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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它帶走光陰的故事剩下了兩個人

 

     為了紀念台灣新電影三十週年，第十四屆台北電影節將在七月七日到八日兩天舉行盛大的「台灣新電影三十而立」的論壇，並且推出焦點導演張毅的三部女性電影作品。同時也要放映一刀未剪完整版的「玉卿嫂」和一部關於張毅的紀錄片「相信， 就一定看得見嗎？」

 

    更讓人感到興奮的是，張毅還帶回來他的最新3D動畫作品「黑屁股」，重返台灣影壇。另外七月十九日晚上七點，重新修復的四段式電影「光陰的故事」也將重返當年上映的戲院真善美戲院，成為電影節閉幕電影之一。這是一部揭開台灣新電影運動序幕的經典電影。就在這樣努力重現當年新電影盛況的時刻，另一位「光陰的故事」的「四大寇」之一的柯一正導演，正因為率領電影藝文界六十人躺在凱達格蘭大道上高呼「我是人 我反核」的快閃行動，被警方發出違反《刑法》第185條公共危險罪的傳票，而成為媒體頭版頭條的風雲人物。或許連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用這種幽默的方式引起社會注意，莫忘今年是台灣新電影三十週年。是的，三十週年的時候，原來的四個導演只剩下兩個人了。

 

   許多電影人也沒有忘記，今年也是楊德昌導演逝世五週年，海峽兩岸都有他的粉絲想在他的生日那天（十一月六日）為他出版紀念的書籍和辦回顧展。我還記得楊德昌的四十歲生日，是朋友們聚在他的位於濟南路二段69號的日式房子裡替他度過的，那一年夏天，台灣宣佈戒嚴令解除，台灣社會陷入一種集體歇斯底里的狀態。那一年楊德昌拍出了「恐怖份子」，票房不錯也得到金馬獎最佳影片和瑞士盧卡諾影展的銀豹獎。延續年初的「台灣電影宣言」，楊德昌、侯孝賢和我也忙著給當時的新聞局長邵玉銘寫信，希望政府能成立電影貿易中心，將電影業列入國家重要的文化資產和國際傳播工具，獎勵民間投資，並且提出一定的資金獎勵協助電影工作者拍出更好的電影。總之除了忙著拍片還忙著各種建言，希望能改善本土電影創作的環境。

 

    還有一個人似乎被大家徹底遺忘了，那就是當初和我在同一間辦公室上班，向我提出「光陰的故事」的片名和構想的陶德承導演，是順著當時明驥總經理說的點子，用片廠的電動恐龍和猩猩大樂隊來拍部小成本的電影。「光陰的故事」是當年羅大佑寫詞謝曲的歌，當年台灣的藝文圈是跨界相互往來，也相互影響的 。羅大佑就常常出沒在楊德昌的家裡，將他的歌詞寫在那塊白板上。那時候台灣的文化界從雲門舞集、蘭陵劇坊、校園民歌到鄉土文學是有個發展脈絡的，這些養份都讓台灣的新電影運動得以茁壯。陶徳辰是美國紐約雪城大學的電影碩士，來自一個書香門第，他是大政論家陶希聖的孫子。當時台灣新電影的導演分留美派和本土派，相互切磋交換心得。陶徳辰便是留美派的代表之一，對電影中的象徵暗喻和電影的表現形式非常在意，但是後來的電影作品很少。離開中影後他移民到國外，還換了國家。根據去找過他的朋友說，就像楊德昌電影「海灘的一天」裡的情節，他消失在某個海灘，從此沒有再回來。

 

    張毅是四大寇裡語言表達能力最好的。有一次他代表四大寇上台領取天主教頒發給「光陰的故事」金炬獎時說：「如果不是中影公司的魄力，我敢說這樣的電影要十年後才拍得出來…我希望我們這樣幸運的開始，不要以悲劇的結束。」

 

   流水它帶走光陰的故事，剩下了兩個人，這樣的收場倒底算是什麼劇？

 

 

中國時報副刊三少四壯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