館長按：這是來自於友台的批判，館長非常厚臉皮地跑去回應，並且徵得友台台長的同意，將兩造意見刊登於此。
<發言人：Jerry 口罩是什麼>
出處：明日報新聞台 "南港學園的魔法帳本"
http://mypaper4.ttimes.com.tw/user/polanyi/file_combine.php?File=2977317_2003-05-25_10-30-07
口罩成為台灣防SARS戰役中的一大爭議，先是關於供應量不足的問題，然後隨著醫護人員的院內感染與死亡個案升高，使得口罩（及防護衣）的分配成為新的爭議，這兩天似乎又冒出了口罩品質的問題（從報端報導的情形看來，此應是零星個案被媒體炒作的結果）。
隨著SARS疫情擴大，政府開始要求捷運族、計程車司機、餐飲業者配戴口罩。民眾在恐慌之下也已經將配戴口罩當成維持正常作息、避免感染的必要裝備，口罩的需求量因此節節升高，民眾搶購甚至有排擠到原本僅第一線醫療人員需要的N95口罩的現象。
這種短時間內大量增加的口罩需求，在國內廠家增產與國外緊急採購不可能即時回應下，自然造成了價格的上漲，確實反映了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那麼口罩缺貨可以理解，口罩上漲誠屬必然，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最近一個月來，我讀過三篇經濟學者的相關文章，5月12日劉孟奇教授的網路文章《越抓「奸商」，越缺口罩》、五月15日張明宗教授的《有所不為，方能有所為》，還有5月17日瞿宛文教授回應前文的《自由市場迷思，阻礙防疫》，後面兩篇都是在時報廣場發表。
瞿宛文似乎是個難得的例外，她基本上認為SARS疫情關頭特殊，並不適合硬套「自由市場」的理論。她甚至大膽的說，政府不能夠積極運用公權力介入，「自由市場」思想近年來的盛行也是原因之一。我對於瞿文的這個看法基本上同意，SARS疫情是台灣非常嚴厲的考驗，需要社會體系各個部門非常緊密的聯繫與協調才能遏止，政府盡職地運用其公權力確實是個關鍵。
Given this said，我認為瞿文對口罩問題本身的分析似乎並不合理。但是，底下，我想主要針對前面兩位經濟學者比較典型的論述，提出一些斟酌。這一篇筆記，先只談談「口罩是什麼」這個可能會被當成瑣碎無聊的問題。
經濟學者當然不是鐵板一塊，內部是會有所差異。但在口罩問題上，對於口罩的商品特性卻有著不言自明的極高共識，這個最為直覺的理解lies一個學術典範的核心。
說「防疫視同作戰」in a sense並不為過，因為台灣目前的SARS死亡人數（與如果沒有快速控制疫情可以預見的死亡人數）已經超過現代一般小型戰爭的死亡規模。這時候還能夠用normal science的方式，先把口罩依照教科書上的直覺分類來認定，並據而申論常態下自由市場的好處，反而需要不小的想像力（其實這跟想像力無關，而是受到學科convention的影響）。
口罩是什麼？它是不是那麼顯而易見地「不是公共財」，我不想直接回答。我只提出一寫觀察，還有指出這些觀察跟經濟學的直覺發生出入的地方。
首先，SARS疫情嚴重的此刻，口罩變成了一種民生必需品是事實，甚至是許多職業活動（不止是醫療人員）的必需裝備，這自然會影響其需求彈性。
其次，e學者的認知慣行傾向於使他們直覺認為，個人避免感染到SARS是配戴口罩的主要效益，因而容易忽略，在高度不確定性、極高的代價、迅速人際傳遞病毒的可能下，如何控制不配戴口罩所可能引起的負面外部性已經成為疫情控制的關鍵（譬如，終日在封閉空間中載客的計程車司機可能成為一個高度敏感的感染平台），配戴口罩事實上已經成為「準公共安全」的課題。
第三，當「配戴適合品質的口罩」已經成為攸關人命的關鍵時，道德經濟的原則就會在人們的社會認知上浮現，譬如，認為政府有義務直接或間接地提供足夠社會各個階層（包括下階層）都能夠消費得起、合理價位的口罩供應。
（e學者可以說這種想法不科學，但是人們的認知架構影響其經濟行為是個經驗的事實。這是Kahneman這些心理學者為何會稱自己才是實證科學的原因）。
換言之，在SARS疫情下，人們傾向於認為，社會下階層買到合理價格口罩的能力（依Sen的定義來理解）不應受到其「較低邊際產出」的限制。
