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物理學女博士的政治人生─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
2018年12月7日，64歲的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下稱“默克爾”）在漢堡舉行的第31屆基督教民主盟黨代表大會（CDU，下稱“基民盟”）上，最後一次以基督教民主盟黨魁的身份進行了演講，她感謝自己有幸能擔任18年的党主席和13年的總理。默克爾在演講的最後一句說道：“這對我而言，是一種極大的榮幸，一種榮譽。”
全場1000多名基民盟黨代表起立鼓掌致敬近10分鐘，不少人舉起了“謝謝你，老闆”（Danke,Chefin）的標語，而默克爾也眼泛淚光。
自2000年4月10日,默克爾以基民盟史上最高的得票率（95.5%）當選基民盟党主席以來，18年半的漫長黨魁生涯最終在當天落幕。而她“欽定的接班人”、基民盟秘書長安妮格雷特·克蘭普·卡倫鮑爾(AnnegretKramp-Karrenbauer)，則成功在黨內競選中以517票對482票戰勝了強勁的對手弗裏德里希·默茨(FriedrichMerz），並將繼承她主席職位。
在12月4日，美國《福布斯》雜誌發佈的2018年世界最具影響力女性排行榜上，默克爾連續8年穩居榜首，這也是她第13次上榜。該雜誌將默克爾稱為“事實上的歐洲領導人”，由此可見外界對這位已執政德國13年之久的女性政治家評價之高。
作為一位元在前東德地區長大的、離過婚、沒有孩子的物理學博士，她是如何一步步登上德國最高領導人的位置，最後又為何“被迫”提前3年即宣佈不再尋求連任，並將在總理任期結束後徹底退出政壇呢？
“一飛沖天”的政治生涯
默克爾原名安格拉·多羅特婭·卡斯納（Angela Dorothea Kasner），1954年生於德國漢堡，她的祖父曾是波蘭人，後移居至德國，因此默克爾擁有四分之一的原波蘭血統。默克爾出生後不久，全家便遷至東德地區，那時隔斷東西德國數十年之久的柏林牆尚未建立。
從小父親對默克爾的管教就十分嚴格，要求她 “必須永遠比同齡人更出色”。聰明、勤奮的默克爾沒有讓父親失望，在中學時代她的俄語和數學成績一直是全年級第一，甚至代表東德參加過在俄羅斯莫斯科舉辦的俄語奧林匹克競賽。
她中學時期的俄語老師貝恩（Erika Benn）後來回憶道：“小時候的默克爾貌不驚人，卻天賦異稟，她說俄語時不會犯任何語法錯誤。” 貝恩認為，默克爾的成功在於她的努力和雄心壯志。儘管高中同學的印象裏，當時的默克爾除了學業之外並不出眾，從未有過男友，屬於“沒被吻過的一族”。
1973年，19歲的默克爾以1.0的滿分成績從高中畢業，進入萊比錫大學攻讀物理學專業。1978年碩士畢業後，默克爾一直在原東德科學院的物理化學研究中心從事科研工作，並於1986年取得了物理學博士學位。
1977年默克爾與第一任丈夫烏爾裏希·默克爾（Ulrich Merkel）結婚，“默克爾”這個姓氏便是由此而來。不過第一段婚姻並不美滿，兩人於1982年正式離婚。幾年後，默克爾與德國洪堡大學博士教授、量子化學家約阿希姆·紹爾（Joachim Sauer）相戀，不過直到1998年12月30日兩人才正式結為夫妻。在兩段婚姻中，默克爾都沒有生育孩子。她曾回憶說：“我並不是不想要孩子，只是沒成功。而從政時我已經35歲，也就沒有再提要孩子的事了。”
知名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在他的長篇小說《海邊的卡夫卡》中有一句名言：“不是我們選擇命運，而是命運選擇我們。”這句話用在默克爾身上最適合不過了。
與她的政治導師，在年僅16歲就加入基民盟的前聯邦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不同，35歲之前，默克爾的政治履歷可以說是一片空白，當時的她可能連做夢都不會想到自己有一天將成為德國總理，並成功連任了3次。
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被推倒後，東西德國發生了巨變，這時候在東德長大的默克爾才正式投身於政治運動，去實踐自己的“政治夢想”。她加入了當時新成立的“民主覺醒”黨（DA），而且剛加入不久就當上了該黨的新聞部發言人。從此之後，默克爾便開啟了開掛般的政壇之路。
