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匿在表象之後的，是駭人的結構性問題。
兩年多以來，中國的汽車銷售在今年四月份首次下降。紀錄為一百五十五萬輛，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零點二五，和去年預測今年年度成長百分之十相反。
根據估計，由於建成系統的產能過剩，中國在今年年底以前，將要面臨高達一千萬輛多生產出來的汽車。這數字比兩千零九年日本全年所生產的汽車還要多。同時間還有大規模投資房地產過熱，全國的房地產價值可能會有將近百分之三十的泡沫。根據計算，有六千四百五十萬戶沒有電力，意即這些都是空屋──足以容納兩億人口居住。
自鄧小平晚年扭轉毛澤東的政策後，中國這三十年來急於成長，對無數公民而言，是如此真實且令人讚嘆，顯然這還會持續好幾年。但在這系統中有著巨大的不平衡發展。根據雪梨獨立研究中心的政治學家李約翰（John Lee）一份挑釁意味濃厚的報告，過去二十年來狂烈的成長速度似乎將結構性問題掩蓋在表象底下，並變成長期的麻煩。
這篇報告是由香港的亞經（Asianomics）獨立經濟研究機構所支持，標題為「衰敗中國」，設想中國將很快從前進變成倒退。
雖然這個西方所敬畏的新興國家似乎從一九九零年代以來就不在乎虧損的國有企業對發展經濟及資本主義形成巨大的阻力，實際上國有企業已經有相當的成長，並在經濟上有一定的比重。西方大多聚焦在外銷產業的成功，其產業提供一億五千萬人的工作機會。但報告指出「讓中國成長更多的，其實是國內的房地產投資，每年成長至少百分之四十。」
報告更提到，當進到國有企業時，幾乎沒有理由會認為他們更有效率，一切彷彿像三十年前他們癱瘓中國經濟那樣。
李氏寫道，這些問題始於一九八九年在天安門的學生運動，在中國許多城市都出現暴動。在當時，北京中南海的領導層看到蘇聯及東歐共產政權的崩潰，認為共黨會失去政權，是因為偏向政治與偏向經濟的兩派精英意見分歧，他們決意不讓這件事情在中國發生。中國的領導層相信，在迅速工業化的時期中，這些精英決定獨裁國家的命運。
「東歐和蘇聯的革命最大的教訓是，精英份子認為在危機中，獨裁政權是不恰當的。」所以中國製造出自己的精英階層，以確保共產黨可以經濟、專業領域和社會機會上都是主要的分配者。報告說，「從各方面來看，共產黨不僅增加，更創造了中國的中產階級精英。」
如此發展的結果，即是所謂的「北京共識」。在國家主導的方針下，過去二十年的經濟發展，以每年平均百分之八到十的速度成長。在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與美國政府所信仰的自由經濟概念產生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下，中國似乎一枝獨秀。
作者稱，「總而言之，中國在一九九零年代經濟成長的故事，主要都在談論國有企業的成長，和出現國家領導的經濟發展模式。並非私人企業的復甦。」今天，這些中產階級──最常或專門和外國人接觸的群體──成為中共最有力的擁護者。在八千五百萬名中共黨員中，有五分之四是中國的精英階層。
從更細節一點看，中國大概有一千三百人控制著超過一百億美金的資產。根據西北大學的史宗瀚（Victor Shih）發表的報告，聲稱全中國人口的百分之一點五擁有所有銀行存款的百分之四十五及管理資產的百分之六十七。
當批評者關注在美國停滯的底層階級，訝異大量財富都集中在基金經理人和投資銀行家時，中國的堅尼係數（測量收入不平等的狀態）更加糟糕。從0的絕對平等到1的絕對不平等，中國的堅尼指數急遽惡化，從一九八零年的0.25到一九九零年的0.39到現在的0.57，和巴西同樣水準。而印度的堅尼係數為0.37，美國為0.43，日本是0.38，俄國是0.42。
事實上，儘管富裕的人口不斷增加，「從累積的各種研究結果來推測，有大約四億中國人的可支配收入在過去十年間其實是停滯，甚至是倒退的──除了通貨膨脹外，還包含醫療和教育支出。其他的研究也推測絕對貧窮（其定義為每天的開銷低於兩美金）在過去那段時間實際上是增加的。」
每天開銷低於兩美金的人，估計佔人口數的百分之五十至五十五，同時間國有企業在過去十年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十五到三十。窮人變得愈來愈難以控制，部分原因在於，過去二十年來，計有四千萬人在沒有補償的情況下，被公家機關奪走他們的土地，轉作其他用途。
以社會動亂的報導為例，一九九零年代初期十五人以上反對政府的行動有紀錄的大約千件左右，到了二千零九年已經增加到十二萬四千件。香港和大陸的非政府組織相信未經紀錄的應該有三十萬件之多，有抗議人士的大約一萬多件，多數是農民。