「口罩是什麼東西？」，這是在這些經濟學者文章中一個「被預設而未被論及」的課題，它雖然不直接扣緊著隨後市場機制的討論，但是它撐住了這些討論，設定並限制了典範內部的認知視界，也影響了典範內外溝通的成效。
劉文只說，口罩沒有專利、沒有壟斷、而且「短期供給彈性不高」。張文只說口罩不是公共財，因此不需要政府管。總之，口罩沒有什麼了不起，而且「一直」「只能」是那樣的東西。口罩這個東西從一開始就被抽離了脈絡了。
難怪經濟學者老是那麼鬱卒。因為社會大眾只要讀了經濟學教科書就懂的事，竟然還要他們花功夫解釋。倒過來講，無怪乎經濟學者會覺得社會隱然有股「對市場的敵意」、或者「把經濟學當成社會公敵」。
我在網路上看到，有些e學者把自己比成「傳教士」，認為應該把他們這些關於口罩的文章蒐集成冊，像善書一樣廣為流傳，以幫助社會正確解決SARS。為什麼會跑出這樣的反應？
外人如果不瞭解經濟學是個核心相當穩固而自閉的學科，是很難理解為何e學者談著談著會出現這種想法與言論。
我倒是誠心建議（其實，我用e學者，當初是怕直接寫「經濟學者」太刺眼了，用e學者，比較不會造成confront的壓力），如果他們一直用這種超越時空、一體適用的教科書標準答案來認定「口罩是什麼？」，恐怕跟在現實經濟社會中實際面對SARS與口罩困擾的人們溝通，還是會碰壁的。
（這真的是一個學科的悲劇。因為e學者明明是最為高舉與捍衛人們的經濟理性的，但是人們卻老是不act and think like economists。事實上越是堅持經濟社會中的人individually act like economists and should be respected as such的經濟學者越會碰到這種尷尬（像是Stigler）。
「傳教士」的論述其實正是面對這種尷尬時的一個很標準的解路。一時失去理智的經濟人，就像是童話故事裡變成了青蛙的王子，只要經濟學者獻上教科書的輕輕一吻，就會恢復人身，而悲劇就此結束，理性人的完美世界恢復完整）。
<回應 劉>
Jerry，
唉呀呀，我從頭到尾都不反對"政府有義務直接或間接地提供足夠社會各個階層（包括下階層）都能夠消費得起、合理價位的口罩供應"啊。
我只是說：這不是用抓奸商及強制徵用就做得到的，而且這些做為可能反而讓大家更拿不到口罩(以權易口罩時，弱勢階層肯定還是不利的)。政府要做的是(1)直接補貼消費者；(2)直接分配口罩；(3)簡化通關程序(例如完全免稅)；(4)自己加入擴大供給的行列。
政府手上可是有幾百億，管制市場價格，不如使用手上的資源補貼消費者，或者從增加供給讓價格崩盤。
換句話說，在同意您的規範性目標之下，我的問題是：怎樣才是有效的作法？也就是說，我問的問題是偏向於positive與art面的。特別是後面的技術手段面。
也就是說，至少就我而言，我非常同意Mill對"生產的法則"(the laws of production)與"分配的法則"(the laws of distribution)進行一定的區隔。尊重市場能夠協助資源調度集中的價格機能，並不意味著政府不能透過重分配或補貼課稅去影響最後的分配結果。
引述Landreth and Colander(1994, P. 154)的經濟思想史教科書中的一段話：
Mill wanted to show that most economists were wrong in believing that neither the laws of production nor the laws of distribution could be changed by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the society. The laws of production (e.g. the principle of diminishing returns in agriculture) are fixed, according to Mill, but the person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s subject to change by social intervention.
