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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1-30 13:36:00 | 人氣(2,156) | 回應(0) | 上一篇 | 下一篇

四季版「李敖全集」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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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全集自序

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若狂欲語誰?
                --梁啟超詩

  一九四九年的四月十二號,差十三天十四歲,躺在難民船的甲板上,我到了台灣。那時候難逃成瘋逃難成風,兵荒馬亂中,我小學文憑都來不及領,反倒念了兩次初一上。到台灣後,我跳班考進台中一中初二,念到高二完了,高三念了十幾天,就自願休學在家。--我實在受不了那教人窒息的教育氣氛,我決心消極抵抗。

  這種消極抵抗,在我以同等學力考進台大後,又一再重施:在法律系,我自願休學;在歷史研究所,又自願休學。••••••在二十六歲以前的我,花了太多太多的代價,竭力保持自己的完整--我一個人,在跟環境鬥、跟環境苦鬥。

  這種苦鬥,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一號,有了新的局面。這一天,我在「文星」發表了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從這一開始,對包圍我的環境,我終於做到了積極攻擊與突破。

  「文星」的盛世拖了四年,最後雜誌被禁、書店被封,一切都百舉待廢、後患無窮。朝野雙方,追殺李敖,幾無寧日,這好像是有道理的。因為我在四年中間,做到了否定我的人十四年也消滅不了的大成績。這種大成績,我用否定者的文字,來肯定一段--

  「李敖君在自由中國文化論壇上所掀起的這股狂潮,實在是政府遷台以後的空前盛事,其意識型態與西方自熱門爵士音樂興起後風行的搖滾、扭腰、衝浪,以至由『披頭』歌而瘋狂一時的阿哥哥舞完全相似。英國的『披頭』,自詡『比耶穌更受歡迎』,台灣的李敖,則口口聲聲,自己是『得人心的英雄』。而且,我們這位文化界的『披頭』明星李敖君,在台灣的『賣座』情形,大概只有使台北一度成為狂人城的梁兄哥凌波小姐可以與之媲美,被人求簽名、索相片的『陣勢』,亦完全相同。文壇上,勉強可以比擬的,似乎也只有新近暴享大名的『窗外』女作家瓊瑤女士。」(但沒讀過瓊瑤作品的,大有人在,沒看過李敖文章的,在台灣知識界,幾乎是絕無其人。)(無非:「文星•問題•人物」)
  

  這種肯定,從皮相看的地方很多,實在不足以為李敖光寵,我還是引一段從骨子裏追殺我的,以證明在我敵人眼中,我的大成績何在。這段追殺登在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一號的「徵信新聞報」(「中國時報」前身)上,出自徐復觀之手。他的指控是長篇大論的,我只引第二項中說我「發展之程度,早經威脅到整個社會與民族之安全」那一段--

  「茲將其年來誹謗行為,根據初步不完全之統計,作成附表二。計其對個人指名之誹謗,自孔子以至胡適、錢穆,凡五十七人。其對集體之誹謗,自台灣大學文學院、中央研究院、孔孟學會、立法院、內政部、各大學中文系、全體研究中國文化者、全體較李敖年長之學人、全政府官吏、全國民黨員,以至整個中華民族。謂孔子之像為『恐怖』、將孔子思想與西門慶、魏忠賢等列齊觀。對研究孔子思想之人,除加以毒詞穢語外,並謂『早應打耳括子』。對祭孔子之禮童,詆之為『大鬼』。對主祭之台北市長,指為被殺作祭品之『犧牲』。稱胡適為『大懵懂』,『把文史學風帶到這種迂腐不堪的境地』,『脫不開乾嘉餘孽的把戲』。指錢穆為『大腦在休息,小腦正在反射』;『近乎卜巫之間的人兒』。指台灣大學為『分贓』、『腐化』、『遮羞完畢』、『拼命撈錢』、『與家裏「歐巴桑」先姦後娶者有之;姦而不娶者有之』。罵年老一輩之學人都是『吃閒飯黑心飯』、『使他們的子孫因他們而感到羞恥』;『我們不得不狠狠打它幾個耳括子』。罵內政部是『愚昧』、『落伍』。罵立法委員是『妄人』、『可恥』。指全政府官員全國民黨員是『這種人的耳括子早就該被打』;『沒人格的知識分子』。罵各大學中文系是『濃瘡』、是『義和團』、『準義和團』;『非狠狠開刀一次不可』。罵中國之法律是『荒唐的法律,任何文明國家所沒有的法律』。罵中國文化是『那一點比那用叉子吃人肉的老哥高明』。罵我們民族是連『最野蠻的民族』都不如之民族。並向友邦挑撥『把洋鬼子綁起來,這是中華民族美夢之一』。在附表二所列資料,尚極不完全;而此處僅隨意從列表二中摘舉一二,由此可知李敖不僅對一切用盡毒詞穢語,且欲見之於『開刀』『打耳括子』之行動,不僅誣盡中國一切文化,且欲挑撥我國與世界友邦之感情,使我國受到世界各國之輕視與敵視。共黨未到,而李敖所發動之鬥爭清算之陰影,已壟罩於全台灣。國步方艱,而由李敖所出賣之民族立場,及向友邦之挑撥行為,已否定年來全朝野所作之國際合作之努力。」


