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鴻雪泥－荷蘭時代到清朝統治前期的臺灣貨幣（三）＠一根菸的時間

2009-06-10 16:11:31| 人氣7,141| 回應1 | 上一篇 | 下一篇

飛鴻雪泥－荷蘭時代到清朝統治前期的臺灣貨幣（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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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鄭氏王朝的永曆通寶：

英宗正統元年（1436）以前，明王朝的貨幣大致上以寶鈔以及制錢為主；英宗以降，由於白銀大量流入，改變原先寶鈔的使用方式，遂使白銀逐漸成為官方收稅時的法定貨幣，而制錢則仍維輔幣的性質。[1]大體而言，中國歷代皇帝多傾向重鑄銅錢，統稱「制錢」，銀銅比率約1：1000，面額則分為小平（一文）、折二、折三、當五與當十等（圖三）。[2]然而制錢的鑄造，在銅、鉛比重的用度上沒有固定標準；[3]因此，當各朝各代含不同銅、鉛比重的制錢流入市場當中時，便產生了不同的兌換比率，甚或出現同是面額一文的通寶，彼此之間也不等價的情況發生。[4]

永曆年間，通寶最初鑄於雲貴地區，即至永曆十五年（1662）朱由榔身殉雲、貴後，占領台灣的鄭氏父子仍鑄永曆通寶（圖三），甚或遠赴日本鑄造，[5]流通於台灣與中國的東南沿海，直至清代中葉以降仍存有使用的記錄。[6]

四、清代時期的臺灣貨幣：

依據《臺灣私法》的記載，清代臺灣的貨幣形式大致上可分為銀兩、銀塊與銅錢。[7]銅錢作為銀兩與銀元的輔幣，雖言各朝間銅錢的成色未必相同；但總的來說，各朝官方所規制的一文銅錢，在中國任何地方都是一文，[8]因之筆者不在此多做論述。至於銀兩與銀元，前者為中國的貨幣型態，除了上繳國庫需納成色足夠的五十兩「元寶」外（圖四），[9]各地在銀貨的使用上皆有其獨特性。[10]後者則為他國的貨幣形式，以元作為單位，由於臺灣深受荷、西兩國與以海貿為主的明鄭當局影響，民間經濟活動多以番銀作為交易媒介，這也促使不同種類的貨幣在中國海禁開放後間接流入臺灣。[11]此外，雖民間經濟活動多以元為計量單位，但涉及租稅事宜，元仍需轉化為兩，並且嚴格計算兩者的比重，劃定相互間的貼補標準。

圖四、制式的元寶形式

資料來源：Morse, H. B. 1907, pp.36-37.

（1）中國的銀錠大體上分為四種型態，最大的重五十兩，稱為「元寶」；其次十兩一錠，稱為「小元寶」；再次狀貌小饅頭，稱為「銀錁」，重一至五兩；一兩一下的碎銀稱「福珠」、「滴珠」。许杰，2006，〈清代十两银锭〉，《收藏界》，（01），页69。

（2）雖清代中央的戶部定制元寶每錠重五十兩，但實值重量約落於49-54兩間，而各地元寶的重量亦有所不同，諸如上海的元寶最重可達六十兩，而遼寧省營口（Newchwang）的元寶約重53-54兩間。

（3）元寶除了圖式的馬蹄形外，更有其他形式，諸如廣西的元寶為邊緣各高出半吋（inch）的長方形，而營口的元寶則清呈現傾斜狀，其中一側的厚度僅另側的三分之二。

1、清朝的計量單位－紋銀與庫平：

中國大體上以千分之千作為銀純度的一種「理念型」，但實際上並沒有辦法達到絕對的純銀，官方於是建立出一套標準－「紋銀」用以做為各地方稅收與交易時的參考基準，而「紋銀」的含銀量為935.374‰，即千兩當中存有935.374兩的純銀，其餘的成分可能為鉛、鋅或錫。然有清一代，各地使用的銀，在純度的含量上各有所不同，因此便發展出「補水」－做為不同含量銀之間的補充方式。[12]亦即為在同樣單位下，計算兩者的純度，不足的加以補足。比如日本龍銀的含銀量為90%，十兩的龍銀便含九兩的純銀；而以紋銀作為計量單位，十兩的紋銀應含有九兩四錢的純銀；因之，若欲以龍銀作為繳納十兩稅賦的單位，則應該再多納四錢四分以補償純度上所造成的差距。[13]

