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電影看韓國
提到韓國，許多人的印象大概停留在韓劇、韓片、韓製手機家電之上，對現實世界的該國或其歷史並不十分瞭解，只知道韓國的正式國名是「大韓民國」，也就是位於朝鮮半島南端俗稱的南韓。而對於位處北端俗稱北韓的「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我們所知更少，只知道該共產國家雖然民不聊生，此刻卻正全力發展長程飛彈與核武技術，是美國眼中擾亂世界和平的邪惡政權之一。
回顧近二十年前，隨著上世紀九十年代東歐共產集團瓦解，國際政治局勢至今的轉變不可謂不大，其中韓國與台灣共同經歷七十年代的經濟起飛，也在相近的時間點上終止了軍事威權政體，先後步入民主化的道路。然而隨著92年台韓斷交，在冷戰時期同受美國庇蔭的這兩個前獨裁國家，面對長久分裂的政治困局，因應思維卻大有不同；過去台韓威權政府共同的「反共親美」路線，現今各已有不同程度的修正，隨著經濟方面的表現優劣互見，於國家認同方面的思考更是大異其趣。
本文將分別討論《太極旗：生死兄弟》、《共同警戒區》、《實尾島風雲》、《海岸線》等四部韓國軍事電影，經由理解電影所傳達的政治意涵，除了更為暸解這個東北亞國家之外，或可激發一些關於我們自身的思考。
《太極旗》：兄弟的隱喻
「太極旗」是韓國國旗的代稱，這部由姜帝圭（Je-gyu Kang）執導的《太極旗：生死兄弟》（Taegukgi hwinalrimyeo）於04年上映，締造了該國電影票房新記錄，有韓版《搶救雷恩大兵》（Saving Private Ryan）之譽。從劇情鋪陳和技術層面來看，本片確實達到戰爭電影的一流水準，與《搶救雷恩大兵》所傳達的意涵相比，《太極旗》的濃厚韓國觀點，與前者的美國觀點相較下也是不分軒輊–雖然兩者的政治意涵實際上判若雲泥。姜導演先前曾拍攝過一部探討兩韓關係的動作片《魚》（Swiri﹐1999），據傳當年也曾締造票房新高，與《太極旗》後來的成就相互輝映，或許這顯示牽涉到半島關係的電影，其中隱含的政治意涵頗受韓國大眾的注目，不過《魚》片作者未曾親睹，在此便不予討論。
《太極旗》故事背景圍繞著韓戰過程，敘述一對兄弟李振泰（張東健飾）與李振碩（元斌飾）被捲入戰爭的無奈。兄弟二人和母親、振泰的未婚妻雖然在物質上面並不充裕，卻能夠過著平靜和樂的生活，直到1950年6月25日北韓政府揮軍南下，韓戰爆發改變了他們的生命，二人陰錯陽差被拉伕入伍，在已無退路的洛東江投身南韓政府的反擊戰鬥。這部電影以季節交替景象來描繪韓戰的進程，得到美軍登陸仁川之助，南韓開始由半島南端反攻，一路血戰殺進平壤，迫近中韓國境線鴨綠江邊；不料中國共黨政府以「抗美援朝志願軍」的名義揮軍參戰，迫使韓美聯軍退回三十八度線一帶，此後的戰事即呈膠著狀態。
想方設法要讓弟弟平安回家的振泰，以為若立大功得到武功勳章，便能夠打動上級恩准弟弟退伍；他奮勇作戰的目的不是仇共或愛國，只是為了讓摯愛的人能夠再過和平的生活。然而隨著戰事進展，振泰一心求功的初衷漸漸變質，專注殺伐的他越來越嗜血殘酷，戰爭潛移默化人性的威力可見一斑。
