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間七點多，我在福安街頭，坐上早己在大陸各大城市中絕跡的「面的」到福安市郊的福安師範專科學校，夜間到訪，自然是免不了被盤問一番。幸好陪同的朋友熟門熟路，很快地過關。進到校門，才真正感到有學校的味道。通過兩棟教學樓和中庭，教師宿舍樓就在我的左前方。這宿舍樓不大，有三棟樓，所以依次為一號樓、二號樓、三號樓，標準的大陸為建築編號的習慣。宿舍樓有四層樓高，走過樓前小庭院，穿過低矮的樓梯間車庫拾級而上，方老師（為保護受訪者，以下姓名均為化名）就住在三號樓的四樓。方老師戴著一副厚重的近視眼鏡，有些木訥的外表，方方的國字臉給他最好的正字標記，他熱情地招呼我們進門。這宿舍樓只有15坪大小，隔成四個房間，進門的第一間為客廳，客廳的後邊一間是主臥室，另一間為方老師兒子小寶的房間，這兩間寢室都在宿舍的後方；最後一間則為廚房，與客廳同在前半部，面對著師範學校的學生宿舍樓。我同行的朋友，也就是方老師的學生，進了門就坐在客廳聊了起來。
方老師原本不知道我的來歷，乍聽到我是從台灣來的，顯得有些訝異，但一會兒那異樣的神情就消失了。我並沒有採用開門見山的方式，而是在談話中不斷加入我想問的問題。
方老師的簡歷
方老師1966年生於福建省周寧縣，父母皆務農為生，高中畢業之前都沒有踏出過周寧縣一步。在高三那年，有一個保送福建師大的機會，但是方老師並沒有去報到，心裏總想著應該可以考到更好的高校，所以就放棄了那次保送，參加了高考。那一年方老師的高考成績還不錯，那時大陸高考的分發和台灣不一樣，台灣是統一報名統一填志願分開，但是在大陸，只要超過分數線的考生，大學可以挑人，分發也分好幾批。也就是說，大學之間分等級，北大、清大、各省師範大學等高校，是第一批高校考生的分發學校。方老師是夠得上第一批分發的考生，但是第一批分發卻又被福建師大挑走了，那時也沒多想，從此就踏上數學教師這條路。那是1985年。
1989年畢業，就分發至福安師範專科學校教書，當了兩年的班主任（即為班導師）之後長期擔任科任教師至今，另外他還在福安市的寧德民族中學初中部兼幾堂數學課。1992年結婚，妻子在康厝鄉一所小學教書，育有一子（也只能有一個孩子，因為他是漢族且又是城市戶口，嚴行一胎化政策的結果）。生活單純，偶爾搓搓麻將，或是帶孩子出去散步，現為一級教師。大陸教師實行等級制，目前師範生畢業後，有一年的試用期，即為台灣的實習教師，但支全薪。過了試用期得到續聘則為二級教師，逐次升為一級、高級、特級教師。每一級除二級教師升一級教師是按年資自動晉升外，其餘均要通過寫小論文的形式升等。
方老師的教學
由於方老師長期都在師範學校教書，所以對於師範生很了解，與台灣相同的是，師範生女多於男且多得很多，這間師範學校學生年紀相當於高中生，因為是中專的關係（大陸的普通師範專科為中等專科，中等專科招收初中畢業生，修業年限為三年，與台灣二十年前的師範專科學校未改制前相同，不過台灣是五年制而目前大陸是採三年制）。所以方老師認為中專生的自覺度還算夠，而且師範的管理相當嚴格，加上女多男少的特性，因此在學生管理上非常輕鬆，並不會費太多心思在學生的問題上，事實上也沒有什麼問題好操心的。方老師說：「其實我自己也沒有什麼教學理念啦，就是把該教的教到會，教得完就好，其它的沒什麼。」至於學生的失序或生活上的問題也不多見，在擔任班主任時，「也只是自訂了班規交由班級幹部去執行，所以並是很有在管事的。」方老師一派輕鬆地說。
