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8-14 06:13:52 | 人氣(3,502) | 回應(112) | 上一篇 | 下一篇

《中共研究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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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不了,李英明的《中共研究方法論》(揚智,1996)明明只是針對美國的中共研究典範的階段性演變作了總體的整理和分析,怎會全稱成《中共研究方法論》?頂多是《美國的中共研究方法論》嘛!而且美國各階段的中共研究方法,都是無法預測到中共做為(如發動韓戰、越戰、文革、六四,還有最近的拉蕯事件、川震救災)的失敗之研究方法論(反而我館沒啥方法限制之研究,較能合乎六四、後鄧、拉蕯事件、川震救災之事後發展,其因是依宏觀的歷史之經、論理之緯,不預設立場、如實地了解中國大陸,便是了)。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6137900/20080421061822/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6718531/20080507061324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6751047/20080508063819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5810499/20080413071214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6819906/20080510062858/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3029209/20080205063338

有啥辦法?台灣的學術多是西方尤其美國的後/殖民地,被殖民了、還說:「本書主要針對美國的中共研究典範的階段性演變作了總體的整理和分析;並且也說明在不同典範下,美國的中共政治和經濟研究的具體內容。美國的中共研究領域,持續不斷的順著大陸內外形勢的變化而反思其既有的研究典範之本質和侷限,從而促使美國在這領域的研究成果不斷獲得豐富發展。他山之石,可以借鑒,我們期待台灣在這方面的研究也能不斷進行反思突破,以獲致更多的成果。」

這也不能怪李氏呀,別說「中共研究方法」、就連所有學科的「研究方法」都是以洋學(邪?)者為典範(當?)!

未必!楊開煌的<台灣「中國大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的下文就很有己見(全文貼於後)。

在研究方法上:九○年代的中國大陸研究十分重視研究方法的運用,研究方法本身是一種很好的學術訓練,因此,從研究方法訓練入手培養學圈新的參與是毫無疑義。然而所有的方法多以西方社會科學的學術研究為範本,其結果常常失去台灣與大陸之間同文同種的優勢,特別是量化的研究方法就很難彰顯我們對中共文件方面特有的本質掌握,是以除了量化的研究方法之外,質化的研究應該也值得我們努力提倡,近些年台灣的部份學者開始倡議到大陸作訪問,作田野調查,就應該多用質化的研究途徑,以便積累我們對中國大陸研究成果。在理論解釋上也同樣是借用西方學者的理論,如派系理論,決策理論,現代化理論,比較共黨理論,比較欠缺從中共自己的作為在不同地區、不同時代的相似事件中去歸納出若干假設,來發展對中共行為的理解。近幾年外國學者已經在研究中共的談判行為作了一些努力,也有了一定的成果,而我方的學者類似的努力則比較少,事實上中國大陸研究是在社會科學研究方面最有可能使我們擺脫學術殖民化的突破口,而且在五○、六○年代我們的研判他們也就是依賴自己的優勢而得以立足於國際的中國研究之林的。

對共黨理論的研究並不受重視:九○年代初正值共黨在東歐和蘇聯垮臺、瓦解之際,因此西方政治領袖和學者難免不表現躊躇滿志,認為已經完全將共產主義埋進歷史的灰燼之中,因此在台灣的大陸研究所開始越來越不重視共黨理論和思想的課程,從而也使得新訓練學者多半是從西方的思維觀點和西方的學術理論來解釋和觀察中國大陸的行為與現象,其結果就很難準確的理解中共行為的合理性,例如在討論兩岸關係中,我們會認定中共的「一黨專政」是錯誤的,是不合時代潮流的,但是我們很少去關心,去理解社會主義的政治哲學和政治原理;我們在討論民主的問題上也以自己的民主模式要求對方,對方不作就是對方不民主,然而民主的價值是一回事,民主的模式又是一回事,我們可以鼓勵中共實踐民主的原則,但是沒有理由把我們模式標準化。再如與台灣相關的中共統一政策-「一國兩制」,也同樣只是從台灣的觀點去批評,很少能從中共的觀點去反省,事實上,馬列主義的研究是理解中共行為,也是深化「中國大陸研究」十分重要的方法之一,另一方法為強化中國文化的研究,如果台灣在中國大陸研究放棄此一途徑,完全依靠西方的研究方法、途徑和理解,則我們以為在國際中國大陸研究領域上,我們必將出現衰退和落後。因此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必須覺悟到,在西方國家他們研究中國大陸,可以不必瞭解馬列主義,因為對他們只是地區研究的文化比較或經濟利益的興趣而已,對中華民國則是攸關國家的存亡和人民生活方式、政治制度變遷的重要課題,我們研究不能只是瞭解,而必須理解,才能有效與中國大陸交流,透過理解來主導形勢的發展。

方法上的反省。「匪情專家」的前輩,他們慣用的研究方法雖然帶有了強烈為政治服務的色彩,不過那種獨特的經驗途徑的研判,仍見其功力所在。目前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學界必須將「匪情研究」前輩們研判大陸形勢的特點加以概念化、通則化,選擇性地結合當代的相關理解,以便與當代開始受到重視的「質化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進行對話,才能逐漸整理出一套綜合匪情專家和當代研究方法的研究途徑,走出自己的路子,彰顯自己的研究特色,為自己的研究作積累,這才能將目前只是扮演中共資料與西方研究理論與途徑的加工中心的角色,轉變為中國研究真正的研發中心,從而與西方的「中國通」平等對話,重塑我們在國際上中國大陸研究界的重要地位。

論文審查意見 (一)

本文還有一可惜之處,就是沒有採取一種比較的觀點。作者曾提到台灣的「中國研究」欠缺自己的反省與視角,其實在此問題上,作者也可以再深入些。如果將美國的中國研究的路徑或成就做一個簡單的回溯(美國已經有此方面的文獻,可直接引述),然後再將我國的中國大陸研究目前的發展與成就做一比較,可能有助於我們反省。此外,關於研究方法與研究概念許多是舶來品問題,這牽涉到方法和概念本身與文化的關係,是很複雜的科學哲學或科學方法論的問題,在某些問題上,從某些科學哲學的角度出發,根本不存在舶來品問題,此其一。其次,就算是舶來品,關鍵是它們對於我們的知識是否起這「有用」的工具性作用。如果在本土的「匪情研究」傳統下沒有一套有系統的知識架構,幫助後進進行研究,那麼借用外國的工具可以更有效地增進吾人對中國大陸的理解,這也沒什麼不好。第三、還牽涉到拋開什麼文化因素,說到基本面,還有「誰的研究做得比較紮實」的這類非常基本面的問題。在外國的中國研究傳統中,不可否認地其紮實程度往往要讓我們汗顏。最後,在比較之下,我們也才可以發現外國人的研究盲點為何,以及我們自己的潛在長處為何,如此才有利於我們找到自己未來的研究方向。

作者的回應

評論意見“4"的後半段大肆評論文所謂研究方法的問題,評論者假設了論文是排斥西方科學的研究,個人以為這是一種閱讀上嚴重的誤解,事實上在送審論文頁 18,明明白白說到「九○年代的中國大陸研究十分重視研究方法的運用,研究方法本身是一種很好的學術訓練,因此,從研究方法訓練入手培養學圈新的參與是毫無疑義」。個人提出中國大陸研究中不可放棄「質化研究」,而「質化研究」不也正是西方的研究方法嗎?作者所關心的是台灣不應該失去自己的優勢,而太過偏重量化的研究,這一點和評審人的意見是一致,事實上個人還認為縱使用量化研究,也應該將大陸研究作為提高為我國社會科學界擺脫「學術殖民化」的突破口,此一論述的背後預設正是巴柏的否證論,亦即評論人所提的科學哲學中的大師。評論人這種片面閱讀後的評論,令人頗為遺憾。

基於上述的理由,個人在修改論文時,並未採納評論人的意見。當然個人也願意再與評論人對話和討論此一問題的可能性,畢竟學術的成長是建立在相互的良性批判。當然所有的文責仍有自己負責。

科學方法

科學方法是進行科學研究,描述科學調查,根據證據獲得新知識的模式或過程。 即便科學領域涉及廣泛,任何研究方法要被視為科學方法,則必須是客觀(科學家們不能對於科學方法下產生的單一結果有不同的解釋或不能去改變結果的發生)。另一項基本期待,則是必須有完整的資料文件以供佐證,以及研究方法必須由第三者小心檢視,並且確認該方法能重製。如此也才能進行統計上的可性度分析。科學方法也包含了意圖去掌控或質問在科學研究中,因人為操縱因素所導致的後果。
科學方法包括以下步驟的疊代和遞歸:
觀察 - 用感應器官去注意自然現象或實驗中的種種轉變,並記錄下來。涉及的活動包括: 眼看,鼻嗅,耳聞和手的觸摸。
解說 - 將從觀察得的事實,加以解釋。
預測 - 根據假說引申出可能的現象
確認 - 透過進一步的觀察和實驗去證實預測的結果
評估 - 根據經驗和結果主觀地評比或下結論。
發表 - 公佈成果。發表有很多形式,像是投稿或是發表會。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7%91%E5%AD%A6%E6%96%B9%E6%B3%95&;variant=zh-tw

研究是一個主動和系統方式的過程,是為了發現, 解釋或校正事實、事件、行為, 或理論, 或把這樣事實、法則或理論作出實際應用。"研究"一詞常被用來描述關於一個特殊主題的資訊收集。研究"research"源自中古法語,意思是徹底檢查。
基礎及應用研究
研究如同"自動改正的" 過程。通常來說, 你能夠把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區別出來。
基礎研究
基礎研究/基本研究/純粹研究的主要宗旨是推進知識和變數間聯繫的理論。它的開發性質原於好奇心及興趣。通常研究直到應用才停止。
基本研究常問的問題,例如:
人類歷史中,邏輯思維何時開始?
生物是從常規中出現還是意外誕生的?
什麼是身心的聯繫?
應用研究
研究基本上又分為純粹研究和應用研究。 純粹研究又被稱為基礎研究,目的乃是為了增加人類的知識,但不關心這類只是是否具有立即應用的價值。 應用研究是將基礎研究所產生的知識,設法應用到解決人類實際的問題上。
當我們更仔細的估量純粹與應用科學間的分際,道德的區別就變得模糊了。近來有些學者主張,「純粹」與「應用」之間的區分是錯誤的概念,應該不予認可(Georgoudi & Rosnow, 1985; Pepitone, 1981)。根據這種論點,由於應用研究經常導致理論的理解,而理論的增進又具備實用的可能,這兩種研究類型之間,並不如原初所顯示那麼不同。理論不是遠離給予它動力的具體事件的社會真空中所產生的(Sarason, 1981)。
一般的學術及工業的機構會進行應用研究。學術機構的研究經費都會從工業上的夥伴得到資助。常見的應用研究的範疇包括:電子、資訊科技、電腦技術、應用科學等。
研究方法
新的知識會透過三種研究過程而得到的:
試探性研究:發掘問題、弄清問題
建設性研究:為問題提供解決方法
經驗性研究: 為解決方法的可能性提供實質證據
學者常用的研究方法有:
行動研究
實驗
個案研究
參與者觀察
經驗和直覺
面談
調查
統計分析
數學模型及模擬
原文分析
分類
製作地圖
符號論
線索分析

雖然研究題目各異,一般研究過程如下:
確立主題
確立命題
概念上的定義
運作上的定義
搜集數據
分析數據
結論,審查命題
大眾常常誤解以上的過程可以證明命題成立,實際上只可以直接證明命題不成立。證明命題成立是需要反覆的測試和驗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0%94%E7%A9%B6&;variant=zh-tw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
methods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指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用以認識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生産關系)的方法的總和,包括認識論和具體的研究方法。
 唯物辯證法 
唯物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根本的方法。它應用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要求實事求是,不是從概念、原則出發,而是從客觀的經濟事實和經濟現象出發,透過現象剖析出隱藏在經濟現象後面的本質,並揭示經濟運動規律。曆史上存在過的社會經濟形態都是遵循客觀經濟規律發生、發展並爲更高級的社會經濟形態所代替。因此,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同于資産階級經濟學和其他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它研究的出發點是處于曆史發展過程中的一定的社會經濟形態正如K.馬克思強調的,他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方法,不是從概念出發,也“不是從人出發,而是從一定的社會經濟時期出發的分析方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15頁)。
 任何經濟形式和經濟過程自始至終都存在著矛盾運動。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運用唯物辯證法,必須觀察和分析不同經濟時期的各種經濟形式的矛盾運動,闡明它們的産生、現狀和今後發展的趨勢。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不應靜止地反映客觀經濟現實,必須反映客觀經濟現實的發展。這也意味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不能爲某種固定的框架所束縛,它必須保持自己的革命的、批判的本色,包括批判和揚棄自己的學說中已經不符合客觀經濟現實的內容。
 抽象法 
要透徹了解客觀經濟現實,掌握它的發展趨勢,必須深入實際進行調查,充分掌握資料,分析實際經濟運動過程中的各種經濟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這就要求運用科學的抽象,即在複雜的經濟現象中,排除那些次要的、偶然的、表現事物外部特征的一切聯系,一步一步地深入考察和分析經濟運動過程中各種經濟形式的內部聯系,闡明經濟範疇,揭示出經濟規律。科學的抽象是政治經濟學必須使用的研究方法,它是唯物辯證法的具體運用。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講到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時,提出了“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經濟學界對此有不同的解釋。有人認爲,研究方法是“從具體到抽象”,敘述方法是“從抽象到具體”;有人則認爲,從現實的具體(客觀事物)到理論的抽象,只是研究工作的起點,研究的進程還包括“從抽象上升到具體”這個邏輯思維的發展階段。馬克思說:“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爲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因此它在思維中表現爲綜合的過程,表現爲結果,而不是表現爲起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03頁)。可見,從抽象上升到具體,也就是從簡單的範疇上升到複雜的範疇,從個別、局部到整體,即運用從客觀事物中抽象出來的概念,進行判斷、推理,以構成理論的體系。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正是這樣做的,他從分析商品出發,研究了商品到貨幣、貨幣到資本的轉化,從剩余價值的生産、實現到它的各種現象形態──利潤、利息、地租,一步步地上升到把握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的整體這種思維中的具體是資本主義現實的科學反映,也就是把資本主義現實“當做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持這種觀點的人還認爲,“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是抽象法的具體化。
 邏輯的方法和曆史的方法 
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必須依據研究進程的需要,運用科學的認識論的各種方法:分析和綜合,歸納和演繹,邏輯的方法和曆史的方法。
 政治經濟學既采用曆史的研究方法,也采用邏輯的研究方法。一般說來,曆史從哪裏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裏開始,並隨著曆史的發展而前進。但曆史常常是跳躍式地和曲折地前進的,思想進程不可能也不應當出現同步的跳躍和曲折。“因此,邏輯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適用的方式。但是,實際上這種方式無非是曆史的研究方式,不過擺脫了曆史的形式以及起擾亂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同前,第2卷,第122頁)。
 運用邏輯的方法進行研究,常常需要在一定的假定下進行推理,這是許多門類科學在研究過程中都必須使用的。不能因爲這種推理的運用同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中的某些推理在形式上有相似的地方,就把二者等同起來。資産階級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具有它自己所特有的分類,如局部均衡分析、一般均衡分析,等等。這種研究方法,相對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來說,是理論體系根本不同的兩種研究方法,應當加以區別。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是單純地運用分析的方法或單純地運用綜合的方法。單純運用分析而不進行綜合,不容易全面了解和掌握客觀經濟現實中的各種情況,也難以把各種不同的情況進行比較,因而容易片面地看問題。單純地進行綜合而不加分析,不可能從客觀經濟現實的各種複雜情況中做到去僞存真,去粗取精。因此,分析法的運用應當同綜合法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使兩種方法反複交替,互相補充。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不是單純地運用歸納法或演繹法。如果只進行歸納而不進行演繹,容易成爲經驗事實的堆積,難以形成理論概括和推理,甚至在混亂的事實中迷失方向,導致否認客觀經濟規律的存在。如果只進行演繹而不以歸納爲基礎,就會脫離實際,流于空洞的推理,甚至會作出錯誤的結論。因此,歸納和演繹的運用,也應當有機地結合,依據研究的需要,交替使用,互相補充。
 數量分析的方法 經濟形式和經濟過程不僅有自己的質的規定性,也有自己的量的規定性。因此,政治經濟學必須在進行質的研究的同時,進行量的研究;在數量分析中探求經濟形式變化的數量界限,探求經濟過程變動的量的趨勢。馬克思說過:一種科學只有在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具有繁多的數量關系,蘊含辯證法中質量互變的豐富內容,對于研究過程中進行分析和綜合、歸納和演繹,都有重要的意義。所以,在政治經濟學中不應缺少量的研究。政治經濟學中的數量分析要以質的研究爲前提,它不能代替定性的理論分析。只依靠數學定理和數學方法不可能從經濟過程中推導出經濟規律。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不是固定一式而無發展變化的。隨著現代科學方法的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吸取其中可以吸取的方法用于研究中。例如,運籌學、控制論、信息論、系統論等,都可以作爲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輔助工具。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遵循唯物辯證法的一條根本原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判別政治經濟學采用的研究方法和它取得的成果是正確或是錯誤,是應當保持和發展還是應當修改或廢棄,都以經濟實踐爲唯一標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必須不斷地經受經濟實踐的檢驗,隨著經濟實踐的發展而發展,才能保持自己的創造性和生命力。
http://baike.baidu.com/view/1567421.html
研究蘇聯演變的幾個方法論問題>周新城 <理論學刊>04年08期

圍繞著蘇聯演變的性質和原因,學術界發表了大量的論著,看法五花八門,分歧甚大.如果從方法論的角度就蘇聯演變問題進行必要的深入思考,可能會有助于理清這方面研究的思路.