振碩對哥哥性格的轉變一直無法釋懷，既使明白這是哥哥的一片心意，他卻無法對戰爭底下的生靈塗炭與殘忍無道視而不見，依舊保持著難得的悲憫性情。在兩軍對峙於漢城邊境時，振泰因為未婚妻在清共行動中慘遭謀害，又誤會弟弟已死，萬念俱灰下喪失心神的他憤而投共，成為不折不扣的殺戮機器。在電影的結尾，雖然振碩排除萬難在戰場上尋找到哥哥，但受盡漫天砲火、槍林彈雨洗禮的兩人，最終仍是天人永隔。
導演在重現韓戰史實的企圖之外，《太極旗》更特意刻畫了戰爭對黎民百姓的摧殘，處處反映出被時代洪流席捲的無奈小人物，對生死存活不由己和虛偽意識形態的埋怨，如：交戰兩方視人命為草芥的拉伕行徑、振泰未婚妻蒙冤被指為容共分子等。當中確曾發生的清共事件造成的錯殺無辜，至今仍未得到韓國政府的承認與賠償，更讓這部電影對歷史悲劇的控訴角度顯得突出。在最後戰役的關頭，振碩被命令擔任勸降廣播，不能親上火線尋找振泰，指揮官的一句「你是為了軍隊還是為了哥哥」讓他啞口無言–這是導演對時代的最深質疑，亦是電影的意涵所指，而陷於個人親情與服從威權之衝突的振碩，的確做了他該做的選擇。
電影當中對兄弟之情的描寫，雖然在某些場景流於煽情露骨，但導演用心之處便在於：不僅要藉此主軸表達親生兄弟的複雜情感，還刻意擴而大之化為一個隱喻。這樣一個兄弟的隱喻，旨在暗示生活在南北兩個政治實體之下的人民本屬同族、血脈相連，不無呼籲半島關係應以人民為重，摒棄政治立場對抗的意涵。
個人在時代洪流下掙扎對抗的無奈這個主題，也可參閱中國旅美作家哈金的小說〈戰廢品〉，書中呈現出的韓戰中國戰俘觀點，或許較能引發華人的共鳴。有趣的是，小說的情節與《共同警戒區》竟有異曲同工的呼應。
《共同警戒區》：真相與信任
朴贊郁（Chan-wook Park）的作品《共同警戒區》（Gongdong gyeongbi guyeok JSA）上映於2000年，是本文所論影片之中最早的一部。朴導演後來以「復仇三部曲」聞名海外，其中由日本漫畫改編的《原罪犯》（Oldboy）更是技驚四座，但導演在畫面構成、節奏掌握、故事鋪陳上的一流功力，在《共同警戒區》中即已十分成熟。
不同於《太極旗》呈現的韓戰背景，《共同警戒區》將時空直接拉到半世紀後的三十八度停戰線，也就是現實世界裡「聯合安全區」的所在。藉由一樁發生在該處槍擊意外造成的衝突事件，探討在前線服役的基層軍人，敵我之間不為人知的特殊關係；電影以中立國對衝突事件的調查鋪展劇情，剖析表象之下的層層迷霧，直搗事實真相。
李英愛扮演中立國瑞士調查員姜素菲中尉，她本身雖是第三國的公民，然其韓裔身分饒富趣味，既意味她能理解半島情勢，又能持平看待雙方的證詞。如果調查員由金髮碧眼的外國人扮演，那麼韓人是否能接受純然外來的觀點，恐怕大有疑問，這是導演的巧妙安排：一個既能深入瞭解又可中立評斷、查察真相的角色。
但隨著劇情鋪展，姜中尉不為人知的出身被揭發，原來她的父親是在韓戰中藉由換俘機會，逃離兩韓紛爭而輾轉進入第三國的戰俘，出身北韓將領的其父，是逃避對立歷史、拒絕極化認同的象徵，調查員身為其女亦分受了此一象徵。當偽裝第三者的身份被暴露之後，姜中尉的認同所在成為一關鍵問題，她「回到」韓國的動機被懷疑，立場的中立性也受到挑戰。雖然上級告知「在這裡維持和平的方法，是掩飾真相」，且暗指調查員的個人認同必定會造成判斷的偏頗，但她並不因此放棄尋找事件真相的企圖。導演藉此表達即便有此身分問題，卻未必注定陷入南韓將軍所言的「選邊站」邏輯，意在肯定韓人可以超越認同的對立，攜手尋找事件真相，自行處理歷史與政治之問題。
