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高粱》的作者莫言說過：「故鄉留給我的印象，是我小說的魂魄。故鄉的土地與河流、莊稼與樹木、飛禽與走獸、神話與傳說、妖魔與鬼怪、恩人與仇人，都是我小說的內容。」所以莫言的作品，不管是《紅高粱》家族、《酒國》還是《檀香刑》，字裡行間始終混著飽滿的邊疆神秘氣息。莫言常拿「土」來自嘲，說自己「土得掉渣」，不過我們則清楚，故鄉的土才是莫言創作的原動力。早期作品都是莫言的親身經歷，書中的人物都是「我的大爺、大娘、大嬸子」，用的是高密東北鄉的方言。這些方言土語非常能夠表現生動活潑的景象，跟書面語有很大差別。如果莫言的小說有一個出發點的話，那就是高密東北鄉，這也是莫言的人生出發點。二十世紀的作家擺脫故鄉好像是共同的情結，但是作家只有擺脫了故鄉才能真正認識故鄉。
莫言曾說，文學就像人的頭髮，雖然可有可無，只是影響到一個人的美觀問題，可在千年古墓中，人的身體灰飛湮滅了，人的頭髮依然完好無損，這就是他對文學的精當比喻。《紅高粱》的發表，曾使莫言名噪文壇，但爾後相繼發表的「紅高粱」系列諸篇，卻給人每況愈下之感。於是，擊節讚歎者有之，惋惜擔憂者也有之。有人說：「紅高粱」系列是一部「奇書」，有人說「莫言，莫可言」。這都是見諸報端的評論，但在街談巷議之中，筆者也聽到過「莫言，莫過於然」的說法。
當《紅高粱》問世時，令人不無驚詫的是，莫言何以能把他尚未經歷過的抗日戰爭寫得那樣波瀾壯闊，有聲有色；驚異於他有那樣豐富、奇詭的想象力；驚異於他的文字是那樣無拘無束，舒卷自如；驚異於他把那宏闊的驚心動魄的場面寫得筆酣墨飽，淋漓盡致，震顫人心；驚異於他有那樣新穎獨特的主觀藝術感覺。在《紅高粱》中設有兩條平行的情節線，「過去時」寫爺爺和奶奶的愛惰；「現在時」寫正在進行著的一場伏擊戰。這兩條線時隔幾十年，作者分別敍述，交叉進行。但這兩條線索，都已屬於歷史，與現實無涉。另外，關於人物的主要經歷和最終的結局，以往的作品總是想讓讀者感到無可置疑，總是想讓讀者相信造成某一結局的客觀必然性和唯一合理性。我以爲，以表面的不合邏輯揭示出內在的合邏輯，以無序顯示有序，正是這部中篇在結構上的匠心獨運之處。作家那種敢於超越常規的獨創性，也於此可見。
莫言在藝術上別具一格，他的作品能在被別人寫濫了的題材中發掘出新意，故能給人耳目一新之感。但縱觀近年來對他的評論，多是從藝術的角度著眼，在這方面又特別稱讚他的藝術感覺。這就造成一種印象，好像莫言的成功主要取決於他那與衆不同的藝術感覺。這樣看法自有道理。但僅僅看到這一點，就難免失之片面，尚不能揭開莫言之謎。全面地認識莫言，不僅應該分析他的藝術表現，也應該分析從作品中具體體現出來的思想意蘊。誰都承認形式和內容密不可分。一定的思想需要由一定的具體形式才能得以體現。那麽，在新穎的形式之中就必然寓含著新穎的思想。記得莫言在一篇文章中談到如下情況：有人說莫言的作品是受了馬爾克斯《百年孤寂》的影響。但莫言矢口否認，說他根本沒讀過《百年孤寂》。我願意相信莫言的話，因爲完全有殊途同歸的可能性。否則，就不會形成流派。讀莫言的作品，固然使我們感到他在藝術表現上力求獨闢蹊徑的不懈追求，然則之所以如此追求，目的並不僅止於此，而是爲他所要傳達的情感和思想見解尋求與之相適應的傳達方式。所以他並不把某種方法奉爲一尊，而是根據需要，爲我所用。這就導致了他的創作以現實主義爲底色，同時又將誇張、虛幻、意識流、荒誕等現代派手法雜揉其問，以至於使你很難說他屬於什麽「派」。