Mill的觀點可能有些需要商榷的地方，例如"如何分配"還是可能會影響"如何生產"。無論如何，我覺得這個二分法是非常具有啟發性的。如果我們先將關於口罩的討論放在這個二分法中稍做考量，可能就會發現許多爭議其實是不太需要的。
<發言人：Jerry 口罩問題之二：被顛倒的市場歷史>
出處：
http://www.ios.sinica.edu.tw/cll/index.html
數位時代上一期訪問了我的指導教授，杜克大學社會系的傑若斐（Gereffi），讓我有種「天涯確實若比鄰」的感覺，同時也想起了自己進到經濟社會學的許多經歷。「經濟社會學者」其實是個很尷尬的位置，社會學與經濟學的體質不合是學界人盡皆知的事，我這些年來好像硬要湊合兩個世仇家族出身的年輕男女一樣，不時會有注定一場悲劇的感嘆。
當年，我正進行博士論文的產業調查時，業者一知道我是社會學者的身份，便常「主動」告知：「我們沒有虐待勞工」。在一般人心目中，社會學者因為關心社會正義、關心中下階層，常被認為有「反商情結」。等到我回到學院，談起國際商品鍊的運作時，又常必須面對同行「走資」或「忽視勞工」的疑惑。最近因為國內SARS疫情緊繃，口罩供應成為社會關心的焦點，我想就口罩總量供應不足的問題談談一點社會學者的異端看法，看看「走資」或「反商」的成分，孰輕孰重。
如果不是因為SARS，我們大概作夢都很難想像，小小口罩竟然會引起這麼多軒然大波。隨著SARS疫情的擴大，民眾已經將配戴口罩當成維持日常作息、避免感染的必要裝備，口罩的需求量因此節節升高，民眾的搶購甚至排擠到原本僅第一線醫療人員需要的N95口罩。近日，醫護人員的院內感染與死亡個案升高，更使得口罩供應成為台灣SARS防疫作戰中引人爭議的課題。
短時間內大量增加的需求，自然造成了口罩價格的上漲，而價格上漲將會促進廠商的供應，這都是經濟學教科書裡三申五令的基本常識，本來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無怪乎經濟學者面對口罩問題，幾乎口徑一致地認為，政府應該要「有所不為」，並且「越抓奸商，反而會越缺口罩」。經濟學者直覺地咬定口罩「不是公共財」，沒有外部性與排他性，更無關公共安全，因此不需要政府介入。作為經濟社會學者的我，從經驗感受與觀察出發，這些話怎麼聽都覺得不太對勁，有些反對的話一直不吐不快。
SARS疫情改變了許多我們所熟知的事物，口罩在台灣業已成了「非典型變種」，不能夠拿教科書來照本宣科。首先，在疫情緊繃的此刻，它已經實質上成為一種民生必需品，甚至是許多職業活動（不止是醫療人員）的生產裝備，這當然也就降低了它的需求彈性，人們無論收入高低總都要拿出點預算來買口罩（拿胸罩當口罩是個有趣的變通），在劇升的龐大需求下，確實容易引發囤積與價格哄抬。
其次，經濟學者傾向與把消費當成「個人」需求的效益滿足，因而容易忽略，在居家隔離者趴趴走，可疑患者隱瞞病情的不確定狀況下，如何控制在公共場所不配戴口罩所可能引起的疫情擴張（「不消費的負面外部性」）已經成為阻斷疫情擴散的關鍵之一，於是捷運族、餐飲業者、計程車司機都被依法要求戴上口罩。口罩問題事實上已經成為不折不扣的「公共安全」課題。
第三，當「戴口罩」被理解為攸關人命的關鍵時，所謂「道德經濟的社群原則」就開始浮現在人們的社會認知裡，人們認定政府有義務直接或間接地提供足夠社會各個階層都能夠消費得起、合理價位的口罩供應。換言之，人們傾向於認為，即便是社會的下階層民眾也不應受到他們「較低的邊際產出」（或者說，較低收入）的限制。「戴口罩」在SARS蔓延的台灣隱然已成了基本公民權。