1990年3月的民主德國大選中，“民主覺醒”雖然只得到了0.9%的選票，但它的盟友（東德）基民盟卻成功得到了41%的選票，於是從政僅數月的默克爾，便成了民主德國歷史上僅有的一位民選產生的政府發言人（副）。此後不久，“民主覺醒”併入了基民盟，默克爾隨之成為基民盟成員。
1990年10月3日，兩德統一，時任基民盟主席科爾在聯邦議會大選中成功戰勝了社民党候選人奧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成為兩德統一後的第一任德國總理。然後大為出乎人意料的是，科爾在組建新政府時把德國婦女與青少年部長一職給了默克爾，結果從政剛滿一年不久的默克爾就“幸運”地當上了德國部長。1994年又出任更具影響力的環境和核能安全部長。1998年9月，默克爾成為德國基民盟的秘書長，在黨內地位僅次於領導人，一年半後，這位元來自前東德地區、僅擁有十年政治生涯和黨齡的物理學博士以基民盟史上最高的得票率（95.55%）當選基民盟第七任党主席，成為這個歷來由男性主導、作風偏保守的黨派第一位女黨魁。
2005年9月，基民盟與社民黨（SPD）在大選中平分秋色，兩黨通過談判同意聯合執政，而總理一職則由默克爾擔任。於是同年11月22日，默克爾創造了歷史，成為了德國史上首位女聯邦總理，也是兩德統一後首位出生於前東德地區的總理。
此後13年，默克爾一直擔任德國總理，直到2018年10月29日，默克爾宣佈正式放棄在2021年任期結束後繼續尋求連任，並將徹底為自己的政治生涯畫上句號。
從“德國母親”到“歐洲祖母”
很難想像，當初如果沒有科爾的賞識和提拔，默克爾的政治之路能如此“一帆風順”。曾有一次，科爾把默克爾稱為“小姑娘”（德語“Das Mädchen”），之後“科爾的小姑娘”便成了默克爾在科爾內閣中擔任部長時期的外號。不過在科爾退出政壇，默克爾上任總理之後， “小姑娘”這個外號就有些不合時宜了。在她政治聲望的巔峰時期，德國媒體更喜歡把默克爾親切地稱為“德國母親”（德語“Mutti der Nation”）。
“母親”這個稱號也的確十分符合默克爾嚴謹、務實、雖低調且不善言辭，卻極具親和力的政治形象。
默克爾擔任總理期間，除了在2009年因為全球金融危機影響，發生過一次衰退之外，德國的GDP一直保持著穩定增長，失業率也是屢次創下新低。不過，這一切很難完全歸功於默克爾。事實上，在經濟方面默克爾從來不是一個改革家，她並未頒佈過令人耳目一新的經濟政策。
因此在不少人眼裏，默克爾是前任總理施羅德經濟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施羅德來自社民黨，他在位時，提出了“2010議程”，下調個人所得稅、削減企業醫保繳費，同時也減少了失業金，刺激失業人員再就業。默克爾上臺後，由於基民盟需要和社民党聯合執政，從整體上繼承了施羅德的經濟政策，再加上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歐洲央行開始降息，並施行寬鬆的貨幣政策，同時歐元疲軟又讓以出口貿易聞名全球的德國最為受益，從而開啟了德國經濟的“黃金十年”。
不僅在德國國內，默克爾在整個歐洲政壇的影響力也舉足輕重。雖然歐盟不是默克爾一手建立的，但她作為歐盟內部最大經濟體的領導人，多年來一直努力用自己的方式來維繫著歐盟的團結。默克爾的歐盟立場從她2012年11月7日在布魯塞爾舉行的歐盟峰會上的發言可見一斑：“我贊成將來有一天，歐盟委員會可以成為歐洲政府。”
默克爾之所以在歐洲事務層面擁有較大的話語權主要得益於兩點：一是歐債危機發生後，德國經濟在歐洲一枝獨秀，依然保持持續增長，政府在財政方面甚至出現了盈餘，這使得默克爾有足夠的底氣指責身陷債務危機的南歐諸國，並要求其推行財政“緊縮”政策；二是因為其他歐盟重要國家（比如英、法、意）的領導人變動頻繁，唯有默克爾一手掌控德國政局，至今為止屹立13年之久仍未退位，成為歐洲政壇上少有的“常青樹”，加上其個人嚴謹、沉穩的個性，讓她在眾多歐洲國家領導人中享有盛名、頗具威望。
但歐盟的問題遠比德國更加棘手，全球金融危機、歐洲債務危機、難民危機、英國公投脫歐等，其中任何一件重大事件，如果稍有不慎，都可能會直接導致歐盟分崩離析。默克爾的一些決策，比如向全歐洲推廣財政“緊縮”的德國模式、用極為苛刻的條件救助希臘、開放邊境接納難民等，或多或少都存在爭議。但不管如何，她顯然發揮了作為歐盟重要領導人的作用，穩定了長期在“風雨飄搖”中的歐盟局勢，讓歐盟得到了喘息之機。
