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金馬獎台灣電影只獲最佳女主角（桂綸鎂／女朋友男朋友）與新導演（張榮吉／逆光飛翔）兩個獎，有人從政治角度抨擊、有人從電影創作力反省，既然金馬獎已是全球華語電影的競技場，遊戲規則唯有一條：就是在公平評審制度下由技高一籌者勝出的鐵律。
回顧金馬歷史，今年台灣電影的成績平了一九九八年的最低紀錄。當時台灣片只獲「最佳紀錄片」與「最佳美術設計」兩個獎，大陸片「天浴」則拿下最佳影片等七個獎，也造成自一九九六年起開放大陸片角逐金馬獎以來又一波對台灣電影的衝擊。
台灣電影在金馬獎上先有中影、台製廠等公司影片享盡金馬風光，一九八○年代初新電影崛起也備受肯定，接著挺過一九八○年代中期開始的香港電影黃金十年威脅，到一九九○年代後期卻在港產片、大陸片中陷入苦戰。
一九九七年到二○○一年間，金馬獎為台灣電影設有「評審團大獎」與「評審團特別獎」，但引來「民族主義同情獎」的質疑。二○○二年這兩項台灣電影「保障獎項」從「年度最佳台灣影片」及「年度台灣電影最佳個人獎」換為「福爾摩沙影片獎」與「福爾摩沙人個人獎」，最後變成「年度台灣傑出電影」與「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
二○○八年「海角七號」打開台灣電影本土市場，後續「艋舺」、「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賽德克‧巴萊」的大賣讓台灣影人增添商業信心，去年金馬獎也取消「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只保留對台灣電影工作者的肯定。
去年「賽德克‧巴萊」叫好叫座且贏得金馬獎最佳影片等四項獎的歡呼猶在，今年台灣電影又有「陣頭」、「愛」、「痞子英雄之全面開戰」與「犀利人妻最終回：幸福男‧不難」等四片賣座破億，沒想到金馬獎上台灣電影竟險些全面失守，難堪的成績有如當頭棒喝，也浮現台灣電影一逕追求商業票房、卻陷入創意瓶頸的問題。
電影是工業、也是藝術，工業講究的是技術精進與市場拓展，藝術追求的創新突破與文化關懷。台灣電影在工業上先天失調，在景氣低迷十多年後，好不容易復甦，有人開始注重技術提升、有人不斷向觀眾靠攏，但放眼望去多還在青春小品、本土喜劇打轉。
反觀香港電影在被大陸市場吸納人才、沉寂多年後，「志明與春嬌」、「桃姐」、「低俗喜劇」、「奪命金」等港片浴火重生，從在地文化出發，展現新貌。
大陸電影更在主流商業片愈益誇富炫技中，讓堅守獨立製片路線的電影如「我還有話要說」、「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在國際影展受肯定。其他如管虎的「殺生」、徐浩峰的「箭士柳白猿」、婁燁的「浮城謎事」及摘下本屆金馬最佳影片的高群書「神探亨特張」等，更是無論影像、形式與敘事都別具風格。
電影獎與任何比賽一樣都有輸贏，技不如人只有檢討、生聚教訓，才有下一次奪魁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