不要拿中國的實踐來推論蘇聯演變的原因>周新城

在一次討論蘇聯演變的原因和教訓的學術研討會上,一位在這一領域資深的研究人員談到,當前研究蘇聯演變問題有一種很不好的傾向,即不是根據蘇聯演變的客觀事實,而是從論證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需要出發,來推論蘇聯演變的原因和教訓. <<中共石家莊市委黨校學報 >>2006年05期

兩種改革觀的原則分歧與蘇聯演變的根源>汪亭友

蘇東劇變十余年來,我國理論界在研究蘇聯演變的性質、原因和教訓等方面取得豐碩成果,但在蘇聯演變的根本原因問題上,爭議很大.本文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將戈爾巴喬夫改革與中國及當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進行對照,以未劇變國家爲何沒有步劇變國家後塵作爲重要的參照系,比較這兩種改革觀之間的根本區別,論述爲何蘇聯演變是蘇聯領導人徹底背離馬列主義、放棄社會主義的必然結果.(中共濟南市委黨校濟南市行政學院濟南市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2年03期

對10年來中外學者關于蘇聯演變原因的評析>劉昀獻

蘇聯演變是社會主義運動史上影響重大而又極其複雜的事件,對其根本原因的分析,可謂衆說紛紜。10年來中外學者有關此問題的主要觀點有“烏托邦說”、“原罪說”、“葬送說”、“和平演變說”、“民族矛盾說”、“上層自決說”、“經濟沒搞好說”、“斯大林模式說”、“錯誤路線說”、“意識形態說”、“抛棄說”、“曆史合力說”等。這些觀點,除了“烏托邦說”和“原罪說”明顯地帶有敵意和偏見外,其他說法都從不同的領域、不同的層次、不同的視角對蘇聯演變的原因作出了探討,都含有正確的因素。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國內學術界的研究中,一直存在著把蘇聯演變當做我們黨的中心工作和各個領域正面經驗的反證去研究的現象,這就使我們的研究往往停留在淺層次和表面現象上,難以挖掘出反映事物本質的深層原因。事實上,蘇聯演變的根本原因,既不是斯大林模式的罪過,不是因爲經濟沒搞好;也不是錯誤的改革路線和民族矛盾造成的;更不是由于工人階級和蘇聯人民抛棄黨等原因而導致的,而是以戈爾巴喬夫爲代表的既得利益階層的有意所爲。蘇聯的演變是黨內既得利益階層推動的自覺過程。(02年01期河南大學學報)

台灣「中國大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楊開煌

一、前言,二、學科之建立與發展,三、歷史的回顧,四、反省代結論

本文主要是透過歷史的回顧來檢討在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發生與發展的歷程。本文作者以個人親與的經驗,深刻檢討在八○年代以前,在政治指導和政策扶持下的這一學術所謂「學術研究」,了解其侷限,描述其貢獻,以及八○年代之後在現實環境的衝擊下,此一行的研究學者如何自我掙扎的過程,並對未來的研究提出期許。簡言之,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從五○年代完全以中國方式的研究所形成的優勢,一方面擁有以個人工作經驗作為基礎,另一方面也拜中共鎖國政策之賜。到了八○年代學習和引進西方的「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之後,在台灣有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然而在世界卻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再到九○年代以後,逐步有學者認識除了運用純西方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之外,在台灣的「中國研究」也應有自己的主體,因此辯證地回歸主體的研究方式,漸漸形成另一種趨勢。作者提醒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不可放棄台灣和大陸之間同文同種的優勢,完全以西方的研究方法、研究邏輯和研究語言,不但未有台灣研究的長處,反而是狗尾續貂,表現不出台灣的特色,也無法體現台灣在世界的「中國研究」的重要性。

一、前 言

在台灣「中國大陸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回顧「中國大陸研究」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則是十分特殊和曲折的過程,從名稱的變化也可以看出學科所經歷的變化。在五○年代初期,當時的相關研究稱為「匪情研究」「敵情研究」與此相對的年代,台灣也有一少部份的出版品在海外發行,稱之為「中共研究」,「中共研究」的名稱在八○年代之後,在台灣內部也開始普遍化,同時也有稱「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九○年代隨著兩岸交流的頻繁和台灣內部對兩岸關係立場的不同,於是名稱上也出現「中國大陸研究」「中國研究」「大陸研究」等不同稱謂,足見「中國大陸研究」的複雜性。本文的目的首先在於回顧在台灣「中國大陸研究」的歷程,粗略地整理出每一時期研究的特點,並整理出學科發展的軌跡。借用普通課程的原理來檢視目前的發展狀況與問題所在,並引導出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二、學科之建立與發展

一般而言,學科(a discipline)之所以為學科,其分類的依據:一是探究的「對象」,一是探究在工作時所必備的「能力」和「習慣」,三是探究的「方法」,四是探究的「目的」。所謂「對象」是指作為被研究的「客體」必須十分明確,包涵了明確指涉,有範圍,從傳統的學科分類來論,學科研究所指的對象都是指「題材」,而很少指地區,因為以不同學科來分類人類的知識,比較具有「普遍」的意涵,所以在社會學科就會區分為政治、經濟、社會、法律、教育等。然而在二次大戰之後,資本主義國家為統治或協助殖民地或開發中國家或地區「民主化」的需要,因而有了以地區為對象的整合性研究,而有「區域研究」(area studies),不過「區域研究」的發展並不順利,但是無論如何在目前不但在各大學的政治學系在比較政治領域中,開設有大量的地區研究的課程,特別是在民間的智庫單位,更是以地區研究為主要設立的宗旨。

所謂「範圍」是指學科的界別(boundary)。在以傳統學術分類的學科中,儘管在社會科學中定義往往並不完全明確,但是一般而言,仍然有其習慣性的共識,至少可以提供研究者分辨何者不是該學科的範圍之內,對地區而言,「範圍」的問題看似清楚明白,因為他可以和政治疆界相等,然而在事實上,沒有那一個地區研究是以政治疆界為範圍的,因為我們的「區域研究」不是以地理為對象,而是以「法人」的政策和行為為對象,因此「區域研究」就不得不是以該「區域」的法人,自然人的政策、行為,以及涉及該地區的人、事、地、物,均為研究的標的。

所謂「能力」和「習慣」是指該學科的研究者所必備的與其他學科研究不同的專業素養,例如政治學、經濟學、法律學、教育學,均有其不同的學科訓練,任何一門學科之所以成立,必然是有一群學者共同的推動,為了建構學科的生命和活力,一門學科如何吸引新人,使後繼者不斷加入研究的行列,仍是學科十分重要的「內在使命」。因此學科的訓練養成,專門的理論、術語和習慣是標誌了學科獨特性的基本要素。在「地區研究」這一方面與傳統的社會學科之中也存在很大的共享性,不過此種共享在很大的範圍內只是單方面的借用,即地區研究向傳統學科借用,其所以是一種單向道,主要是因為傳統學科是以全體人類為研究對象,所以普遍性意涵高,而地區研究只是以部份人民為對象,只具有特殊性意涵。

所謂「方法」是指該學科特有的研究方法,在這一部份地區研究和傳統學科存在著極大的爭議,正由於傳統學科強調其研究方法的普遍意義,因此相當排斥地區研究具有任何特殊的研究方法,例如研究地區政治就是以政治學方法為主,研究地區經濟自然使用經濟學方法,研究地區歷史則是以歷史學方法為主。如果有人強調區域研究的方法學,等於就挑戰了一般社會科學普遍性的假設,傳統學科的學者承認地區的不同,只能是程度的差異,而非本質的差異,因而不存在區域研究的特別的方法,但是從邏輯上說,學科的研究方法正是從個別的對象中,抽繹整理出來的,假如那些個別的、具體的研究方法沒有任何不同,那就不存在普遍適用的方法,所以只有在承認個別差異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有普遍的方法,目前在區域研究上是存在大量借用學科研究的方法,然而近年以來,質化研究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因此地區研究在依賴質化的研究方法上也越來越有特色。

所謂「目的」一般學科的目的自然是為了滿足和解決人類某一類的需要或問題,而建構起來的知識。假如沒有目的,學科的發展便失去其必要的動力。從科學主義的角度理解,這些目的常常是落實在理論與興趣之上,希望找出因果預測未來,然而對非科學主義的知識論者而言,其目的則在於理解和開創,並不在於掌握因果,預測準確,對地區研究而言,其目的則近似於理解。

然而學科的建立除了上述的內在條件之外,尚有外部條件,這裡包括了社會條件、資料條件及出版自由、批評系統等。從社會條件來看,社會的需要是學科不斷發展的主要動力,沒有這樣的動力必然不能持久,有社會需要才能吸引青年不斷加入研究的行列,有了不斷增加的新人,才能創造出健全的研究梯隊,也才能獲得社會的資源,不斷的挹注,因此社會條件也是學科得以壯大的基礎。

從資料條件來看,學科研究不可能不依賴大量的資料,特別在以往沒有網際網路(internet)的時代,資料的多寡、品質和開放性決定了研究的品質,特別是許多政府檔案開放的問題,開放的數量、時間、正確性均對社會學科的研究有很大的影響。如今網際網路的時代來臨,資料的擷取較之以往方便許多,但是也出現資料過量和智慧產權的問題,所以資料條件的本質從以往的需求性轉為安全性和閱讀習慣的問題。

從出版自由來看,學科研究不能不針對研究的結果進行溝通,沒有溝通不能建構成為學圈(Academic Community),沒有學圈,學科也不能成立,而學圈之間的溝通,除面對面的溝通,研討會、座談會的溝通,更重要的是出版面的溝通,此種必須建立在出版自由和溝通自由,當然也同樣拜科技之賜,如今學圈的溝通較之以往方便許多,也比較沒有出版不自由方面的困擾。目前的自由也出現到數量過多,以及缺乏語言以外的符號意義的問題,所以傳統的出版閱讀和人與人的面對面溝通也十分必要,因此出版自由在學科建立仍有其必要性。

從批判系統來看,每一門學科的進步與否都和同一時代該學科的批判系統的建構是否健全有關。批判系統在學科進步問題上扮演著類似社會的法院的角色,也像工廠中的品管檢驗師一樣,批判系統負責監督學科中作品是否抄襲,有無法律責任,監督學圈中作品的優劣和水準高低,批判系統越強,相對學科的進步也越快越大,否則就會出現劣幫驅逐良幫的現象,對學科的發展自然是大大不利的。此地所謂批判系統並非真有一個有形的、專門職業批判的一組人,而是一種嚴肅批判,人事分開的批判,只要是在學圈之中,每位學者都負有論著和批判的兩重義務。
三、歷史的回顧

如果依據上述的要素,則在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自然也是一門學科,它具備了所有學科成立的內在條件,外部條件也大部分具備,以下我們就按學科的內、外條件,來檢視中國大陸研究在台灣的發展情況。

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始自國民黨政權退守台灣,而國民黨的共產黨研究則始自 1925 年的國共第一次合作之時,孫中山先生去世之後,所以初始的研究就帶有權力鬥爭的目的和動機,這樣的研究基本上就是帶有為權力服務的政治宣傳的目的,因而從名稱到內容都彰顯了明顯的主觀意圖,如赤匪、奸匪的稱謂,內容上也多以「蠱惑」「煽動」「欺騙」「裹脅」「流竄」等負面的字眼來描述中共的行為與行動。其後國共之間雖然迫於形勢第二度合作,然彼此心結未解,猜忌仍在,敵意未消,以至日本軍國主義一旦投降,國共內鬥隨即展開。國共內戰期間,國民黨改稱共產黨為「共匪」,其後國民黨政權在大陸戰敗退守台灣,「共匪」也自然成為台灣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的主要取向,「共匪」乙詞在台灣使用了卅餘年,其後在主、客觀形勢的重大變化之下,「中國大陸研究」也不得不隨著外在環境的變遷而出現相應的調整,以下區分為三期:

3.1 「匪情研究」時期

此時期大約卅年餘,從 1949 年到 1981 年3,按上述學科的標準來看,此一時期的研究不能稱為學術研究,因此以學科的要素來描述對當時的研究,略有不公平之感,但為了描寫上的便利,以及現今的相關研究與當時仍有歷史性的承繼關係,是以準學科的角度來描述。
1. 對象:中共政權,尤其是中共中央為主要甚至是唯一對象。
2. 範圍:中共政治重點在高層政治、政治鬥爭為主,也涉及中共外交,中共經濟,中共文化教育,共黨理論,中共黨史,共軍動態。
3. 方法:歷史敘事,意識形態批判,個人經驗的推論。(郭華倫,1982:359)
4. 性質:一是敵情研判;二是內部宣傳。
5. 學群的背景:在此一時期的研究者,究其事業的背景大致歸為三類:一是早期的共產黨員;二是長期在國民黨內從事對匪鬥爭的幹部;三是從事「三民主義」教育和政治宣傳的人員,當然此類的人員不是研究者。
6. 研究的目的:尋找對方的弱點,研商對應之策,建立反共的信念,強化國民政府在台灣實施或解放的正當性和合法性。

以上就是內部條件的觀察。其次就外部條件來看:社會條件:在早期的卅餘年,在政治兩岸是敵對,徹底封鎖,因此在台灣的社會中,早期可以說沒有強大的需求,當然大家關心中共是否來戰,我們是否安全,不過,一般而言,其需求較多的仍是依賴政府的支持,才能獲得研究的經費和人力的支持。

資料條件:在當時相關的出版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公開的政治宣傳,另一類是限閱的研究成果,直到 1966 年的《匪情研究》(中共研究雜誌社),其後又有《匪情月報》(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共黨問題研究》(法務部調查局),《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中心),另外在五○年代初國民黨中央也出版過若干小冊子,如中共組織戰、情報戰、宣傳戰等內部刊物,此時的刊物均為官方刊物。六○年中,中共爆發文化大革命,蔣介石下令各中央政府單位均成立敵情研究單位,密切注意大陸文化大革命之情勢發展,其後也有不少單位曾有出版,如經濟部的《大陸經濟》,交通部《大陸交通》,教育部也出版過若干有關大陸教育方面之單行本。不過在此時期完全沒有民間的刊物可言。

批判系統:當時是以敵情研究為主,因此批判系統也不是經由學術上的任何批判系統,但是在研判之後的事實發展便是一種批判。從某一角度來論,事實的批判反而是最嚴苛的批判,它對錯立判。不過也因為事實多變化,其後反而驅使各研判單位的預測越來越趨向於「四平八穩」,趨向於「包羅萬象」,包含所有的可能,以免自己犯錯,導致事實的批判也自然失去應有的功能。此一現象代表了研究不是一種學術心態,而是一種情治單位,敵情研判邀功的心態。從學術的角度來看,首先重視的應該是方法的選擇和邏輯的嚴謹度,解釋的深度等面向,預測是否準確只是評價學術的標準之一,而非全部。

總之,在前卅年在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大致包含了以下的數點特徵:

第一,特別的經驗(personal experience)開創了研究的知名度:在當時中華民國的研究者對中共的人事變局上,派系的淵源和中共行為的預測準確度都較高,因為參與研究者除了極少數例外,其餘的研究者均有十分豐富的與中共的領導者共處或鬥爭交手的經驗,因此對中共個別對手的思維模式,行動可能,人脈關係,可以說是知之甚詳,瞭解透澈,因此能對中共內部的運作方式有所把握,自然在人事的的預測上,行為的預測也比較準確。例如在五○年代對中共參與韓戰的預測便是明顯的例子;有如對三面紅旗、文化大革命、林彪事件的預測也有一定的準確,鍾燾先生在 1976 年夏天開始預測中共內部將出現重大政治鬥爭,之後在同年十月底「四人幫」被捕,故而在中共封閉的時代,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是自由民主國家瞭解中共動態十分重要的研究重鎮。

第二,個人化經驗的侷限性:在這一段時間中華民國的中國大陸研究建立在兩大基礎上,一是中共的封閉,一是個人的經驗。在中共封閉的因素是全世界研究者共同面對的困難,兩岸之間雖有間諜滲透,然而所獲得情報在研究上多半只能是佐證,而主要的研判是依賴研究者對情報的判讀的功力,在這一部份後者的作用就十分關鍵,十分重要。然而類似的經驗存在著二種危機,一是這個共同生活經驗或長期鬥爭的經驗是無法傳承、教授的,它是時間的積累和國共合作到國共鬥爭特有的環境所造成的結果,因此我們的研究人員只能說我們知道事態大致發展的趨勢,但無法解釋為什麼會如此。其次一個危機是只要對方的人事更迭,換成一批新人,我們的研究成果就可能遭受考驗,另外我方研究者的老化,也同樣產生後繼無人的困難。

第三,在八○年代之前,在台灣的「中國大陸」是屬於對敵鬥爭的範疇,因此中國大陸研究是一門十分封閉的官方知識,研究的內容被列為國家機密,不但是資料禁止閱讀,連研究的成果也是發行有限,所知有限。人民唯一理解大陸的管道是官方的宣傳,因此大家都只知道中共信仰的社會主義是邪說,中共的所有作為都是暴行,其他的均不知道,而也不應該知道。同時由於是機密性質的對敵鬥爭的研究,因此研究機構也自然具有或染上一般「情治單位」上的性格,彼此都希望自己的研究最全面、最完整、最精確,所以每個研究單位都是「小而全」,「小」是研究人員有限,「全」是研究的範圍是政、經、社、法、軍、文教完全涉獵。同時更嚴肅的問題是橫向不聯繫,所以彼此不知其他機構的研究課題、研究的成果,除了上級單位,也不願也不能讓其他機構知道,其結果是大家的注意力相似,研究的結果雷同性極高,而在反共的氣氛要求政治正確的情勢下,大家的研究的水平沒有提高,研究只是在重複從事低效益的體力勞動而已。

第四,研究工作為政治服務:一如前面所論,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是帶著國民黨化的色彩,早期的不說,到了國民黨退居台灣,該研究工作更是完全徹底國民黨化,所以研究工作彰顯的特質就完全服從黨的意識型態和需要,從研究人員的心態到研究成果,都是先有結論再找證據。因此在研究共黨理論的必然是歸結到邪說論、破產論,有不少的研究人員完全沒有讀過馬列主義的著作,也可以大談馬列主義批判,大批唯物辯證法;在研究中共的黨史,必然是歸結到蘇俄的援助,中共的統戰伎倆,中共裹脅農民,共黨同路人的興風作浪,美國人的天真、浪漫,廣大人民無知受騙。總之,中共的壯大是騙術高明,國民黨特別是蔣介石完全沒有過失。在研究現狀必然是派系鬥爭日熾,現在的妥協是另一波鬥爭的開始,中共的內政、經濟必然是困難重重,危機四伏,隨時都將爆發,所以完全沒有接觸過「中國大陸」問題的「專家」「學者」也都可以發表高論,只要將報章報導中共目前的作為,加上中共自行披露的缺點,再套上上述的結論,就可以成為一篇很好的為政治服務的「論文」。問題是類似的論文,除了資料整理的貢獻之外,完全沒有學術價值。

第五,研究工作為時事分析服務:在這一段時期研究工作基本上是敵情研判,即是研判自然必須緊跟著時勢的變化,中共有任何新的政策、新的人事,軍隊有任何新的調動、變化,研究者都必須隨時留心留意做出研判,以供上級決策的參考,結果久而久之,研究工作變為為時事服務,追逐時事的結果,使得研究的深度大打折扣。每篇的研究就像記者的報導一樣,既沒有研究方式,也沒有全面的資料,又無理論的指導,再加上政治的禁錮,因此以目前的標準來看,我們就很難認同類似的研究成果,特別是從五○年代到六○年代的廿年之間,號稱「反共堡壘」,但在研究上完全沒有相對應的建樹,在學術上的成果也只能以資料完整、豐富作為第一代研究重要的遺產。當然上述的反省完全以當代標準來批判是有失公允的作法,特別當時的研究環境來看,研究者的侷限是十分自然的,同時台灣當代的研究也是奠基在他們努力的基礎上,問題是目前我們在台灣所觀察到的中國大陸研究社區中,仍存在上述的問題,這才是吾人真正值得警惕和嚴肅批判的目的。

3.2 中共研究時期

此一時期大約二十年,前十年與匪情研究重疊,所以在時間的變化上大概是從 1971 年到 1991 年,也即是中共進入聯合國到我提出國統綱領政策為止。在此一時期中華民國的中國大陸研究之所以有所調整,事實上是受了極大的外在環境的重大改變所導致,在外環境中,中共取代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中共進入了國際社會,從而帶起國際上一片搶搭北京巴士的建交熱潮,這是第一波的重大打擊,這一波衝擊使得中華民國認識到「反攻大陸」已是不可能的夢想,因此開始在面對如何以新的說辭來詮釋反共價值觀的問題,「反共」學術化無疑是十分重要的選擇,於是開始運用政治力量去設置相關的研究所,並且決定於 1973 年開始在四所大學試設「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概論」的課程,其內容包括了共黨理論與黨史、中共政治、中共經濟及中共文教等四大單元,這是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嘗試與學術相結合的開始。而研究所的任務則在培養新一代的反共研究人才,不過受到當時時空的限制,這些研究所的背後,則都是不同的情治單位加以支持,而使得這些研究所也增添了許多神秘的色彩,在大學中似乎並沒有真正接受其學術的地位。以現代的術語來形容,這些研究所只是大學的「掛靠單位」而已,但無論如何過去純粹為政治服務的反共宣傳,不得不在大學學術的衝擊,做出相應的調整。

同時在七○年代前後,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開始邁出與國際學術交流的步伐,由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定期舉行中美、中日、中韓、中歐的「中國大陸問題」學術研討會,以擴大學術研究的接觸。

第二波重大的刺激是「中」美建交。美國作為台灣在國際外交上唯一的、最堅強的支持,自從 1972 年尼克森訪問大陸之後,其實就一直卡在何時建交的過程中,台灣在此一過程中飽受驚嚇,1978/12/16 中共與美國終於宣布於 1979 年元旦開始正式建交,雖然是遲早的問題,但是到了真正宣布仍然引起巨大的震動。此一事件對於台灣八○年代的中國大陸研究引起了巨大的衝擊,
首先是「中」美建交之後,美國隨之在八○年代初與中共簽訂文化學術交流的協定,美國國內因此對大部分的學術資源向中共傾斜,於是七○年代從台灣去美國留學的留學畢業之後,留在美國的機會因此大量減少,從而造成特別是研究社會科學的博士生大量回台,他們的回國不但造成台灣社會科學界的大變動,自然也衝擊了原來的相對封閉的中國大陸研究,特別在「研究方法」上更可以說是出現了「科學革命」,例如在 1982 年 7 月時報雜誌就曾經舉辦「中國大陸問題的研究方法」座談會,這也是中華民國中國大陸研究人員與國內相關學科的學者第一次與相關學界的對話,而且是以研究方法為主題,其後國內的相關刊物在論文作品上也可以察覺研究方法方面的變化。
其次是美方的學者開始可以進入大陸從事田野的研究,這使得美方學者開始有機會直接接觸中共的官員、學者以及中國大陸的民眾,而台灣的學者卻完全沒有類似的可能性,因此西方特別是美國的中國學者也開始反省他們以往使用的方法,同時也注意到中國大陸的社會科學發展,以及在大陸作田野的研究方法、方式。在此情況下,他們對台灣的依靠必然越來越少,加上西方本身研究方法的訓練,是以學術的積累性和發展性,自然是十分清楚地區分出來。相對而言,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自然是經不起學術的檢證,而顯得落後。
第三件重大的衝擊是中共自身的「改革開放」以及對台提出「和平統一,兩黨談判,三通四流」等和平攻勢,中共的改變著實讓台北方面無法有力的回應,只能以「三不」加以拒絕,以統戰陰謀回應中共的和平攻勢,然而隨著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廣受全世界的重視,台灣作為以對外經貿為最主要生存支持的國家,自然無法真正的、長期的執行「三不」,因此在 1985年討論對共黨國家採政經分離原則來交往,而蘇聯、中共例外。1987 年底不得不在壓力以開放探親,兩岸的民間交流因而如洪流開閘,不斷往來,此一形勢的發展對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學者自然也是一大衝擊,此一衝擊包括面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吾人應持何種心態和立場來理解和說明,也包括了研究者有必須赴大陸進行訪問,這是台灣之中國大陸研究有可能進行田野研究的開始,也是台灣中國大陸學者第一次有機會真正接觸到他們反對和咒罵了幾十年的對象、人物和地方,無論在經驗上,在知識上都是一大考驗。