法國《回聲報》曾把默克爾稱為“歐洲祖母”，該報認為，德國在默克爾的領導下重新站上了國際舞臺。德國可以強硬地和普京領導的俄羅斯展開對話，面對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挑釁時，德國不卑不亢地運用外交智慧捍衛了自己的原則。默克爾不但加強了德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也讓歐盟在與美國的關係上變得更加獨立、自主。因此默克爾不僅是歐洲第一經濟大國的掌舵人，更是整個歐洲的“祖母”。
此外，默克爾與中國的緣分也十分深厚，13年以來，她先後11次訪問中國，足跡遍及大江南北，成為訪華次數最多的外國領導人之一。中德關係也步入了雙方建交後最好的時期，雙邊關係提升為全方位戰略夥伴關係。
美國《時代》雜誌把默克爾評為2015年年度人物，讚揚她在歐洲債務危機、難民問題及烏克蘭危機期間所展現出的領導能力。默克爾也是繼宋美齡、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及前菲律賓總統阿基諾夫人之後，史上第四位當選《時代》週刊年度風雲人物的女性。
但為什麼恰好是在2015年呢？因為這一年裏，默克爾做出了一項“驚人”的決策，讓她一時風光無限，成為了全世界矚目的焦點，卻也最終導致她政治生涯的提前結束。
無限接收難民後患無窮
2010年後越來越多來自中東地區的難民開始湧入歐洲，尋求庇護。2014年，近30萬難民通過各種管道來到歐洲，而在2015年這個數字超過了100萬。
從傳統意義上來說，默克爾所在的基民盟在政治立場上屬於中間偏右的黨派，傾向保守、傳統，並不以主動歡迎外來移民而著稱。2015年9月之前，默克爾對難民的態度一直比較強硬，只有符合德國庇護條件的人才能進入德國，並允許其留下。但同年9月2日，敘利亞庫爾德族一名3歲兒童艾蘭·庫迪因偷渡溺死於希臘海難的照片引發了全球輿論的關注與猛烈聲討。9月4日，默克爾轉變了態度，決定對滯留在匈牙利與奧地利邊境的數十萬難民無條件開放邊境，不設上限地接納難民，並說出了那句後來備受爭議的 “我們能做到”（德語“Wir schaffen das”）。
2010年默克爾曾在一場演講上批評道：“德國文化多元社會已失敗。”或許是內心深處追求文化多元社會的夢想，促使她勇敢，也多少有些衝動地做出了上述決定。
此後，大量來自中東的難民穿過東歐地區，跨過奧地利邊境湧入德國。據統計，2015年有近百萬難民進入了德國，2016、2017年總計也超過了50萬。
默克爾不設上限，同時又缺乏充分準備和後續管理工作的接納難民政策，一開始便遭到了執政夥伴基社盟（CSU）的不滿，尤其基社盟的黨魁澤霍費爾（Horst Seehofer）曾多次公開地批評默克爾的難民政策。
斯特凡妮（Stefanie）是一名生活在漢堡附近的德語老師，曾經當過安置難民的志願者。她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打開邊界接納難民並沒有做錯，“難民的生命受到威脅，救助他們是人道主義的責任和義務”。但“默克爾只說了‘我們能做到’，卻沒有告訴我們怎麼去做”。德國政府在安置和管理難民方面準備嚴重不足、管理不善，激化了社會矛盾。
默克爾領導下的德國不但敞開國門無限制接收難民，而且給予難民的社會福利和待遇也極為優厚，因此在大部分中東難民眼裏，德國是他們的“避難天堂”。
以德國巴伐利亞州為例，每個難民只要完成身份登記手續，即可以免費獲得住所，此外還能每月領取300歐元（約合2400元人民幣）的零花錢；未成年人根據年齡不同，零花錢從211歐元到269歐元不等。但福利再好，也改變不了不同文化融合所產生的衝突。
相對而言，難民帶來的文化衝突還只是小事，畢竟德國此前就有300多萬土耳其裔居民，他們也沒有完全融入德國社會。真正引起德國人極為不滿的是難民帶來的犯罪事件，甚至是恐怖襲擊。
2015年之後，德國發生了多起恐襲事件，其中傷亡最多的一次是發生在2016年12月19日的柏林，一名突尼斯人在柏林聖誕市場製造的恐怖襲擊造成12人死亡、57人受傷。該名突尼斯人曾申請庇護被拒，理應快速被遣返，但政府卻並沒有真正落實。類似的情況並不只發生過一次，不少犯罪的難民事後都被發現他們曾申請庇護被拒，卻因德方管理不力，而滯留在德國。