  看了徐復觀陳列我的「罪狀」,我真該「感謝」他,「感謝」他真是我的知己。我這些短於自知的大成績和自己不好意思說的大成績,竟這樣簡單扼要的肯定於親愛的徐之口,足證我這短短四年的努力,是石破天驚的了!

  「文星」被封殺以後,我陷入十四年的大霉運,欲賣牛肉麵而不可得,這是又一段一個人跟環境鬥、跟環境苦鬥的歷程。這段歷程,悽楚而慘烈,結論是:我還是我,李敖沒有變。去年我復出後,有兩次跟一大堆大學生談話,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毛頭,當場指摘我,我笑著說:「我從大學畢業到今天,正好二十年,不論環境怎麼打擊我,我頑強得很、堅定得很,我沒有變。我一個人,在跟團體鬥。二十年下來,我還在鬥。你們呢?畢業後能繼續鬥五年,不改本色,還要鬥下去、還能鬥下去,我就服你們!」

  多少年來,讚美的眼睛、挖苦的眼睛、嫉妒的眼睛、仇恨的眼睛、看好戲的眼睛,••••••多少種眼睛在看著我,我低眉自許,我橫眉冷對,我細嚼黃連不皺眉!

  三十年來,在這個島上,在東海之濱,我努力使自己不受一時一地的污染,保持自我,做特立獨行的大丈夫、男子漢,我的下限標準是:「能少做一分懦夫,就多充一分勇士;能表白一下真我,就少戴一次假面;如果與覆巢同下,希望自己不是一個太狼狽的『壞蛋』;如果置身釜底,希望自己不做俎肉而是一條活生生的遊魂!」

  做為一個永不自滿的人,我覺得我做得不夠好;但是,一位曾被判過死刑的老者的一番話,又常常在我耳邊響起:「現在是團體對團體、組織對組織的時代,你只是一個人,在這島上,誰又能比你做得更好?任何英雄豪傑,如果他只是一個人在這裏,誰又能比你做得更多、更興風作浪?」

  康寧祥在「假如政府像企業公司」裏,寫道:「李敖先生是胡適先生嫡傳弟子,對史學文學的研究相當傑出,為什麼難以見容於政府,也要嘗受六、七年的鐵窗味?」康寧祥的問題,觸及了我在台灣島處境的核心,我李敖的作風,難以見容於政府,這是很當然的事,我一點也不注意。教我注意的,毋寧是黃信介的一段談話,黃信介說:「台灣戒嚴以來二十八年,都沒有新的報紙取得發行許可,雜誌勉強還有,但大都是外省人辦的,以外省人的眼光來看台灣的政治,例如『自由中國』,雖然辦得很好,但與本地人的看法仍不免有出入,又如李敖,可以說是本地人了,因他來台時還是一個小孩子,什麼都不懂,是這裏長大的,但是他的看法仍然和我們有出入。」(王拓:「黨外的聲音」訪黃信介)