對政府中得到好處的人而言，這些不是事實。官僚體系的成員從政府拿到的薪資從一九八零年代低於兩千萬，躍升到一九九四年的四千六百萬，到今日幾乎是五千到五千五百萬。由公帑支出大約兩千五百萬元的公務車隊，是讓他們使用的。地方官員每年花費八千萬美金在海外考察、聚餐、旅遊和其他娛樂活動。另外，政府每年花費兩億美金在政府官員的健康支出上，相較之下，四億農民每年僅有每年五千至六千萬美金的健康支出。機構表示，「國家領導人的作法實際上扼殺全國各地的創業精神。」
一九八九年以前，在官方鼓勵甚至是政策支持之下，中國農村無預警的發生對私人權益自主性的大幅成長──由有限的土地改革加以催化──農民得以自己決定如何使用自己的土地（即使土地為國有），並允許繳完生產配額外多餘的產出拿去市場上販賣。在地方政府促進私人農地的行動下，農業及相關產業的生產率在十年後增加了一倍以上。
然而報告提到，如此政策已經走向停滯。即使國有企業的生產只佔國家的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三，他們卻獲得全國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資本。在兩千零八年到零九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時期，國有企業甚至獲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用來刺激經濟的資金，二零一零年據統計也有百分之八十五。
「對於調查中中國私有企業顯示「信用及資本限制」始終是企業擴張最主要的障礙，實在不需驚訝。每個成功的私人中小企業都趨於一致，大約有著三十位雇員，並且要透過非正規的融資（如朋友或家人的存款），因此受限。根據一項不精準但可靠的數據顯示，國家部門持有國家固定資產的三分之二以上。」
這和中國最初十年把固定資產的主導權交由私人部門做有效管理的革新政策幾乎完全相反。
不幸的是，多數國有企業並沒有賺到錢。有些大型企業如中國石化、中國移動和中國石油集團享受資本上的特權，在幾乎壟斷的環境下，每年賺取極大的利潤。
然而，研究發現，大約百分之八十的利潤，是由一百五十家較小的國有企業和十二萬更小的企業所賺到的。
報告提到，「地方管理的國有企業在表現上更深不可測。根據大量案例研究所做出來的估計分析，國家控制的企業在一九七八年有百分之十九無法獲利，到了一九九七年無法獲利者為百分之四十，兩千零六年無法獲利增加為百分之五十一。
「據保守估計，銀行中約四成對這些國有企業的貸款是基於政策而非商業考量，而多數貸給國有企業的款項都有人為因素的低利率。銀行根據政府「政策性貸款」的政策，儘可能滿足政治優先的事項：維持國有企業員工的工作，他們是共產黨最忠誠的擁護者；支持國有企業的經營者，他們是共黨的核心黨員及擁護者；維持「中產階級」和都會地區的成長，因為共產黨為了生存，需要這些不停增加的新生中產階級來支持他們。」
報告接著提到，自一九九五年以來，銀行的利潤大部分都成了大量增長的貸款，伴之而來的是貸款利率與存款報酬率愈來愈差。
「以活期儲蓄帳戶為例，一九九五年時幾乎沒有任何增長，一九九六年時成長低於百分之零點五，一九九八年成長了百分之二點二，一九九九年成長了百分之三點五，迄今仍維持在百分之三至三點五。的確在中國所有銀行的利潤，有八成到九成是帳戶的淨利收入。」
從一九九零年代到最近十年前，中國的銀行體系要付出極為昂貴的代價，銀行資產管理中的垃圾資產可能高達三十億美金，其中只有極少的資產真的有價值。
「將存款人的財富轉移到銀行的過程，導致私人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從一九九零年代末期的百分之四十五，下降到目前的百分之三十五。」報告如此說，「最新一輪的政策導向貸款所導致的問題，將不僅僅只是帶來災難性的不良貸款，財政補救的過程可能會更加混亂，而且讓中央政府增加更多資產負債。」
一般相信銀行系統的不良貸款佔年國民生產總值從百分四十到超過百分之百。自兩千零七年到零八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來，投注在國有企業的貸款，可能會出現大於前一波的不良貸款危機。
「即使不停有優秀的經濟學家和技術人員知道中國的經濟問題並知道如何補救，讓這個國家能得到庇祐，但真正需要修補或改正的障礙是政治，而非經濟或技術。」報告寫道，在面對問題時，「中國領導人顯現出來的是政策的癱瘓，而非活力或競爭力。」
因此在中國提到任何關於茉莉花革命的事情，無論多麼溫和，對害怕政治自由的領導者而言，都足以是個嚴重打擊，可能會導致喧然大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