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沒有燈，垃圾堆滿了樓梯間，幾大袋，從樓梯間的深處一直延伸到了轉角，我瞅了一瞅，我不知道裡面有沒有哪些奇怪的生物，但那當中不乏玻璃瓶與紙杯鱗次間的穿插，我想可能是喝酒的東西吧！樓下雖然燈火通明，但也依然堆滿了垃圾，內容也是一樣，陰濕的地板，不時還有幾滴莫名的水珠從梯間落下，手電筒照亮的範圍竟是一片灰黑殘渣，那裏的味道真的不好聞；我踏進了住房的走廊，腳下一灘的水聲，我止住了手，示意身旁兩位甘苦的役男不要進入。這裡還住了幾個人，在工作人員的吆喝聲中，一個個的走了出來，這裡不是十八世紀工業革命時期的煤礦坑，而是一座位於市街中的大樓，住的是市民，同時也是離家的街友，他們不是壞人，但是卻有著與平凡人不同的生活型態。
道光十三年（1843），陳盛韶從中國福建沿海地區的知縣，轉任鹿港北路理番同知，同時也派他兼管鹿港地方的情事。陳盛韶為進士出身，這次的轉任對他來說是個好機會，因為同知為五品缺，足足高出他原先七品兩個級別，而臺灣在當時滿清的視野當中，是個非常難治理的地方，不僅地方因族籍而民亂不輟，加上民番雜處，常常產生很多的紛爭，由於治理上的困難，清政府將臺灣全島界定為最困難的治理區，一旦調任臺府，不僅可以獲得薪水上的加給外，更可以在短時間內陞遷；不過，陳盛韶此時已經六十八歲了，他在官場有一定的歷練，非常熟知地方治理的困難，而這也是清廷官僚制度的優點，困難的地方都由久經官場的治吏出仕。
從道光六年（1826）任職福建古田縣開始，陳盛韶就對地方習俗進行考察，直到幾十年後，他將考察心得寫了本小書，名為《問俗錄》，意指對各地習俗的整理，當中一條對於當時臺灣社會的描述我還有些印象，因而將之找了出來：
台灣一種無田宅、無妻子、不士、不農、不工、不賈、不負載道路，俗指為羅漢腳。嫖賭、摸竊、械鬥、樹旗，靡所不為。曷言乎羅漢腳也？謂其單身，游食四方，隨處結黨，且衫褲不全，赤腳終生也。
這條名為「羅漢腳」，放在〈鹿港聽〉的條目下；簡單來說，就是當時臺灣單身、無業且惹事的男子之意。換成現在的語彙來說，即是游民，也就是街友的意思。
有清一代，當局一直為遊民問題所擾，這些羅漢腳不僅侵擾番社，治安動盪時，也同分籍進行械鬥、趁火打劫，甚至擴大亂事的規模。清代羅漢腳的成因主要以經濟為主，作為東南地區的經濟重鎮，閩粵地區一直存在著相當大的人口壓力，土地生產能力也沒法突破資源配置的上限。對於地形崎嶇、丘陵廣布的閩粵地區而言，自宋代以降，人口便或多或少的向海外和鄰省移動，也因此在印尼、馬來西亞、越南等地，都存有華人村的遺跡。
進入十八世紀，臺島的人口數量也隨著中國內地承平發展激增，大約在乾隆晚期，全島人口便已突破百萬，然而清政府的統治範圍卻仍止於西部沿海平原，東部以土牛線的方式進行限制。臺島西部自明中葉開始便為海盜淵藪，透過南部的沿海基地，中國商人與日本進行走私貿易。荷蘭與明鄭時期，統治當局開始對土地進行開發，這不僅使臺島從原始的火耕方式進入勞力密集的生產型態，也同時確定了日後臺灣以蔗糖為主的貿易架構。
1683年，清廷統一臺灣，直到光緒中期臺灣建省前，臺島的人口政策搖擺不定；在幾次大規模動亂間，為了治安考量，不同統治者的決策往往產生分歧，不是開放攜帶家眷，便是只允許男子單隻身入臺。這樣的政策決定使臺灣的人口結構以男性為主，女性比例則相對較少。另一方面，臺灣土地開發方式也在乾隆年間定型，凡是耕作土地前都需先準備一筆押金，作為防止欠租的保證金，致使租佃土地被限制在具有一定資力者的身上。
