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明慶
台大經濟系副教授
這一期的商業週刊，有一個相當吸引人的封面故事，題目是：「一個台灣，兩個世界」。報導中描述我國貧富差距，定義為個人所得最高與最低百分之十的倍數，在2001年時已經高達61倍，並以此一倍數在2000年時為39倍，在1992年也只有19倍的比較，來說明所得分配急遽惡化、令人怵目驚心的景象。
首先，我們對這個衡量貧富差距的指標做進一步的瞭解。眾所周知，相對於之前幾年，2001年的失業率顯著上升，這使得所得為最低百分之十者，其所得占全國總所得的百分比由2000年的0.68%降為2001年的0.47%。就所得的數額來說，2000年時最低百分之十是指所得在32萬6千元以下者，2001年時則是指所得在29萬1千元以下者，臨界所得降低3萬5千元。
而在最高百分之十所得者方面，雖然臨界點由2000年的156萬7千元以上略降為2001年的155萬1千元以上，但其占全國所得之百分比則由26.43%升為28.7%。換言之，2001年高低所得倍數的急速增加，主要與失業率的攀升息息相關，可支配所得受失業影響最大的自然是最低所得組的個人。
接下來的問題是，讀了這麼些「一個台灣，兩個世界」的報導，以及許多人士關於貧窮兒童沒有錢繳學雜費、營養午餐費和無法補習英文等問題之後，我們是否能對問題的根源與改進之道，有更清晰的理解？
商業週刊在後續的報導，「貧農祖父，第三代出了23個大學生」中，其實已經點到了一個重要的方向。換言之，教育機會的取得是擺脫上一代貧窮的最重要途徑。該問的是，為什麼沒有更多貧農祖父的後代，和報導中家庭一樣，同樣有成為大學生，擺脫貧窮的機會？答案在於長久以來政府管制教育機會的人力規劃政策。
1986年開放大學設立以前，同一世代有機會上大學的比例始終管制在10%以下。1968年實施九年國教以後，雖然國小畢業生都獲得繼續升學的機會，但是因為升大學的機會仍然稀少，人力規劃政策便將70%的國中畢業生分配到高中與專科，也就是所謂的「分流教育」。限制升學機會和「分流教育」的後果，二十年之後在這一波產業轉型、失業率提高、所得差異擴大的過程中，已經清楚地顯現出來。2001年男性平均失業率升高至5.16%時，教育程度越低者失業率越高，國中教育程度者失業率為6.51%，大學教育程度者失業率則只有3.08%，高中職介於中間，高職失業率又比高中失業率為高。
1986年之後，大學的設立陸續獲得鬆綁，如今雖然大學招生的錄取率已經到達八成左右，但這並未考慮高中職階段已經被分流進入技職體系的學生，同一世代升大學的比例仍然只有三成上下。但是，已經有許多人迫不及待地大聲疾呼，「大學生太多了」，「大學生素質下降了」，認為應該停止大學機會的增加。事實上，只要還有人願意自己負擔大學的成本而無法進入大學就讀，大學生就不嫌多。
高低所得者的差距擴大，確實是值得關注的問題。而受教育是提高所得最簡單而有效的方法，真要解決貧富差距擴大的長期趨勢，就從不再限制人們升學的機會開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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