要離刺慶忌,豫讓刺殺趙襄子,到荊軻刺秦王,還有孟勝為陽城君守封國而死難,許多弟子也從其死。
  但為什麼中國的俠客不像西方的騎士那樣,給人印象深刻?
春秋戰國和西方中世紀都是小國林立,動亂的年代為武士們提供了生存的空間,隨著秦漢一統的國家建立,武士們失去了大顯身手的舞臺,自然湮滅在眾人中。何況,“俠以武犯禁”,在皇帝的眼裡,只顧私人情感、不論法令規則的俠客本身就是造成社會失序的不安定因素,是需要特別鎮壓的物件。
2019-05-03 10:12:36
阿楨
中國的俠客們,早早就被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王朝和多軍種的龐大軍隊淘汰掉了。這一現象同樣在西方體現。中世紀後,各國政體逐漸進入集權的穩定階段,地方諸侯不再互相爭霸,而且軍隊也由於集權的發展而上升至萬人級別,十幾個幾十個騎士完全沒有了對抗大軍的能力,所以中世紀之後,騎士文化逐漸沒落,指揮戰爭的將領才是眾望所歸的主角。
  所以中國俠客的失意,與中國比西方更快的歷史進程有關,與宗法的關係基本不大,從專諸到荊軻,誰被宗法束縛住了?
  第二,中國的商業是文人打壓的嗎?
  和中世紀環境相同的春秋戰國時期,商業和商人非但沒有受到打壓,反而是各國諸侯鼓勵和拉攏的對象。因為諸國對峙,想要增強城市和國家的經濟實力,必須大力發展工商業,許多商人經營鹽鐵,富比王侯。大商人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鄭國商人弦高偶遇秦國偷襲鄭國,所帶商品竟然能夠冒充國君的國禮,獻給秦軍,更不用說呂不韋投資趙異人,最後當上了秦相國。
  此時各國優待商人,除了富國,還因為各國戰亂不斷,人口消亡很快,商業佔用的人力還不會造成嚴重的糧食問題;而且群雄並立,商人在這個國家受到打壓,就會自然地流動到其他的國家去,打壓的國家非但沒有好處,反而損害了自己的利益。
  到了漢武帝時期,長期安全穩定的生活使得人口激增,但糧食產量顯然不可能隨著人口速度同步增長;偏偏中國又是個自然災害頻繁的國家,《史記•貨殖列傳》記載:“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在農業辛勞收益低,商業比較輕鬆又收益高的情況下,如果不扶農抑商,無數農民就會棄農經商,造成糧食短缺。一旦發生大饑荒,輕則流寇四起,社會動盪,重則皇帝身死,改朝換代,這是最簡單的道理,文人明白,皇帝更明白。
  所以儘管武帝時期還沒有出現明顯的文人階層,皇帝也已經意識到商業對農業的嚴重衝擊和它的後果,開始打壓商業,直到清朝依然不能改變;只要統治階級不能確定長期解決了糧食問題,重農抑商制度就會一直執行,這不是文人的選擇,甚至不是皇權的決定,而是歷史的選擇。
  就算是重商的西方,對商人也不是始終笑臉相迎的。以聖殿騎士團為例,他們在全盛時,擁有9000座莊園或領地,年收入超過600萬英鎊,他們向各國國王放貸,並且接受存款業務,這是最典型的商業活動了吧?
2019-05-03 10:13:47
阿楨
但就是因為他們放貸太多,法國國王腓力四世既無力償還巨額債務,又垂涎聖殿騎士團的龐大資產,在1291年和1306年先後兩次用暴力洗劫法國境內的義大利銀行家與猶太銀行家之後,又乾脆聯絡了教皇克雷芒五世,在1307年把騎士團一網打盡,總團長雅克•德•莫萊被送上火刑架慢慢烤死。
  事實證明,無論中外,王權只有在有利可圖且又無力掌控的時候,才會大力扶持商業;一旦商業挾持的資本勢力擴張到危及王權的地步,只要王權有能力,都會對商業實行打壓,這關係到切身利益,不是階層或族群侵軋的問題。
  筆者在西方多年,深感由於中西的歷史發展不同帶來了文化和政體的不同,所引發的中西觀念的根本不同,使得雙方在理解對方時,很容易出現偏差。就西方對中國的認識而言,一方面,無視中國的獨特性質,對中國不符合西方標準的現象,經常不理解、不接受,甚至扣上異端的帽子;另一方面,又經常忽視人類社會發展的共同點,把中國出現的和西方一樣的現象,歸結到中國獨有的原因或責任上去(為達到利己目的、揣著明白裝糊塗的除外)。
  中國很多人亦對西方的某些現象懷有幻覺,例如,筆者在朋友圈裡曾經看到,對西方遲遲擴展不了移動支付業務,聲稱是出於個人隱私的保護;看到西方年輕人買房的比率大大低於中國,又以為是西方租房制度完善,人民嚮往自由,實在是讓筆者覺得好笑。這兩個問題其實就一個原因:沒錢。哪兒有那麼多高大上的清新理由?