在姜中尉的細心考掘之下，事件的發生過程逐漸被釐清。在衝突的表象掩蓋之下，卻透露出一段超越敵我的友情：南韓軍人李水奕士官（李秉憲飾）在一次巡邏任務中誤踏地雷，經過朝鮮軍官吳景必（宋康昊飾）的意外搭救，兩人在因緣際會下發展出超越敵我意識的友誼，其後又有李士官同袍南植成一等兵的加入，以及吳軍官的下屬鄭友振戰士，分屬兩陣營的這四個軍人，彼此在檯面下存在著不為人知的特殊情誼。四人分屬的兩個崗哨雖然以「不歸橋」相隔，然而「在半個世紀的分裂之後，為了中止我們悲痛恥辱的歷史」，河兩岸的政治與敵我對立早已被置之度外。
只是這禁忌的友誼很難保持隱密而不被發現，槍擊事件的發生，便是因北韓上級軍官巡哨時意外撞見四人共處一室，由於受到了曝光的威脅，在擦槍走火之下釀成這起衝突意外。導演並不一廂情願地要觀眾相信在這友誼當中彼此的信任，堅定得足以化解敵對兩方長久以來的懷疑與隔閡，美好得足以超越現實生活當中的政治藩籬。因為在信任與誤解之間游移不定，一念之差使南一兵開槍射殺北韓上級軍官，其後又由於害怕事實曝光而跳樓自盡；李士官亦因為誤殺鄭戰士，在難以忍受良心譴責之下奪槍自戕。超越政治對立與敵我意識的真誠交流，不意間浮出檯面違觸禁忌，釀成的卻是遺憾與悔恨的痛苦，電影藉此呈現了個人在信任與懷疑間的道德掙扎，也藉此對南北雙方究竟應該彼此信任還是相互懷疑，提出了導演的獨特見解。
在更廣泛的情感層面當中，電影還表達了第二種意涵，以調查過程諷刺中立國的虛偽，表達對美國干涉兩韓關係的不滿，批評外國勢力只願維持現狀的消極態度。在敘事手法的運用方面，調查真相的過程緊扣觀眾心弦，雖然某些過場畫面有炫技之嫌，整體來說卻是瑕不掩瑜。影片中三段標題的順序（Area→Security→Joint）特意倒反片名，導演或許旨在強調兩韓關係應當逆溯歷史、尋求和解；當四名軍人拍最後合照時，鏡頭刻意避開北韓領導人的掛像，正是象徵著友誼應當超越政治現實此一電影的核心意涵。
宋康昊扮演複雜深沉的北韓軍官十分稱職，除了因其演技方能勝任這個重要角色之外，藉其面容符合長久政治宣傳所灌輸的「共匪」猙獰面貌，是否導演還意在此一反諷，恐怕就不得而知了。除此之外，電影裡關於破百的計較、擦靴的撇步、役期長短比較的笑談，想必能引發曾為義務役的觀眾之同感，而在《實尾島風雲》裡慘烈的軍事操練，或許也會勾起某些人的回憶。接下來，就讓我們來一窺實尾島上究竟風雲何在。
《實尾島風雲》：反動的伏流
與本文提及的其他電影比較之下，《實尾島風雲》（Silmido）所傳達的意涵是一特殊例外，這部由康祐碩 (Woo-Suk Kang) 執導的電影於2003年上映，是討論中唯一改編自真人實事的電影。
故事要回溯到1968年一月，在北韓124部隊意圖刺殺南韓大統領朴正熙未果後，南韓情報當局下令成立684部隊，欲直搗平壤取北韓領導金日成首級以為報復，此特種部隊的成員來源，由於任務的危險與不可告人使然，便由殺人犯及重刑犯組成。主角康仁燦（薛景求飾）自小受父親叛逃北韓之累，在受盡歧視猜忌的社會環境下處處碰壁，只得淪為幫派混混。他因殺人受死刑宣判後，因為一心想洗刷出身的恥辱，於是與其他31人一同接受684部隊的秘密徵召，希望能立功報國，從此光明正大做人。
然而待684部隊受訓完成，由於兩韓之間政治局勢趨緩之故，刺殺任務遂被無限期延宕。他們在實尾島上苦苦等待三年之後，又被新任的情報局長下令殲滅封口，以圖永絕後患、避免醜事外揚。得悉此情的部隊因此憤而叛變，渡海由仁川登陸，試圖直奔南韓大統領所在地青瓦台，以示為國盡忠之心。最後他們在漢城市郊受阻，走投無路的成員只得無奈自盡，身亡後還被污衊為北韓恐怖攻擊部隊。