那麽，什麽是歷史呢？作品在描寫到五十年前那場冰雹的襲擊之後，通過「我」之口這樣說：「我認爲人類歷史就是一部尋找家園的歷史。」換言之，也就是求生存的歷史。「家園」之所以需要「尋找」，就因爲它不是唾手可得。尋找——失落——尋找，人類在求生存的過程中，正是經歷著這樣一種循環往復的過程。「家園」的失落，一是來自客觀上的天災人禍，一是來自人類自身的弱點和缺陷。
莫言是喜歡和善於描寫災難的。《紅高粱》描寫強敵入侵，國難當頭的歷史時期。人類在大災大難面前，在生死攸關的考驗面前，一方面經受鍛煉，增長著才幹，一方面，又往往把自身的缺陷不由自主地赤裸裸地暴露出來。這時，我們也最能清楚地看到人的「最英雄最王八蛋」的雙重性，而人的「王八蛋」的一面，又往往與災難構成一種合力，成爲人們尋找家園的巨大障礙。所以，人類的文明史，就是人類不斷克服自身缺陷的過程，是人性戰勝獸性的過程。
但是，人類自我戰勝的過程，即人性戰勝獸性的過程是異常艱難的。之所以艱難，一是因爲人的動物屬性（獸性）本能是與生俱來的，人性戰勝獸性的過程是一個不斷由低層次向高層次進化的過程，而決非一次性的革命所能奏效的。二是因爲在歷史的積澱中，有積極的東西，也有消極的東西，而後者就是人類自我戰勝的負累。莫言讓我們感到：歷史與現實密不可分。既然如此，而所謂的徹底反傳統就只能是一句空話。人類的文明之花，要在滋養過它的土地上開放！只是這個過程非常艱難。
然而這是歷史前進的辯證法。在《紅高粱家族》裏，那片廣袤狂野的高梁地也正是演義一段現代革命歷史的舞臺。我們聽到（也似看到）敍述者馳騁在歷史、回憶，與幻想的「曠野」上。從密密麻麻的紅高粱中，他偷窺「我爺爺」、「我奶奶」的豔情邂逅；天雷勾動地火，他家族人物奇詭冒險，於是浩然展開：釀酒的神奇配方，江湖的快意恩仇，還有抗日的血淚犧牲，無不令人歎爲觀止。過去與未來，欲望與狂想，一下子在莫言小說中，化爲血肉凝成的風景。
八○年代中期是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也是中國電影的黃金時代。我特別懷念那段時光，那種衝破一切條條框框的精神，無論《紅高粱》小說，還是電影，之所以能夠在國內引起這麼大的轟動，就是因為「文革」以來老百姓長期受到壓抑，心裡沉甸甸的，而這部電影卻高舉了張揚個性的旗幟，老百姓有了一個長長地出了一口氣的感覺。
任何小說被改編成電影都是一個選擇的藝術，一部長篇幾十萬字，改編成電影，不可能把所有的人物和情節全都放進來。電影《紅高粱》畫龍點睛，把小說中最精華的部分，也是莫言最下力氣的部分選擇出來。莫言對張藝謀說過，「我不是魯迅也不是茅盾，改編他們的作品需要忠實原著，改編我的作品，你願意怎麼改就怎麼改。小說無非為你提供了材料，激發了你創作的慾望，你放手大膽地幹。」電影比小說的影響大多了，一九八八年春天過後，即使走在路上，深夜裡也聽到許多人大聲唱《紅高粱》裡的歌曲。
《紅高粱電影》以濃烈的色彩、豪放的風格，禮讚中華民族激揚昂奮的民族精神，融敘事與抒情、寫實與寫意於一爐，發揮了電影語言的獨特魅力。片中那些地方老農的滄桑面孔，是任何化粧也造不出的縱橫丘壑。在當時囿於政治現實，不能碰觸尖銳敏感的政治性議題，於是將題材轉藉於中國解放前的幻想，但是它們卻跳脫了當代的意識型態限制，能夠深向挖掘中國文化長久積累的問題：如中國的民族性，中國人的好惡，中國文化的傳統利弊。這些對中國民族、社會、文化的思考和反省，有時也化做簡單的視覺語言，當然這些視覺語言也很能不落痕跡地批評民族文化和政治現實。