  中國發展到現在,不能拘于中國文化,還要瞭解世界文化;但要瞭解世界文化,首先要在中國文化上站住腳。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用世界的眼光審視自己固然重要,用自己的眼光審視自己同樣重要。在噪音嘈雜的國際舞臺上,維持本心,堅守立場,並推廣中國的理念,是我們要面對的艱巨任務。
  回應
說到底還是陰魂不散的“西方中心論”和西方征服世界的野心,對於過去強調西方的獨特性和優越性,對於現在和未來則強調西方的“普世價值”。就像近來爭論所謂的古希臘才有科學,中國和其他古文明就沒有一樣,在觀網也引發了大量爭議
2019-05-03 10:14:09
阿楨
鄭姝音世錦賽金牌被東道主“偷走”,裁判的判罰“肆無忌憚”

新華社曼徹斯特2019-05-17電,在世界跆拳道錦標賽女子73公斤以上級決賽中,鄭姝音後兩個回合一直大比分領先英國的衛冕冠軍沃克頓。沃克頓不斷採取將鄭姝音推出界外的戰術,裁判屢屢判罰鄭姝音扣分。臨近比賽結束,鄭依然以20:10領先,這時裁判認為鄭扣分次數達到10次,按照跆拳道規則,對手自動獲勝。但現場的英國觀眾不斷給沃送去噓聲。鄭被這意外的判罰驚呆了,她一邊擦淚一邊走下競技台。現場觀眾不斷給她鼓掌,鄭重新返回賽場,哭著向觀眾鞠躬致意。
“要不是國家不允許罷賽,我們絕對不會領獎的。”
  回應
西方人比不過人家:比如本文明目張膽的作弊;比如乒乓球改規則,還贏不了中國,我不玩了;中國人比不過人家:管他什麼人種差異不差異,我就是要突破。這種思維同樣表現在其他的方面,比如5g。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中國5000年來絕大多數時間內都是世界領先的。

易中天說中華史只有3700年,能這麼砍嗎?2019-05-17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二裡頭工作隊隊長許宏

易中天先生的演講,非常富有煽動性。《易中天中華史》,開宗明義地講中華歷史,一講就是從3700年開始,3700年以前基本上無從談起。
狹義地看,作為政治實體的中國只能上溯到3700年那個時候……我們一直以來就存在著歷史文獻學和考古學兩大話語系統:一邊是歷史文獻上的伏羲、女媧、三皇五帝、國家級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一邊是考古學上的前仰韶、仰韶、龍山、二裡頭、二裡崗時代。這兩大系統的合流是在殷墟有可以證明自己族屬和王朝歸屬的文字材料出現。
如果看一下全球更早的文明,早在一兩千年之前,整個地中海東岸地區、中亞地區就有了比較發達的青銅文化,我們如果放開眼界,就會發現中國以青銅冶鑄為代表的一些外來的因素有東漸的趨勢,很明顯,這種交流和傳遞(西風東漸)是一波一波的。
  回應
文明外來,文化外來,人種外來,這是一個系列作者的邏輯。他們這套路和米軍天天跟國會說“中國威脅”一樣的。
2019-05-20 09:20:06
阿楨
中國是一個偽裝成民族國家的文明 2019-06-14 復旦中國研究院研究員文揚

本系列一直在交替使用以下幾個概念說明中華文明的唯一性:一個是唯一延續的文明,一個是“廣土巨族”,一個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第一個是流行已久並流傳很廣的定論,第二和第三個是本人近幾年(楨:“天下”?)創造出來並嘗試著用於理論建構的。雖然在論述中三個概念會交替使用,但在邏輯上這三者卻不是並列的。在我的概念體系中,前兩個其實是後一個的結果——“廣土巨族”是文明的空間特徵,5000年延續未中斷是文明的時間特徵,歸根結底都源於“天下”型定居文明這個本質。因為是天下定居,所以最終形成了廣土巨族;因為是天下定居,所以生存下來並發展至今。
  概言之,“天下”型定居文明是中華文明區別于所有其他文明的一個本質性的特徵。
為了清楚地論述這個問題,需要界定一些基本概念:從邏輯上講,天下與無天下相對,定居與遊動相對,廣土與狹土相對,巨族與小族相對,文明延續與文明覆滅或中斷相對,文明社會與蠻族社會相對,農耕社會與狩獵採集社會、漁獵社會和畜牧社會相對,中原與草原地帶、森林地帶、戈壁地帶和高原地帶相對。