除成色外，清代中國的貨幣計算方式多半以重量計之－兩，[14]為了計算各種銀貨在不同場合的使用方式，便發展出了不同的秤量器具。大體而言，臺灣衡量器具可粗略的分為「庫平」、「商平」、「海關平」與「湘平」；「庫平」用於政府收稅時的重量標準，清代所有銀錢稅賦的徵收，不論採用何種的計量方式，最終都必須轉換成庫平兩，Morse, H. B因此認為「庫平」等同於清代「銀行貨幣」（bank money）的地位，而「庫平」一兩約重37.31公克（g）。[15]「海關平」顧名思義用於計算關稅，依據Morse, H. B的說法，海關平僅為重量單位，未有針對此重量所設計的貨幣，而「海關平」一兩約重37.783公克（g）；[16]「湘平」則為清末發放軍費時所用，因此重量也最輕，與庫平相較，兩者差約5.55%；[17]「商平」為民間所習用的秤重標準，與庫平相差約0.16%。[18]因此，清代台灣的貨幣，在流通上不僅需要了解成色上的差異，且需論兩論斤的進行計算，並對秤重器進行區分。

[1] 中國貨幣的銀銅比約1：1000，但實際上，明嘉靖年清間與清朝的康熙年間銀銅比曾低至1：700；然清中葉白銀外流後，銅銀比價急劇上升，1850年以後甚至出現1：2000的現象。林滿紅，2002，〈嘉道錢賤現象產生原因錢多錢劣論之商榷－海上發展深入影響近代中國之一事例〉，載於《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五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頁359-360。

[2] 朱耀庭编，2007，《中国古代钱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页204。

[3] 在現代鑄幣技術尚未普及前，中國的製幣方式大體上將銅、鋅（白鉛）、鉛（黑鉛）或錫混合，當中銅為主要的材料；以清朝為例，不同的年代存有不同的比率，總的來說銅約佔50-80％。林滿紅，〈嘉道錢賤現象產生原因錢多錢劣論之商榷－海上發展深入影響近代中國之一事例〉，頁379。而銅的使用上也存有不同的種類，諸如明大嘉靖以前多採用紅銅與青銅，其後便改為黃銅。朱耀庭编，《中国古代钱币》，页203。

[4] 諸如萬曆四年（1576）的記載：「今萬曆金背五文，嘉靖金背四文，各直銀一分」。引自严艳，2006，〈浅谈明代白银与铜钱的比价问题〉，《南方文物》，（04），页127。

[5] 分別為順治十三年（1651，永曆五年）、康熙五年（1666，永曆二十年）與康熙十三年（1674，永曆二十八年）。福建省钱币学会编着，2001，《福建货币史略》，北京：中华书局，页53-54。

[6] 諸如成書於道光年間的《噶瑪蘭志略》當中〈金石之屬〉即存有這樣的記載：

通寶錢－即制錢，來自內地；臺地多番錢，寬永尤多，而精緻，甲於諸錢，漫有文字足者尤貴；偽錢如隆武、永歷、昭武、紹武、洪化、利用、裕民、興盛之類，不下十餘種（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http://www.ith.sinica.edu.tw/data.htm）。

[7] 黄典權，李冕世，1976，〈清代臺灣地區貨幣制度之研究〉，《成大歷史學報》，（3），頁8。

[8] 諸如乾隆朝一文乾隆通寶的價值，臺灣與在北京不論重量或成色皆等值。

[9] 臨時舊慣調查會，1993，《臺灣私法》，第三卷，陳金田譯，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頁178。

[10] 亦即甲地的銀兩標準未必等同於乙地，而乙地銀兩的含銀比重也未必等同於甲地。也即如此，對於一個出外的商旅而言，須先釐清目的地與出發地銀兩成色與重量上的差異，繼而進行兌換的動作；這就好比現今出國一般，需對當地的匯率進行理解後在進行兌換；但有趣的地方在於，這樣的情事皆發生於一個中國當中。Morse, H. B. “Currency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umber 38, 1907, pp.35.

[11] 或許可以這樣思考，由於臺灣的民間社會對番銀接受程度高於紋銀，促使從事兩岸貿易的大商旅們，不得不將對外貿易所得的番銀帶入臺灣。

[12] 除了「補水」以外，交易上官方亦要求以絕對純銀作為換算標準，而各地銀兩純度上的差距，則需進行補充，亦即所謂的「申水」（又做「升水」）；以天津為例，天津地區的「化寶」銀純度為992‰，若以千兩計算，即含有992兩的純銀，放在千兩純銀的標準下，需要再繳納八兩「申水」；若以紋銀對「化寶」（當時中國純度最高的銀貨）的兌換論之，千兩的紋銀含有935.374兩的純銀，兩者在千兩的兌換下，紋銀則需要再補充56.626兩的「申水」。若以五十兩一錠的元寶相比，「化寶」須對純銀「申水」四錢，而紋銀需申水三兩，兩者相減紋銀需「申水」二兩六錢，因此紋銀又稱為「二六寶」，其餘的尚有「二七寶」、「二八寶」，也依此類推。張研，2002，《清代經濟簡史》，臺北：雲龍出版社，頁205-206。Morse, H. B. ,3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