導演站在同情684部隊的觀點，企圖平反這支部隊的歷史評價，闡述他們追尋身分渴望正名的故事。電影描寫這群社會宰渣如何為了報國榮耀的無上信念，而能忍受嚴苛的訓練，被鍛鍊成堅毅不屈的特種部隊。在上級政策改變之後，部隊的訓練官為其請命曰：「這個部隊是為達成國家目標而成立，若這個目標不存在，國家應負起責任」，高官卻回應以「人要能捨棄過去包袱，開創新局」。在政治現實與軍人忠誠的價值衝突當中，這部電影褒揚軍人的純直而貶抑政客的善變，又肯定軍人不應受政治擺佈，一如訓練官那句：「政治人物處理政治，軍人只做軍人工作」。在大環境改變後，雖然部隊任務目的已不存在，但訓練官卻無法下決心去殲滅這個他一手帶起來的部隊，寧願選擇飲彈自盡；在服從政客與忠於軍人理念之間，有一個至高無上的存在，因此他寧願以死明志。
然而我們不能忘記的是，故事的歷史背景是一個極端的時代，當時社會的絕對敵我觀，造成了康仁燦的人生悲劇，也造成整個684部隊與訓練官的悲劇。在揭示政府虛偽、政客善變的情節當中，在讚揚軍人忠誠節操的敘事之外，這部電影還隱含著宣揚愛國主義的企圖，並迴避去批判軍事威權造成的問題。政客善變、政治腐敗的傾向自古使然，但這並不構成不去批判軍事體制的理由，更遑論對後者的評價高過前者。
導演不去探討絕對敵我觀造成的問題，讓主角康仁燦自始至終背負父親投共的所謂「原罪」，彷彿上一代的行為真是不可饒恕的原罪，讓無辜後人無從開脫。可是殺人犯藉由軍事磨練之後，卻能擁有更高人一等的愛國榮譽心，彷彿接受軍隊洗禮而一心忠於國家，就可以洗刷他們過去所犯的錯誤，這是何等危險誤導的觀念！正如故事開場描述北韓124部隊刺殺的過程，與康仁燦的尋仇經過交互穿插，既指涉後者與前者的「原罪」關係，又暗示敵人北韓與流氓無異的卑劣舉動。而整個故事就在於表達：主角唯有藉電影中歷經的磨練與轉變，才能夠真正洗脫原罪，藉壯烈犧牲達到昇華的境界。
再從訓練士官曹士官與朴士官間的對比來談，曹士官雖然訓練部隊嚴苛無情，卻因為抱持一絲不苟的絕對觀，而成為受到導演正面對待的角色。相較之下，朴士官在訓練過程中曾與曹士官爭辯「思考對不對」的問題，對待部隊也較為人性，導演卻安排他在最後為自保而企圖痛下殺手，反成為叛變部隊殺之而後快的犧牲者。這樣對比的角色安排不禁讓人懷疑，電影是否意在緬懷軍事威權的絕對服從與冷酷無情。
《實尾島風雲》究竟是不是對軍事獨裁時代價值觀的歸返呢？藉著對至高無上國家觀念的無條件贊同，導演批評了電影（與現實世界）當中的腐敗政治，前文提到訓練官的自戕，是暗示他以死認同一個至高無上的存在，此一存在便是抽象的國家觀念，而國家這個絕對的存在，唯有忠貞不渝的軍人才能體現其精神，只是這個國家的範圍僅限於南韓，而且稍不注意，就會成為國族主義的魅影。
電影結尾鏡頭的官員略過了「實尾島事件真相調查報告」，而拿起了「南北韓紅十字會談準備報告」，是導演對於朝鮮半島朝向統一發展的質疑，還是譴責韓人對過去歷史的遺忘？然而我們應該反思的是：應該被歌頌的時代悲劇，與僅能夠被理解的時代悲劇，這兩者之間的界線究竟該劃在哪裡？
當然，人為劃下的界線絕非永恆不變，在不同時代回顧同一段歷史，當然可能有大異其趣的評價，《實尾島風雲》對歷史的評價裡頭隱含著反動的伏流，而對於南韓過往軍事威權體制的絕對觀，金基德卻有截然不同的評價。《海岸線》上發生何事？且待下文分解。