有了上述的背景,我們再敘述此時期的中國大陸研究在台灣的內在情況:
1. 對象:從中共政權逐漸擴大為中國。
2. 範圍:除了上一階段的課題之外,中共外交,尤其是「中」美關係,中共統戰等。
3. 方法:從反省傳統的研究方法到引用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
4. 性質:敵情研判,反共宣傳,逐漸邁向學術研究與敵情研判分開。
5. 學群背景:前一時期的研究人員依然在研判上扮演角色,二是開始加入本土培養的碩士生及少量的博士生;三是留學回國的博士。
6. 研究目的:七十年代是強化反共的信心,八十年代是抗拒中共的統戰。
7. 研究機構:大陸觀察雜誌社、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所、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中心、中央日報社、中共研究雜誌社、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國際共黨問題研究社、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至於外在情況:
就社會條件來看,在此一時間台灣基本上仍處在戒嚴時期(至 1987/06/15 解除台灣地區的戒嚴令),因此台灣仍是在封閉的管理之下,社會的需求並沒有任何發展。不過在八○年代開始,受到中共和平統一的衝擊,社會出現以出國觀光為名,行探親之實的現象,至 1987 年底開放,社會對大陸認知的需求從而大增,各個媒體也開始以專版報導大陸資訊,其後隨著開放的幅度,需求量和質也都大量增加。

就資料條件來看,七○年代仍是有限度的、定點式的開放,八○年代之後在台灣開放仍有其限度。不過八○年代之後,台灣民眾出國的機率大增,親赴大陸的機會也增加,是以資料的問題形成在研究領域範圍內,資料限制也不得不隨時代而調整放寬。在研究領域之外,想閱讀的並不難獲得,不想閱讀自然也無此需求,從而在中國大陸研究學界資料權威不復存在。

就出版條件來看,七○年代的出版情況比上一時期熱絡許多,如:政大國關中心的《匪情月報》(現易名為《中國大陸研究》);中共研究雜誌社的《匪情研究》(現易名為《中共研究》);中國國民黨陸工會的《中國大陸》(月刊)等,為了配合大學的課程,因而出版若干定期刊物,以補大學生無參考書目之缺憾,不過出版的權利仍然掌握在官方。到了八○年代才開始有半官方的出版,如當時的《時報雜誌》、聯合報的《歷史月刊》,偶然會有一些討論中國大陸的文章,不過在論點與立場仍與官方相似。直到《八十年代》雜誌有大陸方面的討論文章才是真正民間出版和民間論點。其後在八○年代,台灣的黨外雜誌中偶然總會選刊一二篇有關中國大陸的文章,因其為黨外的色彩,扮演反對的角色,所以其論點也自然與官方有異,1988年開放「黨禁」「報禁」之後,言論更加自由,在台灣突顯出版自由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

就批判系統來看,在七○年代所了研究方法的自省之外,客觀的學術批判並未建立,因此政治宣傳的意味仍十分濃厚,直到八○年代,研究方法的引進,中國大陸研究課程開始在大學從必選課變為選修課,因而面臨了市場的考驗,此一轉變本身自然就形成了市場的壓力。另外,黨外刊物對中國大陸情勢的討論也同一樣是一種批判。當然這些都不是系統性的批判,然而相較與前一時期來看,可以已經有了不同的變化。

綜合而論,在這一時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突顯了以下的特徵:

第一,敵情研判從利用研究到與學術研究對話:七○年代開始由於客觀環境的改變,促使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不再不破除自己的封閉的籓籬,而開始利用學術研究來修飾其主觀研判宣傳性與片面性,也透過正規的學術渠道來培養新進人才,以取代以往以在職訓練方式來培養人才的方式,然而在進入校園之後,受其研究氛圍的影響,研究取向逐漸滲入研判式研究,而二者之間的「緊張關係」也隨之滋長。到了八○年代初終於引發了一場研判與研究的對話,此一對話促使研判不得不整理出自己的研究方法,他們稱之為「歷史法、比較法、演繹法、歸納法、分析法和辯證法」,但是從事研究方法研究的人可以了解研判者所舉證的方法,其實演繹、歸納、分析法(意義並不清楚)等方法比較是資料的整理和解釋的邏輯,至於歷史法、比較法才可以稱為研究方法,然而研究式的研究者所謂之歷史法與比較法也只是時間序列地安排資料和對比,事實上與研究方法也有距離,更重要的是研判者並未使用社會科學,已經普遍認同的理論來解釋事件和行為。

總之,在七○年代的中國大陸研究並沒有方法論的覺悟,直到七○年代末八○年代初,才為了對話而辯護式地提出所謂研究方法的問題。而在此時又沒有研判者認真去思考,提出他們自己比較獨特的「神入法」,加以辯護,反而陷入西方科學主義論述的傳統之中,而使自己處於下風。而八二年對話的結論也明顯地帶動而台灣本土的中國大陸研究開始出現舊典範的鬆動和研究具研判的分水嶺。

第二,學術梯次建立是此一時期對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重大的貢獻:七○年代前後台灣的匪情研究專家開始覺察到世代交替的問題逐漸逼進,而且以往以業務訓練模式所引進而加以培養的人才,過於狹隘,而且成功率低,成效慢,因此在六○年代底,七○年代初開始利用學術渠道培養,一方面使之訓練可以系統化,一方面也可以降低失敗的風險,此一措施還使得每二年總有一批新生的研究者出現。到八○年代末,中國大陸學界從學群來看,單就本土的學者已經形成三、四百人的研究隊伍,再加上留學回國的,則人數更多,是以基本形成了老、中、青的學群梯次,加上社會的需求日殷,因此在後繼有人的情況下,不但人才的量不虞乏,而且在質的方面,也可以進一步做到擇優而取,這對於九○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學圈能夠在台灣立足,而且生根發展,起了重大的意義和作用,這是在這一時期最值大書特書之事。

第三,中國大陸「經驗性」(empirical)研究壓力為八○年代台灣「中國大陸研究」的最大內在震撼:1987/11/02 日中華民國政府開放台灣民眾赴大陸人道探親,因此台灣民眾從秘密前往到公開前往,蔚為風潮,而且不論有親無戚,都可以經由旅行社的便宜管道赴大陸探親,反而是在大學講授「中國大陸研究」課程的學者專家,礙於法令,卻步不前,於是研究、授課的壓力大增,加以情緒反共之習性未改,僵化宣傳也未調整,民眾與學生的好奇心,趨使台灣民眾自然地從善意而理解大陸的信息,加以個別觀察和總體現象的差距,因此研究者的公信力也備受質疑,不過這種壓力尚屬短期的壓力,也比較容易解決,而比較嚴重的挑戰是西方,尤其是美國學者已經開始在中國大陸進行田野研究,而深入調查。台灣的學者專家仍然停留在文件分析的紙上研究階段,因此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的優勢必然迅速消失,因此如何,何時可以進行經驗性的研究,才是台灣「中國大陸研究」學者真正的危機所在。

第四,非官方中國大陸研究的萌芽:在這一段時期中,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最突出的變化在於從八○年開始,隨著台灣非執政黨的力量的整合成功,而在黨禁、報禁依然嚴格的情況下,雜誌成為反對者的代言人,更難得的是他們在大幅討論台灣內政之餘,竟然也有不少的雜誌有文章討論中國大陸,以學術的眼光來看他們的作品,均不是學術論著,也談不上研究,不過在當時資訊完全壟斷的情況下,這些雜誌透過各種方式取得資料,閱讀出與官方知識不同的意義,提供當時台灣在「中國大陸」研究一種徵弱但不同的聲音,雖然在當時不是主流,也不影響主流的論述與思想,但畢竟是一種突破,一種不同理解的萌芽,也因為有了這些突破,因此到了八○年末民進黨才有不同於國民黨的「中國政策」。

3.3 中國大陸研究時期

此一時期大致在 1988 至現在,從事件來看,1988 年是政府開放國人赴大陸探親的第一年,而且國民黨也在同年的「十三全」,將反共政策修訂為「現階段中國國民黨大陸政策」,到了 1991 年五月政府更廢除了實施四十餘年的動員戡亂時期,這可以說是政治氣候的驟變,此一驟變,快速、巨大而且直接衝擊到「中國大陸研究」領域,從此一時期來看,也有一些重大和直接影響。

第一,從反共國策轉大陸政策:在反共國策時期,「中國大陸研究」具有三大色彩。一是獨佔性:中國大陸研究不是任意參與的研究領域,而是選擇性參與,除了參與的機會之外,資料更是獨佔性很強的學科。雖然在八○年代開放了幾個口岸可以前往閱讀,然而並不普遍;二是官方性:這是意味著在這一時期有關中國大陸的研究受到一定的主流論述的規範,主流論述以外的題目和論點是很難有出版和發表的空間;三是神秘性:由反共國策被賦予強烈的軍事色彩,因此類似的研究工作也自然必須以情治單位為後盾,才能有資料,有設備,所以凡是研究者都被賦予情治人員的色彩。等到轉型為大陸政策之後,自然在性質不再有神秘性和獨佔性,而開始是來自官方性的衰退,不再成為主導力量之一。因為大陸政策是大眾公共政治之一,只是屬於高政治議題性質的公共政策,因此各行各業的知識菁英參與討論就是一種必然的趨勢,既然可以討論,當然原來的獨佔性、神秘性也必然隨之消失。獨佔性和神秘性的消失,自然就是自由、多元化研究的開始,這是大陸政策與反共國策的最大不同之處。

第二,中國大陸研究出現典範之轉移:自從政府開放兩岸交流之後,引出兩種現象,一是台灣內部對大陸認知的需要,一是台灣外部對大陸認知的需要。就內部而言,包括民間和政府在與大陸隔絕近四十年之後,重新恢復接觸和交流,當然需要重新認識與瞭解中共,以便在交流中對對方的訊息能有正確的判讀,特別政府在民間先行的逼近之下,陸續開放更多可以赴大陸的自由,這意味著台灣去大陸的需要越來越大,需要的增加,代表市場的擴大,中國大陸研究又就從原先大家不願碰觸、學習的學科,一下成為顯學,再加上九○年代兩岸在外交上、國際上的鬥爭,因此在外部問題上也需要瞭解中共的戰略、策略、談判作為等。

綜合以上兩個方面,自然需要客觀的中國大陸的研究,不過此時的研究在取向都是為了兩岸交流或兩岸鬥爭,這與八○年代未開放交流之前不同。交流之前的取向是為了反制中共的統戰「陰謀」,強化國人反共的認識,換言之,八○年代末到九○年代,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漸漸出現了典範式的轉移,此其一。其二是兩岸之間原本不證自明基礎出現鬆動,最終遭到推翻,兩岸之所以為兩岸,正是因為是「一個中國原則,尚未統一」的現況所造成,這一點在過去蔣家時代是十分明確,因為兩岸才有可能長期拖延。到李登輝時代就希望破壞此一基礎,最終提出「兩國論」,在此一過程中,使得兩岸鬥爭越來越尖銳,兩岸關係也時好時壞,而長期陷入不安和危險的狀態,影響了中國大陸研究趨向的學術化,變得十分政策取向的學科。
第三,島內的不斷鬥爭,統獨不和,省籍原罪等問題:每次選舉無論任何,總有政客挑起這種無法改變的話題,特別是李登輝在 1994 年與日本司馬遼太郎的講話中,把國民黨政府對台灣的統治視為與日本、滿清、明鄭、荷蘭對台灣的統治,一體視為外來政權之後,國民黨對台灣的統治權一下子從合法變成非法,至少是心理上、社會面的非法,於是連帶當時隨著國民政府來台的大陸各省市的民眾(即外省人)也都是非法入境,從此外省人在心理上就背負了原罪,這種類似大陸「文革」的血統論式論述,雖無政治上的合法性,卻在台灣自有其社會的正當性。在此情況下,驅使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進入另一種意識型態的鬥爭,而且不祇是在中國大陸的研究課題上,特別是兩岸關係研究的課題,統獨、省籍,如同血統一樣,形成以血統來決定其研究的學術價值,而類似的現象其影響是無形的,也是無所不在的,而且逐漸地使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的後設論述發生改變。

其一是過去研究者的假設是「我們是中國人」,現在必須也只能假設自己是「台灣人」;作為中國人的假設,我們批評中共的錯誤,作為台灣人的假設,我們批評中國的罪惡。其二是過去研究者的假設是中國應該是我們的,所以我們與中共之間是中國往何處去的「路線之爭」;現在的假設是「國與國」的關係,因此研究的重點是為台灣服務,而不是為中國找出路。其三是過去我們的假設是「抗戰勝利,國共內戰,國家分裂」作為認識台灣的起點,所以紀念七七抗戰,慶祝台灣光復;現在的假設,同盟國戰勝,國民黨殖民台灣,造成「二二八悲劇」為認識台灣的起點,所以光復不再慶祝,二二八成為紀念。

這三種假設成為台灣研究「中國大陸」三種全新的假設,加上台灣在九○年代在內政上的民主化和本土化,就很容易產生在「中國大陸研究」上的偏見。在上述的背景下,我們一方面覺察了九○年代在中國大陸研究上勃勃生機,另一方面也覺察到九○年代台灣在研究中國大陸議題的分歧和偏見。

在內部情況來看:
1. 對象:中國大陸
2. 範圍:全方為的中國大陸研究,同時涉及國際局勢、亞洲局勢的相關變化。
3. 方法: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田野調查訪問或問卷等經驗性研究方法之使用。
4. 性質:學術研究為主,研判也逐漸學術化。
5. 學群:以有完整學歷的學者為班底,新的智庫紛紛成立,學術梯隊更形完整。
6. 研究目的:為新政治價值服務。
7. 研究機構:政府機構:國家安全局、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蒙藏委員會、法務部調查局、立法院法制局;軍事機構: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政治作戰學校敵情系、情報參謀次長室、國防大學;黨務機構:國民黨大陸工作會、民進黨中國事務部、親民黨政策研究中心;學術單位團體: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東華大學大陸研究所、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中國文化大學大陸研究所、輔仁大學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所、中共研究雜誌社、共黨問題研究中心;媒體單位:中央通訊社、中國時報社、聯合報社民間智庫:中華經濟戰略與國際研究所、台灣綜合戰略與國際研究所、台灣經濟戰略與國際研究所、遠景基金會、中華歐亞學會、中國大陸研究學會、蒙藏文化中心、國家政策研究院、高等政策研究中心

從外部條件來看,在這一時期也有巨大的變化。

就社會條件:此一時期不但戒嚴令已除,到 1991 年連動員戡亂也終止,而且兩岸交流往來人次已達千萬人次之多,是以社會需要與政府需要均大量增加,使得研究工作大大擴充,人才需求有增無減,特別是民間學術單位和民間智庫的興起,這一方面是兩岸交流的必然結果,一方面也是在台灣政府機關礙於法令、制度、經費種種限制,對敏感而長期性的戰略性質問題無暇顧及,因此也紛紛籌資籌力相關的民間智庫單位,以應需要。另外兩岸的經貿往來也促使在此一時期的社會條件更加成熟。

就資料條件:在此一時期一方面是社會形勢所逼,原來的資料保密已失去意義,特別是學者已經可以方便進出大陸,公開攜帶雜誌、圖書、報章等第一手資料回台,加以近一二年網際網路的使用,另外在學術交流的需要下,幾乎各大學均大量進口大陸的印刷出版品,也都是公開陳列,以供師生參考。大陸的公開出版在台灣也有多處公開販售。除了上述的情況之下,在此一時期也適逢政府解除黨禁、黨報,因此大部分的報紙都設有大陸消息或兩岸三地專欄,電視台、廣播電台也都有專門的節目,而且民眾透過有線電視、衛星頻道就直接可以接收大陸中央第四台的節目。所以此一時期也不是資料保密的問題,而是資料氾濫的問題,這也為此一時期的研究工作創造了十分成熟的條件。

就出版條件:在此一時期從廣義的出版來理解,我們可以發現出版品大量增加是十分明顯的現象,更重要的是學術性研討會不但已經到了每週都有,而且平均恐怕還在二、三次以上,換言之,全台灣每年有一百到一百五十的相關學術研討會,而關心的課題也出現愈來愈細,愈來愈寬的現象,特別是參與討論的學者也從台灣學者、外國學者擴大為大陸學者的共同參與。在近幾年邀請大陸學者的參與也已經蔚為風氣,形成潮流,可惜在此問題中共政權顧慮太多,配合的意願不強也不主動,因此學術交流尚不能像兩岸經貿一樣頻繁往來,不過無論如何此一時期的發表、出版的限制可以說是少之又少。

就批判系統:由於學術研討會的增加,毫無疑問的相互批判的量也自然有所增加,不過由於客觀環境的變遷,在研討會上很容易流於相互包庇,或黨同伐異的現象,從而使得批判流於空言,且不獨學術討論有此趨勢,其實在各行各業中也到處充滿此一偏見,如大學新進教師的聘任,原教師的晉升。研究機構亦是如此,以省籍劃線,以統獨劃別,以致於受批判者,不祇以學術問題,也歸究其立場問題。從此一意義來看,批判系統則尚未建立,不過此一現象發生在兩岸關係研究比較嚴重。在「中國大陸研究」領域則出現些許不同的情況,例如中國大陸國企改革、科技、氣象、農技,或是大陸的地方政府等。學術專業性強,不是一般性政治議題的情況下,批判的工作就相對地學術水準也較高,但是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意識型態比較強烈影響的議題上,其批判仍受政治立場、統獨傾向的影響,學術的批判比較少。

綜合而言,我們以為在此一時期台灣「中國大陸研究」學術研究工作有著相當的變化,特別是以下的四個方面:

第一,朝野對中國大陸研究的重視程度大大不同往昔:相對於八○年代以前,我們以為更精確的描述是敵情研判為主,而以教育、宣傳為輔。七○年代以後,也只有利用學術研究為敵情研判服務。八○年代才開始建立學術研究的基礎,而九○年代前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已經可以說是具備了學術自主的條件,「中國大陸研究」在台灣學術化的取向也開始被認同,而敵情研判則蛻變為專門為政府服務的研究工作而已。

第二,民間中國大陸研究的興起:在八○年代民間的中國大陸研究已經萌芽,但是畢竟未能鼓動風潮,形成趨勢。到了九○年代,特別是九○年代下半期,民間的智庫單位、研究機構已經蔚為風氣,不論在作品數量,召開會議以及研究成果上均出現與官方機構幾乎可以等量齊觀的水準,特別是有民間企業單位、反對黨以及宗教團體所支持的研究單位,更是注意效率,重視產能,可以濟政府單位的不足。

第三,出版品大量增加:與八○年代相較,在九○年代中國大陸研究的出版品除了在數量上有明顯的增加趨勢之外,在內容上也有相當的區別,八○年代及其以前的出版品必定也必須是批判性的、反共性的作品,才有出版的可能,至於原始文件彙編只能是政府機構才能出版,私人出版文獻彙編是不允許的,15而且不論何種出版絕大部分是由官方的出版社主導。九○年代之後,作品的內容則豐富的多,而且官、民出版均有,特別是主要出版商,如五南、桂冠等,尚願意出版較冷門的作品,充分表現台灣出版社會的活力。

第四,中國大陸研究學族體系逐步建立:一門學科之建立與發展除了朝野重視,民間參與,梯隊健全,出版活躍之外,學科自身也必須充滿活力和發展的可能性,「中國大陸研究」在台灣從早期一門「中國大陸研究概論」,到了九○年代中期之後,就開始衍生出「兩岸關係概論」課程,其後在大學中不同的科學有著不同的中國大陸之事的需求,因此在許多大學中就開始有大陸經濟、大陸法律、兩岸經貿、兩岸法律比較、兩岸教育比較、中共教育概論、中共外交、中共政府與組織等相關的專業課程越來越多,且隨著兩岸加入 WTO,互動更形密切之後,相信還有更多的相關專業課程也將設立,極有可能逐漸形成一門學族體系完備的學科。這也是九○年代的中國大陸研究學術自主化之後必然出現的趨勢。

當然在上述的變化之中,也蘊含相當問題:

第一,在研究方法上:九○年代的中國大陸研究十分重視研究方法的運用,研究方法本身是一種很好的學術訓練,因此,從研究方法訓練入手培養學圈新的參與是毫無疑義。然而所有的方法多以西方社會科學的學術研究為範本,其結果常常失去台灣與大陸之間同文同種的優勢,特別是量化的研究方法就很難彰顯我們對中共文件方面特有的本質掌握,是以除了量化的研究方法之外,質化的研究應該也值得我們努力提倡,近些年台灣的部份學者開始倡議到大陸作訪問,作田野調查,就應該多用質化的研究途徑,以便積累我們對中國大陸研究成果。在理論解釋上也同樣是借用西方學者的理論,如派系理論,決策理論,現代化理論,比較共黨理論,比較欠缺從中共自己的作為在不同地區、不同時代的相似事件中去歸納出若干假設,來發展對中共行為的理解。近幾年外國學者已經在研究中共的談判行為作了一些努力,也有了一定的成果,而我方的學者類似的努力則比較少,事實上中國大陸研究是在社會科學研究方面最有可能使我們擺脫學術殖民化的突破口,而且在五○、六○年代我們的研判他們也就是依賴自己的優勢而得以立足於國際的中國研究之林的。

第二,在研究取向上:承繼太多的「舊包袱」,如在內容上仍然出現很嚴重的傾斜,只見中共的中央、北京、政治、經濟、軍事等面向,對其他方面的研究則數量少,質量更差,因此台灣的學者多半能談大問題、宏觀的問題,對小問題或是問題的精細的部份,則所知有限。而大問題的資料重疊性,雷同性高,大家的見解除了立場的差異之外,彼此的互補性有限,這一點在中國大陸研究了二、三十年之後,仍然只在大問題上徘徊,這是很不足取。在研究的機構上,仍然是一種沒有機構研究特色,政府也無意以資源配置的方式來促進學術研究的分工與整合,而各單位之間的橫向交流有限,彼此聯絡有限,對彼此之間的研究課題、研究方向,所知也有限,單位之間的資料也沒有共享互通的習慣,因此各個機構之間的重複、雷同性很高,形成領域乏人問津。中共的宣傳、新聞、中共的少數民族與宗教、中共當代的哲學思想、中共的教育與文化、中共地方政府等,研究者均為個別學者的努力,甚至不易找到討論和交流的對手。有些領域人滿為患,如中共政治、中共戰略等,而在這些領域又是良莠不齊。在研究功能上仍是政策研究與學術研究不分,而形成十分嚴重的互相穿插、糾纏,結果政策研究失去學術研究的支持,不可能有長遠的政策規劃,學術研究因政策研究的干擾而無法積累研究的成果,因此政策學術化報告只是有其表面的形式,學術政策化,報告內容淺顯,我們看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近年來委託研究的結論報告,就十分清楚其中即使將政策刪除而能出版作品仍然有限。
第三,對共黨理論的研究並不受重視:九○年代初正值共黨在東歐和蘇聯垮臺、瓦解之際,因此西方政治領袖和學者難免不表現躊躇滿志,認為已經完全將共產主義埋進歷史的灰燼之中,因此在台灣的大陸研究所開始越來越不重視共黨理論和思想的課程,從而也使得新訓練學者多半是從西方的思維觀點和西方的學術理論來解釋和觀察中國大陸的行為與現象,其結果就很難準確的理解中共行為的合理性,例如在討論兩岸關係中,我們會認定中共的「一黨專政」是錯誤的,是不合時代潮流的,但是我們很少去關心,去理解社會主義的政治哲學和政治原理;我們在討論民主的問題上也以自己的民主模式要求對方,對方不作就是對方不民主,然而民主的價值是一回事,民主的模式又是一回事,我們可以鼓勵中共實踐民主的原則,但是沒有理由把我們模式標準化。再如與台灣相關的中共統一政策-「一國兩制」,也同樣只是從台灣的觀點去批評,很少能從中共的觀點去反省,事實上,馬列主義的研究是理解中共行為,也是深化「中國大陸研究」十分重要的方法之一,另一方法為強化中國文化的研究,如果台灣在中國大陸研究放棄此一途徑,完全依靠西方的研究方法、途徑和理解,則我們以為在國際中國大陸研究領域上,我們必將出現衰退和落後。因此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必須覺悟到,在西方國家他們研究中國大陸,可以不必瞭解馬列主義,因為對他們只是地區研究的文化比較或經濟利益的興趣而已,對中華民國則是攸關國家的存亡和人民生活方式、政治制度變遷的重要課題,我們研究不能只是瞭解,而必須理解,才能有效與中國大陸交流,透過理解來主導形勢的發展。

四、 反省代結論

綜觀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近五十年的發展,我們可以發現從研判到研究的漫長的歷程,其中不乏可喜的變化,但是仍然存在不少的問題,而主要的特點是近十年來我們的外部研究條件有所改善,特別是研究的物質條件、資料條件以及外在客觀的研究條件,均出現今非昔比的變化,同時在台灣的學術圈中,大家的認知上也有相當的變化。按理而論,此種變化必然應該有利「中國大陸研究」學科的建立,然而其結果未臻理想,個人以有三點是特別值得我們反省:

其一是「中國」乙詞在近十年來在台灣社會的感受上已經從前四十年的正面語詞轉為負面語詞。在八○年末兩岸關係開始交流之後,大陸對台灣的影響必定是持續增加,而政府當局為了不使台灣受到大陸的羈綁和影響,幾乎是有計畫地轉變台灣人民心中的中國形象,透過民粹化來帶動本土化,又技巧地利用了千島湖事件和九六年危機、兩岸的外交鬥爭等課題,巧妙地將反共時代的中共的印象移植到中國身上;對已經開放而無法禁止的兩岸交流,則在政策上從不斷的警告,不斷的阻止,甚至不惜祭出台灣民族主義,以阻止或減緩兩岸的互動。所以八八年前就煞有其事地警告不可有「浪漫幢幜」,到九六年突然提出「戒急用忍」的政策,直接粗暴地以政治阻止兩岸的經貿往來。「中國」在台灣人民的心中就是打壓、欺侮台灣,落後、野蠻、僵化、不民主、不衛生、不進步成為同義詞,必須同意這樣的判斷,才是愛台灣,否則就是「賣台」「台奸」,這一點在台灣的選舉中是被運用為打擊對手的利器,之所以有效,就是在此一背景之下所產生的,當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者心中不自覺或自覺地以仇恨為立場、為基礎,則我們研究的中國大陸恐怕是很難沒有盲點,沒有偏見,這些盲點和偏見又回過來讓我們在閱讀中共的資訊時,只注意到我們需要的證據,來強化自己的信心,交互的作用使我們的研究越來越有偏差,然而在沒有獨立的、批判的監督之下,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就淪入反華和不反華的意識型態之間的鬥爭,而無法進行相對主觀的討論。

其二是學科建立必須有自己的問題意識,自己的研究途徑,才能真正為自己的社會服務,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中國大陸研究」在過去我們有自己的問題,那就是「中國何處去」,在此一問題意識下,我們的匪情專家,以自己的獨特經驗來理解中共的行為,說明中共的政策,預測中共的走向,不論成果如何,總是關心著自己的問題意識,因此他們有了自己的積累。然而由於沒有能總結自己的方法,而且在相當程度上是為政治服務,因而未能建立成一門學科。九○年代之後,由於台灣內部一連串急就章似的政策改變,所以國家失去方向,人民失去目標,因此出現認同危機;「中國大陸研究」也因為政治上的矛盾,造成方向感的危機,於是失去了自己的問題意識,我們已經不關心中國何處去,我們不知道我們為何要研究中國大陸,是為了認識敵人嗎?不是,因為我們大陸政策的判定根本不需要對大陸的理解,我們大陸政策的目的只是為了使人民更仇視中國,更疏離中國,不是更了解中國,結果我們就只能搭載美國的便車喊喊「大陸民主化」,抱持一種輕視和敵對的態度,而不是一種參與和建設。於是中國大陸研究成為無問題的研究和無研究的問題,表面上看十分重要,事實上,不論是國家的資源分配到社會的整體氣氛,中國大陸研究都是備而不用,無需專家,無需學者,人人得而議論,結果中國大陸研究就越來越流於世俗化、庸俗化。在此情況下,我們的中國大陸學者也不願意利用自己與中國同文同種的長處,從目前的研究發展來看,似乎只是為西方學者的理論或假設作求證,因此所積累的是西方的「中國學」,而台灣在中國大陸研究,並沒有真正的建樹,既沒有自己的觀點,也沒有自己的創見,是以目前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就形成在研判上比不過「匪情專家」,在研究上比不上「中國通」的窘境,因此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必須先有「問題意識」的反省,才能解構目前被殖民化的困境,重構屬於台灣的發展方向。

其三是方法上的反省。「匪情專家」的前輩,他們慣用的研究方法雖然帶有了強烈為政治服務的色彩,不過那種獨特的經驗途徑的研判,仍見其功力所在。目前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學界必須將「匪情研究」前輩們研判大陸形勢的特點加以概念化、通則化,選擇性地結合當代的相關理解,以便與當代開始受到重視的「質化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進行對話,才能逐漸整理出一套綜合匪情專家和當代研究方法的研究途徑,走出自己的路子,彰顯自己的研究特色,為自己的研究作積累,這才能將目前只是扮演中共資料與西方研究理論與途徑的加工中心的角色,轉變為中國研究真正的研發中心,從而與西方的「中國通」平等對話,重塑我們在國際上中國大陸研究界的重要地位。

<台灣「中國大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論文審查意見 (一)

1. 本文其實是在處理一個很重要的知識社會學的問題。而且作者採取的是一種比較歷史回顧的方法,應該說具有一定程度的價值。誠然作者本身也是有很清楚的價值立場,但是無論吾人是否同意作者的價值,但是作為在台灣內部對此問題的一種對話,此類文章是值得鼓勵的。
2. 如果說作為一種知識社會學的探討,本文似乎還可以再深入一些。譬如可以從將「中國研究」作為一種知識活動來看,其與整個政治社會大的背景的關係,可以做一種知識社會學的反省與批判。此種價值的批判或反省可能有必要跳脫出台灣國內政治的架構來看,譬如可能逃脫不了冷戰和後冷戰這樣的知識背景。因為當初台灣或說中華民國的「中國研究」或說「匪情專家」的傳統,之所以有其獨到之處,是與「人」的因素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說,許多匪情專家之所以有其獨到見解,甚至有的時候其「研判」有美國人都不及之處,是與其出身背景有相當的關係,包括他們對大陸高層人事相當熟稔有關。一方面,像這樣的背景是不可能再重複出現的,所以作者在最後第 20 頁之處所謂在研判上比不過匪情專家一語,是沒有太大意義的。但更重要的事,實際上晚近台灣的「中國研究」作為一種知識活動,其目標也已改變。過去的匪情專家的「中國研究」若是說作為一種知識,其目的是在服務政治需要,而且比較是情報或作者所謂「研判」的需求,這是為何許多台灣研判大陸研究學者與情治機關關係深厚的背景,但晚近的中國研究最為一種知識活動,其目的恐怕已經有所改變,所以這種比較不具太大意義。這背後的問題反而是,台灣晚近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其研究內容與其背後的價值關懷究竟存在著何種互動關係?其知識的社會意涵為何?知識的社會目的為何?在此方面本文的探討似乎較為不足。在這個面向上,本文的缺點在於較集中於「本土化」或「兩岸關係」作為一種知識的社會背景,而較忽略其他的因素。
3. 本文最大的問題在於對於晚近台灣許多研究大陸的文獻掌握非常不足。因此作為一種歷史的回顧,頗為遺憾。晚近的中國大陸研究,其實最重要的一個特色是愈來愈多的研究,尤其是年輕學者的研究,是奠立於在大陸的田野調查或訪談之上。學門上也愈來愈廣泛,除了政治學外,有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等等不同學門,甚至在政治學之中,關心的題目也愈來愈多元,包括對中國大陸之國際關係、兩岸(政治經濟)關係、國內高層政治、政治改革、經濟與政治之關係、基層選舉、政治行為、國家社會關係、政府與企業關係、中央地方關係或政府間關係、農村政治等等不同的課題,每個課題背後都有不同的問題意識,有的問題其實也與意識型態或馬列主義的背景沒有太大關係。這些植基於經驗研究的結果,其與國際上中國研究的成果之間有何對話,對於台灣理解中國大陸有何影響,其實都是應該在本文探討的問題。
4. 本文還有一可惜之處,就是沒有採取一種比較的觀點。作者曾提到台灣的「中國研究」欠缺自己的反省與視角,其實在此問題上,作者也可以再深入些。如果將美國的中國研究的路徑或成就做一個簡單的回溯(美國已經有此方面的文獻,可直接引述),然後再將我國的中國大陸研究目前的發展與成就做一比較,可能有助於我們反省。此外,關於研究方法與研究概念許多是舶來品問題,這牽涉到方法和概念本身與文化的關係,是很複雜的科學哲學或科學方法論的問題,在某些問題上,從某些科學哲學的角度出發,根本不存在舶來品問題,此其一。其次,就算是舶來品,關鍵是它們對於我們的知識是否起這「有用」的工具性作用。如果在本土的「匪情研究」傳統下沒有一套有系統的知識架構,幫助後進進行研究,那麼借用外國的工具可以更有效地增進吾人對中國大陸的理解,這也沒什麼不好。第三、還牽涉到拋開什麼文化因素,說到基本面,還有「誰的研究做得比較紮實」的這類非常基本面的問題。在外國的中國研究傳統中,不可否認地其紮實程度往往要讓我們汗顏。最後,在比較之下,我們也才可以發現外國人的研究盲點為何,以及我們自己的潛在長處為何,如此才有利於我們找到自己未來的研究方向。
5. 本文另外一個可以深化的方向,是在方法論上進行一種較深入的探討。本文提到可以加強質化研究的問題,其實這正是美國人或外國人有可能較弱的部分。作者可以從此處著眼,探討我們台灣學者作為能操中文作為母語的研究者,如何能有更好的研究結果。另外,相反的,外國學者在大陸有時反而較台灣學者具有更優越的研究條件。由於兩岸關係的僵局,台灣學者往往反而在大陸的研究計劃必較不能由正式的研究管道辦成,這就相當程度地增加了台灣學者中國研究的研究成本,進而對我們研究成果形成了某種先天的限制。為了克服此困難,台灣學者往往會通過非正式管道的運作進入中國大陸研究,這是否也是台灣學者進行中國研究的一個特殊之處,其對於我方「中國研究」的傳統有何影響?這是否也可以從研究方法的角度來探討。

論文審查意見 (二)

1. 作者對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做出反省,相當有意義。
2. 八○年代之前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作者認為有自己的特色;不過,換另一個角度看,是非常個人化;個人化的涉中(共)經驗,當然會隨時間流轉和空間的阻隔,而失去其效用和說服力;因此,新一代研究者無法像老一輩那樣做研究,必須向西方學習。
3. 八十年代前的台灣「中國大陸研究」,雖相當程度奠立在個人經驗上,但支撐這些經驗的骨架,仍然是歷史研究、集權分析和派系分析,其實這與西方在八十年代前的研究脈動並無太大差別。
4. 九十年代以後,西方「後制度主義」研究,強調研究者必須深入研究對象或領域成為局內人,這也是在強調建立研究者的主體性,因此,在方法論層次上,是否有所謂東西方或台灣和非台灣的區別是可以討論的。
5. 此文頗具創意和用心,以上諸點謹供作者參考。

作者的回應

本文提出之後,前後有五位學者提供了寶貴的意見,對於本文許多不足之處提出深刻的檢討,身為作者,對評論人或審查人的任何建議,不論個人是否接受,都是深表感激。不過,就像任何一篇論文一樣,作者都有其「強辯」的權利,所以也請允許個人提出若干的回應。

第一,個人進「中國大陸研究」的領域是在 1972 年,因此可以說是跨越了台灣「中國大陸研究」的三個時期,所以這一篇論文的寫作立場有相當的程度是一種自我的反省和批判,這是一種明示的主觀立場與客觀歷程的對話。為了使此一主客互動的反省立場不致於在不自覺的情境之下過分的主觀和經驗化,因此我們試圖從「學科」建立的角度來進行這樣的反省,而有兩位學者(一位是評論人,一位是審查人)則是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解讀,結果形成作者與批評者之間對文章不同的認知上的落差。從「學科」的角度來看,一門學科建立有其內外的各種條件,本文主要是依此思路來審視「中國大陸研究」在台灣的變遷歷程,而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的觀察,然而竟然有兩位批評人都有相同的讀者反應,可能在文章的論述過程也有若干的誤導之處,是值得作者個人審慎檢討的。
第二,在所有評論中有三位都提到應該增加效果的評量,或列舉每一時期的代表學者和代表作品,對於這一方面的評論,個人有兩點回應:一是學者寫作論文常用的藉口「時間不夠」,個人也引用此藉口,因為以一篇論文的規模意圖週延地涵蓋五十年歷程的發展,而且還要去列舉代表學者與代表作品,這實在是寫一本著作的辦法,而不是寫論文的辦法,因為當我們去抽選時代的代表作品時,必要涉及另二個標準的建立,這就不是一篇論所能涵蓋的內容,除非我們在討論的一開始就是以此為論述的取向。二是「中國大陸研究」是「地區研究」的範疇,它的範圍涉及了政治、經濟、社會、軍事、文化、教育、歷史、國際關係等各個領域,事實上筆者的所知有限,亦很難在每個領域中均有把握尋找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果勉強為之,必然是使得本論文在主客互動的方法基礎上,呈現更多的成見和偏見。所以代表性學者和代表性作品的抽選在事實上是有困難的,至於學科的效能與功能之彰顯,事實上也不在於選擇性地挑選作品的方式來加以表達,而在學科建立的過程成果反而更容易得出結果。換言之,如果「中國大陸研究」在台灣、在其他國家仍不為社會學科研究學圈所認可,則自然也就無需著文討論其回顧與前瞻的問題。

第三,有某位評審者其評論意見令人頗為費解,例如該評論意見中“2"意為「過去的研判和晚近『中國研究』,其目標也已改變,所以這種比較不具太大意義」,此一評論本人並不同意,不過個人可以尊重,問題在該評論意見“4"又云「可以和美國『中國研究』做一比較」,則是評論自身的邏輯矛盾,按評論者的邏輯「目標不同不能比較」,則如何證明台灣的中國研究和美國中國研究的目標是相同呢?又如評論“3"稱「晚近中國大陸研究,其實最重要的一個特色是愈來愈多的研究……愈來愈廣泛……等」,個人十分奇怪,事實上在原論文之 17 頁第四、中國大陸研究學族體系逐步建立,就提及此一學科在九○年的發展中「充滿活力和發展的可能性是大陸學術自主化之後必然出現的趨勢」。個人相信任何讀了類似的描述,都可以理解到中國大陸研究的晚近多元化的現象。

其如評論意見“4"的後半段大肆評論文所謂研究方法的問題,評論者假設了論文是排斥西方科學的研究,個人以為這是一種閱讀上嚴重的誤解,事實上在送審論文頁 18,明明白白說到「九○年代的中國大陸研究十分重視研究方法的運用,研究方法本身是一種很好的學術訓練,因此,從研究方法訓練入手培養學圈新的參與是毫無疑義」。個人提出中國大陸研究中不可放棄「質化研究」,而「質化研究」不也正是西方的研究方法嗎?作者所關心的是台灣不應該失去自己的優勢,而太過偏重量化的研究,這一點和評審人的意見是一致,事實上個人還認為縱使用量化研究,也應該將大陸研究作為提高為我國社會科學界擺脫「學術殖民化」的突破口,此一論述的背後預設正是巴柏的否證論,亦即評論人所提的科學哲學中的大師。評論人這種片面閱讀後的評論,令人頗為遺憾。

基於上述的理由,個人在修改論文時,並未採納評論人的意見。當然個人也願意再與評論人對話和討論此一問題的可能性,畢竟學術的成長是建立在相互的良性批判。當然所有的文責仍有自己負責。