由於渡臺帶來無限機會，地理因素使中國沿海地區的人民大量向臺灣移動。為籌集渡海資金，不少家戶透過社會關係借募偷渡資金；然而臺島西部土地日臻成熟，偷渡前來的單身男子們在缺乏資金與工作機會的情況下居無定所，一方面沒有返家資本，一方面也缺乏回鄉的勇氣。這些無產無業的羅漢腳們，不時積聚在各地的廟埕前，商忙時期以苦力的身分出現在各商行的貨運碼頭，農忙時期則成為各田業主的僱工，承平時則根據各自的語言群結黨，對地方治安造成一定的隱憂。
清代臺灣的地方官吏大多具有相當豐富的治理經驗，但是他們卻未必熟習臺灣的地理環境與風俗習慣，透過地方行政胥吏，科舉大老爺的衙門才得以開張。而這些久居地方的行政人員也自成派系，一方面是坐擁田產的地主群體，一方面也是各地商行的老闆；他們各自具有厚實的地方關係與人際網絡，同時也培植自己的地方勢力。對於大老爺們來說，這些地方人士才是決定他治理良否的關鍵人物；在「淡新檔案」中，常常可以見到胥吏延宕案件的情況，大老爺們對此也沒有什麼對應辦法，他們深知臺灣行政上的問題，但是在消極治理的行政邏輯下，他們也只能坐視地方勢力的膨脹。
羅漢腳的生活環境不佳，依據清代末期外國傳教士的描述，單身男子們往往住居在相當簡陋的房舍裡，狹小的環境中，可能不到五坪，但卻擠了十幾個人；也有一些人同〈問俗錄〉所描繪的一般，盤踞流連於街庄當中。這些男子們蓬頭垢面，傭工為生，過的有一餐沒一餐的生活，不僅衛生環境差，邊緣場所也成為破壞地方規範的溫床。大老爺們難道不清楚這些問題？當然不是，不過他們沒有解決的辦法，一則臺島內經濟結構變化快速，一則地方由派系團體所把持，一則只若不在行政上出現重大過失，數年後便可獲得晉昇。正因為如此，羅漢腳的問題一直存在；即便後續以規訓為統治原則的日本政府，也並未全然根除，地方上仍存有舊勢力，族籍也仍以語言進行劃分；與其說日本政府帶來現代化的啟蒙，不如設想為在治安穩定與經濟剝削的前提下，總督府並不積極的對地方情況進行改善。
不同時代的遊民問題有不同成因，所帶來的問題也不盡相同，清治時期由於當局的消極作為，致使羅漢腳對地方治安與經濟帶來相當大的影響，日治時期則是延續二十世紀初的矯治觀點，將遊民當成重大社會問題來處理，在對地方造成重大影響的情況下進行隔離與撲滅。
現代街友的成因也仍以經濟與社會為主，但隨著時代發展，遊民也有不同的樣貌。以經濟為主的不外乎是失業，為了對遊民議題有所理解，我翻找了正在進行的研究計畫，上面所提的核心問題便是經濟，即經濟波動時的不確定性，致使個人因結構性問題而失業，在心理挫折耐受度不足以及生活上經濟無法維繫的情況下流落街頭。以社會為主的成因則複雜了許多，部分是因為家庭因素，部分是藥酒癮問題，部分則為精神與人格上的缺失，也有一部分是道德上的問題；而遊民的性別與年齡也都有不同的分別，有男有女，大多數以五年級生為主，不過也有未滿三十歲的七年級生。不論是社會或經濟性的成因，簡單來說，他們最大的特點就是個人對社會生活的脫序；由於遭受到人生的重大挫折，致使個人失去目標。
過年前，單位收到了基金會的捐贈以及宗教團體的物資，為了讓露宿街頭的生活者們能在年前還能夠收到一絲溫暖，縣府工作人員花了兩晚，對北桃園地區的街友進行物資發放，同時也透過收領與案主聊天，一併掌握他們的生活近況。這兩晚的活動我只參加了一晚，這一次總共發放了大約50名左右的街友，不過由於他們生活環境的殊異，加上白天正值公務，我們沒有選擇在白天進行，晚上也是思考遊民團體的性質，依照人數與活動方式劃定路線，事畢回到辦公室時都已經超過十二點了。他們有些睡的很早，有些人則醉倒在廟裡，也或許是這樣的緣故，我們才能有效掌握他們的駐點。