  我讀了這段談話,感觸很多。但是第一個感觸,不是別的,而是地理上的困惑。

  一九三五年的四月二十五號,我生在中國東北的哈爾濱。我的祖籍是山東濰縣,祖父就生在山東。清朝時候,山東有了天災,祖父替人趕馬車,表演東北開拓史,在長白山上、在松花江畔,他的山東口音,一直回響在那兒。他做過工人、農民、打更的、看墳的、土匪和打土匪的。••••••直到八十三歲死的時候,他還不大能寫自己的名字,但他身邊,卻帶著大量祖先的名字--「李氏宗譜」。從燭照香薰的族譜裏,我發現:原來我文明的時候,漢族還野性未脫。這一追溯,證明了以種族自豪或自限的中國人,實在「歷史不及格」。

  辛亥革命以後,這種不及格的現象,慢慢好轉,但是,另一種「地理不及格」,卻又嚴重起來。那就是地域觀念和省際觀念。這種觀念,當政治的當權者南方人多了以後,就愈來愈不對勁。中國歷史傳統是:當皇上的,大都是北方人。北方人受地理環境影響,心胸比較大,雖然比南方人笨拙,但卻比南方人夠味兒,不像南方人喜歡搞小圈圈。喜歡搞小圈圈,對一地一省一黨一派的人也許有暫時的好處,但對整個國家說來,對真正的「天下為公」說來,一定有長遠的害處。

  地理上,台灣是一個島,一個大陸邊上的小島。不管怎麼放大,先天上,「島國的褊狹之見」(insular prejudice)總有它的比例。這種褊狹,配上搞小圈圈搞到台灣來的「外省人」,自然也就你圈圈我也圈圈。這種演變,是三十多年來在朝在野的最大悲劇,三十年來,不管是壓迫人的,還是被人壓迫的,大家都變得鼠肚雀腸,缺乏大氣派。

  一九六六年,在「文星」尾聲的時候,我就感到這種演變的悲劇性。那年六月十一深夜,我回信給北一女的讀者,寫道:「你說你『出生在台灣的文盲的小鎮裏(台南縣內)』,『大志勃勃的「北征」,才於去年考上了北一女』,這是很不錯的事。窮鄉僻壤最能埋沒人才,你看看古文那篇『傷仲永』,就可體會出這種埋沒的情況。你在台北讀書,當然比較起來,可開了不少眼界,但你若『喜歡看課外書』愈多(當然是像樣的『課外書』),你就會愈來愈發現:這個中華民國的『首善之區』,也不過是文明世界的『窮鄉僻壤』,你若要真想在文明世界中眼觀四面耳聽八方,你必須練習拓展眼界與聲幅,練習放棄『小島的氣派』『小島的度量衡』,去矚目這個新世界、傾聽這個新世界。最能走向這條路的人,才是最有助於未來中國的人。現在大家在這島上住久了,多少都被感染上一種『島氣』,愛耍小把戲、愛計較小斤小兩,這種現象,真是不該不該。我希望你今後讀課外書,多朝開拓的方向著力,身處陸舟,心在江湖,努力去做一個大氣派的人。」

  
  從一九四九到一九八O,在這島上,我住了三十年,沒離開一步,我個人感染了多少「島氣」,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定有。我保持警覺,經常告訴自己「放棄『小島的氣派』『小島的度量衡』,去矚目這個新世界、傾聽這個新世界」。從在「文星」興風作浪起,我努力在這島上,用我的力量,「做砥柱於中流」「挽狂瀾於既倒」,使遠在天邊的,近在眼前。雖然我被允許活動的範圍極窄、時間極短,但我究竟做到了特立獨行。我敢說:三十年來,又能發揮打擊力、又能獨來獨往的唯一一個真人,不是別人,就是我。狄阿傑尼斯在白天打燈籠尋找大丈夫、男子漢,兩千三百年後,他如找到台灣來,必然驚真人於異代!三十年的歲月,在這島上要發揮打擊力又要獨來獨往,這是最值得自負的事。亞歷山大大帝見到狄阿傑尼斯,自負的說:「如果我不是亞歷山大,我願我是狄阿傑尼斯。」三十年的堅苦卓絕,我的自負是:「如果我不是李敖,我願我是李敖第二。」

