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的野鳥調查中，由於可能因為人類的餵食行為，局部地區的大山雀(Parus major)較其他遠離人類聚落的個體的逾冬率甚至超出50%。類似的情形在巨量餵食的北美更為明顯，最普遍的餵食目的鳥紅雀(northern cardinal, Cardinalis cardinalis)在逾冬地的存活率逐年攀高，已經對生態的平衡產生不良的影響。
一方面由於食性的關係，趨近餵食器的物種獲得更多的食物供應，而餵食行為精緻化的結果，在食物供應、餵食器設計等等都有特化的趨勢，也因此，部份物種得以遠離天擇的淘汰。其結果透過食物鏈以及食物競爭的環境，對生態發生巨大的影響。舉例而言，由於紅雀數量的增加，必然造成其他同樣依賴穀物的雀科或文鳥科鳥類的競爭壓力。而事實上，紅雀原本即是較優勢物種，透過人類的支持，反而造成其他原本弱勢物種處於更不利的生存環境。
另一方面，僅僅北美的餵鳥人一年用於餵食野鳥的穀物即超過2,000,000公噸，以每公頃年產4公噸來估算，至少需要500,000公頃的耕作面積來生產這些穀物。這個數字遠超過台灣地區稻作面積的300,000公頃。
姑不論這些穀物如果沒有浪費於我等愛鳥人的濫餵，是否原本將養活更多貧窮地區的人類。在生態上，由於這些穀物的需求，刺激穀物的額外供給，為了生產這些穀物，一些原本生產力較低的地面被開發為耕地。由於這些地區對穀物的邊際生產力較低，所以為了生產這些穀物所開發的邊際面積，就應該大於前段的說明。此外，這些增加的需求，刺激人們去開發原本比較困難投入生產的地面，而這些地面，經常是一些生態環境嚴苛或者生態環境豐富的區域，例如乾草原或是雨林。
一個偏向倫理性的描述：為了滿足人類的慈愛心，擔心物種並無存續威脅的藍山雀凍餒於住家附近，卻可能間接導致地球上的某個角落，一片溼地遭到放乾而成為耕地。脆弱的溼地生態迅速消滅，無數的生物，可能包括一些稀有的鳥種，成為瀕絕名單的候選人。紅雀沒必要地增加了，網路上鳥友們欣喜若狂，相互傳遞積雪的院子裡滿地紅雀爭食的照片，但是一萬公里外的中亞，大片的乾草原因為種植的需求被引水灌溉，為了水源的需要而有塘埤水壩的新建，一片大鴇(Otis tarda)的棲息地卻無情地被終結，無人聞問。
接連懸掛鳥食球的兩年後，我開始減少餵食量。冬季的早晨我在廚房的窗口，看到已經受到我餵食行為制約的山雀和綠雀失望地在枝頭上尋覓而後離去，想到它們極可能因此在當晚僵死在附近的樹洞裡，我當然覺得很傷心。然而，想到我的餵食行為可能間接促成某些雨林中奮鬥生存的動植物遭受浩劫，我知道我沒有跟大自然說抱歉的資格。
花蓮縣農業局為什麼砸下預算放魚苗？看到鄒族在達娜伊谷“護溪”，放生並餵養巨量苦花，吸引了每年數以萬計的觀光客，當然是這樣行為的模範。由於這種放養行為可以促成觀光產業，具有相當的商業利益，諷刺的是，這樣的行為竟以美妙的“護溪”裝扮成為生態保育的活動。以動機而言，它是商業的；以手段而言，它利用了人們對生命的慈愛心，以及對自然美景的偏好。然而結果上，過度放養的結果，卻只是錯誤地干預自然，偏執地將某一些個體的成功當做是平衡的指標，而事實上卻恰恰相反。
這些年來，許多報導談到商業行為對生態或其他我們認為有價值的事物造成不良影響的同時，部份評論往往對所謂的“主流經濟學”驟下評語，認為“主流經濟學”本身就是這些罪惡背後的黑手。然而事實上，不論有所謂主流與否，經濟學無寧在其中提供了一些分析技術與態度，在人們行為，尤其是商業行為的選擇上指出利弊所在。達娜伊谷的絕美外表以及各原住民族部落對護溪的熱衷，看來都是這麼“非主流”，然而事實呢？
大量放養苦花的行為，我所看到的是同胞們與自然間互動的錯誤，我們對生態、對倫理，其實需要的是更多的反省，而不是見到商業行為就追打。正如同很多公共政策的選擇，與其僵持在溫情的仁愛心之間掙扎，不如真確了解人性，了解在選擇中的利弊得失，才能冷靜地找出最適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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