我記得幾年前到吳哥窟旅遊，柬埔寨有一個名為洞里薩湖的地方，那是柬國的第一大湖，由於國家基礎建設的問題，整個柬埔寨地區的電力都從泰國引入，時有時無；但洞里薩湖卻完全不用擔心這樣的狀況，因為該區沒有任何牽接的電力，連私用發電機也不多，洞里薩湖也同時是貧民區；稍微有些破洞的衣服，黝黑的皮膚，搭配上瘦弱身形，便是該區的「基本款」。幾個小孩在汙濁的湖水裡（柬國雨量大）圍上廢輪胎作為游泳圈，周邊的幾艘小船，上面藍色油漆早已斑駁不堪，掛了幾件灰黑色的衣服；下雨時滿船的陰鬱，和著周邊泥濘的水窪；雖然貧窮，但是我看到他們臉上燦爛的笑容，他們心中還是有希望的！第一段所提到的地方，便是我感觸最為深刻的地方，那樣的場景，直到現在也還深印在我的腦海裡，我在他們的臉上，同樣也看到了笑容，但帶著無奈的倦容，我無法在他們的臉上看出希望，似乎是工作人員帶著物資的到來，才讓他們蕭瑟的生活添上了一些光彩。
社會上大多數人對遊民的印象不是很好，要不認為他們身上的髒污對衛生有所影響，要不就是認為他們有精神上的問題，會攻擊路人或造成治安上的問題；換句話說，他們看起來與社會上的其他人不一樣，透過外貌便可以明顯取得一種符號性的身分認知，由此引發更多生活特質上的連結。但他們其實是很善良的，雖然或多或少都有些反社會性人格，也或許符合Merton的某些分類形式，不過由於長期露宿街頭，身體也多有些問題；持續性的社會排除，使他們打從心裡不知道該如何與社會上的人接觸，也無法適當掌握社會上那種隱約的人際分野。
那一晚，我們大約訪了40個個案，大多數的街友分佈在公共設施當中，社區廟裡供佛的神龕、公園內的廁所間邊、圖書館周圍的社區活動中心。上述的大樓是個特例，我們到的時候，一位帶著濃妝，有點年紀的女子從地下室緩緩上來，「可能是個風塵女子吧！」我想。那棟大樓原本是個旅社，因為火災的關係，裡面發生些意外，從此成了廢墟；我們順著樓梯上去，沒有多餘的東西，慘白的燈光延續到了五樓，電是從其他地方偷牽來的，裡面住著幾個不同的人，他們背後都有各自的一段故事。抽著工作人員帶來的香菸，鬧哄哄的拿著所收到的物資，幾個熱心的朋友們，領著我們上到了六樓，那裏沒有燈，地上的潮濕讓人感覺不舒服，我拿著手電筒，順著進入，走廊凌亂擺放著火場後遺，那裏本質上就是個廢墟，我沒有深入進去，房裡竄出了幾個人，那是一個熟習這項業務工作人員吆喝的結果，就像上面所說的一般，我沒有從他們的臉上看到希望。
大多外宿的街友都把「家私」帶在身邊，有些人裹著睡袋，有些人疊著幾張厚紙板捲伏在寒冷的牆邊；每逢過節，許多人都隨同著家人在溫暖的家中吃個團圓飯，不過這卻是他們所無法企及的，有些人可能放棄了自己的家庭，有些人可能從來都沒有過家庭。如同之前應曉薇所引發的爭議一般，我記得那天確實看到一些值得爭議的個案，一群人聚集在廟中喝著醉醺醺，看到捧著物資奉上的工作人員，他們和善的收下那些東西，在頭下枕著，彼此寒暄了起來；一旁穿著黃色外套的男子走了進來，他向其中一名問了一問，那名坐在椅上的街友便從口袋中掏出我們才剛所發出的捐贈，那名男子看了我們一眼，將鈔票塞入口袋中，騎著機車揚長而去。我問了身旁的工作人員，他說那名男子應該是去買酒的，他們這群人一共拿了四千塊，相信可以喝個好幾天。
我們的工作，不是強迫他們依照一個標準模式生活（我也沒有這個權力），而是設法提供他們可資維生的條件，只要不違反法律，他們仍有他們的基本權利。我們沒有一個標準且合宜的收容機構，即便希冀徵用地區的公用設施，也不免受到社區與民意代表的阻攔；而這些羅漢腳中，有些人寧願流轉街頭，也不願接受安置。我相信民意代表背後有很多的社會期待與壓力，但遊民與街友絕不是一個該死的問題，很大一部分是一種社會現象，這些問題在人類的歷史上從來沒有被完全的消除過，古早即是如此，而現在也是如此。
誠如Lewis在《貧窮文化》中所提及的一般，那裏有著他們生活上的理性，很多問題依循平常的價值觀是找不到答案的，但是從他們特有的生活方式出發，那些東西都可以獲得解決。初春的夜裡，我並不覺得寒冷，那樣的五樓，絕非合適的住居場所，但對他們來說，或許是個雅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