第四,這樣的一篇文章其目的在於建立此一學科批判的可能性,主要是討論一門夾在地區研究與對敵研究之間的學科,如何能擺脫「對敵」的政治約束和意識約束,從而建立起批判研究的習慣,以便在下一個階段的中國大陸研究中可汰劣存優,積累成果,樹立台灣的優勢和台灣的觀點,才是本文在回顧中企圖建立的前瞻。最後本人還衷心感謝多位同行不辭辛苦地讀完拙文,而且願意提出他們的看法,從他們的努力,我們看到了中國大陸研究學科發展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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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的路徑基本是按取消政策性負擔的思路來進行的,先把社會性負擔剝離,並逐漸地讓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部門快速發展起來,資本積累就會很快,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逐漸地變成符合比較優勢,保護補貼就從“雪中送炭”變成“錦上添花”。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把各種保護補貼消除掉,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價格信號完全由市場的供給和需求來決定也就水到渠成。
所以,有了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經濟結構不同和企業自生能力的概念以後,對發展和轉型的認識就會和主流的結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認識不一樣。而且在經濟運行上也會有很多不同的認識。
  金融是經濟運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現在西方主流的金融經濟學主張發展大銀行、股票市場、風險投資等。這對發達國家確實很需要,因為他們發展的產業和技術在全球的最前沿,資本很密集,而且,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都必須靠自己發明,風險也很大。
所以,發達國家必須有能夠動員很多資本又能分散風險的金融安排,全國性的大銀行、股票市場或者是像納斯達克那樣的二板市場對發達國家而言都是合適的。
但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這是不是合適呢?發展中國家有自生能力的企業集中在傳統的勞動力比較密集,資本需求量少,而且,生產的產品以及使用的技術是成熟的,產品的市場也是存在的,主要的風險來自於企業家有沒有經營能力。
所以,發展中國家金融所要動員的資本的規模和所要克服的風險和發達國家是不一樣的。小銀行、大銀行、股市、二板市場等金融安排在動員資金、配置資金和分散風險的能力上各有不同。因此,合適的金融安排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是應該不一樣的。
人力資本也是現在經濟運行中不可或缺的一個要素,人力資本理論是芝加哥大學對現代經濟學理論的最重要貢獻之一,有多位諾獎獲得者認為決定現代經濟增長的最主要決定因素是人力資本。
2017-05-19 10:3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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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發展階段不一樣,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不同,所需要的人力資本也是不一樣的。發達國家的產業在世界的最前沿,技術創新和產業的升級都必須自己發明新技術、新產業,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可以依靠引進。
不管發達國家或是發展中國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都需要人力資本,但發明比引進所面對的不確定性高出很多,發明所需要的人才和引進所需要的人才在處理不確定上的要求不同,顯然所需要的人力資本也不一樣。
處理不確定性的能力和教育的水平相關,所以,在發展中國家並非教育水平越高就越好,人力資本的結構應該適應於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特性。
不僅在經濟運行理論上新結構經濟學和西方主流的經濟學在許多方面會有不同的看法,還可以對一些被主流經濟學作為“基準”的理論有新的認識。
例如,貨幣中性理論,認為貨幣政策的寬緊只影響價格的水平,不影響經濟增長。這是芝加哥大學對經濟學理論的最主要貢獻之一。但是,引進發展的機制是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視角以後,貨幣就不見得是中性。
  為什麼呢?因為經濟發展靠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都需要投資。投資決定於資金的成本,資金的成本決定於利率水平,利率高低和貨幣的發行寬緊有關。
如果貨幣政策很緊,利率就會非常高,投資於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成本高,投資就會少,經濟增長的速度就會慢。反過來講如果貨幣比較寬鬆,利率就比較低,創新的成本和意願就會比較高,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意願和速度就會比較快,這樣貨幣就不是中性的。
在芝加哥大學的貨幣中性理論中,並沒有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貨幣政策寬緊當然只影響價格水平的高低,不影響經濟發展的速度;但是,如果放在新結構經濟學的框架中,一個經濟體的發展是靠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從一個階段不斷進入到另外一個階段的過程,就會發現貨幣不是中性。
2017-05-19 10: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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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貨幣政策寬緊需要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技術的可能性相適應,如果過度寬鬆超過了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可能性,那麼,就會導致通貨膨脹,對創新者是一種補貼,對儲蓄者則是一種稅負,會有收入分配的後果。
因此,在平衡貨幣政策寬緊對推動經濟發展和通貨膨脹的代價之間需要有個平衡,會有一個最優的貨幣增長速度。這個速度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什麼不同呢?
發達國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靠自己發明,發展中國家可以靠引進,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會比發展中國家的速度慢,因此,發達國家的最優貨幣增長速度應該比發展中國家的最優貨幣增長速度慢。
  另外,像凱恩斯主義認為在經濟下滑時應該使用積極財政政策來創造需求以穩定經濟。西方主流經濟學包括芝加哥大學的理性預期學派則反對這種觀點,認為在經濟下滑時用積極財政政策搞投資創造就業,家庭收入會增加,但是將來政府需要償還投資的資金,就需要增加稅收。
將來增加稅收,一般消費者為了平滑現在和未來的消費,現在就要開始增加儲蓄,而出現“李嘉圖等價”,即政府增加政府財政赤字去創造就業,但是,消費者會增加儲蓄減少消費,結果投資增加消費減少,總需求並不增加,並不能阻止經濟下滑,帶來的只是政府財政赤字的不斷增加。
但是如果把結構的概念引進來,看法就不一樣。經濟發展的過程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的過程。政府對基礎設施的完善負有責任。
在經濟下滑的時候,失業率高,與其發放失業救濟不如投資於基礎設施的完善以創造就業減少失業,這樣基礎設施投資的機會成本較低,而且,當時各種原材料的價格也低,投資的成本也比在經濟發展正常時低。
並且,這樣的積極財政政策可以消除經濟增長的基礎設施的瓶頸,等走出危機以後,經濟增長的速度還會加快,政府財政稅收會增加,可以用未來增加的稅收來還債,避免出現“李嘉圖等價”的問題。
2017-05-19 10:3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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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結構經濟學把這種反週期財政政策的思路稱為“超越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政策。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的瓶頸比發達國家多,發展中國家在經濟下滑時,使用“超越凱恩斯主義”的積極財政政策來改善基礎設施的機會比發達國家多,因此,發展中國家的積極財政政策只要是用在基礎設施的完善上可以比發達國家更積極。
同時,在發生全球的金融經濟危機時,也可以用全球的基礎設施的投資來作為走出全球危機的辦法。用基礎設施投資作為反週期的政策措施,以及用全球的基礎設施作為治理全球經濟危機的倡議,我在世行工作時就提出,現在國際上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和國際發展機構支持。
  四、結語
很高興在今天慶祝我從教30週年的大會上讓我有機會來談談我對中國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和發展的看法。回想1994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創立,1995年舉辦成立大會那年,我曾應邀在《經濟研究》創刊40週年時寫一篇祝賀文章,提出“本土化、規範化、國際化”,主張以規範的方法來研究本土的問題,指出這樣的研究成果就是對經濟學發展有國際性意義的貢獻。
在文章中我還提出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會在21世紀轉移到中國來,21世紀會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的命題。這個命題是根據從亞當•斯密提出《國富論》以後,世界經濟學的中心最早在英國,絕大多數著名的經濟學家不是英國人就是在英國工作的外國人,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則轉到美國,絕大多數著名的經濟學家不是美國人就是在美國工作的外國人。
為什麼著名的經濟學家會有這種時空的集中?原因是經濟學的理論來自於對經濟現象的抽象,一個理論的重要性決定於所解釋的現象的重要性。什麼是重要的經濟現象?出現在世界經濟中心的現象就是最重要的現象,研究這個國家的現象所提出的理論就是重要的理論。
2017-05-19 10: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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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革命以後,英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成為世界的經濟中心,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逐漸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經濟中心。在世界經濟中心研究經濟問題的經濟學家可以近水樓台先得月,因此,隨著經濟中心的轉移,經濟學研究的中心也跟著逐漸從英國轉移到美國,大師級的經濟學家也就更多地出現在美國。
我相信到2025年左右中國應該會超過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那時中國的人均GDP還只是美國的四分之一,中國還會繼續比較快速地發展。隨著世界經濟中心向中國轉移,發生在中國的經濟現像也將會是最重要的經濟現象。
沿著我前面提出的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現代經濟學的範式和範疇來研究中國的經濟現象,可以對我國的經濟發展、轉型、運行等有很多新的認識,這既是中國經濟學家的機會也是中國經濟學家的責任。
這樣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國在繼續前進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的實質和背後的原因,貢獻於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政策措施,而且其他發展中國家過去跟我們一樣抱著“西天取經”的心態,依靠來自發達國家的理論指導,普遍在發展轉型上遭遇各種挫折,未能擺脫貧困,縮小跟發達國家的差距.
發展中國家跟我們有較為相同的條件,來自於中國的理論對解決它們的問題也將會有比較大的參考借鑒價值,有助於佔世界總人口85%的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
  黃益平老師在前面致辭時說我追求“知行合一”,“知為行之始,行為知之成”。認識到了就應該去做,確實這是為什麼1979年我會從台灣到大陸來,也是為什麼1987年我會放棄美國的工作機會回到中國來。
既然我認識到了中國知識分子對國家社會的責任,那就應該回到這個國家、這個社會來貢獻自己的所學。然而,我現在覺得作為社會科學家“知行合一”是不夠的,因為按照我們所學之“知”去“行”,經常事與願違。
2017-05-19 10: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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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主張社會科學家應該秉持的是“唯成乃真知”,只有按照理論去實踐的時候,能夠取得所預期的“改造世界”成果的理論,才是真正幫助我們“認識世界”理論。所以我現在主張“知成一體”。
怎樣實現“知成一體”呢?按王陽明的“四句教”,我也提出四句。第一句是“因行得知”,社會科學的理論來自於對社會經濟現象的觀察、分析和歸納,社會經濟現象則是社會中行為主體行動的結果,所以“知”是依靠觀察研究社會經濟中的“行”而得。“用知踐行”,學習理論是為了“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應該用學到的理論來指導我們的實踐,這是“用知踐行”的意義。
但是“行”本身不是目的,“成”才是目的,應該用行的結果來檢驗理論,只有能夠幫助我們改造好世界的理論才是真正幫助我們認識世界的理論,所以說“以成證知”。最好,只有能被“成”驗證的“知”,才是“知成一體”能夠“改造世界”的“知”。
隨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將再度成為世界的經濟中心,在中國快速復興的發展和轉型過程中,許多現像是不能用現有的理論來解釋的,中國在未來的經濟運行中遇到的許多問題也可能是史無前例的,作為中國經濟學家我們是坐在理論創新的金礦上,我們應該有自信和自覺來挖掘中國這座理論創新的金礦,提出一套新的理論。
用這套理論可以幫助我們實現民族的複興,也可以幫助跟我們條件相似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讓他們實現跟我們一樣的經濟蓬勃發展,實現“百花齊放春滿園”的美好世界的願景。
  回應
很好,幸虧他當年抱著籃球從對岸游過來,給大陸一個實事求是的經濟學家。
真是先行者,30年前就有最符合中國實際的人生觀價值觀
http://www.guancha.cn/LinYiFu/2017_05_19_409052.shtml
2017-05-19 10: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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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誤判了中國:西方政要智囊重構對華認知
作者: 季辛吉, 約瑟夫‧奈伊, 大前研一, 法蘭西斯‧福山, 約翰‧奈斯比 等著
出版社:風雲時代
出版日期:2015/07/21
  內容簡介
  從「中國崩潰論」到「中國威脅論」,
  到底是誰要崩潰?誰才是最大威脅?
  讓所有人跌破眼鏡的「中國模式」是什麼?
  中國的「軟實力」又是什麼、表現在何處?
  誰才是當今世界真正的超級強權?
  不能小看的中國實力,你該了解的中國真相!
  本書集結了《環球時報》記者於二○○九至二○一四年對西方政要、學者的部分專訪,採訪對象包括季辛吉、法蘭西斯‧福山、約瑟夫‧奈伊、美國前總統卡特等四十一位西方政要和智囊。作為西方長期深研中國、具有極大影響力的智庫成員,他們不僅曾經銳利地對中國提出批評,也具有面對中國崛起而承認現實、自我糾錯的勇氣。本書所集結的文章反映了他們對西方種種「誤解」的最新認識,也集中反映了西方對中國文化、現實與趨勢的重新認知和判斷。
  目錄
序言一 請不要誤判中國 張維為
序言二 瞭解中國很難,但必須瞭解 金燦榮
◎第一章 一種新型的大國關係
季辛吉:中美有責任建新型大國關係
約瑟夫‧奈伊:中國變富,中美都會受益
法蘭西斯‧福山:中國崛起對我的理論形成挑戰
卡特:美中合作既是機遇也是責任
布里辛斯基:美民間對華批評源於無知或焦慮
大前研一:中國的發展對日本不是威脅
桑德施奈德:中國就像一面遠方的鏡子
恩道爾:中美關係的不利因素在美國
斯蒂芬‧佩里:國際權力偏移中國讓西方不爽
米爾斯海默:我希望我的理論被證明是錯的
道格‧班道:現在是美國真正改變其對外政策的時候
休‧懷特:澳應採取積極主動的態度促進中美平等對話
2017-05-25 11:2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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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種深厚的文化價值觀
約翰‧奈斯比及夫人:中國是蘋果,美國是橘子
約瑟夫‧奈伊:在曲阜感悟中國軟實力
勞倫斯‧庫恩:中國夢並非模糊空洞的口號
趙錫成、趙小蘭父女:中國夢意義深遠
沙學文:將中國夢注入中國製造
凱瑞‧布朗:中國歷史應是西方的必修課
彼得‧聖吉:中國包容文化將重獲新生
柯偉林:中國很強大,但還不夠自信
◎第三章 一種獨特的政黨制度
約瑟夫‧奈伊:反腐就是增加中國共產黨的軟實力
皮特‧鮑泰利:民主的要義是為人民負責
貝淡寧:當代賢能政治是中國的大進步
大衛‧麥克萊倫:高效是中國體制的巨大優勢
廖燃:腐敗與政治制度無關
托尼‧賽奇:學美國沒什麼意思
◎第四章 一種成功的經濟模式
斯蒂芬‧羅奇:戰略思維是中國發展奇蹟的精髓
吉姆‧奧尼爾:中國成就是令人敬畏的尺規
米夏埃爾‧普法費爾:德國對中國企業沒有偏見
馬西莫‧羅依:中國房地產不是華爾街式泡沫
理查‧福爾德:中國經濟不會有「雷曼時刻」
蓋爾‧拉夫特:中國不必為減排「忙於招架」
◎第五章 一種中國式的和平崛起
包道格:中國崩潰論已成笑料
季塔連科等:中國抓住了重要戰略機遇期
塔德烏什‧霍米茨基:中國發展有利於全世界
艾瑞克‧霍布斯邦:中國降低了全球戰爭的危險
黛博拉‧布羅伊蒂加姆:中國為非洲打開了一扇門
傑克‧斯奈德:中國離過度擴張還很遠
愛德華‧N‧魯瓦克:世界對中國崛起的恐慌在加劇
阿文德‧薩勃拉曼尼亞:美國沒有能力阻止中國崛起
古斯塔夫‧格拉茨:歐洲的抱怨上不了臺面
馬丁‧雅克:西方年輕人在思考,為什麼中國做的好
拉納‧米特:作為二戰盟友的中國,不該被遺忘

互聯網+:中國經濟成長新引擎
作者: 馬化騰、張曉峰 等著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15/10/30
  內容簡介
騰訊官方唯一正版授權
瞭解中國國家級戰略「互聯網+」權威讀本
  中國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
  2015年首度提出「互聯網+」最新指標政策
  中國傳統企業正在飛速轉型!
  當「互聯網+」的革新如大潮來襲 台灣勢必得站在浪頭上
  跨界融合,連接未來無限可能
  「互聯網+」是中國網際網路發展的新常態。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015年首度提出「互聯網+」國家級行動計畫,認為據此發展順勢而為,將能提升國家未來社會經濟的水準。
2017-05-25 11:3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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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連接」,即連接傳統各行各業;「跨界融合」是全書的主要概念,也是書中諸位倡導者不斷強調的重點。
  本書從理論層面、實踐經驗等多角度切入,全方面闡述互聯網結合各產業的趨勢,推薦給關心傳統產業轉型、互聯網新經濟等具備前瞻性思維的讀者。
  目錄
第一篇 「互聯網+」成為國家戰略之因
第一章|「互聯網+」國家級行動計畫
第二章|「互聯網+」時代的六大特徵
第三章|順勢而為,勢是什麼
第二篇 「互聯網+」連接一切
第四章|互聯網企業最大的社會責任
第五章|用「互聯網+」連接未來
第六章|開創移動互聯網新生態(1) 眾創空間
第七章|開創移動互聯網新生態(2) 微信
第八章|開創移動互聯網新生態(3) 泛娛樂
第九章|連接社交網路
第十章|連接數位鴻溝
第三篇|「互聯網+」行動計畫
第十一章|行動計畫導引
第十二章|互聯網+工業
第十三章|互聯網+金融
第十四章|互聯網+能源
第十五章|互聯網+健康、教育
第十六章|互聯網+智慧生活
第十七章|互聯網+X
第十八章|時代的風口

強國不強?:中國國力與經濟成長的極限
Can China Lead?: Reaching the Limits of Power and Growth
作者: 雷影娜, 柯偉林, 沃倫‧麥克法蘭
原文作者:Regina M. Abrami,William Kirby,F. Warren McFarlan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16/06/29
  內容簡介
哈佛商學院、華頓商學院著名中國通最新力作!哈佛商學院熱門課程菁華!
  面對中國空前快速發展,中國企業又是如何與全球競爭?
  從傳統製造業到網路電商,中共的政治影響力無所不在,外資企業的機會又在哪?
  到中國經商,技術早晚會被轉移或偷走,你能保護自己維持領先嗎?
  公司的中國風險組合有適當的避險安排嗎?
  以黨領政下,為什麼中共依然沒有安全感?國內維穩、國防事務仍然占極高預算比例?
2017-05-25 11: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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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世界工廠變世界市場,中國13億人的驚人消費力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市場,然而許多外資卻也發現,他們在中國生存日益艱難。全球頂尖的中國商業經營個案分析團隊,從歷史、政治、企業管理三大面向,深入淺出剖析當前中國政府的實力和目的,大膽直陳中國經濟成長的關卡與在中國做生意的陷阱。所有現在或未來打算在中國投資經商者,來往兩岸的跨國企業經理人、上班族,都應該一讀。
  目錄
推薦序 放不下的第六力——不確定性的根源 馬紹章
導論 重新檢視中國經濟奇蹟
第一章 迷思與現代中國之形成
第二章 黨公司:中國紅色資本主義的興起與侷限
第三章 工程國家:路的盡頭
第四章 計劃革新?
第五章 在中國獲致商業成功
第六章 全球中國:權力的極限
第七章 中國2034

2016年中國難題
作者: 劉金山
出版社:外參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02/05
  內容簡介
  在美國智庫的報告中,中國被列為2016年全球最重要也是最不穩定的因素。
  其實,中國股市今年開門大黑,已經反映中國人自己深深的憂慮。但是,這不僅僅是溫家寶濫發貨幣的遺禍,更重要的是中國經濟在過去30年已將獲利空間榨乾,現在已經到了結構性的銅牆鐵壁面前,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不可能回到幾年前的黃金時代。
  在內政上,民眾將權貴集團譏諷為「趙家人」,但沒有人找到辦法緩解他們與平民的對立情緒。幸而,一般百姓只是將怨氣宣洩在口頭上,新疆人卻是以命相爭。中國立出《反恐法》,也就將分離分子當作恐怖分子予以摧毀。只是生死恩怨已經深根了。
  在外交上,「擻幣」很多國家還是頗有效果的,但並非萬能,南海島權之爭沒有顯示出和解的前景。中國是否真有打算硬拼一場?也許這就套住了中國雄心。
2017-05-25 11:3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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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底氣
作者: 陳琳琳
出版社:財大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12/09
  內容簡介
  每當中國經濟遇到困境,中國崩潰的論斷便被提出來。然而,中國崩潰論的預言一次次的落空。“中國崩潰論”預言的落空,激發了它的對立面“中國模式論”的流行。 
  專制窮國可能停滯發展幾十年,卻並不發生政治崩潰。真正的問題是,領導階層願不願意降低增長目標,讓增長更能建立在可持續的基礎上,還是會覺得有責任繼續堅持那些居高不下的增長目標?  
  自改革開放國策被確立30 多年來,“社會主義威權政體”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國因沒有實施激進的政治經濟變革而保持了政治上的穩定,使得一個能夠對經濟發展施加主導掌控力的“有為政府”成為可能;其次“有為政府”選擇了正確的發揮比較優勢的經濟戰略。  
  不過,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依賴於政府主導的巨量投資不可持續下去,已經到了盡頭。目前包括習近平在內的精英集團,是否意識到問題有多嚴重和緊迫?