導演張藝謀說，《紅高粱》是在頌讚生命。所有觀眾都能體會到電影中散發的活力與激昂排宕的生活態度。裡面的主角都越軌逾距地過日子，那是張藝謀說的，中國人祖先原有的豁達狂放。藝謀亦如是，他要從壓抑、陰暗、文革的斲喪走出來，像高粱地裡的漢子一樣活得豪氣干雲。《紅高粱》是張藝謀告別他性格及生活的沉鬱、壓抑，尋求生命的無限解放。他說，《紅高粱》裡的中國老祖先，「活得自在痛快，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他也和莫言一樣，覺得「不肖子孫相形見絀，進步的同時，真切感到『種』的退化。」
他的創作方式，大致是脫離文學小說原有複雜對比，經營直觀、灑脫、充滿動力的神話原型。孔都說其「灑脫、自由自在的勁頭，透著生命原始狀態的躁動。」在大陸首開風氣，極力推動電影語言現代化的女導演張暖忻也撰文討論《紅高粱》的幾組鏡頭細節。小說中的奶奶見到縣官的時候下了跪，但電影裡卻沒有這段；父親叫她的女兒吃飯，女兒不願意，一下子把飯碗摔在地上，電影裡也沒有。也許張藝謀導演可能是不喜歡女權主義，或者說故意迴避這個主題，使女人都表現得十分溫柔。電影有一段寫的是日本兵進村殺人，那些日本兵用日語高呼「突擊」、「往裡衝」之類的，中國觀眾可能不太注意，可日本觀眾一聽就明白，在這些聲音之間，忽然冒出了一句「bakaba kashiyi」，這是「荒誕」、「不條理」的意思，不知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聲音混進了電影，當然聲音是輕輕的，不仔細聽或許聽不見。這一段在揭露日本兵侵略中國這個戰爭犯罪的事實上，用藝術的手段表達得很充分。
除了其電影本位的語言，包括聲音的組合、剪輯與造型的設計，《紅高粱》最令人矚目的，應是其簡單樸實的原始符號運用，使男與女、生存與死亡、性慾與生命、人文與自然組成一支富含魅力的民歌。這些符號大體可分兩大類，一是與自然（環境、生存、生長、蘊孕）有關，如火豔豔的太陽，耀眼的陽光及逆光，大片的高粱地，強勁或舒緩的風，孤清的月亮，大片的黃沙土，孤峋的山石斜坡等。自然與民族的生機，種族的蘊孕延續，人與植物蓬勃旺盛的生命力息息呼應。另一組符號則是原始的、狂野的原態及本能。肉舖裡粗誕近於荒謬的景象，大碗喝酒、揮斧剁肉、撕啃牛頭、暴力、求生、塵土炊煙地，與十八里坡酒坊裡肌肉陽剛、造酒拉風、出甑揮力的「性」符號相互襯托。高粱地的死亡、暴力、粗獷刺激的「性」，是這組符號的原型意義。
生活在這種環境的主角，一切應合原始的生命衝動，他們積極地求生，暢快地享受性，酣暢淋漓地活著。張藝謀與攝影顧長衛延續第五代在紀實風格中尋求表現的風格特性，用大片的血色、紅色、陽光、黃沙、黃土、綠高粱，交織成生命的律動與跳躍。比起《黃土地》、《盜馬賊》，它少了一份靜觀的疏離，多了一份戲劇張力、鮮活的視覺詩篇，彷彿熱切地召喚觀眾加入那樣的生命活力。
張藝謀的敘事選擇應該是對的，簡單粗豪的神話原型，避免了莫言原著強烈的對比反諷，以及政治嘲弄的悲劇曖昧。在語言的創新及藝術的尊嚴性而言，它可能不及《黃土地》和《盜馬賊》，在感染力和生命力上，它卻是凌駕一切，肯定樂觀而積極的民族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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