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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于晏為了演好體操選手，從完全不會開始，每天十二個小時，在悶熱的體育館受訓了兩個月。
圖／香港陽光衛視提供 |
未來《翻滾吧！阿信》在台灣電影史上的意義，可能不單純只是一部電影，而是反映這一年，民國100年，台灣電影的再興起，台灣電影一起「翻滾」或「翻身」……
悲情與樂觀中復興的台灣電影
小野：台灣社會經歷移民、殖民，這種悲情中參雜樂觀奮鬥的文化，表現在我們早期的代工業，或者是後來的高科技產業，也表現在像少棒的運動上。近年來台灣電影工業的復興也反應了台灣這種特殊的文化。
國片曾經有過一年只有八部國片、總票房不滿台幣一千萬，連全年電影總票房的百分之一都不到的慘況。但是台灣的電影工作者卻帶著宗教般的理想和信仰，前仆後繼地投入這個行業，終於在這兩三年之間奇蹟似地復興了。像2008年《海角七號》、2010年《艋舺》、2011年《雞排英雄》都超過上億的票房，有人樂觀估計，今年國產片的總票房應該會上看十五億。
我們不免期待，這些電影團隊正在進行什麼計畫？
李烈：我們最新推出的電影叫《翻滾吧！阿信》。因為男主角曾經誤入歧途、混幫派，這個元素跟《艋舺》有些雷同。有人會問，是不是因為《艋舺》的成功，所以我又製作了這齣戲？其實並非如此，《翻滾吧！阿信》是改編自真人實事。這兩部電影都有小野老師所說的，在悲情之後產生樂觀，濃厚的台灣人的味道。
在艋舺之後選擇拍攝《翻滾吧！阿信》原因很單純，因為它勵志、正向且樂觀。
這兩年來台灣社會的氛圍，顯示觀眾需要這樣的電影。而且台灣從來沒有做過運動類型的勵志電影，我們想試試這個類型。
小野：林育賢導演是台灣的新生代導演，在非常轟動的紀錄片《翻滾吧！男孩》後，又連續拍了兩部電影，2007年的《六號出口》，2008至2009年的《對不起，我愛你》，票房都不太好。這似乎是這些年許多年輕導演共同的命運。
我只是作夢，又不是殺人放火
林育賢：《翻滾吧！男孩》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小男孩來到台北，想要完成夢想，也真的完成了。《六號出口》開拍時，投資者臨時撤資，2007年五月上檔，又被《蜘蛛人3》和《神鬼奇航2》兩部強片夾殺，票房很慘澹。當時我才三十三歲，就已經負債一千多萬。夢想的代價好大啊。當時的念頭是想跑路，每天三點半都有人「問候」你，壓力很大。但是法律規定如果跑路，三十年後才能回來美麗的寶島，到時候我就六十三歲了，我也不甘願，因為我只是作夢，又不是殺人放火。
大學剛畢業的時候，我只想當電影導演。為了還錢，這幾年拍過賣藥廣告、補習班教學錄影帶，還拍過那種像《喵導（林育賢小名）念真情》的旅遊節目。還錢的目的是為了要再拍下一部片。
李烈：我三十歲的時候，離開娛樂行業，也離開台灣，大約有十年。那是我人生的谷底，我終於覺醒，人還是要做自己最熟悉的行業。回來台灣之後決定要走到幕後，我花了十年的時間重新去認識人，建立溝通管道，了解產業的變化，等待一個好的時機。拿到楊雅喆導演《冏男孩》的劇本，才開始製作我人生的第一部電影。
當時我接觸到非常多台灣年輕一輩的導演，他們看好萊塢電影、日本漫畫長大，表現方式淺顯易懂，又沒有前輩導演們文化、民族情感上的包袱，更可以放輕鬆地說故事、跟觀眾溝通。像《刺青》、《盛夏光年》、《練習曲》等幾部片子已經開始打破國片的僵局，讓我覺得是投入的時機了。
「愛台灣」是把對土地的情感付諸行動
小野：記得當時看完《冏男孩》後，幾位文藝界的朋友還聊起說，「愛台灣」和「同志」的電影會賣座，這個說法很有趣。「愛台灣」從空洞浮誇的政治口號轉成文化符號，是台灣民主自由制度及本土化後最甜美的果實。當時我還打電話給我熟悉的幾家電視台，請他們針對這個現象做專題，只有電視媒體、文化界開始重視台灣電影時，台灣電影才會起來。
林育賢：拍《六號出口》後的人生低潮，讓我覺得自己也走上和我哥哥阿信一樣的道路，我才更能知道我要拍怎樣的電影。關於「愛台灣」這個觀念應該是從2004、2005的《生命》、《無米樂》一系列紀錄片票房非常好就有徵兆了，讓我們的視野回到這塊土地，說你身邊的故事，那是一股潛藏巨大的力量。到《練習曲》、《海角七號》後台灣觀眾越來越回到國片市場，他發現這些故事是有溫度的，和觀眾的生命經驗有關，不再那麼遙不可及。就像我哥阿信說，有一次去看國片，戲院裡只有兩個人，看到睡著醒來後嚇一跳，因為畫面跟十幾分鐘前一樣。這大概可以說明過去一般觀眾對國片的印象。但是後來他說《翻滾吧！阿信》比《六號出口》好看幾百倍。《翻滾吧！阿信》掌握台灣的草根精神，鄉下年輕人到都市闖蕩，遇到很多挫折，只要不放棄，就可能有翻身的機會。