赤色浪潮:Made in China蘊含的挑戰與機遇
作者: 高先民, 張凱華
出版社:上奇資訊
出版日期:2015/11/30
  內容簡介
曾經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
現今Owned by China,中國擁有!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造訪英國,大把的中國訂單為這次訪英行程鋪好了紅地毯。BBC中文網直指,中國正用人民幣買下英國。
  本書以深入淺出的文字,精闢分析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經濟發展、世界地位,涵蓋中國經濟發展中取得突出成就的各個領域。
  2010年,Google正式關閉中國版搜尋引擎,高調退出中國市場。
  然而,中國網路產業發展急劇增長,現今全球網路公司市值最高十強,亞洲占了4席,阿里巴巴、騰訊、百度及京東,全來自中國。
  面對看得到卻吃不到的中國市場,美國科技大腕怎能不著急?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與臉書執行長祖克伯的互動,尤其引人好奇。
  不論「Google重返中國」「2016中國對臉書解禁」的傳聞真偽,都直指一個不可擋的趨勢──.CN時代正在來臨。
  目錄
1.「中國製造」-新「世界工廠」正在崛起
2.「13億」-充滿無盡想像的大市場
3.「人民幣」-令世界刮目相看的金融符號
4.「A股」-全球資本市場的奇蹟
5.「.CN」-中國的互聯網世界第一
6.「改革開放」-中國符號的前行動力
2017-05-25 11:3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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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失控中:大陸的機會和危險都失控,有人套利、也有人心血落空,你得先認清哪些現實
「中国の夢」は100年たっても実現しない
作者: 山田順
出版社:大是文化
出版日期:2015/10/27
  內容簡介
  權威機構一直在替中國背書、按讚 :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預測,2060年,中國的經濟平均成長率為
  4.0%,美國為2.1%,中國將成為全球之首。
  將成為全球之首
  ◎高盛集團繼金磚四國之後,提出中美逆轉論:中國成為經濟的世界第一大國。
  ◎北京政府宣布,2020年中國人將登上月球(月亮將成為超級核彈基地)。
  但住在大陸的人,會告訴你:
  ◎中國的水和油都遭到汙染,食材再好也枉然。
  ◎從農村到城市各省都有癌症村:四個人裡面就有一個人罹癌。
  ◎每天都有爆炸案,大工廠會爆、連番茄西瓜也會爆!
  ◎交通事故死亡人數,高居世界第一。

郎咸平說──中國進入從亂局到變局關鍵十年!:金融、樓市、食安、教育等改革,重裝上陣!
  內容簡介
  ► 中國金融「一身病」:中國股市先天不足、實體經濟萎靡;保險業停留在美國一百年前水準,還在靠欺詐賺錢;再加上國有銀行壟斷,最終導致「負利率」,中國金融圈,亂!
  ► 貪腐除不盡,春風吹又生:賣官鬻爵,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審批制更是腐敗的「源泉」。想用高薪養廉與運動式反腐止貪,難!
  ► 霾害愈演愈烈五十年:霧霾籠罩七分之一國土,然政府始終無作為。唯有讓PM2.5和政績考核掛鉤,霧霾問題才能獲得解決。
  ► 新型城鎮化引發「逆城鎮化」危機:農民工數量不再激增,地方政府搞的建設「大躍進」無人埋單,製造更多「空城」。「逆城鎮化」則導致有效勞動人口減少,地方財政負擔更沉重。
  ► 詭異瘋漲的樓市:通膨,讓老百姓把錢投入房地產;製造業利潤下滑,令企業家把錢投入房地產。這兩股熱流,讓中國房價一發不可收拾地瘋狂上漲。
  ► 房產稅壓垮房市的最後一根稻草:在地方政府無地可賣,製造業低迷難收稅的情況下,房產稅成為支撐地方財政的新稅源,完全背離了原本的「均富貴」初衷!
  目錄
序言 「新政」能否改變中國?
第一篇 中國改革重裝上陣
第二篇 經濟弊病無處遁形
第三篇 金融變局迫在眉睫
第四篇 社會危機一觸即發
2017-05-25 11: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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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中國經濟走向崩壞:大國空巢下的危機與出路
The Road to Ruin
作者: 李國平
出版社:有意思
  內容簡介
  2010年初,美國《新聞》周刊將「中國經濟的崩潰」列為「2010年十大世界預測」第二位。同年,《紐約時報》以「做空中國」的大標題發表了對華爾街空頭大師詹姆斯‧查諾斯(James Chanos)的採訪。中國過多的貨幣造就了房地產泡沫,一旦其經濟體系無法繼續支撐新的固定資產投資,中國的經濟增長程度勢必大幅放緩,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崩潰。
  實際上,除了通貨膨脹接近5%外,中國經濟算是平安度過了2010年,而且增長率還達到9.7%。在中國政府推出房產限構的禁令後,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沒有下跌,更沒有泡沫行將破裂的跡象,「中國經濟即將崩潰」的說法似乎已經不攻自破。
  然而,中國經濟沒有在2010年崩潰,並不意味以後就不會崩潰,因為可能導致中國經濟崩潰的那些問題並沒有隨著2010年的過去而消失。
  數年過去了,中國經濟的「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有日趨惡化的跡象。在繁榮的表面之下,中國經濟仍然效率低下,缺乏創新能力,過度依賴投資與出口,而且,貧富分化極端。
  目錄
第一章 效率低下的經濟增長
第二章 沒有消費的經濟增長
第三章 沒有創造力的經濟增長
第四章 脆弱而效率低下的金融體系
第五章 特權集團壟斷國家經濟
第六章 三大差距危機
一、全球最嚴重的貧富差距
二、農民的生活為什麼這麼苦?
三、東部六省市占了中國富豪的一半
第七章 資源與環境危機
第八章 人口危機
第九章 出路在哪裡?
一、停止「GDP崇拜」
二、「王者富民」
三、民進國退
四、約束政府權力
結語 中國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公平中國
作者: 王福重
出版社:中華
出版日期:2014/07/25
  內容簡介
  公平是未來很長時期中國面臨的最嚴重挑戰,本書論述了其中所涉及的最重要的14個問題:農村、義務教育、高考、大學、養老、醫療、住房、食品安全、慈善、稅、公共預算、央企、外匯儲備、計劃生育。在所有這些方面,我們都需要以公平為準繩,進行傷筋動骨的改革,這樣才能走向一個和諧的社會。
2017-05-25 11: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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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衰退:慢慢陷入倒塌式的惡性循環
作者: 金偉倫
出版社:領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01/31
  內容簡介
  中國經濟真將陷入蕭條?
  資金非法流出中國居榜首
  江下習上李嘉誠加速撤離
  信心動搖,老百姓不敢花錢了
  習近平掌控經濟的信心動搖
  中國經濟要跌回全球平均值
  中國真的進入通貨緊縮時代了嗎?
  新年經濟增長靠什麼? 
  巨龍減速,亞洲準備好了? 
  中國恐將引發全球經濟衰退
  李嘉誠新年加速撤離再放危險信號
  跨國企業爭相向中國快速投降 
  城市大躍進造就諸多“鬼城” 
  中國“超越”市場的改革之路 
  報告首長:東北經濟告急!
  各地市長傻眼,43號文件或改變中國
  國務院副總理汪洋談大數據 
  王岐山老伙計的肺腑之言
  防火牆把中國科學從巨人肩膀上拉下來

焦慮的中國人
作者: 茅于軾
出版社:天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08/15
  內容簡介
  「中國正走在十字路口,或者繼續30年的輝煌,或者進入不穩定的搖擺期。」
  中國晉身經濟巨人,為何民怨卻與日俱增?
  深層次矛盾不解決,將引爆政經大變局?
  經濟學界良心、「佛利民自由獎」得主茅于軾,直面中國改革頑症、貧富皆怨之危,把脈下藥的敢言之作!
  中國社會矛盾日深,未來步向崩潰,還是延續輝煌?
  大國已經崛起,中國人卻充滿怨氣。焦慮根源不僅是貧富懸殊或貪污腐化,而是社會不公義,官員不講理。追求GDP卻犧牲人民幸福,甚至引來「中國崩潰論」之說,預言巨變一觸即發。
  站在發展路口,中國下一步應如何走?如何在大危局尋求化解的機遇?被喻為「經濟學界良心」的著名中國經濟學家茅于軾,直搗改革開放的弱點,指出社會及政治危機與經濟問題一脈相承,只有建立保護財富的體系,順應市場和公正的洪流,中國才能在改革頑症中扭轉乾坤。
  目錄
前言 正視社會不公
第一章 蝸居在中國
第二章 窮人為何貧窮
第三章 富人如何致富
第四章 消除貧富分化
第五章 人權與中國社會
第六章 人民和國家利益
第七章 自由市場必勝
第八章 未來世界如何
8.1 中國人口隱憂
8.2 尋找「人間天堂」
2017-05-25 11:3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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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共19大新核心2017-10-26名單出爐「留二(習近平、李克強)進五(栗戰書接任人大主席、汪洋接任政協主席、王滬寧接任中央書記處、趙樂際接任中紀委、韓正.)」學界、媒體和兩岸關係研究圈猜測的名單和風聲卻大多「失準」:
英國BBC中文網(7中5),命中率71.4%
香港明報(7中5),命中率71.4%
美國馬可波羅智庫智庫(5中3),命中率60%
日本讀賣新聞(5中3),命中率60%
政大國關中心模型(5中3),命中率60%
調查局(9中5),命中率55.6%
英國路透社(6中3),命中率50%
中央社(7中3),命中率42.9%
國安局(2中0),命中率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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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研究方法「失準」
別說「中共研究方法」、就連所有學科的「研究方法」都是以洋學(邪?)者為典範!

林毅夫:西方國家理論不能解釋中國經濟奇蹟2017.10.27人民日報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那些剛取得政治獨立的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西天取經”的心態,認為學會西方先進國家的理論,拿來推行,就能夠取得發展和轉型成功,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追趕。幾十年的實踐證明, 發展中國家尚無依靠“西天取經”實現現代化成功的先例,用西方國家的理論也不能解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創造的經濟奇蹟。
  以我的專業領域發展經濟學為例,發展經濟學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應取得政治獨立的發展中國家自主追求現代化之需,從現代經濟學當中獨立出來的子學科。第一波思潮是盛行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結構主義,強調市場失靈,主張以政府主導推行進口替代戰略。第二波思潮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興起的新自由主義,強調政府失靈,主張以休克療法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的華盛頓共識。二戰結束至今已70餘年,全球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絕大多數至今依然陷在中等收入或者低收入水平。少數幾個趕上發達國家的東亞經濟體所推行的出口導向發展戰略,從結構主義角度來看恰恰是永遠趕不上發達國家的。我國改革開放以後以漸進雙軌方式轉型,實現了穩定和快速發展,如果從新自由主義視角來看卻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
2017-10-28 1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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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主流理論總結於發達國家經驗,而且經常還是以在發達國家也尚未完全達到的理想條件為前提,拿到發展中國家來運用,必然有“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局限性。在現代化、全球化大潮中,閉關鎖國不行,照搬發達國家的道路、理論、文化亦不可行,學習參考他人要建立在對自己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具有高度自信的基礎上。
  文化復興是一種文化自信,它意味著文化的綿延不斷。中國文化何以幾千年綿延不絕?首先,需清楚何為文化。我傾向於使用馬林諾夫斯基的定義,他將文化分為三個層次:器物層次,即生產、生活工具;組織層次,包括社會、經濟、政治組織;精神層次,即倫理、價值取向,等等。五千年來,器物層次和組織層次的中國文化都在發生變化,但以“仁”為核心的傳統倫理價值體系始終綿延不斷。從孔子的“仁者愛人”到“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都是中華文化核心價值延續的體現。
  面向未來,伴隨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潛力不斷釋放,以儒家文化為重要傳統之一的中華文化,能否與經濟基礎發展相適應並不斷演進,進而形成一個完整的器物、組織、精神三個層次自洽的文化體系?答案是肯定的。當西方還是封建社會的時候,中國就已是一個市場經濟體系的社會。在歐洲中世紀,農民是半農奴,依附於土地,而中國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就已經有相當活躍的勞動力市場,商品市場也頗為活躍。可以說,中華文化以及以“仁”為核心的傳統倫理價值跟市場經濟體係是共容的。
  從文化自我更新的角度來看,中華文化既能適應經濟基礎不斷提升、政治組織與經濟組織不斷變化,又能保持其精神實質,並以相應形式與變化相呼應。以儒家為例,孔子所以被稱為“聖之時者”,是因為他總是能夠因地制宜、因時制宜;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選擇的,他把過去的經典按照時代需要給予了創新性整理和詮釋,正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後儒家文化吸納了佛家文化的內涵,發展為宋明“理學”和“心學”,以儒家文化為重要傳承內容的中華文化有能力隨著時代而調整、創新。這一點也可以從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礎上實現現代化得到證明。
2017-10-28 11: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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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包含多個層面,當一個文化體跟另外一個文化體碰撞時,就會有強勢弱勢的差別,其決定因素在於經濟基礎。理論和實踐都證明中國的經濟基礎,也就是中國文化的經濟基礎完全有可能不斷提高。而且,只要有意識地實踐、倡導,中國文化也有能力保持其核心倫理價值取向,根據時代的需要不斷地進行上層建築的創新。
  今天,我們迎來了最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刻,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可以更為冷靜平和客觀地重新審視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命運之間的關係。除中國以外,世界上還有65%的人口生活在發展中國家,他們和我們一樣都有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夢想和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帶來的不僅是中國夢實現,還因為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條件相似,來自於中國復興經驗總結出來的理論,很有可能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為人類不斷貢獻其理論創新與文化自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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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毅夫是比較早認識到西方經濟學理論不適合解釋中國發展的人,在國內一大幫經濟學家指責國有企業效率低下,要學習西方徹底私有化時,林就是提出不同意見的少數人。現在,好多經濟學家跟著人云亦云,因為事態明顯了,中國完全走的是適合自己的道路
 西方經濟學不能解釋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經濟現象。然後他們會說:統計數據是假的。
 所以林毅夫永遠都不可能獲得諾獎,但是他在經濟學上的貢獻將永遠記入人類歷史,他自己明白,西方人也明白。
 但這反而大大加強了林在經濟學史上的地位,中國的道路太超前了,這也證明了西方文明所謂的包容性多元性都是假的。
2017-10-28 11: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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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媒:看空中國的人已被迫嚥下苦果,他們誤解了這個國家

2018.1.21,英國《金融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眼下,看多中國的人擊敗了看空者》的文章。文章稱,2018年,看空中國的人大多已被迫嚥下苦果。
  《金融時報》說,2009年,首批意識到安然公司(Enron)騙局的基金公司創始人詹姆斯·夏諾斯(James Chanos)在聽過一個分析師的報告後,認為中國經濟將會迎來“硬著陸”,並毅然決然開始做空中國的公司,到處宣稱中國債台高築的經濟中潛藏著危險。
  夏諾斯曾在2009年對美國財經媒體CNBC說,中國經濟存在巨大泡沫,理由是中國存在著規模龐大的過度信貸,“眼下沒有哪個國家比中國更加信貸過度”。
  受到夏諾斯的召喚,一群在媒體上頗具知名度的對沖基金經理很快跟進,浩浩蕩盪地開始做空中國。
  但時間來到2018年,看空中國的人大多已被迫嚥下苦果。很多基金經理賠到傾家蕩產,有些基金經理開始轉為看多中國,一些人甚至關閉了自己的基金生意。去年,做空中國者遭受了尤為沈重的打擊。
  根據紐約數據提供商S3 Partners的數據,2017年,做空在香港或者中國內地上市的中資公司的投資者遭受了逾350億美元的損失,幾乎是他們賭注的一半。
  僅僅計算做空排名前三的中國公司,大空頭們的損失就高達185億美元。
  其中,阿里巴巴是今年被做空最多的中資股,賣空金額高達233億;但自2017年年初至2017年11月,阿里巴巴的股價上漲108%,做空者按市值計算的累計虧損為122億美元。
  中國平安保險,賣空金額為133億美元;2017年前11個月股價攀升82%,賣空者虧損達39億美元。
  騰訊,賣空金額為51億美元;2017年前11個月股價大漲94%,賣空者虧損達24億美元。
  另外,據《華爾街日報》此前報導稱,在做空恆大和融創這兩家以“高槓桿”而聞名的公司時,做空機構也遭到了重大損失。
  《金融時報》說,儘管中國經濟已從10年前的兩位數增速放緩,而且在2015年和2016年都曾遭遇顛簸,但每一次顛簸最終都平息了下來。許多人當初預測的債務危機和匯率崩盤都沒有成真。2017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6.9%,這是兩年來最快的增速。
  而據觀察者網此前報導,由海外上市中資股組成的MSCI明晟中國指數今年以來攀升約48%,在這家全球指數公司所追踪的任何國家指數中表現最佳。
2018-01-26 06: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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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及中國經濟為什麼始終沒有發生崩盤時,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的基金經理邁克爾·戈麥斯(Michael Gomez)說:做空中國的人忽略了一個事實——中國有意願,也有財力來應對問題。
  從上世紀80年代初起就投資於中國的對沖基金老將馬克·金登(Mark Kingdon)表示,許多看空中國的人士只是誤解了這個國家,“在所有這些噪音下,人們有時候很容易忘記中國是一個有管理的經濟體,他們所有的債務都是自己欠自己的,他們還有數万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我關注中國很多年了,他們取得的成就是驚人的。”
  《金融時報》還說,有跡象表明,中國政府正在著手解決信貸熱潮問題。
  摩根士丹利估計,2017年前9個月,中國總體債務與GDP之比僅上升4個百分點,這與2015年至2016年上升42個百分點相比是一個“顯著改善”。摩根大估計,去年第二季度債務與GDP之比下降,這是自2011年以來首次出現絕對值下降。
........
  回應
 做空的再加把勁,還有二十來天中國就要崩潰了,工廠歇業,車少人稀,人們無所事事,甚至孩子們都挨家挨戶上門要錢......
 放眼全球,只有中國真真正正,實實在在,腳踏實地地在進行痛苦的結構性改革。看空中國的不是壞就是蠢。
 這裡一定要說下咱們制度的優越性:沒有黨的堅強領導,改革真的無從談起。
 其實出現這個巨大的偏差根源在於中西社會結構不同,中國自古就是中央集權性質的國家,共和國成立後,政權甚至可以直接進入最基層的單位,這在西方分權制社會是無法想像的,西方社會普遍是金權集權、行政司法立法分權、多黨輪流執政、選民普選或代議制的社會模式,這與中國一黨執政、政治集權、內部分權監督的模式完全不同。因此,兩者對於社會問題的控制力差異巨大,很多事情在西方社會的體制下無法解決,會形成巨大的各種風險,但在中國卻可以實現可控狀態。
說白了,做空中國失敗的基金經理意識形態太重,思維僵化,與羅傑斯等頂級投資人完全不是一個層次。
2018-01-26 06: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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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國都應該被看空,被做空,那麼歐美日諸國早就應該掉到十九層地獄里永不翻身。
 簡單說,就是自己裝完B自己信了唄?!自己把自己忽悠瘸了。開始是意識形態不同,為了證明西方的意識形態正確,就得證明自己標榜的民主,自由政治制度正確。那麼中國的意識形態必然邪惡,中國的政治制度就必然失敗。那麼中國的政治制度怎麼失敗呢?找幫專家論證一下吧。專家給出結論,政治制度失敗,那就得體現在經濟失敗啊。 但是中國經濟發展嗖嗖滴啊,那怎麼辦啊?專家繼續論證出一個,你別看中國經濟發展的快,那必然是有毛病滴。有啥毛病?經濟專家上來一桶論證,他們有負債,必然有隱患,要硬著路!得,結論出來了,中國要崩潰! 中國這邊呢?一邊自己印錢借給政府建基礎設施,一邊自己印錢借企業發展!然後目瞪口呆的看西方的各種專家戲精似的表演。愣是把政治正確發展出一個經濟結論,然後自己信了去投資了!
 中國建國69年,西方哪天看多過?中國就是在這樣的輿論環境下成長壯大的,中國崛起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http://www.guancha.cn/economy/2018_01_24_444409.shtml
2018-01-26 06: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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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和標普眼中的兩個世界2018-01-25 觀察者網

