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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范潤澤

　　我真的覺得，每次立法會特首答問大會，只不過是崔生代表特區政府公開承認無能的宣示大會，真的。

　　有的朋友可能會問，崔生同前任不同，每年都要來幾次立法會，縱使是照本宣科，也算得上是做足功課，為何筆者這般不近人情，指責由他領銜的一眾官員無能呢？且聽我細細道來。

　　年初首次答問大會，最大的新聞恐怕就是特首在會上宣佈了所謂「一次性補助措施」，也就是下半年繼續向澳門居民派錢，以緩解通脹對市民生活造成的影響。然而，以派錢對抗通脹，本身就是緣木求魚的做法。稍有經濟學常識的人都知道，通脹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貨幣超發，而現金分享本身就是一種變相的發行貨幣，並且透過不斷地消費、再消費、投資，其乘數效應對通脹的影響將呈幾何增長。雖然特首解釋道「派錢只會對物價造成短期影響，長期並不明顯」，但是所謂「一次性補助措施」本身就是以短期紓困為目的，其對物價所造成的短期影響與對市民的短期幫助正好兩相抵消，只是白白浪費了十七億公帑而已。

　　再者，在筆者眼中，所謂輸入性通脹和景氣繁榮帶來的需求增加只是表面原因，大眾生活物資入口由幾家財團把持壟斷，也只是從旁推波助瀾而已。問題的癥結，在於近年來澳門經濟高速發展，居民收入雖有所增加，但收入增加的速度遠比不上物價（包括樓價）上升的速度，因此不僅許多低收入的弱勢群體生活大受影響，而且居民整體的實際購買力縮水，生活質量得不到顯著提升，由此產生了巨大的剝奪感。而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之一，就是澳門的產業結構。

　　澳門的勞動報酬佔GDP的比重偏低。據國外的資料，在全球範圍內，勞動報酬佔GDP的比重一般在40-60%之間。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勞動報酬一般佔60%左右；拉丁美洲、中東和北非都在40%左右。而鄰近的國家地區當中，香港的GDP中勞動報酬所佔比重為49.1%；台灣為46.6%；新加坡為46.4%；日本為52.2%；大陸為41.4%；澳門僅為28.8%（2008年數據）。顯然澳門的勞動報酬比重無論在世界範圍內，亦或是鄰近地區中，都是偏低的。而從歷史來看，1999年，澳門GDP中勞動報酬所佔比重為38%；2008年僅為29%，勞動報酬佔比竟隨著回歸以來的經濟增長而下降！

　　究其原因，在於澳門經濟發展所仰仗的核心產業──博彩、金融、房地產，都是資本密集、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而非技術密集、知識密集、創意密集型產業，其勞動報酬佔比自然偏低。特區政府一直努力地發展高等教育，但倘若沒有好的前景和出路，縱使讀到博士又如何？試問一個博士，同一個普通的中學畢業生相比，是發牌發得比較快？亦或是算錢算得比較準？高學歷的優勢在以低端服務業為主的勞動市場內無從體現，又何以鼓勵成績優異的學子繼續進修？倒不如趁景氣繁榮先行進入龍頭產業內「卡位」來得實在。

　　特區政府一再宣佈要通過培訓、再培訓，鼓勵在職人員「向上流動」，但以幾家大型外國博企為例，面對外勞充斥的管理層，本地員工要如何「向上流動」？大財團、大企業的員工動輒以百千計，加上外勞的削價競爭，本地勞工如果不通過有效的組織，根本無從就工資議價。但是一部簡簡單單的《最低工資法》已經在立法會躺了幾個會期，更遑論《工會組織法》這種資方視之如洪水猛獸的「惡法」。

　　特區政府提出「產業多元化」這一目標業已有年，但澳門畸形的產業結構始終未能從根本上得到改變，而「產業多元化」似乎也逐漸流於形式，淪為一句口號。而每每遭遇通脹襲來，特區政府終會祭出一招現金分享，殊不知這種每人派幾千蚊的「炒短線」政策，且不論齊頭式的平等是否恰當，就其本質而言，一如筆者在開篇時提到的，是一種公開承認無能的作為。

　　因為政府的核心功能，在於通過稅賦，實現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劫富濟貧」，照顧弱勢。同時集合社會資源，實現整體利益的最大化，令社會得到進步與發展。而當遭遇重大變故或困難時，幫助居民解決問題，度過難關就成了特區政府責無旁貸的使命。然而現金分享表面上是「還富於民」，實際上既沒有實現財富再分配的功能，區區幾千蚊，根本無從解決居民購買力縮水的困難。這種做法，無異於「花錢消災」、「退票補水」，要市民自求多福。這種政府，用無能來形容恐怕並不為過。

　　而昨日之特首答問大會，面對通脹問題，特首只一句「將密切監察通脹走勢」就輕輕帶過，足見其經過兩年多的歷練，早已練就了「老調重彈」、「虛應故事」及「四兩撥千斤」等神技。然而筆者在仰慕特首高超的答問技巧之餘，不禁想到，特區政府面對通脹背後的結構性問題長期漠視而不作為，僅僅將一年發放一次的現金分享改為一年發放兩次就當作交差了事。而面對這種「朝三暮四」的愚弄，身為澳門市民的你，是否真心甘於受人戲耍？

　　一起行動吧！

 

圖片來源：http://gcontent.oeeee.com/0/d6/0d65b82f59ffb7da/Blog/aa1/0cc3d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