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
助理教授 劉孟奇
這一兩個禮拜以來，大學是否要調漲學費又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反高學費」也成為不少社會團體的訴求。教育部目前的作法是有條件的允許大學調漲學費：公立大學基本上不漲，而私立大學基本上視財務情況而定。可想而見的，這是一個兩面都不太討好的作法：反高學費團體認為政府還是違背了「不調漲」的政策宣示，而各大學則大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事實上，大學學費問題已經越來越像一個死結。從一方面來說，隨著大學數目增加，國家補助大學財務的能力越來越左支右絀，這是不爭的事實。從另一方面來說，擔憂高學費的團體認為這會阻礙工農子弟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造成貧富不均日益擴大的現象，這也是不能不加以考慮的問題。
反高學費團體認為解決問題之道在於強化國家對大學的補貼，但是，姑且不論「所有大學通通變成國立大學」可不可能，更重要的問題可能是：由沒有讀大學的人來補貼讀大學的人公平嗎？如果要課徵所謂的「企業教育捐」，又要如何阻止企業把這筆稅轉嫁到消費者身上，或甚至因為成本增加而導致更高的失業率？除此之外，「通通變成國立大學」難道是提高大學教育水準的終南捷徑？一個齊頭式平等的教育體制，又要怎麼教育出能夠適應全球化競爭、產業快速變遷的社會新鮮人？
但是這也並不意味著在目前的情況下，調漲學費就有十足的正當性。天下當然沒有免費的午餐，但是在一個市場競爭不夠強烈的環境中，要如何保障消費者不會付了費，買到的卻是一頓爛午餐？在一個生產者被直接補貼，而且國家既阻擋競爭者加入，又沒有可信的評鑑及退場機制的環境中，要如何保證高學費能夠明確貢獻到高等教育的品質改善？
但是這個死結並非沒有解套之道。我們不妨同意國家有維持學費不高的國立大學的需要，而且也應該盡力讓工農子弟能夠有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但是這並不代表我們就必須否定有些人對於「高學費、高品質」大學的強烈需求。從現實面來說，如果國內沒有這種大學，結果不過就是讓這些人轉而出國購買教育。事實上，如果這些人願意自費接受高學費的私立大學教育，等於是將國家的資源節省下來，用來照顧真正需要照顧的弱勢家庭子女，有何不宜？
從規範面來說，國家本來就不應該禁止人民追求更好的教育水準。在義務教育方面，國家能不能將「人民應受教育」上綱到「人民應受哪一種形式的教育」，都是有所爭議的問題，更不要說在不屬於義務教育的高等教育，還設下種種進入管制。荷蘭憲法早在1848年就已經規定，公民個人或團體有權開辦學校而不用事先獲得當局批准。現行憲法又規定，公民享有教育自由，包括開辦學校的自由。義大利憲法第三十三條也規定：機關與私人均有權創辦無需國家負擔之學校與教育機構。我國何不參考此種精神，開放無須國家補貼的高學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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