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 比丘觀淨
新時代的方向：學習佛陀的教導
觀：水野弘元博士在《佛教的真髓》「序言」的結論提到：「日本佛教雖然承續中國佛教而從事佛學研究，但其吸收、採納的大多是屬於實際信仰修持的部份，尤其是鎌倉時代的念佛宗、禪宗、唱誦經題等新佛教，就是嘗試繼承原始佛教及初期大乘佛教的教法，以探究純粹、簡明的信仰實修而形成的新興宗教。這就是筆者(水野弘元)認為『佛教真髓』的所在」。這本書是二次大戰後的著作，若是戰前的著作，這類論調會更明顯。而戰後的著作，特別是通俗性作品，只有在引導信眾成為(日本)佛教徒的目的下，才易透顯這種論調。但是發生效用卻是這些通俗性的書，至於真正學術性的著作不是這樣寫法，因為民族主義的情緒過高。
呂：這種觀點某種層面近似梅原猛與京都學派高舉大日本主義的縮小版，易流於忽略佛教源頭的歷史事實，卻將自身的民族情感給宗教絕對化。當代日本學界的「批判佛教」學者袴谷憲昭與松本史朗等人，對於上述的觀點提出不少強烈批判。
觀：日本佛教的聖典觀，原本源自於華語系佛教。但是，從明治維新開始，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們為了給日本佛教、日本精神，還有對於日本精神的世界化，提供宗教哲學之證明，裡面掺雜不少民族情緒。這種情形，就待正法之光加以精審。呂老師的研究就曾適加澄清。事實上，佛陀的創教就是淨化印度婆羅門的民族與種姓情執，佛教才能成為世界宗教。像呂老師的專文後面提到：「究竟要追隨佛陀？或是要追隨導師？」的問題，對於欣仰印順法師思想卻又衷信傳統中國佛教的人而言，他們抉擇的是否在此？或許可能是「究竟要追隨傳統中國佛教？或是要追隨導師？」。
印順法師的思想對華語系傳統佛教足以稱為新典範。但是，追隨中國佛教的舊典範者是否誠然接受呢？例如，印順法師評論中國禪：「禪者不從事學問」的研究，「只能就自己修持的內容去解說」經典，違反經義法制，「對存在於人間的佛教，起著嚴重的破壞作用」 。又評到：中國禪宗「給予中國佛教的創傷，到現在還無法恢復」 。其批評禪宗的態度，曾被讚美為：「像這樣放膽而談的氣度，縱然在日本佛教學界，尚不能不有所顧忌」 。但是，《印順佛學思想研究》中，在結說印順法師對禪宗的評價時，卻說道: 印順法師「對於禪宗，並沒有什麼貶抑之意」(頁368)。這就是個例子，印證其真正的問題可能是「究竟要追隨傳統中國佛教？或是要追隨導師？」至於，印順法師認為：阿彌陀佛與西方淨土「與一神教的思想相呼應」。這類思想對其帶來的災難，更引人深思佛陀的教導：世間是苦。但是，若正視林鎮國教授發表在《人生雜誌》的〈他者與馴化之間〉之建設性反省，華語系佛教舊典範想要創造新機的話，最好的回應就是審思印順法師的合理批判。
面對21世紀的全球化時代，對於立足於中國佛教傳統的人，可能很容易將漢傳傳統佛教視為未來新世紀的國際展望與對話中心。但是，國際佛教學界與一般的知識界如何認識佛教的史實與評斷佛教的價值呢？例如，Max Weber在二十世紀初所傳述的佛教為何？他的《中國的宗教》中並未提及中國佛教。二十世紀末的Giddens在《社會學》中簡述佛教時，佛教在中國則是一語帶過。M. Eliade在《世界宗教理念史》中，所傳述的佛教為何？卷三已至十五世紀，還未真正提及中國佛教。雅斯培的《四大聖哲》中，有一位佛陀。近來凱倫．阿姆斯壯的書於國際暢銷，中譯之中仍有一本《佛陀》。E. Lamotte的《印度佛教史》乃公認的經典之作，全書只寫到西元一世紀，認定佛陀教導的正法就已大幅印度教化，轉為在家人求救贖的信仰，「神化的佛(deified Buddha)」之宗教。
不管是那一書或那一行甚或那一宗教的人，都對這位人間佛陀存著一份敬意，立足佛陀而論述佛教。如何與國際學界接軌呢？或許因此，就有論文在全球化的視野中，論述印順思想或作出歷史評述。我們要迎向時代，展望未來，是否要提昇佛教知識的品質？合宜之道，基於合理的佛教知識論述，立本於人間佛陀而建立宗教認同與世界史觀。
呂：所以應該是三選一，「究竟要追隨佛陀？或是要追隨導師？還是要追隨傳統中國佛教？」。這顯示印老思想影響的層面僅處於知識社群層面的影響，對深著於中國佛教主流信仰層面者而言，影響並不甚大。但是即使是三選一，這還是要回到一個基本問題，即「法」的正當性與根源性從哪裡開始的問題？最能代表釋尊教導實況的初期佛教聖典，歷來不曾受到中國佛教主流的尊重，中國佛教的法源始終與這部分區隔甚明。如果將漢傳傳統佛教發揚到國際與新時代，最大的挑戰可能就是無法說明這種類型的佛教的法源究竟與歷史的佛陀與佛教聖典有何關係，因為佛教在世界史的定位與法源始終還是要從人間那位釋迦牟尼佛寫起。若以六祖慧能等中國祖師作為佛教法源的全面性與正當性基礎，西方人或許會願意視為那是地區性佛教的小傳統，但是對於這樣的佛教法脈不免會有疑惑。