然而，即便如此，增高的需求自然抬高價格，但也會因此促進廠商增加供應，進而讓市場自動回復平衡，甚至懲罰囤積。這樣的說法有錯嗎？一點都沒有錯，問題只在我們社會可以承受多久的等待。還有，這並不意味著，政府出面查緝囤積與哄抬價格的廠商，將會傷害到廠商增加供應的意願（事實上，沒有證據顯示，這些取締的行動目標在將口罩價格壓回到所謂的原點）。關於這點需要一點解釋，因為這似乎違反了經濟學教科書的基本常識。
經濟社會學累積的許多經驗研究持續顯示，主流經濟學的理論預設並不符合現實世界中廠商的實際投資行為。在現實的世界裡，只要廠商能夠確定投資的收入高於成本，他們便會繼續供應下去；在確定需求擴大下，情形當然更是如此。事實上，即便邊際利潤固定，甚至稍微下降，他們的自然反應應是增加而非停止供應。廠商在意的是，需求會不會持續，而不是價格是否提高。現實世界中的廠商並非僅靠著價格訊息的燭光在黑暗的市場中行事，他們可以跳過價格觀察到市場的變化。
經濟學對於價格「必要」提高的另一個解釋是：隨著廠商擴大生產規模，其邊際成本將會提高，因而造成邊際生產力的下降，此時「只有」提高產品價格，才能夠維持生產誘因。這個生產法則的金科玉律自從經濟學的古典綜合就確立一直到後工業的現在，當時主要是受到伴隨農業生產擴大由沃土轉為劣土的啟發，那時候的經濟學還是牢牢紮根在經驗的土地裡。但是工業生產技術的改良已經使得這個預設的經驗基礎產生動搖，經驗調查持續穩定地顯示，絕大部分廠商的邊際成本並未因為企業的擴大產出而提高，事實上反而有下降的趨勢。
同時，研究也顯示，越處於高度競爭的市場環境，企業平均反而越保持在產能較低利用的狀態，因為如此才能保有較高的市場反應彈性。換言之，企業擴張產能其實有一定的彈性。口罩生產所需的機器設備並沒有什麼專用性，從其他產業補充並沒有困難。當然，台灣應付SARS疫情的口罩需求，還是需要大力仰賴進口，但口罩本身無專利性、市場沒有壟斷，也是數日之內可以獲得補充的事。
回到台灣抗煞的現實處境。根據財政部的資料，從五月份起每天都有約200萬個口罩大量進口，照理講口罩短缺的問題理應獲得逐步抒解。然而，口罩短缺、價格飆漲的問題在5月第一週過後卻反而開始升溫，成為輿論焦點與政治壓力，民眾對哄抬價格與囤積居奇的檢舉也大量湧入政府機構。公平交易委員會於是聯合檢警行動，於7日進行第一波調查。
經濟學家根據理論直覺很快便跳出來痛批，主張價格上漲是促使廠商增產的「必要」現象，如果政府干預，只會降低廠商生產與進口意願（「哄抬物價的經濟學」？）。於此同時，弔詭的是，民眾由國外親友寄來的郵包，因為「不知道竟然要繳稅」，而依法被扣在海關等候完稅放行（當然，非常時期應考慮降低甚至取消課稅），在政客、媒體與煽動家的聯手炒作下，反而變成政府「發國難財」的悚人事件。
海關這時發現，廠商利用四十五天的報關期限，將大量口罩「合法」囤積在海關倉儲未予報關，既使報關也遲不提領。經過跨部會研商後，游揆於14日明快地宣布，廠商如果未能在48小時內完成通關與提領，政府將直接予以徵用。消息公布之久，不到三小時，五百萬個口罩馬上被進口商提領完畢。從14日到17日為止的四天內，台北關稅局共放行將近八千萬個口罩，是過去一個月的兩倍。
配合這個措施，政府將交聯勤工廠臨時生產線代工與徵用國內廠家新增產能的口罩，以10元的平價，自15日起透過中油的銷售管道賣出。接著，14日與16日，檢警展開兩波取締哄抬物價的行動。就在這些多管齊下，聯合夾擊的措施下，15日盤商開始倒貨，口罩市場情勢逆轉，出現價格直落「一日三市」現象。口罩進口商之前還惜售，姿態很高，馬上轉而主動打電話要求找醫院議價。醫院不僅解除口罩慌，還開始出現因為口罩品質不良而要求退貨的報導。
（我私底下跟一位經商的親戚保持聯繫，也證實同樣的情形。進貨價格不停飆高，搶手的N95口罩一路漲到150元，還不容易調到貨；但15日過後，竟一次掉到85元，因為要現金交易且不得退貨，親戚直呼好險）。