  典型的無天下的定居文明,如歷史上的印度社會,有大規模的定居,但支離破碎、各成一體,不成天下。典型的遊牧-游獵文明,例如歷史上中國北方的戎狄或諸胡和歐亞大草原上的各個騎馬民族社會,沒有固定的都城和要塞,只有移動的氈帳。典型的游商文明,例如歷史上往來于歐亞非三大洲樞紐地帶使用駱駝以及地中海上使用船舶的各個行商民族的社會,城市就是商路驛站,經濟就是長途販運。典型的游盜文明,例如歷史上西北歐和俄羅斯一帶專以入侵南方定居社會家園並鵲巢鳩佔為能事的森林裡的蠻族社會、草原上的騎馬民族社會、或海上的海盜民族社會。
……
https://www.guancha.cn/WenYang/2019_06_16_505798_1.shtml
2019-06-18 09:01:58
阿楨
《萬曆十五年》對中國的批評,偏頗在哪裡? 2019-07-31 觀察者網

  黃仁宇是有中國情懷的人,他為落後的中國尋找病源,卻開出西方現代的藥方,有他的時代局限性。在回憶錄《黃河青山》中,他就批評美國學者只是站在西方自由民主的立場上,並不懂得對中國和亞洲的歷史有同情的理解,他觀察到在美國人那裡“中國必須被視為白雪公主或老巫婆”,“美國人不願意修正自己捍衛自由民主的象徵”……
  不過也應注意到,黃在感情上雖並不能接受西方現代性為唯一標準,卻為古代中國開出現代數位化管理的藥方,顯然和他自己說的對歷史“同情的理解”有矛盾之處。他的一些批評,如:
  無法積累資本持續成為趨勢,再加上機制的缺乏,是中國人生活水準低落的主要原因。官僚管理依賴文化凝聚力來維持政治穩定,本身無法成為在本質上擴展國家經濟的工具。
  缺乏實質的中間階層向來是根本上的弱點,中國政府和國家的道德色彩、理想的正義、沉湎於偽裝等現象,都肇因於在數字上無法管理的局勢。如果沒有掌握這一點,我們也可能誤判中國近年來的發展。
  不僅過於局限在他所專長的近代財政史的研究視野,而且用以概括中國古代的社會問題並不合適,因為中國歷史如此漫長,即便從兩千年的視角看,與世界各種文明相比,衡量中國在數字管理上的得失,恐怕都是一個很大的學術話題。難怪葛兆光說,這樣的觀點讓人看出韋伯(Max Weber)理論的陰影籠罩,這種思路很容易把傳統中國與現代西方看成兩極。誠如其言,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念,把複雜的歷史過於簡單化。
  而黃氏的“道德代替法律”,和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一樣,在我的學生時代,是流行的幾種解釋中國社會的“大歷史觀”之一。
  道德和法律,任何理想的社會都應該堅持,不可能選擇一邊來代替另一邊。西方有維護程式正義的制度和法律,也有培養道德情感的宗教;同樣,中國古代社會也是禮和法並重的。
  黃曾為自己辯護:“《萬曆十五年》指出道德非萬能,不能代替技術,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從沒有說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觀點應當遠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術解決的問題,不要先就扯上了一個道德問題。”
  可見,黃仁宇實際反對的是“道德優先”。但“道德優先”恐怕正是中國古人的智慧結晶。
2019-07-31 11:28:52
阿楨
美國聯邦上訴法院法官勒納德•漢德(Learned Hamd)說:“我總是不明白,人們為什麼要求助於憲法、法律、法院、法官來實現公平和正義,我反復地告誡你們,這麼做是錯的。因為真正的公平正義只存在於男女老少的心中,如果公平正義在人們的心中死去,憲法、法律、法院、法官誰也救不了他!”
  著名倫理學家麥金泰爾在《誰之正義?何種合理性?》也提出了這個深刻的問題,如果忽視了個體美德的培養,所謂的正義制度、正義規則是“誰之正義”呢?
