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開始做這個題目之後，我被問了四次的問題，一次在 research afternoon，被同學問的，另一次是在supervision 時，兩次則分別是我那兩個不幸的 panel 們，被老師們問的。
在開始進行這個題目很早的階段，我就決定絕不在題目上標明這是關於台灣的研究了。對於學術的歐美，不，英美中心，一直非常感冒，絕大部分的時候，當你讀一篇不在英美進行的研究時，從標題你就可以知道是在德國、在印度、在南美洲，但是只要是英美生產出來的研究，非得要進入內文作者才會交代，甚至理所當然地不用交代。在這裡，做為一個外國學生，總是會被提醒的，此間人士對我們的國家狀況並不理解，所以我們必須把自己的研究在台灣社會脈絡下的位置交代地更清楚，台灣的社會歷史背景也必須說明得更詳細。比方說，像我，論文方向明明就跟制度完全無關，我還是必須花很大篇幅詳細解釋台灣健保基本的運作方式，並且不管再怎麼寫，他們還是會問出我想像不到，對生活在台灣的人來說其實是不用交代的常識這樣的問題。說真的，一篇十萬字的論文，要用多少比例介紹對我們來說一點都不重要的背景資料，才能對外國人來說叫做夠了？而跟不必交代社會背景到這種地步的英國學生相比，我們能夠真正花在想扣緊的論文主題篇幅相對減少，我覺得這叫受限，更何況是在十萬字每個人都覺得不夠用的狀況下。
不過我也承認這樣的不了解有時候反而是迫使自己檢視自以為理所當然的現象或知識其實並不真正理所當然的好方法就是了，只要別太超過。
而這些其實都沒有某些人顯而易見的態度令人感冒：直接忽略。基本的禮貌那當然：微笑，客套話，「this is interesting!」滿天飛，但你就是知道這些人一點興趣都沒有，即使你在講話他在聽，你也知道他的心思（甚至眼光）不在你身上，說穿了就是，這是在台灣做的研究，一個跟他們無關的地方。這讓我非常堅持，台灣絕對不能出現在我的論文題目上，一方面當然是政治的姿態：用這樣的方法隱晦凸顯學術研究英美中心的荒謬，並且小小挑戰沒有被說出的、被預設的學術規則；以及，我幹嘛標出台灣？標出台灣只是讓這些人看到標題就跳開不讀罷了。
死都不以台灣破題這件事在初次報告的 research afternoon 第一次受到挑戰。各組被要求寫下所有要問我的問題後只能問一個自認為最重要的，之後這些紙交給我當作意見參考。其中一組寫了，Why Taiwan? What’s the importance? Make it specific. 結束之後我和一起看這些意見的日本、韓國和瑞典同學嘲笑這些人很久，當時進入這個系一年多，research afternoon 總是英國同學在報告（這又牽涉research afternoon 永遠的不友善氣氛讓外國學生卻步的問題，但這是另一件事），怎麼就沒有人問 Why Britain 這種問題？
但在 panel 時被問這種問題就笑不出來了。我的 examiner 問我，憂鬱症可以說是一種科學定義，因此理論上，不管在哪裡做研究都是一樣的，所以 why Taiwan? 台灣有什麼特別的地方？當場瞠目結舌。我的 examiner 專長 Foucault（大家都這麼說），做的是女性主義科技研究，這種問題居然也問得出來？只好吞下前面的政治性答案（但我其實認為這個答案是學術性的，不過當時峱種的學生我沒有勇氣去挑戰老師的白人中心），說，我要做的並不是憂鬱症的科學定義而是社會狀況，每個社會都是不一樣的，所以我不認為在哪裡都可以做，而每個研究做出來的都該被視為 situated knowledge。Examiner 說，那麼，你要強調台灣在這個問題上的特別性在哪裡。
特別性！這真是踩到我的痛腳。特別的意思不就是說，有一個叫做正常的東西，跟那個正常的東西不一樣就叫做特別嗎？第一世界的社會、知識是預設的、大家都知道是什麼的，第三世界的我們，就必須以此為標準，告訴他們我們不一樣在哪裡。
之後我的指導老師跟我見了一次面，討論我應當在第二個（現在看來是他們假裝給我機會其實是在掩飾他們行政疏失的）upgrading panel 交出哪些東西時，「應當強調台灣的特別性」這件事又被提了出來。這次我很忍無可忍地說，我不是要做比較研究，我不需要告訴別人台灣有什麼特別的，我也不知道跟什麼東西比較的狀況下才叫做特別。指導老師說，她認為這個重要的原因是，這可能是我論文最重要的貢獻，因為我能夠很系統性、理論性地告訴別人在此時此地台灣發生了什麼事，這點非常重要。
沈默。我當然想知道、想解釋、想告訴別人憂鬱症在台灣是什麼狀況，但我不需要在以你們的社會狀況為準則之下告訴別人台灣是什麼，而做為一個指導老師，你難道不期待我在理論上有什麼有趣的發展嗎？難道你期待我是來說故事的？我們，做為第三世界國家的學生，就是來這裡「學習」你們豐富深厚的理論，我們可以做的學術貢獻，就只是帶入發生在我們國家的經驗，來對照或驗證你們的理論嗎？
馬諾林強烈挑戰我這樣的想法，他認為我這樣想當然部分對，但是不能把這樣的批判視為理所當然而將所謂「背景知識」直接當作是不需解釋的。他的勸解是，即使你在台灣念博士班，若你希望自己做出一個好的論文，你還是必須回顧歷史發展，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現象，有時常是重要關鍵，這不是你在哪裡做研究的問題，而是一個好研究應該是什麼的問題，你不要執著在他們說的「特殊性」這件事上，他們說特殊性當然有問題，但你不要照著他們的邏輯想，把這部分的作法轉成對整個憂鬱症在台灣發展歷史的重新考察。
好吧，我只能說，馬諾林比我「建設性地批判」多了。於是我在交出去的論文章節大綱中，第三章的標題「field work background and research methods」，其中一半處理田野地，亦即，台灣的，歷史背景的問題。29 頁的大綱，這部分佔了五頁。
結果我的examiner 在荒謬的（讓我發洩吧！）upgrading panel 上說，我還是沒有說出台灣的特殊性在哪裡。我還來不及回答，指導老師接著說，她也很驚訝我為什麼還是不指出台灣的特殊性。已經快要抓狂的我說，第三章整章就是啊！她說，但那還是不夠清楚指出特別在哪裡，並且我應該把它放在第一頁。
夠了！有時候我真的只想說，不要把我們當籠子裡的猴子好嗎？
圖片是The Hottentot Venus illustration. 十九世紀初，歐洲盛行從非洲進口女奴在各地進行活體展示，圖中被觀看的黑女人是Saarjite Baartman，她在 1810 到 1815 年間在歐洲各地巡迴，1815年以25歲之齡客死巴黎，之後屍體還分別在 1816 和 1817 年被公開解剖表演。這幅圖非常典型地呈現當時西方對異己的觀看，及對非白人的性慾化。就算到了今天，西方對於「非西方」的看待方式，跟圖上呈現的狀況，可能還是相去無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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