師範生的學業規定是很嚴的，一學期開什麼課就幾得都得上，因不是學分制，一般來說，師範生的素質還算是較好的，畢竟是經過初考和中考兩次篩選，方老師強調：「學生有自覺，管理也容易些，不過這些年也慢鯬會有一些戀愛糾紛之類的事出現，至於校園暴力是幾乎沒有的。」方老師說著說著卻開始對中國大陸目前教育政策的變化更迭過快有些不滿。「現在初中都不用考了，學生上了初中卻因為程度落差太大，有些東西變得很難教，學生也不太自覺，慢慢的初中生的程度也低落了，現在學生又愛上網吧什麼的，用功的學生變得少了。」
方老師教師工資的變遷
1985年剛進入福建師大時，每個月有十八元的伙食費發給學生，方老師強調，那時「十八元一個月夠吃了。你們台灣人對於這數字比較沒有感覺，但是我們經過那個年代自然是有感覺的。」1989年畢業分配到福安後，剛開始的工資是128元人民幣，雖然這樣的工資對於像電話電視摩托車等等當時都是負擔不起的，但是單純過日子還算是過得去，不像現在雖然工資逐步調高，但支出著多而繁重。十年來，方老師的工資漲了七、八倍，現在大約是將近一千元人民幣，但還是有被日子得透不過氣來的感覺。「我們大陸經濟水平起點低，但閩東更低，閩南和我同級別的教師工資可以是我的三倍，福州也可以是我的兩倍。中國差異太大了，一個省都可以有這麼多的差異，何況是在西北內地呢！」方老師說這話時神情略為沉重。「共產黨要高薪養廉，可是錢誰嫌多？」現在方老師每週上十六節課，都是數學課。而在民族中學的課是教初中生，對方老師來說，也算是一個好的教職工作。只是大陸教職人員的工資太低，教職員的士氣普遍不高，方老師就說：「反正過一天算一天，又不會餓死……」豁達中也透露著幾許無奈。
方老師還和我交換了一些時局的看法，他認為不管誰統誰，兩岸三通總是好的。三通至少福建做為一個對口的地區，得到經濟的效益是很大的。站在民族的立場，他說他贊成統一，但是面對大陸官方的貪污腐敗與形式主義，方老師則感到深惡痛絕。「中國將來快完蛋了！」他說，「新聞裏只會報說哪裏稅收創新高；哪裏產量提高幾倍；哪裏人均又達到什麼水平，都是數字遊戲！」「平民百姓感受不到這樣的變化，只有過日子要緊。」另外，他對於經濟發展所產生的問題，他說：「暴發戶、低水平的人經濟反而比知識分子好，這些暴發戶的存在，某方面也造成了目前中國社會反智的傾向。」他繼續說道：「學費太貴使農村子弟上不起學亦反向淘汰了農村人民。」方老師認為，長期下來中國會回到解放前的階級社會，其實是一樣糟糕。
特別的經驗：六四風波
我得知方老師是89年畢業的，特晚問了他關於那年六四事件的看法，沒想到他倒很爽快地談起他的看法和親身經驗。
「當時可以說是全國的學生在遊行吧……整個事件大學在六四以後都停止了。五月份學生在北京絕食消息傳到福州時，反正學生年紀輕，精力充沛又沒事幹，一有點事就往往一呼百應，在那時的氣氛之下，沒有幾個人不會被北京的事感動的，所以就走出去了。至於當時大家也不理解是什麼目的去上街頭，走就是了。我們那時全市的交通都被學生癱瘓掉了，看到轎車就喊打，因為當時有車的幾乎都是單位的車，私人是沒有車的。看到車就喊著『倒爺』、『貪官』之類的口號和咒罵，所以汽車不敢開上街。公交車呢，只要是學生坐的一律免費！所以學生就成群結隊地坐著公車到處逛，街頭在圍堵的學生看見公交車上若有學生拿著學生證在窗外晃的，就會讓開一條路讓公交車通過。沒學生的話就擋住不給過。我們在火車站、市政府、省政府前面聚集著，大家跟著喊口號，而政府官員沒有上面的命令說什麼也不敢動。