  西方的有識之士所看到的問題,正是中國古人早已總結的。這些經典的論述,值得一一徵引,我們現代中國人都應該好好讀一遍。
“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鹽鐵論》)
“不知禮義,不可以刑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錶,教之所成也。”(《淮南子》)
“不教而殺謂之虐”(《論語》)
  這些格言不僅僅是空口白話的道德教化,其意義是被歷史所證明的。《史記》載,漢朝的興起,免去繁文縟節而提倡質樸,法網寬疏得可以漏掉“吞舟之魚”,可是吏治卻蒸蒸日上,誰也不敢為非作歹,百姓和美安定。
  這正如《漢書》所言:“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
“導之以德教,德教洽而民氣樂;驅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
  中國古人重視道德,是因為看到了制度問題的背後,根本是人的問題;是因為懂得社會治亂的根本在人心;是因為認識到,體制只是外因,領導才是內因。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禮記•中庸》)
……
2019-07-31 11:29:12
阿楨
忽視道德教育的社會,在“法外之地”充滿了各種反社會的行為和問題,比如校園霸淩、青少年吸毒、酗酒、賣淫。另一方面,法律並不解決根本問題,“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美國前司法部長霍爾德曾感慨,美國只擁有世界5%的人口,但美國監獄關押的囚犯約占全球囚犯總數的四分之一。
程式正義只是形式上的正義,道德所追求的是正義的本質。令人欣慰的是,我們沒有因為《萬曆十五年》的流行,丟棄了中國傳統社會對道德教育的重視,恰恰相反,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國力的增強和自信心的提高,我們更加重視了傳統道德教育,並更深地與選賢任能、治國理政相結合,這確實是當今執政者的過人之處。
  回應
 黃仁宇應該叫民國士大夫派,在失敗的惆悵中自怨自艾。
 呼喚“情理法”是麼?敗壞就是“情”高於“法”開始的,。
 法律只是社會的一條底線,準確的說法律就是約束動物的,約束人的是道德。就像美國要打壓華為,只要他想,總能找出點雞毛蒜皮出來,的確“依法”了
 立法最多只能維持程式上的正義,美國社會就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典型,何況還有太多合法化的腐敗,多少罪惡假汝之名!
 法制是基石是底線,德治是補充。這沒什麼好爭論的!
 恰恰相反,道德才是最可靠的,法律才是最不可靠的。因為維繫道德的是人心,而保障法律的是國家暴力。國家暴力經常失效。怎樣才能做到執法必嚴呢?這仍然有賴於人的高度自律和強大的行動力。那麼問題來了,人何以有高度的自律和強大行動力?這恐怕還是來源於由歷史實踐所塑造的人的內在的德性。
2019-07-31 11:30:57
阿楨
氣候變遷!大陸西北正變濕變暖 戈壁也泛綠意 2019-09-18 聯合報

千百年來,中國西北給人的印象都是冬季酷寒、全年乾旱少雨。但大陸長期的研究卻發現,受氣候變遷影響,一個日益明顯的趨勢是,大西北正在變暖、變濕,曾經寸草不生的戈壁,如今也開始泛出綠意。
據新華社報導,早在1980年代,中國科學院院士施雅風就注意到,中國西北降水增多的變化。他後來並提出,西北氣候可能正在向「暖濕」轉型的推斷。
大陸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丁一匯說,「30多年來的情況證實了這一推斷。降水增多主要由於氣候變暖,趨勢預計持續到21世紀中葉。」
根據陝甘寧青等省區氣象部門的資料顯示,1961年以來,中國西北地區呈升溫趨勢,大部份地區降水也增多。2000年之後,「暖濕化」更為顯著。
以甘肅為例,1961年至2015年,平均每十年升溫攝氏0.29度,降水則是東西有異,河西走廊每十年降水增加4毫米至12毫米。2018年甘肅省平均氣溫較常年偏高0.7度,平均降水量較常年偏多27.7%。
丁一匯表示,「自然變暖的正周期與人類活動導致全球變暖的正趨勢疊加,導致這一情況。這是趨勢,而非周期震盪。」
甘肅省氣象局副局長張強指出,西北地方對全球變暖的回應更敏感,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也更顯著。如西部生態安全屏障祁連山,1973年至2016年平均每十年升溫0.45度,明顯高於全國和全球平均水準。
新華社稱,專家認為,這將是西北發展和生態改善的大好機會。蘭州區域氣候中心的資料顯示,2018年甘肅省植被覆蓋度為近18年來最高,戈壁荒漠面積減少,生態環境顯著恢復。
在海拔超過1,500公尺的天水市秦州區楊家寺鎮建立農業合作社的何甲奇說,經濟作物適種區正在向北、向高海拔地區移動。「現在高海拔地區也能種菜,錯季上市菜價高。」
但專家也警告,氣候變化是「雙刃劍」。目前中國西北地方出現「旱澇並存並增」的新情況,極端天氣增多、加大了防災、減災壓力。
中科院副研究員李宗省說,氣候變化為西北帶來新機遇,但西北乾旱的本底環境不會改變,應協調好可持續發展與水資源短缺的關係以應對新挑戰。
2019-09-19 08: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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