李烈：就像阿喵（林育賢）所講的，作電影的人，與土地作連結，當情感發酵，就自然形成「愛台灣」的情感和共鳴，我們不會喊口號，只是把對這片土地的情感付諸行動。最近這幾年的電影，像《冏男孩》，也完全沒有用「愛台灣」作宣傳。只是單純地告訴觀眾，這是你體驗過的童年歷程。從《海角七號》、《艋舺》、《雞排英雄》到《翻滾吧！阿信》，都是在嘗試與這塊土地的情感作非常深的連結，讓觀眾認同、感動。
台灣的演員肯付出
小野：許多電影工作者認為有需要進軍大陸市場，因為台灣觀影人口有限。雖然是同文同種，在大陸賣得很好的電影，在台灣票房卻很差，可見得這百年來的歷史發展讓兩岸的文化差異變很大。
李烈：台灣與大陸的文化差異很大，時空隔絕，思考角度、語言的腔調、用字完全不同。
但是像《翻滾吧！阿信》這樣的電影，講一個人如何在谷底，讓自己能夠翻身往上爬，撇開意識形態，單純只看故事，也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電影是非常資本主義的商業行為，戲院或發行商的第一考量，不是意識形態或是政治立場，而是賺錢，所以《雞排英雄》登陸會是一個指標。
小野：兩岸之間需要找到一種共通的情感，像是底層的人要去抗爭威權體制之類。我一直覺得《翻滾吧！阿信》有這種可能，勵志、運動，背景容易了解。明星的培養或許可以是未來進軍大陸和亞洲市場的另一種可能，就像台灣電影六、七十年代有所謂二秦（秦漢、秦祥林）二林（林青霞、林鳳嬌），穩住了星馬市場好長一段日子。
李烈：電影要有工業一定要有明星，不止是演員。我這幾年試著培養年輕演員，這些有機會或者已經是明星的台灣演員，最大的優勢在於他們肯付出，而不是外在的條件。兩個月前我參加兩岸電影節的活動，幾位大陸導演說，他們非常羨慕台灣演員可以為自己的工作付出那麼多，譬如說我會要求演員受訓二到三個月，包含表演、肢體，或是電影裡面需要的特殊技能。彭于晏這次為了演好體操選手，從完全不會開始，每天十二個小時，在悶熱的體育館受訓了兩個月，練到全身是傷。
阮經天和趙又廷拍《艋舺》的時候受訓三個月，沒有人喊苦或抱怨，覺得那是為工作應該要做的付出，所以我相信台灣可以培養出有實力的明星。
像彭于晏跟柯宇綸原本不熟，如果沒有經過前面三個月的特訓與相處，在《翻滾吧！阿信》不可能演得這麼流暢自然。有很多互動甚至是他們自己加的，不是劇本原有的。《艋舺》裡太子幫那五個人，也是花了三個月的時間讓他們上課，每天混在一起，才能夠渾然天成。
小野：我看著柯宇綸長大，他是柯一正導演的兒子，從小就想當導演或是作家，還寄了作品給我看。後來他試著演戲，從《色‧戒》到《一頁台北》，到了《翻滾吧！阿信》，我看傻了眼，我忍不住流眼淚，柯宇綸完全進入戲中那種嗑藥的狀態，他終於會表演了。
看完電影的我其實非常激動，一方面是因為我曾經讀過這個劇本好幾次，因為它連續三年都參加新聞局的優良劇本比賽，屢敗屢改再參加，最後得了獎，我曾經好希望這個劇本能拍成電影。另外，看到柯宇綸那麼努力，勾起我好多的情緒。那天下午，台北下著一場好大的西北雨，我在咖啡店躲雨時忍不住打電話跟柯一正說了我的興奮，他笑得很開心。我知道我為什麼會那麼感動，因為我看到一個自己所熟悉的小孩子終於成為一位好演員的過程，我也替我的老朋友高興，因為我知道他很在乎柯宇綸的表現。我有一種世代交替的快樂，我們這一代真的很努力在拚，台灣電影工業沉寂多年，眼看到下一代也很拚，當然會感動。
林育賢：這也是我認為台灣電影和亞洲、香港或中國不同的地方，在於你會發現真誠的感動。柯宇綸等這個角色很久，他現在最期待8月18日他的父親柯一正願意來看他的電影。拍幕後花絮的時候，他曾經說過，在戲裡被打得很慘，可是要撐住，不能被韓國人嘲笑。後來他跟爸爸說，要不要看一下他的戲，柯導竟然說：「專業的演員本來就應該是這樣。」讓他覺得，心都冷了。
讓「翻滾」的心情傳達到每個角落
小野：在這部電影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翻滾或是翻身的過程。我看到這部電影裡的製片、編導、演員們，大家在這個艱苦又無利可圖的窮行業裡，把電影當成非常神聖的，有理想的，可以展現自己人生的志業來做，不止是為了求生存的一份工作而已。越是用這樣的心情和態度，越可能創造出奇蹟。
我相信未來《翻滾吧！阿信》在台灣電影史上的意義，可能不單純只是一部電影，而是反映這一年，民國100年，台灣電影的再興起，台灣電影一起「翻滾」或「翻身」。
（本文整理自香港陽光衛視小野主持的《文化在野》，想收看節目的讀者可點閱：http://www.youtube.com/isuntvtaiw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