《海岸線》：兩極對立與精神分裂
《海岸線》（Hae anseon）於02年上映，此片導演金基德（Ki-duk Kim）向以拍片快速著稱，有「快手導演」之稱。在這部電影之後，他在04年一舉拿下柏林影展、威尼斯影展的兩個導演獎，可謂一時轟動。金導演以電影畫面美感著稱，這與他曾在巴黎學習繪畫的經歷不無關係，一般來說，畫家或攝影師出身的導演對於畫面構成常有獨特的造詣（如：攝影師Stanley Kubrick、畫家Robert Bresson），在這一方面，金導演03年的作品《春去春又來》（Bom yeoreum gaeul gyeoul geurigo bom）可謂已臻至境，該片也是他揚名海外的起點。
故事敘述軍人姜翰澤上兵（張東健飾）隸屬海岸守備單位，他滿腦子只想擊斃侵入海岸線的敵軍間諜，相信這就是他身為軍人的職責與使命。一日在宵禁時間過後，附近一對情人英吉與美英因酒醉闖入海岸禁區，男子英吉遭到姜上兵開槍射殺。這個意外事件雖然未受到上級的追究，認為姜上兵已盡自身職責，但他自此卻陷入悔恨莫及的心境，加上女友因此事與他斷然分手，意外中倖存的女子美英又變得行徑瘋狂，鎮日在海岸邊遊蕩，終於使得姜上兵精神崩潰，被軍方下令提前退役。
這部電影寫實刻畫了南韓軍隊內部的景況，嚴酷的學長學弟制，動輒拳打腳踢的管教，欺上瞞下用盡手段以求軍紀事件無由外洩，都是導演對於軍隊扭曲人性的批判。再者，電影中的軍民關係也十分惡劣，除了因軍隊誤殺平民造成的民怨之外，還顯示導演意在影射過去長久的軍事獨裁體制不得人心，這部份的情節想必台灣觀眾也不會陌生。
看似瘋狂的女子美英，其實即代表人民對於軍隊的埋怨與報復；在軍民的分裂對立以外，整部電影便是呈現在敵我分處兩極、兩極相互對立的情境下，陷於其中一極的絕對價值觀造成的精神分裂症候群。絕對價值觀表現在軍隊的階層秩序與任務目的上，深受軍隊洗腦的姜上兵因為不能解決誤殺事件帶來的道德衝突，從此陷入精神分裂；他無法接受軍隊以外的現實世界，一心只想回到營區生活，只想回歸意外發生前他深信不疑的價值世界。電影最後的姜上兵現身在熱鬧的大街演練刺槍術，其行徑舉止受到圍觀民眾的嘲笑，卻又實實在在是個危險人物。一心只想回到過去的軍人是對人民的潛在威脅，這是精神分裂的個人層面。
精神分裂的第二個層面表現在軍隊內部。由於眾人恐懼幽靈般瘋狂的姜上兵，士兵們彼此的矛盾漸漸加劇，在猜忌恐慌的情況下他們開始互相仇視殘殺，加上先前鬧出的性醜聞，軍隊體系的運作與紀律早已土崩瓦解。分裂的第三個層面意指兩韓政治的分隔，電影中士兵們踢球的場地上，繪有一個朝鮮半島的圖案，場中的鐵絲網準確地落在三十八度線上。政治上的兩極對立是一切分裂的根源：最後一幕在球戲當中，場中的鐵絲網悄悄被抹去，表達導演對於衝破現實藩籬，兩韓化解對立追求融合，不再身陷分裂的期望。
在編劇方面向來不假他人的金導演，其一貫特色是劇情的鋪陳帶有「辯證」的味道，先是開展一段過程（正），然後因發生意外或衝突而逆轉（反），而進入詭譎難測的結尾（合）。這樣的正反合其實就是道德思考的辯證法，在導演的後續作品《空屋情人》（Bin-jip﹐2004）中，辯證的表現簡直達到了一種極致的境界。雖然《海岸線》的辯證調性不是這麼明顯，但這是因為故事中正反間的分裂過大使然，如果能夠達到合的境界，其過程也在電影之外、在現實當中，亦即朝鮮半島的政治統一。而導演這樣的期望能不能在有朝一日被實現，就有待時間來證明了。