公安武警也只能站在政府門口，手勾手圍成人牆擋住學生。學生們就喊衝，頂著武警人牆，頂了過去，武警又頂回來，就這樣子來回好多次。武警也不敢動手打人，那時候心裏面真有一種優越感，那時的情況也是，反正共產黨就是靠群眾起家的，搞遊行示威那一套我們學生也會，跟共產黨學來的嘛！火車站那裏也給我們佔了，火車好久都沒有開，可以說交通，福建對外交通都斷了。我們在遊行，市民夾道看著我們，還會鼓掌，那時心裏感受很強烈。的確是覺得有在幹些事業的樣子，儘管當時也不知道在幹什麼、喊什麼。至於帶頭的肯定是帶有政治目的，口號他們都編得好好的，我們就是跟著喊而已。」
「六四以後情況都不同了。電視整天都在播著北京的軍人武警被打、被殺還有通緝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畫面。你想想，全副武裝的軍警要還是被人民打成這樣，肯定他們之前不知幹了什麼事讓市民憤怒才會去打他們。那些我們沒看到的不知道是誰打誰我們就不知道了。你們在國外在台灣看的肯定與我們國內的不一樣，反正畫面假不了，只是都沒播出全面的，不能盡信。我這屆的學生剛好是89年畢業的，六四之後上面要查也難查，只好拿那一年畢業的學生開刀。我們那年畢業的師大學生工作分配都很不好。」我問道，難道其它年班的學生不會這樣嗎？方老師說：
「沒辦法，怎麼查？只好在我們這屆的學生上動腦了。下一年兩年的學生都沒事，只有89年畢業的被處分。事實上那時要畢業了也沒什麼事幹，去得最多的也是畢業班的學生，那時走上整個市區走一圈都不會累，現在想想，真不知是哪裏來的力氣。」
「政府鎮壓也有他的道理。那時整個福建交通全斷，政府單位被圍，學生圍著政府單位要求官員出來對話，政府運作都癱掉了，再不處理整個中國都要亂掉了！中國太大，只得強制作法，硬壓下去才可以。」我問他，如果再有這樣的機會你會去遊行嗎？方老師答得妙：
「現在誰喊什麼我都不去了！」方老師哈哈大笑。
至於文化大革命，1966年方老師剛出生，但是「小時候記憶還很深刻。當時全都是向著毛主席，每天早上全市集會，喊口號，遊行然後就回去。那時也沒多想什麼，很單純的跟著去，上下一心的感覺很不錯，不像現在……」方老師說，「長大了，很多事都記不住，反倒是十歲以前文革時期的事記得特別清楚，都不會忘，那真是印象深刻啊。」方老師邊說著，彷彿那十年文革的童年回憶一下子就都回到眼前來。
我們一聊就聊就晚上十點多，也不好意思打擾太久，聽了方老師談了這麼多，我覺得很幸運，也許像方老師願意向一位剛結識的台灣人訴說過去的記憶，尤其是中國大陸近年來的禁忌：六四事件的往事的人大概很難遇得到，整個談話就在師母從市裏回來後結束，後來方老師還到學校外面的小吃店裏請我和朋友喝酒吃飯，盡了地主之誼，這一次的談話收穫很多，雖然沒談太多有關學校教學裏的細節，但是田野就是這樣，想問的往往問不到，沒有意識去問的卻在無意間記了下來，而這些談話其實對田野工作者來說並不是一無是處，有時候反倒能讓田野工作者得到新的素材和田野工作的新方向，也因此，在大陸的田野工作就是一種每天都有新發現、每天都有新的變化的一件有趣的工作。到現在我還清楚記得方老師戴著那厚厚的近視眼鏡和漂亮的師母一起和我在小吃店裏乾杯的情景，但願遠方的他們一切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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