這引起德國各界，包括基民盟內部人士的不滿，不少人要求默克爾調整難民政策，比如設置人數上限、提高庇護門檻等，但默克爾一直表示反對。她曾說：“如果我們需要因為在緊急情況之下展示友好面孔而道歉，那不是我的國家。”
她的這一立場令基民盟在2017年的德國聯邦議院大選中失去不少選票，創下了近70年以來最低的得票率（32.9%）。同時也使得以高調反對難民而著稱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德國選擇黨（AfD）迅速崛起。在該屆大選中，德國選擇黨（AfD）贏得了12.6%，首次進入了聯邦議院。
德國政治學者帕策爾特（Werner Patzelt）曾經評論道：“總的來說默克爾帶領下的基民盟十分成功，但是最終被蒙上陰影的原因是，默克爾過於固執，沒有認識到基民盟面對的最大危險是另一個政黨的崛起。”而這個對基民盟構成危險的政黨便是德國選項黨。
漢娜是在法蘭克福工作的一位白領，曾在中國學習漢語，她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很多人把德國社會的某些弊端全都歸咎于難民，但事實並非如此。“人們害怕陌生人，當矛盾發生時，總是習慣把責任推給陌生人，而不是從自己身上尋找原因。”不幸的是，難民危機使德國社會發生了分裂。右翼力量得以迅速壯大，民眾的仇恨情緒被激起，政治焦點被轉移。
帶著尊嚴離開
默克爾的個人民調支持率在最高時一度接近70%，但到了2018年只剩下不到一半。
2018年9月7日，德國電視一台和《世界報》聯合公佈的民調顯示，在原東德地區，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AfD）的支持率首次躍居第一（27%），默克爾所在的基民盟退居第二（23%）；在全德範圍，選擇黨的支持率為16%，僅次於基民盟（29%）和社民黨（SPD）的18%。據德國資深記者施泰因加特預測，不出三年，德國選擇黨就會超過基民盟成為最大的政黨。
10月中，基民盟多年的盟友基社盟在巴伐利亞大選中交出60多年以來最差成績。兩周之後，黑森州議會選舉結果出爐，基民盟雖然保住了第一大黨地位，但得票率較上屆選舉大幅降低，從38.3%跌落至27%，創下1966年以來最糟結果。在選舉前，基民盟在全德的民調支持率就已跌至歷史低谷，外界普遍認為，如果此次基民盟在黑森州沒有遠超預期的表現，那麼選舉後將是默克爾最後一次主動讓位的機會。
10月29日，64歲的默克爾在柏林舉行新聞發佈會，宣佈放棄連任基民盟主席和總理職位。默克爾承認，黑森州的選舉失利對德國基民盟來說是個分水嶺，“我應該為大選以來發生的事情負責，政府失去了可信度。”作為基民盟成員的尼采德（Rainer Nitsche）當時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道：“我個人十分尊重默克爾總理，她任党主席18年、總理13年以來為德國做出了許多貢獻。但為了基民盟和德國的未來，她是時候尋找合適的繼任者了。”
12月7日，德國漢堡的基民盟黨代會上，默克爾正式卸任基民盟主席，讓位給她一手提拔的接班人克蘭普-卡倫鮑爾。
儘管“默克爾時代”已接近尾聲，但並未完全結束，理論上默克爾的總理生涯要到2021年底才結束，至於最終能否畫上一個完滿的句號，目前還很難說。德國社會面臨的諸多問題也不會因為執政黨換一任領導人就得以解決。沒人能保證基民盟可以成功將當前的聯合政府維持到2021年，並在下一屆大選中重新贏回選民的心。當然，現在最需要擔心這些問題的已經不是默克爾了，而是她的接班人，有著“小默克爾”之稱的克蘭普-卡倫鮑爾。
正所謂“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即使她是世界上最有權勢的女性，也免不了“英雄遲暮”的一天，正如默克爾自己所言：“我不是生來就能當總理或者党主席，我一直希望帶著尊嚴領導政府和政黨，同樣也要帶著尊嚴離開……現在，我們將開啟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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