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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謝國興，1993，《官逼民反－清代臺灣三大民變》，臺北：自立晚報，頁15-40。

[2] 筆者翻閱臺灣縣志，當中存有陳文達及參與編修的其他人員的詩文，諸如李欽文的〈平臺記〉（頁242）、陳文達的〈臺灣學博陸工去思碑記〉（頁260）等文；林中桂的〈弔殉節五妃墓）（頁269）、張士箱的〈竹溪寺〉（頁271）等詩。

[3] 尹章義，1989，〈臺灣、福建、京師－「科舉社群」對於臺灣開發以及臺灣與大陸關係之影響〉，載於《臺灣開發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社，頁556-558。

[4] 其實王禮的前任俞兆岳即有意修志，但尚未動工，就升遷到開州當知州了。陳文達，1993，《臺灣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頁5、98。

[5] 至於為何清代的地方官員與文人那麼熱衷於方志的編修？尹章義已經給予吾人相當好的說明，筆者茲引述如下：

清代臺灣方式固然免不了也是「地方官吏和當地士紳用為留名後世的工具」，但是臺灣地方官吏和士紳並不以敷衍的態度來修志，他們希望留下以認真、負責的態度所修的「良志」作為後世的表率；更重要的是臺灣為初闢之地，地方官認為方志攸關治道，他們汲汲於修志，也是為了行政上有所依據，不敢怠忽。（尹章義、1989：489）

[6] 依據臺灣縣志的〈修志姓氏〉所載，當時的主編為王禮，參與編篡的還有歲貢生的陳文達、林中桂，以及同為「廩膳生員」（成績良好而受政府補貼的生員）張士箱、李欽文等人。陳文達，《臺灣縣志》，頁13。

[7] 康熙年間台灣的地方組織承襲自明代的「里甲制」（康熙末年改為保甲制），只有兩制（康熙四十七年後改為三制）－即「保」與「甲」－「十戶為一甲，十甲為一保（一百一十戶為一里）」，一保約設有一至三名的「保長」，在街市者稱為「地保」（town headmen），村莊者稱為「鄉保」（village head），兩者統稱為「保長」，保長作為官方組織的末端，由官方發給「戳牌」（蓋有官方戳記的委任令），主要與官方基層的衙役﹝每個衙役都有其配對的保，稱為「對保役」（local police）﹞配合。而「總理」則為幾條商業市街的代表人物，亦負責協調地方爭端、維持治安與協助官方的行政工作，亦由官方發給戳牌。大體而言，保正為官方行政區域劃分下，由官方舉充作為下級的輔助單位，因此社會地位較低；而總理則為自然形成的街庄所推舉出的頭人，大多具有功名而能夠與官方直接溝通，社會地位也較保正為高。戴炎輝，1979，《清代台灣之鄉治》，臺北：聯經出版社，頁9-35、216-224、233-242、666-675。

[8] 由於明鄭時期討平當地大目降社，所以取其名為新化里（新歸化的番社），清朝則改設為大目降莊；依據戴炎輝的說法，莊的設置主要與住民的產業有關，從事商業稱為街，從事農業與伐木業者稱為莊；簡言之，莊為人口較少的區域，居民多零散，在官方的保甲組織上，莊大致上等同於甲的地位（然亦存有一莊因人口發展而被劃為數保的情況）。戴炎輝，《清代台灣之鄉治》，頁217-226。

[9] 陳文達，《臺灣縣志》，頁3。

[10] 陳文達，《臺灣縣志》，頁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