最近,中國評級機構大公國際把美國本、外幣主權信用等級由A-下調至BBB+,而此前兩大國際評級機構穆迪和標準普爾下調了中國的信用等級。圍觀評級機構“互相傷害”之餘,小編不由得好奇——中西評級體係到底有多大差異?
  帶著這份好奇心,觀網小編整理了標普和大公評級對全球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打分”,並以圖像形式呈現。其中頗有耐人尋味之處:
  說明
兩家機構均以A、B、C代表投資級別,信用等級從高到低依次為:A>B>C。其中,A級代表信用質量高、投資品質優良,共分7級,從高到低依次為:AAA、AA+、AA、AA-、A+、A、A-;B級代表信用一般、投資品質不穩定,共分9級,從高到低依次為:BBB+、BBB、BBB-、BB+、BB、BB-、B+、B、B-;C級為劣質債券、有可能或已經出現違約,共分6級,從高到低依次為:CCC+、CCC、CCC-、CC+、CC、C。以下皆為長期本幣主權信用等級:.....
  在整理了兩家機構的“打分”後,小編將兩家機構的評分進行對比,製作了第三張圖,分別用暖色和冷色表示大公國際與標準普爾的評級差異,並用深淺表示評級差異強弱。即暖色是大公更高,冷色是標普更高。顏色越深,說明差距越大。
  1 最驚訝
位於非洲南部的博茨瓦納是“二戰”後獲得獨立的發展中國家,也曾是世界上25個最貧窮國家之一。目前,大公國際給出博茨瓦納的主權信用評級為A,高於其對美國主權信用評級BBB+兩級。
  2 最反差
兩家評級機構給出的評級差異最大的國家是阿曼,大公國際給出的評級為AA-,標準普爾給出的評級為BB,相差8級。
  觀察者網關注到,早在2016年5月23日,阿曼與中國企業簽署了一項建設杜古姆港(Doqm)工業區的投資協議,總規模達107億美元(約合人民幣701.22億元)。而此前一年,即2015年,阿曼國內生產總值僅為270.1億里亞爾(1里亞爾約合2.6美元),約702多億美元。中國企業的這一項目約佔2015年阿曼GDP的1/7。
  3 最接近
除了差異外,兩家評級機構對一些國家和地區也給出相同的評級,包括瑞典(AAA)、盧森堡(AAA)、瑞士(AAA)、挪威(AAA)、新加坡(AAA)、澳大利亞(AAA) 、奧地利(AA+)、新西蘭(AA+)、芬蘭(AA+)、科威特(AA)、中國台灣(AA-)、智利(AA-)、卡塔爾(AA-)、西班牙(BBB+)、羅馬尼亞(BBB-) 、印度尼西亞(BBB-)、摩洛哥(BBB-)、格魯吉亞(BB-)、約旦(B+)、斯里蘭卡(B+)、波黑(B)、厄瓜多爾(B-)、埃及(B-)、加納(B -)。
2018-01-26 07: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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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排個隊
阿曼:大公國際給出的評級為AA-,標準普爾為BB,相差8級;
  美國:大公國際給出的評級為BBB+,標準普爾為AA+,相差6級;
1月18日,中國評級機構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把美國本、外幣主權信用等級由A-下調至BBB+。
  對此,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作出解釋:“美國政治生態和信用生態對經濟基礎的長期負面影響導致中央政府償債來源持續惡化,這一狀態將會長期存在。大規模減稅直接減少中央政府償債來源,進一步削弱政府償債基礎。用增加債務收入彌補減稅帶來的財政缺口勢必加劇中央政府信用風險。美國債務經濟模式將導致中央政府償債能力持續下降。”
  巴林:大公國際給出的評級為BBB,標準普爾為B+,相差5級;
  巴林是首個步入後石油經濟的波斯灣國家,目前經濟並不依賴石油。自20世紀後期,巴林已投入巨資在銀行和旅遊事業。該國首都麥納麥是國內外大型金融機構所在地。2017年12月5日,歐盟宣布巴林列入避稅天堂黑名單。
  觀察者網注意到,中國已於2016年成為9個阿拉伯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中國中東投資貿易促進中心副總裁孔軍在接受《環球時報》採訪時表示,“在巴林的兌換所可以拿人民幣直接兌換巴林當地貨幣第納爾,這顯示出人民幣在巴林乃至海灣國家的認可度已經比較高。建立人民幣清算中心無疑將會提高貿易的便利程度,從而加速雙方貿易發展。”
  俄羅斯:大公國際給出的評級為A,標準普爾為BBB-,相差4級;
  2014年4月,標準普爾將俄羅斯的長期主權信用評級下調至BBB-,前景展望保持“負面”。理由是俄羅斯經濟已經遭到本幣貶值和資本外逃的衝擊,而烏克蘭出現的危機令俄羅斯經濟的風險進一步加大。
  當年10月,標準普爾確認了這一評級。理由是由於俄羅斯經濟依賴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經濟存在結構性弱點。
  雖然該機構於2016年9月上調俄羅斯的“垃圾級”(BB+)長期外幣主權評級的前景,原因是該機構預測二十年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俄羅斯經濟衰退時期已接近終結。但並未對本幣評級進行調整。
  阿聯酋:大公國際給出的評級為A-,標準普爾為AA,相差4級;
中國:大公國際給出的評級為AA+,標準普爾為A+,相差3級;
2018-01-26 07: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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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俄羅斯:大公國際給出的評級為BB,標準普爾為B,相差3級;
  觀察者網此前報導,2013年5月,由中國投資50億美元的中國—白俄羅斯工業園獲得白俄羅斯政府的批准。這座佔地約80平方公里中白工業園,總投資約56億美元,距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市僅25公里,總規劃面積約91.5平方公里。
......
  結語:
數據圖像化以後,小編也粗略總結了一些規律。總體上,對於東半球、大公國際評級略高,標準普爾略低;西半球則反過來。對於大陸國家,大公國際評級略高,標準普爾略低;海洋國家則反過來。
對於兩種評級方式的差異原因,小編在上面列出了一些關聯新聞,更多的數據解析,請讀者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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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噫,08年金融危機時美國的一大票金融機構都是3A,當時中國主權應該是A-吧。雷曼兄弟可以發賀電問候下了。2002至2007年,相關評級機構將絕大多數的美國房貸抵押債券評為最高級別AAA,即使在雷曼兄弟倒閉前,相關評級機構依然給予其A級以上的評級。2008年9月15日雷曼公司申請破產保護,第二天評級機構才倉促將其評級下調至D級,即破產級。
 看了半天,麼是評級,就是國家意志。現在美國強就標普是通行標準,哪一天種花家強了就是大公無敵。
 西方三大評級是為西方金融霸權服務的,你想要幾級?得我說了算!哪天西方金融霸權倒台了,這三大評級也就完蛋了
 給出評級只是第一步。美國的大銀行都有硬性規定的製度,必須買一些國債,而且國債持有量必須隨著評級的變化而增減。既然中國有了自己的評級,是不是也應該規定國有銀行這樣做?比如,前段時間調降了美國政府的評級,中國的各大銀行就應該同步拋售美國國債;如果調高了俄羅斯的評級,就應該同步增持他們的國債。這樣你在國際上才有說服力(楨:?) 。
http://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3087
2018-01-26 07:4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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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夢礙你什麼了2018.2.27彭蕙仙

日前中共《新華社》公布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建議刪除國家主席及副主席「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任期規定。這個建議被外界認為是為習近平在2023年後的連任掃除障礙。對此,美國白宮的回應是「這是中國政府的內部事務」,他們會予以尊重。
  然台灣有不少人以「威權」、「極權」乃至於「習皇帝」譏諷之、批判之。不過,這些人大概忘了,中共似乎並未像某些政黨,一方面愛強調自己是「自由民主的價值聯盟」,另一方面卻做盡掠人資產、卡人校長之類的惡事。
  還有些人喜歡恥笑習近平的中國夢,或是以看好戲的心情等著中國夢碎。這樣的心態,我覺得殘忍。任何一個民族或是國家懷抱復興光榮、飛躍成長的夢想,都是值得祝福、鼓勵和幫助的,更何況有著這樣夢想的這群人,從歷史、地理、文化到種族,都跟在台灣的我們關係如此密切。從某一個角度來說,習近平所說的中國夢,也是屬於台灣的,也可以是屬於台灣的,甚至,也應該是屬於台灣的。
  至少我對中國夢就非常感動,甚願百年來受盡欺凌與羞辱的中國人可以走出歷史的晦暗記憶、走出民族的幽禁心靈。這個世界上多一個有自信心、追求榮譽感的民族總是好事,特別是這個民族的人口是如此眾多。在我們的地球上,每5個人就有1個是中國人,你能想像中國不好、不健康、不繁榮,會對人類造成什麼樣的壓力嗎?
  說到大陸的人口,這又是另一個讓我感慨的事。台灣常有人喜歡對大陸的體制、治理說三道四,下指導棋,這些人簡直是井底之蛙到了極點。2300萬人與14億人的治理規格,相差太多了,很多事根本無法直接比擬、適用。
2018-02-28 12:5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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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億人的治理規模是人類歷史之最,這樣的規模別說台灣的領導人,就連美國也可以站一邊了,因為單單是讓14億人吃飽,所涉及的挑戰之大、之複雜,就遠非他人所能想像。正如習近平在2009年一場演講中指出,中國能夠基本解決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已經是對全人類最大的貢獻。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別人,大家還有什麼好說的。
  習近平在十九大的演講中提到2020要全面建立小康社會,台灣有人批評簡直是吹牛。老實說,這確實是個艱鉅困難的使命,讓14億人全面脫貧,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統治者做到過。然而,有努力的目標勝過沒有,如此理想就是再打個5折,一樣很驚人。
  中國大陸問題當然很多,但誰又不是呢?希望大陸一路以來的努力,至少能讓持中國崩潰論者能稍為謙遜一些,甚至務實一些。畢竟,如果中國夢失敗,對大家都不會是一件好事。
2018-02-28 12: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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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事求是看中共修憲2018.3.7旺報 王冠璽

中共十九屆二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引起全世界的關注,目光主要集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刪除國家主席、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之規定」、「賦予監察委員會憲法地位」等。
  此一修憲建議稿,除了大陸官媒以外,境外媒體有的疑慮,有的批評;境內亦不乏反對聲浪。凡評價某事,必有基準,首要關鍵非在條文本身,而在於論者對評價對象與基準均能有深刻認識。此次修憲持不同意見者,其判斷基準多來自西方。的確,憲法傳自西方;西方人對法律有信仰,西方的大法官們對法律的解釋有定紛止爭,一槌定音之效。
  別持西方標準批判
西力東漸以後,非西方國家效法西方國家制憲;然環顧宇內,並無任何一個非西方國家,該國之法律地位能達到西方國家之位置。原因很簡單,就是國情不同。論者切莫輕忽「國情不同」四字,華人世界之政爭,多起因於私利;袞袞諸公藏身於法律之後,道貌岸然,法律經常淪為黨同伐異之工具。對此修憲案持反對意見者,不妨捫心自問,月旦他人容易,涉及自己或所屬黨派切身利益時,又有多少人願意按「西方法律標準」辦事?
  對中國有成熟認識者當能同意,以黨國體制形容中國都不算準確;當今中國所實踐之體制,乃是披著政黨外衣的傳統官僚體系。中國共產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無從區分。之所以「治」國必先「治」黨,係因從嚴治黨的目的不在「黨」,而在提振執政水平。中央權威如不能保證,執政團隊(黨)如不能確保廉潔高效,令出不行,上下敷衍,則政治何以清明,全國百姓如何邁向小康?於此所謂之「治」,與西方的「法治國」根本是兩回事。故此,「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誠為實際情況之描述;而監察體系之設置,乃為加強「治」「黨」的應有環節。
2018-03-07 09:5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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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古以來,除了台灣地區,從未實現過具有實際意義的一把手任期制。權力應如何更迭,一直是中國必須面對的最大政治問題之一。台灣近二十年來,堪稱和平地移轉了政權數次,惟因執政利益所趨,政客們不惜耍弄選民;台灣正朝向以民粹取代民主的三流政體奔去。值得玩味的是,民眾並不總是糊塗,實施威權體制的蔣經國,在逝世三十年後的聲望,仍然壓倒性的超過歷任台灣民選總統。
  從孫中山、毛澤東以降,任期制在中國從未發生過西方式體制之作用。在當今之中國,取消任期制,反有實事求是之意味,名實相符,誰掌權,誰負責!此外,取消任期制,並不代表就此能夠自動的無限期續任。出任國家主席、副主席,仍須全國人大代表同意。管見以為,此次修憲,仍有未竟事項:其一,人大代表應通過真正意義的普選產生;其二,人大議決事項之具體機制,應提升至憲法規範層級。世間本無萬全之策,求其得在平穩中探索進步之道路耳。中央有顧慮,可考慮試點行之。
  中國人走自己的路
筆者從未敢輕忽西方現代化法律對人類文明之貢獻;事實上,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國家,亦深受其益。然五四以來,不知有多少高手期盼中國能朝此轉變,之所以未能成功,正是因為國情不同。湯姆漢克與梅莉史翠普所演的電影《郵報‧密戰》(The Post),尤其能讓媒體人與法律人熱淚盈眶;但是走出戲院,我們當冷靜的認識到,中國人有自己的路要走。王滬寧曾言:「中國的民主模式必須以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原則為基礎,能有效地保證政治體制的效率,保障政治體制一體化和社會穩定的發展,同時必須能夠適應中國歷史—社會—文化條件。」這番話正可為本文之註解。(作者為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
2018-03-07 09:5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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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2票反對...大陸超高票通過修憲 習近平可再延任2018-03-11聯合報

大陸全國人大會議昨天表決以超過九成九的比率,通過中共修憲案,將習近平思想、國家監察委員會等內容入憲;修憲同時通過刪除國家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規定,習近平可望延任到二○二三年之後。
  16人缺席 2票反對 3票棄權
會議應到人數兩千九百八十人,實到兩千九百六十四人,缺席十六人。廿分鐘投票結束。結果贊成票兩千九百五十八票、反對票兩票、棄權票三票、無效票一票。
  這次最受關注的是刪除國家主席、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首度公開表態,「完全贊同憲法修正案草案」。習近平還說,憲法修正草案在形成過程中「充分發揚了民主,集中了各方面智慧,體現了黨和人民的共同意志」。
  倒退到文革時代?外媒強烈關切
沈春耀說,「你提問中設想、推測和延伸的情況是不存在的。」對於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其他機關是否也有相同考慮?總書記任期限制應寫入黨章,而不是修憲取消國家主席連任限制?沈春耀都未回應。
  人大宣稱:修憲健全國家領導體制
沈春耀強調,這次修憲是健全國家領導體制的重要舉措,中共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國家主席「三位一體」符合國情與實際需求,這是長期實踐探索總結的成功經驗,在黨內外、全國上下具有高度共識。
  回應
德國默克爾當四任總理,美國小羅斯福當了四任總統,沒有開倒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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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修憲 內有紛紜 外有物議
  回應
聯合報記者李春的這篇"中共修憲 內有紛紜 外有物議"足證台灣記者的腦殘無知,就是一個長期受妖魔化中共醜化中國人洗腦教育下長大的人。修憲是人大投票表決,人大又不見是中共,看這標題"中共修憲",真是腦殘無知,難怪會練肖話三位一體,改掉國家主席任期稱之為"習近平稱帝"
2018-03-12 10:3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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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專家:中國過去五年來取得的發展成就舉世矚目2018-03-09 新華網

  五年成就獲得世界點贊
  日本福井縣立大學名譽教授凌星光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說,政府工作報告以客觀而有說服力的數字闡述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的事實。特別是五年來,國內生產總值佔世界經濟比重上升,創新驅動發展成果豐碩,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蓬勃發展,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經濟社會充滿活力、欣欣向榮的面貌。
  阿根廷《二十一世紀美洲》雜誌主編路易斯·畢爾巴鄂說,貧困人口減少6800多萬、城鎮新增就業6600萬人以上、國內生產總值增加到82.7萬億元人民幣,年均增長7.1%……中國過去五年在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也為世界其他國家提供了可藉鑑的經驗,更為世界經濟復甦注入活力與信心。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客座教授施永豐評價說,中國過去五年來取得的發展成就舉世矚目:在民生髮展方面,惠民政策力度不斷加大;在綜合交通建設方面,中國已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運行速度最快、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高速鐵路網絡;在創新就業方面,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舉措。
  歐洲學院中歐研究中心主任門靜認為,在過去五年中,中國經濟發展更加註重質量,穩中求進。與此同時,創新成為中國發展的重要動力,投資力度明顯加大,整體創新能力顯著提高。國家鼓勵創新的舉措與“中國製造2025”發展規劃相呼應,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鋪路。

外國專家:中國仍然致力於全面深化各領域改革2018-03-09 新華網

  印度尼赫魯大學中國和東南亞研究中心教授、漢學家巴利·拉姆·迪帕克(中文名狄伯傑)說,從報告中可以看出,中國仍然致力於全面深化各領域改革,將全面放開一般製造業,擴大電信、醫療、教育、養老、新能源汽車等領域開放。
  談及報告中對2018年政府工作的建議,凌星光說,其內容幾乎每項都涉及人民生活,令人讚嘆。比如明顯降低家庭寬帶、企業寬帶和專線使用費,取消流量“漫遊”費;下調汽車、部分日用消費品進口關稅等。
  緬甸資深媒體人、《北極光》雜誌總編輯吳溫丁說,政府工作報告對中國今年各領域工作都做了具體部署,有助於各項政策順利落實。中國政府將加大精準脫貧力度、深化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提高基本醫保和大病保險保障水平等。這些保障民生的舉措必定會讓民眾感到踏實和滿意。
2018-03-12 10: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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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中國經濟不是“正常”狀態?NO!

  美國《紐約時報》2018.3.13:中國經濟不是“正常”狀態,它不需要這樣 過去幾十年來中國非凡的經濟增長催生出了兩大分析流派:一個學派認為中國是一個正在崛起的經濟大國,注定要征服世界;另一個學派認為中國經濟扭曲太嚴重了,會走向崩潰或者至少會退回到中值水平。這兩種觀點顯然都是錯誤的。
  首先,中國從來就沒被歸列為“正常”經濟體:該國近40年來平均增長率接近10%,創了紀錄;是躋身世界強國的第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此說來,中國為什麼就不能繼續藐視一些人的預測,繼續走它自己的路呢?
  事實上,一些人所認為的中國經濟弱點恰恰是其強項。不均衡的發展不是風險逼近的證據,而是工業化取得成功的一個跡象。猛增的債務水平是金融深化的一個標誌,而非揮霍無度的開支。至少到目前為止,核心問題不是中國是否繼續混淆被要求遵守的規範,而是中國政府是否能在國家干預和市場力量之間取得平衡。擁有強力的中央政府有其好處,包括有能力快速撥正航向。這使中國的領導人在近幾年來將中國經濟轉換到了一個更加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上。
  對中國未來持懷疑立場的人通常指出該國不斷膨脹的債務。中國的債務總額和GDP之比超過了250%,但這是一個相當平均的水平:比大多數新興市場經濟體高,但比大多數高收入國家低。為什麼中國就與眾不同呢?一個理由是並不是所有的債務都是平等的。一些樂觀人士指出,中國的債務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這意味著風險主要由財力更加雄厚的國家來承擔。借貸更多是在國內進行的,而不是從外部借的。儘管抵押貸款出現了井噴,但與其他地方相比,中國家庭總體債務負擔較低。
  一些中國觀察家還擔心中國的高速增長不能得到維持,除非消費代替投資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事實上,即使消費在GDP中所佔的份額下降,中國的個人消費增長速度也比其他任何一個主要經濟體快好幾倍。最終,中國經濟將變得更加平衡,中國政府非常清楚這一點。或許中國經濟的瘋狂時代即將結束,但是即使今後10年維持6%的增長率也將是了不起的。在筆者看來,中國直到今天取得的顯著成就應歸功於中國領導人追求務實主義的意願。(作者為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黃育川,陳一譯)
2018-03-15 12: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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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陷大陸遍地烽火想像 2018-10-31 旺報特約主筆 王欽