台韓之間
四位導演的四部軍事電影，各自傳達了不同的政治意涵，但都是值得觀賞與思考的作品。回頭說起來，韓國電影業的發達，台灣其實也有一份「貢獻」：在上世紀的末幾年，影片進口管制開放讓台灣國片被好萊塢片打得抬不起頭，此等慘況使得韓國影人萌生警惕之心，一方面強烈要求政府對外片施予管制，並對戲院映演比率加以規定，另一方面則發憤圖強、精益求精，於是在世紀之交開始繳出不錯的成績單，使電影成為韓國文化輸出、也就是所謂「韓流」的一個重要部分。
由於台韓間長久以來在經濟方面與體育競技場上的兢爭關係，使得某些人對韓國一直抱持著敵視的態度。但是本文作者認為唯有鑑往知今與知彼知此才能增進不同個人、群體、觀念間的互通與瞭解，我們不必隨著某些提倡「韓國能，我們為什麼不能」的無知之輩起舞，而應該去研究「韓國為什麼能」，除了知道方法之外，還要瞭解他們何以萌生某些企圖，而這些企圖又造成了什麼樣或正或反的結果。
藉由這幾部韓國軍事電影，大致可以瞭解南韓方面對於統一的期望，或許由於朝鮮半島情勢南強北弱的關係，南韓方面對於統一的前景並不悲觀。雖然前陣子大統領選舉剛揭曉，近十年來朝向統一方向推進的執政集團中箭落馬，而由企業主管出身的右派候選人當選，可能會造成朝鮮半島統一議題的降溫，但個人認為更值得注意的是，韓國未來政治走向是否更傾向國族主義的增強。
簡單的說，正是因為對兩韓統一的期望，以及民主化後對過去歷史的回顧，使得韓國的國族主義在這十多年來日益昌盛。南韓的反美情結之一源於美軍在聯合安全區的駐紮，雖然過去曾發揮了防止戰爭的作用，但冷戰結束後對統一的期望，卻使得南韓人民對於美國的態度漸漸轉變，視之為統一潛在的阻撓者；再者，主權國家當中存在著外國駐軍，不會是懷著國族主義信念的民眾能夠忍受的，甚至98年金融風暴當時，國際貨幣基金對南韓金融政策的處置，在某種程度上也引起了韓國人的疑慮與排斥。此外，過去曾為中國藩屬與日本殖民地的歷史，使得韓國不願再屈居人下，意圖成為東北亞鼎足而三的角色，在在皆激發出該國的國族主義情緒。
但韓國的國族主義並不限於南韓境內，更在於對未來統一的朝鮮半島的想像，意圖藉兩韓的統一排除半島外國勢力，成為世界大國；但若是統一成真，南北韓間社會經濟的差異、政治觀念之間的會通，可能反會拖累韓國成為大國的腳步，這大概也是《實尾島風雲》導演的顧慮。
無論統一與否，這個國家都是我們可以嘗試著去瞭解的，雖然韓國的社會階層落差、男女性別不平等，並不值得我們借鑑，國族主義興盛造成在國際上為求勝利不擇手段的流弊，也不值得台灣人欣賞。台韓兩國在價值觀上同樣放眼西方，在朝西方標準前進的過程中若欠缺對彼此的理解，倒可能滋生對對方虛假的輕蔑或自慚之心。由於兩國競爭態勢使然，在既羨又恨的複雜情緒之下，可能使我們自身因無知而激發排外的國族情緒；當然，某些韓人由於無知造成的過度自滿與自信，恐怕也是國族主義的後遺症，反過頭來卻又強化了國族主義。
無知與國族主義之間存在著直接的關係：無知造成自大、無知形成自卑，對韓人而言如此，對我們來說又何嘗不是呢？
（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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