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語的歸宿——
閱讀王安憶、陳染和嚴歌苓三部「女性自傳體」的長篇小說
(中)
Amethyst
二、否定的「是」與佔有的「零」：母/女身體遺傳的分裂與統一
「這墨跡很像一張地圖，空心地圖，彷彿正象徵著居住在我們這個球體上的人們的一些特徵——虛空、隔膜、破碎及渴望。頂角上，彷彿是一對雌雄對峙的山羊，盤踞在性別的終極，既嚮往佔有，又對立排斥，中間斷裂的溝壑，是無底的黑洞；左右兩端是兩隻怪獸，背道而馳、狂奔猛跑。」
（陳染 1998：6）
陳染小說中這位住進療養院還兀自檢驗自己病歷的倪拗拗，在歷經母親與禾寡婦相繼亡逝的事實後，一點一滴的崩潰了。倪拗拗與母親、禾寡婦之間相互糾葛的記憶與愛欲故事，其實比書中主角與各段男性的愛情經驗來得深刻。倪拗拗獲得自我成長意識的開端，卻從住進精神病院中耽看一滴擴大渲染的墨跡想像為始。滴落的墨汁顯現出一個女性身體的想像，在現實裡無法佔據的虛空，全耽溺於一滴墨汁的想像，因而找到初萌的自我。陳染以女性身體的想像，一步步碰觸女性自我的寫作，使得暈開的墨跡也像女人的子宮，它賦予了女性生育的角色，卻也讓女人在自我與他者的角色扮演上，從來都像撕扯在兩端的巨大毀滅感一般，倪拗拗的欲望對象模模糊糊，而跌撞在初萌的愛欲情境底，床上躺著兩個年齡相距好一段的女子，倪拗拗親吻禾寡婦涼軟如桃的雙乳，也似女嬰愛嬌似地徜在母親的胸懷：
「這個女人是一座迷宮，一個岩洞的形狀，我掉進了這個輪廓，我們的身體，狹窄的空間，佈滿了黑暗…前方的危險，使我們不得不停下來脫下衣服，丟掉身上的重負，同黑暗擠在一起。我們為彼此觸碰到的感覺所壓倒，我們被推到了存在的邊緣…」
（陳染 1998：41）
倪拗拗圍繞在女性生活的私語裡，雖言從小就否定家庭存在的功能性，其實也是對父權制下女性家庭生活的一種徹底的棄絕。女性身體與文本敘述欲望的交互溶滲，成為女性心理觸摸的文本形式，也是抵制女性為現實邊緣的逸離方式，它僅僅存在於女性相濡以沫的身體撫摸裡，陳染筆下的墨汁想像，透過女性成長與身體相互交換的密史，從而達至文本與身體連結的秘密，在黑暗的對立想像裡，猶如Cixous強調女性身體與文本之間的關連：
「書寫：好像我有不斷追尋喜悅的衝動，充分感受驅動肌肉的力量與和諧。享受懷孕分娩與母子喜悅。以奶味的墨水傾謝而出的喜悅（jouissance），即文本的誕生。」
（Cixous；蕭嫣嫣譯 1996：60）
Cixous強調的女性特質與文本創作的衝動，在女性身體的穿越過程裡達至神秘的探勘。然而，這樣特殊的女性書寫的衝動，一逕就以想像的密碼鑲嵌在文本的語碼之中，而與女性烏托邦的追尋結合為一嗎？我們觀察到不論是嚴歌苓筆下向心理醫生求助的中年婦女，或是陳染筆下進入精神療養院的倪拗拗，甚而是，真實生活裡的王安憶，都曾因精神衰弱而住院療養一陣， 小說主角或是真實作者，幾乎都面臨到罹患「失語症」的焦慮與惶惑，否定的現存感，若不單將女性純視為為父權自身反射的否定命題的話，女作家透過自傳體書寫所傳達的失語焦慮，如何傳達語言在文本之中的斷裂性？耽溺又自省的靈魂昏暗之獄，是如何從模糊的意識與混亂的自我喪失中，找到重塑女性主體的可能？
這三部長篇小說均不約而同的選擇語言的轉易與斷裂來敘述主角的成長史，作為一種來自現實存在的否定意味，「我」是現實扮裝的「妳」，永遠要鬧分裂的主體，為找尋「我是誰？」，選擇自現實家園出走，亦同時交換了不同變造身份的可能。吉摩爾提到關於自傳與女性主體的認知過程，若不承襲自男性傳統對於整體性的完足認知，更多的時候可能是攸關於女性現實身份位置的突破與改變，致使女性主體陷於分裂的情境，而這也是我們觀察自傳體小說的面向之一。處於九０年代全球資本化經濟體系下的中國婦女語碼，如何展現其內在欲望的女性成長史，逃離不開的身份建構，帶給女作家群的反思，則是女作家亟欲建立與母系家族有關的對話空間相關，此一追尋明顯也反映在對母親形象的文本尋求。
小說中看似在現實裡找不到出路的女主角，終須在內心生活裡建立自我認同，來自自我面貌的追尋，以及母親形象的建構，成為女作家率先汲取的話語對象，王安憶就是從母姓茹姓家族的溯古寫法，找到了蒙古草原上的先祖形象 ，寫到先祖流放南地的歷史，難以忘懷也要深深抵住的是「我母親流浪的歷史其實是從這時開始的，我們再不會知道，什麼才是我們真正的故鄉，這是我們家永遠的絕望。」（王安憶 1996：182）母親形象始源的追尋，換來的是無止盡的憂傷與反覆的流離。
因此，當我們在小說中讀見一行行怵目驚心的失語病患，對著早已失落的現實基面喃喃自語時，漫渙蕪枝的想像，如何被熟悉的腳印找到的佇立地圖？像陳染站立在虛空的女性位置，也幾乎要以封閉的自我想像向內射殺體內的母親形象，最為極至的例子正是陳染筆下的倪拗拗與母親的相處經驗，近乎被鎖在一處封鎖的警戒線，主角倪拗拗與病中的母親話家常，卻掩不住想像的線索在腦海裡纏繞：
「她們永遠都處於一個封閉的『牢籠』裡，視自己的孤獨和個性為神聖，她們聚攏在一起卻都在為自己的孤獨哀鳴，既不互相傾聽，也意識不到她們正在互相窒息。」
（陳染 1998：165）
女兒說出很輕的句子，卻都像是在母親的子宮裡敲打耳膜的回音。當小說主角在自我認同的過程中，勢必要追尋一處可回歸的母體開始，頓時安謐的撫慰，同時也展現出誕生自歸零身體的掙扎與困惑。追尋母史不論是從文化、語言或身體的記憶出發，女兒們與母親的認同如何建立？女作家筆下的母女關係，透露「理想母親」的集體潛意識，也蘊含了自母體分離之後的哀傷與流連。不論王安憶、陳染在母女關係的面向呈顯出怎樣的不同，這些說來既尖銳又親密的私語空間，多少透露出女作家在主體建立過程下的掙扎與矛盾，與母親身體的遺傳，在既分裂又統一的書寫話語下，走出她們纏繞的記憶迴圈，多少也呈現女作家的書寫型態，在追求女性主體建立的解放意義下，並未完全釋放出壓抑的歷史能量，而母系家族史的建構是否為另一個烏托邦？因而，有關母親形象的追尋，也一併產生了想像的矛盾。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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