最近這兩年,大陸的國際處境看起來並不樂觀,許多已開發國家都站出來抨擊大陸,一帶一路沿線的合作項目也經常遭遇挫折,大有遍地烽火之兆,這與大陸崛起及其國際影響力躍升的大方向,看起來有些背道而馳。
 親中派並未失勢
對獨派來說,這種局面當然是進行政治操作的大好機會,正好可以對內宣傳大陸崛起的「虛幻」,他們擷取眾多案例來證明,大陸崛起不過是一種新形式的「擴張」,而現在不僅遭到已開發國家的警覺,而且已經在開發中國家中受到質疑乃至糾正。也恰好在此時,從斯裡蘭卡開始,再到馬來西亞,甚至到馬爾地夫,這些國家內部的政黨輪替,都被拿來解讀成當地親中派的失勢,而反對黨贏得選舉,都是因為反中立場鮮明。
 這種分析視角不僅昧於事實,其實也在不自覺中陷入一種邏輯陷阱,因為如果他們說的為真,那等於證明中國大陸的影響力已經大到足以左右各國的國內政局。現實顯然並非如此,中國或許正在積極加強對周邊國家的影響,並透過各類大型公共建設來深化雙邊合作,但這並不代表中國已經可以對各國內政指手畫腳。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內政複雜度,遠超過獨派的想像,單一視角下的中國影響論或者反抗中國論,都無助於台灣社會更清楚的瞭解當今的國際大勢。就以這一輪「黑中」言論的起點斯裡蘭卡為例,即可知道台灣獨派的虛妄認知。這幾天的南亞新聞無疑被斯裡蘭卡內部「準政變」搶了頭條,該國總統西裡塞納決定罷免現任總理維克勒馬辛哈,其政黨也退出現正執政的聯盟,而轉而任命前總統拉賈派克薩出任總理,後者剛在今年2月的地方選舉中獲勝。
 不意外的是,台灣的獨派輿論又抓住拉賈派克薩在選舉過程中曾經對現政府的一些抨擊言論,認為現政府的親中立場受到質疑,這才讓反對黨有了上臺之機。但這未免又陷入一個悖論,因為拉賈派克薩擔任總統的時候,正是中斯關係最好的時候,前總統本人也被視為該國最大的親華派,而當初西裡塞納之所以能夠戰勝他,也是因為反對他的單邊親華立場。
2018-10-31 10: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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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裡塞納上臺之後,為了平衡中印關係,曾經採取措施提升與印度的合作,並對中資項目進行重新審查。然而後續的財務危機迫使斯裡蘭卡不得不繼續依靠中國的支持,從總體上看,斯國政府都必須加強與中國的合作。
 換句話說,前後兩任總統其實都致力於加強與中國的關係,雖然過程中有批評也有修正,但大方向上卻沒有多少分歧,台灣輿論如果只抓住一些批判言論,就認為該國政策上的根本轉變,無異於用幻想來代替現實。
 當然,友中政策當然也並非全貌,這次被取而代之的總理維克勒馬辛哈就是斯國內部的傳統親印派代表人物。按照該國的憲政體制,總理也有相當大的實權,所以維克勒馬辛哈一直想要將西裡塞納變成傀儡,只是後者不甘心受人擺布,所以才與之展開政治鬥爭,而雙方最終翻臉就出於對一個港口應否租於印度產生分歧。而現在的結果就是,親印派失勢。
 黑中言論影響政策
這一局面顯然又與台灣獨派的想像背道而馳,他們自從注意到印中矛盾之後,就致力於通過新南向政策,加強與印度的關係,對美國提出的印臺戰略也樂此不疲,如今卻不得不面對一個事實,印度在印度洋區域的準霸權,其實是周邊國家最為擔憂的常態問題,而中國的加入,從長期來看是平衡。國際局勢就是這樣一種狀況,它不會按照獨派的自我想像去運作,但蔡政府的政策卻可能按照這種想像去制定,這自然會構成想像與現實的巨大落差。
2018-10-31 10: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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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首席經濟學家要珍惜自己的聲譽

2018-11-19,《證券日報》發表《首席經濟學家要珍惜自己的聲譽》一文稱,在金融圈中,首席經濟學家已經成為機構研究實力和品牌的標誌之一,如果不提升研究水準和業務能力,只是一味地發表駭人聽聞的觀點、言論,就算是頂著“首席”的光環,也終將會被市場、被投資者拋棄。
  中國證券業協會網站16日發佈消息,為進一步發揮好首席經濟學家的影響力和公信力,維護行業聲譽,更好服務資本市場和國家經濟建設,近日證券基金行業首席經濟學家簽署《首席經濟學家自律倡議書》。原文如下:
其一,是遵守《證券法》等規定,恪盡職守,勤勉盡責,認真做好經濟金融研究和諮詢服務工作,樹立廉潔從業良好形象。
其二,愛惜在行業形成的良好聲譽,客觀、專業、審慎發表研究觀點,積極傳遞正能量。
其三,加強政策法規和專業理論學習,不斷提升研究水準和業務能力,為促進資本市場穩定健康發展積極建言獻策,為引導市場預期貢獻積極力量。
在金融圈中,首席經濟學家已經成為機構研究實力和品牌的標誌之一。
從普通研究員到首席經濟學家不易,一方面,他們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供就職單位使用,另一方面,還要經常通過各種管道,將自己的觀點和聲音傳播出去,並得到市場的認可。而他們的觀點,代表的是所就職單位的觀點。他們是否具有強大的研究實力,對事件的判斷是否準確,對於提升所在機構的知名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
所以,對首席經濟學家而言,必須要客觀、專業、審慎的發表研究觀點,推出有深度、有份量的研究報告;要對自己負責、對就職的機構負責,更要對投資者負責、對市場負責。如果不提升研究水準和業務能力,只是一味地發表駭人聽聞的觀點、言論,就算是頂著“首席”的光環,也終將會被市場、被投資者拋棄。這一點,在任何一個研究員身上,應該都適用。
  回應
不知道多少個首席說過中國崩潰論了,也不見一個辭職
首席?西方經濟學的鸚鵡和傀儡而已
研究中國經濟、政治的西方學說,與其說是科學,不如說是巫術;那些人,與其說是專家,不如說是巫婆神漢;他們說的,與其說書預測,不如說是嘲笑和詛咒。這批人往往產生於以下三個領域:1.媒體2.經濟學3.律師.
2018-11-21 09: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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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稱中國GDP增速實際只有4.1% 發改委回應

  2019-01-22,國家發展改革委就宏觀經濟運行情況舉行發佈會。有記者提問:昨天統計局公佈了內地的經濟增速是6.6%,但外媒有的認為實際增長只有4.1%,有的認為甚至更低。對此,有何評論?
  新聞發言人孟瑋:
  首先,從實物量資料看。2018年全社會用電量6.8萬億千瓦時,同比增長8.5%,這是2012年以來的最高增幅;煤炭在嚴控新增消費的情況下,消費仍增加1.5億噸左右,天然氣更是大幅增長400多億方、增速17%以上;全年全社會貨運量增長7%左右,其中鐵路貨運量增長9.1%。實物量指標是經濟增長最直接的反映,這些實物量資料可以有力支撐全年經濟增長資料。
  第二,從關聯資料看。看三大產業,2018年全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長6.2%,服務業生產指數增長7.7%,一產增加值增長3.5%。看三大需求,2018年全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5.9%,且在四季度逐月回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9%;全年以人民幣計價的進出口增長9.7%。看就業和收入,全年城鎮新增就業達到1361萬人,比上年多增10萬人。前11個月全國財政收入增長6.5%,而且這是在全年減稅降費規模達到1.3萬億元的條件下實現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長11.8%。2018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6.5%。無論按照GDP核算三種方法的哪一種看,支撐6.5%左右增速的資料都是匹配的。
  第三,從國際組織預測看。今年1月初,世界銀行發佈最新一期的《全球經濟展望》,預計2018年中國經濟增長6.5%;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合組織等對中國2018年GDP增速的預測值為6.5%—6.6%。
  最後,我想說的是,中國經濟擁有巨大的發展韌性、潛力和迴旋餘地,中國發展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發展健康穩定的基本面沒有改變,支持高品質發展的生產要素條件沒有改變,長期穩中向好的總體勢頭沒有改變。我們不追求高速度,更加注重高品質發展,但中國經濟完全有條件、有潛力、有能力保持合理區間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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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將2019年世界增速預期下調至3.5% 發達國家將僅為2%
  回應
 這是西方人慣用的伎倆打壓不了中國就唱衰中國。西方是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人。
西方唱衰中國也不是最近這一兩年了,我們也應該見怪不怪。我們應該抱著一個平常心,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對於別人的說三道四,我們只當刮了一個耳旁風!
去年82萬億,今年90萬億,不是增長9.26%嗎?
扣除物價上漲按可比價格算6.6%
2019-01-23 08: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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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高速增長
你在搞笑?美國GDP同比2.5%, 4.1%是假的是環比,中國用的同比。
經濟增長了,人民得到多少實惠?高房價,看不起病,上個好點學校上不起,工作八對八,每週休三四天。實惠在哪?
大學公立本科一年學費幾千元/大學宿舍住宿費一年1200元的白菜價/高鐵平均1公里0.36元的客運價,鐵路平均1公里不到0.1元的客運價/城市地鐵幾元錢可以環遊半個城市——你以為是市場價?戈壁山區手機信號都能滿格/哪怕不到100人的偏遠村莊都給你開山架橋通電通水/一個村莊建一個4G基站最後收取的通訊費還不夠基站的電費/發生火災或者險情你一個電話消防官兵就迅速趕到而且免費服務/發生天災軍隊3小時就立即出動不顧危險迅速救援——你以為全世界都這樣?城市晚上10點之後你仍然可以喝酒K歌亂串亂逛/最好的醫院都是國家公立醫院都對最貧窮的民眾敞開大門/政府官員直接入住貧困家庭,挖空心思幫助貧困人群脫貧致富——你以為是理所當然?


環球時報社評:如何看經濟下行中6.6%的年增速

  國家統計局2019-01-21公佈,中國2018年GDP總值達到900309億元,增長6.6%,第四季度增長6.4%。這是中國經濟總量首次踏上90萬億元人民幣的臺階,但從增長率看,6.6%又是1990年以來最低的年增速,6.4%是2009年一季度以來最低的季度增速。
  如何看中國的經濟形勢呢?外媒的最初評論大多集中在了“中國GDP28年增速最低”上,強調中國經濟的下行壓力。這些都是事實,必須正視。然而僅僅從“最低增速”的角度看中國經濟,又很容易誤讀它。
  人們都還記得,在早些年中國經濟增速高達兩位數的時候,我們經常談要控制經濟增速。為什麼?因為中國當時的增長高度粗放,而且對出口依賴度太高,我們付出了巨大的環境和生態成本,而創造的財富卻沒能充分地轉化為人們生活品質的提高和優化。直到2014年,中國生產的鋼筋水泥和煤炭占到全球的一半以上,再不轉型,這個國家已經承受不了。
2019-01-23 08:5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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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這一“最低增長率”並非中國經濟正在走向斷崖式危機的徵兆,而是中國解決尖銳問題、控制嚴重風險後實現軟著陸的過程。當然了,如果在這種情況下增長率能夠再高一點會更好,但是能夠一邊大幅調整,一邊保持這一中高速的增長水準,已經證明了中國站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位置上時的穩健和韌性。
  世界輿論都提到一點,面臨經濟下行壓力的中國沒有採取10年前4萬億元基建投資的強刺激。這不僅反映出中國政府對經濟基本面良好頗有信心,還因為這10年間中國經濟的結構已經有了很大變化,當時中國不得已,只有增加基建一條路,而2018年時,中國可以承接溫和刺激政策的經濟運行面和點要豐富得多。
  如果中國的治理模式像美歐那樣,在經歷了高速發展的幾十年後,一定會有一場美國1929年式的經濟危機,這也是西方一些人鼓噪中國崩潰論的經驗依據。然而中國的體制優勢使得我們能夠主動化解積累起來的風險,讓前進與解決問題有效結合成同一個宏觀政策。
  這不是哲學和詭辯,而是中國經濟活生生的現實。2018年6.6%的增長率對應了遠超過十多年前10%以上的實際經濟增長規模,與此同時,中國經濟比當時清潔了許多,中國的生態環境已經邁過從遭到破壞到走向修復的轉捩點。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瞄準經濟發展的“以人為本”原則,食品安全、教育、醫療、養老、宜居、旅遊等高度涉及民生的領域更多成為投資的方向。
  中美貿易戰發生在2018年,它顯然對中國經濟產生了負面影響,但這種負面影響無疑要比它一旦發生在十幾年前小得多。今天的影響也是大的,但它是中國能夠不以“傷筋動骨”的方式承受得了的。

社評:重回高增長不難,但時代不會回頭 2019-01-23 環球時報

  中國2018年GDP增長6.6%,創28年來最低年度增幅,引起諸多議論。其實如果中國想高一點,我們迅速沖到8%,未必是件很難的事。
  中國最近幾年大量去產能,高污染的企業受到嚴重限制。華北地區的霧霾天數明顯在減少,很多河流的污染情況得到好轉。只要稍微放鬆一點調結構針對治理污染的努力,就能恢復不小的一塊GDP。但是大家願意嗎?
  這幾年不健康(楨:?)的娛樂業(相關新聞:阻礙「中國夢」 娘炮與佛系被央媒點名指導)、尤其是色情業受到嚴厲管制,公款消費也是這幾年GDP中頗具分量的一塊損失,如果恢復這一切,GDP馬上可以點燃一部分動力。
2019-01-23 08:5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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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高污染、腐敗嚴重、低俗現象氾濫的GDP運動是中國老百姓想要的嗎?大多數人的回答顯然是“不”。這幾年中國的調整是全面的,既是經濟上的,也是社會性和政治性的。今天中國經濟增速換擋了,我們對這個數字不習慣,但是政府清明了,社會風氣清朗了,公平增加了,土壤、水和空氣的清潔都在恢復,我們的社會難道不是在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嗎?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理念、新路徑和新動力都在逐漸形成,過去的發展成績巨大,但說實話有些粗糙,我們接下來要做的是在以往成就的基礎上進行轉變。我們無法一蹴而就,但中國新舊轉換的設計是邊行進邊完成。
  歷史上一些大調整往往是通過各種“休克療法”實現的,比如斷崖式的經濟危機。中國是迄今唯一沒有出現過嚴重硬著陸危機的高增長大經濟體。
  中國的經濟調整受到全球金融危機和貿易戰的疊加衝擊,增加了複雜度。但是中國能夠有序對抗這些負面影響,錘煉了中國經濟的承受力。2018年6.6%的增長率裡面包含了中國體制所貢獻的特殊定力和成熟。
  西方一些分析人士表達對中國經濟前景的悲觀態度,但他們的分析僅僅停留在資料的最表層,而沒有沉下去。
  中國2018年依然貢獻了全世界約30%的經濟增量,繼續排第一。我們作為第二大經濟體,市場資源擴張的前景是全球最被看好的。中國經濟總實力和綜合國力都保持著逐年上升態勢,6.6%這一增長率低點對這些趨勢都不構成打斷,而且它所提供的有效能量並不比過去的時候少。
  中國經濟當然有自身的問題,邊發展邊調結構,中國是第一個這樣做的大國,不熟悉就足以讓我們交一部分學費。但是中國的大方向顯然找對了,它得益於我們對國家重大經濟挑戰的客觀判斷和實事求是的解決態度,還有執政黨的領導力。
  外界的各種聲音都值得我們兼聽,然而過去的情況已經表明,外界的分析和支招經常有些偏,遠不及我們自己改革開放以來的研判準確。這說明外界總的來說沒有摸准中國發展的脈絡和邏輯,他們的視角常有新穎之處,材料的發現也對我們構成補充,但他們就是容易被立場和價值觀帶歪,得出偏離中國現實的結論。
  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遠比西方人想的充足,駕馭力則比他們想的強大、有效。我們的問題的確多得數不過來,但在這個龐大、厚實的國家裡,沒有哪個問題能夠與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願望對抗。這聽上去有點虛,但它就是中國真實且最為強大的時代公式。
2019-01-23 09:00:21
阿楨
論中共的一黨專政 2019/03/11 筍子

  我是政治的現實主義者,我反對絕對主義,因為世間沒有非黑即白的絕對真理,一切都是相對的。
  中國比起30年前,絕對是大大的進步。如果30年前,中共即採取西方式的民主政體,那麼結果就是今日之台灣。當然,臺式民主,有言論的自由,但若給乞丐言論自由,我認為他寧願多要一碗飯比較好。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文化。西方一神教徒,容易受到絕對主義的影響,法國大革命時,羅蘭夫人在斷頭臺上就說:「自由、自由、多少人為你而死」。而中國的傳統文化則沒有這一套,是講相對思維的。
  中國人只有在沒有飯吃,而非在思想受到壓制時,才會推翻暴政。黃花崗72烈士死難時,當時大多數人民是不表同情的。為了思想或宗教而革命是傻瓜才會幹的。
  維吾爾是中國的隱患,西藏則不然,主因就在伊斯蘭教與佛教,其絕對與相對的思維是不同的。搞政治評論的,務必要考慮民族特性,照般西方思維,是抓不到癢處的。
  釋道儒三家,都沒有絕對思維,中共的思想更是無神論,所以中國無法產生非要如何如何的絕對一神思維,不會因著思想上的被壓制,而產生非要革命不可的文化背景。
  在不餓肚子的大原則下,思想上面的壓制,多數人民是願意忍受的,中共對此是非常清楚的。西方人以西方思維,堅定的認為中共一定瓦解,一定大卸八塊等等,但喊了70年後才發現中共及中國人民完全不是他們想像的,九千萬黨員組成的一黨專政,不是隨便就可以唬弄的。
2019-03-14 09:41:30
阿楨
從中國外交慣用辭彙 看中國外交 2019/08/06

多年前我看過一則挖苦西方漢學家的笑話,說有位博士,其博士論文是「孔雀東南飛」。考試委員問:「為何孔雀要向東南飛,而不向西北飛?」,博士回答:「因為西北有長城」,這充份說明了西方政客對中國永遠也弄不清楚,其實正是緣於半吊子中國通的緣故。
  這種情形多年來一直沒有改變,前幾天自由報的一位美國中國通易思安寫了一篇文章,就說明了半吊子的狀況。易說:【中國的政府文件及宣傳廣播非常難以解讀,挑戰性很高。這些官樣文章以中共版的雙言巧語寫成,往往意在言外、故弄玄虛,並引用冷僻的歷史事件、採取拐彎抹角的敘述方式,還會利用列寧主義者隱晦又自相矛盾的修辭扭曲邏輯】。
  中國由於文化關係,本來就不喜歡直來直往,把話說清楚,所以必須了解話後面的意義。半吊子感覺非常之拐彎抹角,這是工夫不到家的緣故。今次我稍微收集了一些中共外交用語,可以大略領會一、二。
1.表面意義:坦率交談。實質意義:分歧很大,無法溝通。
2.雙方交換了意見:各說各話,無法達成協議。
3.充分交換了意見:雙方吵的非常厲害。
4.增進了雙方的了解:雙方分歧很大。
5.會談是有益的:雙方相距甚遠,能坐下來談就不錯了。
6.我們持保留態度:我們絕不同意。
7.尊重:不完全同意。
8.讚賞:不盡同意。
9.遺憾:不滿。
10.不愉快:激烈衝突。
11.極大的遺憾:我們對你們沒有辦法。
12.嚴重關切:可能要干預。
13.不能置之不理:即將干預。
14.保留進一步的反應權力:我們將報復。
15.勿謂言之不預:即將開打。
16.將重新考慮此一問題的立場:將改變原來好的政策。
17.拭目以待:最後警告。
18.請於某日以前答覆:在某日前,雙方處於非和平狀態。
19.由於此事引發的結果,將由貴方負責:可能我方將實施武力。
20.這是我方不能容忍的:戰爭在即。
21.這是不友好的行動:這種敵意的行為,可能引發戰爭。
22.具有高效及建設性:會談時間很短,所以必須高效,且對此次談判,不存希望。
2019-08-12 08:34:58
阿楨
陸版誠品「被關門」官方稱違建 其實原因是… 2019-11-07 聯合報

有北京最美書店之稱的老書蟲(The Bookworm)5日在其官方微信上宣佈,因大陸政府整頓違章建築的關係,書店將被迫結束營業。老書蟲曾被世界知名旅遊指南叢書「孤獨星球」評為世界十大書店,自2005年開始營業,起源是一個私人借閱圖書館。當時來自英國的Alexandra Pearson來到北京生活,他在其參與營運的餐廳組織各類主題的專家講座,包含文藝講座、脫口秀、電影放映、音樂沙龍等等,在這裡可以談女權主義、中美貿易戰等時下議題。
  講座太「自由」 上海書店也關門
事實上,去年上海獨立書店季風書園致力於「獨立的文化立場,自由的思想表達」價值追求,也會不定期舉辦沙龍座談。儘管當時房東告訴場地無法續租的理由是「防止國有資產流失」,不過就該書店瞭解,不再續租的原因,與官方認為書店舉辦的講座活動會帶來風險有關。
  回應
接下來「新文化大革命」就要發生了!中共國說要書店關門就關門,根本不需理由的!
內文不看就急著發文,這種1450的行為不要學。
就是違建,要遷址重開,這麼簡單的事也要扯政治意識形態?難怪台灣難以進步,太多井底之蛙。

半年沒吃豬肉?陸婚宴豬蹄膀一上餐桌 立刻秒殺搶光 2019-11-07 世界日報

受非洲豬瘟疫情影響,中國普遍生豬短缺,豬肉價格居高不下,民眾慨歎「吃不起」。近日網上一段視頻引爆一眾網民的討論與「垂涎」。該段視頻據指拍攝自河南洛陽一場婚宴上,賓客桌上才剛上了一盤「豬蹄膀」,就立馬被「秒殺」。
  回應
豬價都回跌好一陣子了,何來沒吃豬肉?人家就是在找梗玩... 結果到了台灣政治豬眼裡變了樣。
2019-11-08 08:40:58
是 (若未登入"個人新聞台帳號"則看不到回覆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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