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
助理教授 劉孟奇
〈商業周刊〉最近兩期連續以專題大幅報導台灣目前的失業率上升問題，並且發動「菁英率種子獎助計畫」，希望籌募七千兩百萬元教育獎助金，讓一千位成績優異的清寒高中生，能順利升上大學。商周的義舉令人欽佩，報導也相當深入。更難能可貴的是，商周負責此一專題的記者在報導許多令人憂心的個案之餘，並未淪為一昧的悲情訴求，也沒有將問題簡化成對政府治理能力的控訴，而是客觀平實地點出造成問題的結構性根由。
台灣的失業率從2000年的2.99%竄升到2002年的5.17%，造成這兩年來失業與貧窮問題受到高度重視。但是這也是許多先進國家在這幾年共同面對的問題。舉例而言，兩年來，有超過兩百萬美國人失業，電腦、家具、鋼鐵等耐久財製造業，平均每九人有一人捲鋪蓋走路；航空公司、券商、服飾紡織業，則平均每十人有一人被裁員。
這個現象的根本原因在於，1990年代後期由資訊革命、知識經濟所推動的快速全球化，以及共產國家相繼崩潰、釋放出大量低廉勞工，造成工作機會在各國之間重新分配。不只是製造業的藍領就業機會被移轉到低所得國家，美國〈商業周〉指出，全球化的下一階段可能就是將高階工作委外。根據預測，到2015年之前，美國將至少有三百三十萬個白領工作移轉到低成本國家。
平心而論，由於全球化造成的製造業外移至低成本國家的趨勢，早從1980年代即開始加快速度，而台灣就是當時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只是隨著國民所得與工資的提昇，加上拉丁美洲、東歐、東南亞及中國加入競爭，製造業從台灣再外移到其它低工資國家是必然的趨勢，使過去十幾二十年當中「只要努力打拼，開公司做製造就能賺錢」的好日子一去不返。
但是這並不表示「因為這是大勢所趨，與政府政策無關」；相反地，這意味著政府必須採取更明智的政策。建構社會安全網只能消極地減緩問題惡化，最終還是要盡快強化勞動競爭力，否則社會將難以承擔救濟的成本。
商周的報導一再點出，不少人一旦失業即難以轉換職業的癥結，在於缺乏新工作所需的教育訓練。在這一方面，台灣的高等教育政策實在必須負起責任。舉例而言，從現在知識經濟的潮流來看，當年強迫高中職分流的政策著實缺乏遠見。主其事者未能體認到，這等於將「靠一技之長、就要工作一輩子」的高度風險轉嫁到大部分被拒於大學之門的年輕人，也大幅剝奪了他們「學習如何再學習的能力」。
除此之外，政府不及早將普及高等教育的大部分重擔交由私部門承擔，而是層層管制，卻又不量力而為，四處設立沒有規模效益的公立大學，不止造成政府無力背負的財政負擔，還造成高等教育經費主要補貼富人子弟的弔詭現象。
目前的高等教育體系也極為缺乏誘因與機制，讓大學與研究機構裡的充沛高級人力資源，透過與社會需求緊密結合的研究、教學、與產學合作，協助在全球化競爭壓力下必須保持高度彈性的勞工與企業，有效地進行再學習，讓結構轉型的痛苦成本儘量降低。目前台灣對正規高等教育體系外的「社區大學」，還有很大的需求，正反映出上述的問題。
要在台灣的失業問題上看到希望，需要快速動員教育資源予以因應，而這絕對需要政府在教育鬆綁的問題上有更積極大膽的決心與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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