觀：「佛陀出現是快樂」(《法句經第194頌》)，佛教出現在世界史上來自歷史的釋尊。「暢演正法是快樂」(續上)，佛陀的慈悲教導，正法揭顯於世。透過原始聖典來重現佛陀的教導，這一直是最引人入勝的研究，其史要可參考DE Jong1993年的一篇論文。「僧伽和合是快樂」，佛陀的睿智教誡，僧團與律教住現世間。2000年前後，至少就有兩本華人的博士論文致力於重現人間佛陀對尼眾的律教，作為考察當今律教的正當性基礎。可見，佛陀教導的正法律(saddhammavinaya)是佛教合法性(dhammena)與適宜性(vinayena)的基礎。
事實上，印順法師早年就重視歷史的教證，接受人間佛陀為佛教正當性的來源，雖然未必如上述的研究精純。他的不少重要工作在於揭示初期佛教聖典的重要性，引導華語系佛教歸仰人間佛陀。但是，如何透過聖典研習佛陀的教導呢？西方早期的研究中，強調巴利語，甚至只以巴利聖典來重現佛陀的教導。這是一偏。另一偏是強調巴利聖典的重要性只屬於赤銅鍱部。然而，當今的研究呼聲走向中道，重視對讀巴漢聖典。而巴利聖典作為現存的唯一一部印度語系的聖典，在研習佛法上，仍受到顯著的尊重。所以，綜合學者與宗教家研習聖典的不同優點，發展適當的佛教聖典解釋學，以重現佛陀的教導，這是佛教創新的活源。
印順法師善於使用漢語佛典，又自覺地想要「不為民族情感所拘蔽」。所以，他看到中國禪宗的特點，也有「放膽而談的氣度」。當然，呂澂先生的批評是更直接了。約1990以來，日本的批判佛教對(中國佛教與)禪宗的批評，正暗合於呂澂先生與印順法師。二十世紀初的西方也作過相同的批判，今已有接繼的研究；如呂老師曾提過的，中國大陸最近也將有類似的研討會。中國禪宗等古代的佛教思想，曾為安頓時代人心而努力，促使傳統的區域性佛教生根本土。新時代的良心知識份子則富有追求正法的精神，勇於批判自家的傳統思想，反省日本佛教對於日本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過失，這是可貴的。
但是，中國的黃心川先生卻已看到了：「日本在二戰期間提出的”大東亞共榮圈”，現在又以新的姿態向人們展開，極端民族主義的情緒在社會各方面都有所顯露」(《當代亞太地區宗教》頁24)。如何「不為民族情感所拘蔽」而又和平迎向世界？這是大華語系(佛教)文化圈的新世紀工程。當賢士要用「儒教」來定位傳統的東亞「中華世界」時(例如杜維明的《儒教》頁179f.)，如果睿思大時代的新局，值得靜觀：佛陀的出世帶來和平，又安詳入滅；放棄王位，又開創出世界性的宗教。創始於佛陀的世界性佛教，古來以和平傳播著稱，現在不渉入宗教式戰爭、又不是西方文明所假設的競敵文化圈(如杭亭頓所言)。
工業化東亞在現代化過程中，造成了價值大轉變或迷思。是佛教或儒教更深廣地重建人心呢？以台灣為例，答案是明顯的。社會主義東亞若完成工業化，個人價值與政教分離的民主制度若成為共同的文化價值核心，佛法的宗教性不待言詮，佛教的普世性顯而易見，台灣為主的海外華語系佛教已初歩提供一個範例。古來的儒者曾與政治相伴而創造民族文化，也曾吸收佛教的修養工夫。迎向今日的新世局，值得大文化圈的成員打開心內的門，安住家邦，靜觀天地，賞心諦聽人間釋尊的覺醒法音！
「和合勤修是快樂」(《法句經第194頌》)，願大家學習佛陀的教導，佛弟子建立以佛陀為中心的價值觀與世界觀，這是新時代的世界之光，可以照亮台灣為主的海外華語佛教之方向、有助引導大東亞文化圈和平迎向世界，化育人心而參贊世間，成就安樂的莊嚴啟蒙。
今天的法談很圓滿，我想用《法句經第194頌》祝福大家。
第194頌.
sukho buddhAnaM uppAdo
佛陀出現是快樂，Happy is the arising of a Buddha;
sukhA saddhammadesanA
暢演正法是快樂，happy is the exposition of the Ariya Dhamma;
sukhA saGghassa sAmaggi
僧伽和合是快樂，happy is the harmony amongst the Samgha;
samaggAnaM tapo sukho.
和合共修是快樂。happy is the practice of those in harmony.
註：
《印順1971b》頁170-172。
印順法師著，《妙雲集22》頁391。
聖嚴法師的〈劃時代的博士比丘〉，引自印順法師編的《法海微波》頁315。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