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
助理教授 劉孟奇
一般認為，貪污對於投資與經濟成長有很不利的影響，其背後的原因不難理解。對於投資者而言，貪污等於以間接方式提高稅賦負擔，同時也提高了投資的不確定性。貪污可能會使政府傾向於限制市場競爭，而相關的利益團體、政府官員、民意代表就可以從中瓜分獨佔帶來的好處。除此以外，嚴重的貪污也可能扭曲司法裁判的公平性，造成財產權缺乏保障的情形。這些負面因素都會使得投資者裹足不前。
貪污對於投資與經濟成長的負面影響在一些非洲、拉丁美洲國家的表現非常明顯。無論如何，在一些東亞國家，卻存在著根深蒂固的貪污文化與高投資、高經濟成長並存的現象，學者稱此為「東亞弔詭」(East Asian Paradox)。對於這個現象，目前基本上有三種解釋。
第一種解釋是，在這些東亞國家，貪污仍有相當負面的影響，但是廉價的勞工與環境成本、勤奮工作的習慣、重視誠信的人際網路、華人文化圈的社會資本等抵銷了此一不利影響。如果沒有貪污的話，這些國家可以發展得更好。
第二種解釋是，一個國家的貪污情形可分為三種情形。第一種是沒有貪污或貪污情形輕微、政經環境自由透明，這是不少先進國家的情形；第二種是貪污嚴重，但是賄賂與收買的結果是可預期的，也就是「收了紅包會做事」；另一種是賄賂與收買的結果是不可預期的，也就是「紅包要收，做不做事隨我高興，不高興的話還可以多咬幾口」。第一種情形當然是對於經濟發展最理想的情形，但是相較之下，第三種類型的貪污對經濟成長的負面影響會遠大於第二種。
第三種解釋是：拉丁美洲不少國家的政治特色是更替迅速的「超級總統制」，容易形成大權獨攬，但是上下台快、流動性高的短命政權。在這種情形下，貪污是劫掠性的，對投資與經濟成長有很不利的影響。而東亞一些國家的特色是在政經體制中形成長期穩定的「庇護網路」，統治者藉由提供被保護的資本家特許、貸款、優惠條件等來交換賄賂與回扣，在這種情形下，貪污可能扮演促進投資的潤滑油角色，而統治者也不至於殺雞取卵。
這三種解釋其實並不矛盾。透明的投資環境、廉能有效率的政府顯然是對於經濟成長最有利的因素，這也是先進國家即使勞工與環境成本高昂，仍能不斷吸引大量投資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如果現實政治中充斥著「以權謀利」（經濟學稱為尋租）的「公部門準強盜集團」的話，「盜亦有道」當然比「盜而無道」的情形要好。也就是說，重義氣、講信用的文化傳統可能是降低貪污負面影響的重要原因之一。「盜亦有道」與「盜而無道」的區別，或許也能解釋許多台商到中國大陸投資會不適應的原因，以及他們的投資為何會集中在某些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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