  可是李敖沒有第二,就好像沒有第二個英雄--一邊「難以見容於政府」,一邊「他的看法仍然和我們有出入」--一樣。做為一個來自白山黑水的人、做為一個午夜神馳於人類憂患的人、做為一個思想才情獨邁千古的人,我實在「生不逢時」。嚴格的說,我根本不屬於這個時代,就好像耶穌不屬於他那個時代一樣。我本該是五十年後才降世的人,因為我的境界,在這個島上,至少超出五十年。我同許多敵友,不是「相見恨晚」,而是「相見恨早」。今天的窘局,只是他們媽媽小產和我媽媽早產的誤差。這一誤差,湊合了許多根本不該碰面的人碰在一起。也許,只有從這個謔畫的角度來看我難以見容於這個島,大家才舒服一點、開展一點,而做為「人民公敵」的我,也能茍活一點。

  羅素在回憶中,特別提到蕭伯納「易卜生主義精華」(The Guintessence of Ibsenism)給他的印象。蕭伯納這本書,出版在一八九一年,是論易卜生最精采的一本。書中他論易卜生「人民公敵」一節,尤其引人。易卜生「人民公敵」劇本,寫於一八八二,寫斯鐸曼為了宣傳真理,遭遇到愚昧勢力對他的全面迫害--從報紙拒登到印刷廠拒印,到演講會被趕下台、被撕破衣服、被丟石塊,寫盡了一個特立獨行先知的孤立與悲哀。

  「人民公敵」作者本人,在三十六歲時自我流放,直到晚年,才得到自己同胞和全世界的肯定。在他五十五歲時候,他留下一封信給朋友,說:「十年以後,斯鐸曼的見解,社會上一般人大概也跟上了。但這十年中,斯鐸曼自己也不斷在進步。所以十年以後,他的見解仍然比一般人超出十年。就我個人來說,我感到我不斷在進步。以前我每個劇本裏的主張,如今都漸漸變成一般人的主張。但等他們跟到那一境界的時候,我早就不在那兒了,我又更進一步了。我希望我總是朝前走了。」

  近二十年來,在這的島上,我李敖的處境,一如易卜生筆下的「人民公敵」,遭遇到上上下下愚昧勢力的全面誤解與夾擊,同樣在三十六歲之年,因義受難。等我去年復出時候,我已行年四十四了。
   
  今年四月二十五日,是我四十五歲生日。最近見報,慶祝九十大壽的名流大有人在,我想:我也活個九十吧。但我又想:一般名流有了名,一輩子是老套--只坐享聲名利息,不想超越別人,更不想超越自己。這種人的九十歲,跟他四十五歲完全一樣。這可真沒意思,我可不想這樣。

  我要繼續超越別人,更超越自己。  

  拒絕了諾貝爾獎的蕭伯納,在九十四歲的生命的中途,推開已得到的大名,改行搞劇作,下半生變成文學家;捐出了諾貝爾獎的史懷哲,在九十歲生命的中途,推開已得到的大名,改行做醫生,下半生變成人道主義者。

  今年四十五歲的我,做為一個救世家、戰士、鬥士、思想家、批評家、歷史家、文章家、••••••所得到的大名,早已超出一時一地的評價。「紐約時報」說我是這個地區的「火首」和「野人」,倫敦「中國季刊」說我是「英雄」。……我都不以此自滿,我要在四十五歲起,多搞世界性、永恆性的大手筆。

  海外的雜誌說我是「先知」,我認為這是我真正的評價。對世界、對中國的指向,將是我下半生生命的主力。「李敖全集」的出版,可算是四十五歲前的李敖的一次總結,不是祝壽,而是誌哀,--哀悼四十五年的生命離我而去,而我的大成績,卻那麼小!

            一九八O年蒙難九周年之日,在中國台灣島


--選自蔡漢勳編著,文化頑童李敖--李敖被忽視的另一面,大村文化出版











圖片說明:

1.李敖噴噴噴噴噴噴噴噴

2.亞歷山大見狄阿傑尼斯

3.我希望我總是朝前走了

台長: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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