從台北和平醫院封院後，政府處理SARS疫情的作為一直受到媒體的批判與嘲諷，好像比滿清政府還無能。這些都讓主流經濟學放手讓市場機制運作，強調價格飆漲的必然性與積極作用的主張，更顯得振振有詞。如今，「口罩趴趴走」又好像證實了他們的先見之明，彷彿可以在教科書中再添一個「看不見的手」的典型業績。（見吳聰敏文《別再耗費力氣在口罩上了》，有趣的是本來是開放市場中的口罩，竟然被移花接木拿鹽專賣的價格管制來對照。經濟學者在討論到具體現實經濟時，還是喜歡拿管制的極端來支持放任的極端）。
我的觀察剛好相反，SARS疫情險峻之際，放任市場自動調節將需要一段時間落差（time lag），但是疫情逐日惡化的當頭，每延誤一天都意味著堆疊更高的社會成本與醫療成本。非典型的台灣口罩具有「準公共財」的特性，透過政府「看得見的手」適時介入，主動而迅速地打破囤積居奇、哄抬價格的狀態，使得口罩市場可以恢復正常運作。在一片責難聲中，民進黨政府在口罩問題上密集而果斷的作為，其實值得喝彩。
<回應 劉>
Jerry，
我這個蛋頭經濟學者又很厚臉皮的跑來了。對於您數位時代周刊文章的一個簡短回應：我同意您說的，游內閣最後喊出"29元徵收N95"，讓囤積在海關的口罩一哄而散，是個正確的做法。但是我所得到的訊息是，如果不是先前政府讓業者有"照價徵收"的想像，就不會有後來一連串的亂象，也不會有"屯貨在海關"這種奇怪的事情(存貨在華儲很貴的)。當然，像長庚的口罩事件，也不至於發生。
至於政府"在一開始"是否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可以介入口罩的分配，還是影響口罩價格，我想我們應該是可以有共識的。
<再回應 Jerry>
第一、那個資訊我在咖啡館也有聽到，但是我search很久，就是沒有看到這個報導（時間點要搞清楚喔）。台灣的媒體是很容易誇張報導的。舉幾個例子，「請有自覺有發燒症狀的人盡量不要搭乘大眾交通工具」，變成「政府要民眾不要搭乘大眾交通工具」。「請藥局碰到有購買發燒藥的顧客，詢問發燒的情形，並請他們到醫院就診」，變成「政府禁止藥局販賣退燒藥」。這樣的媒體都沒有報導的事，我並不覺得可信。
第二、「存貨在海關倉儲很貴的」，這是想像中來的。事實上，根據通關程序的規定以及我詢問報關行所得的資訊，與倉儲相關的費用包括兩個部分。第一、「延滯費」，依散裝而言，落地當天開始計費，一才是30元。如果是貨櫃，7天後才開始計算。第二、「滯報費」，貨物進艙後15天沒有提領才需繳交，每日徵收18元。一才有多大？很大！依據我的私下調查，零售的N95口罩進貨價在14日是單個150元（一盒160個為單位），你看寄放在倉儲是不是很貴？
第三、順便一提。為什麼「政府禁止販賣退燒藥」會那麼快就在咖啡館拿來討論？我也是很反對政府不恰當地「介入」市場（當然我們心中的尺一定是很不一樣的），但是我覺得喜歡強調「笨拙的政府」是一件事，找資料時見獵心喜，只看一半，或扭曲的一半，是不太好的「慣性」，尤其批判主政者無能的媒體，睜眼說瞎話的專業媒體煽動家這麼多，科學的研究精神更顯得珍貴，不是嗎？
第四、對第一點做一點補充。我確實有聽到那樣的「說法」，關於政府「不知道做了什麼，但是總是該政府負責的不檢行為」，才引誘了無辜的廠商幻想會被「照價徵收」。哪裡？電視台的脫口秀，台灣特有的公開而集體的言論強X秀。
第五、一點補充聯想。公平交易委員會如何「管制」口罩價格的？這個有些細節還是要搞清楚的。不然直覺就說「把價錢推到原點」，有點沒有實證精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