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ISSUE81 2011年3月 張世倫
http://issuu.com/tintincai/docs/443-462/11?e=0
節錄/http://commagazine2011.blogspot.tw/2011/06/blog-post_07.html#more
流行音樂的「理想」戰場
作者將「音樂政治」簡化為「表態政治學」的傾向，也常顯現在字裡行間。例如68年席捲歐美等地的學潮與反戰抗爭裡，Beatles因為沒有直白表態，被批評是「繼續躲在他們的音樂世界中」（107頁）；即便Lennon彼時寫了”Revolution”一曲抒發己志，仍被形容為「…沒有在1968年投身社會革命」（108頁）。這種說詞裡指涉的「革命」，其操作定義、抗爭步驟、與所欲對抗的「他者」，皆渾沌未明、有欠明晰。我們或可推想，音樂人若發表聲明、參與連署、走上街頭，參與組織，大概就不算「躲」在音樂世界裡，也堪稱是作者標榜的「投身」社會了，只是這樣，就／才算是參與「革命」了嗎？
作者沒有探討的現實情境是，Lennon和平反戰的政治立場固然可敬，”Imagine”一曲召喚的烏托邦情境也令人心儀，但其「英年早逝的理想主義者」形象與遺產（legacy），如今也在遺孀小野洋子的多角經營下，成為一門以「愛與和平」為口號、投資遍佈全球的鉅型文化產業。在她的「獨門授權」下，東京埼玉新都心2000年開設了John Lennon Museum，冰島興建了向外太空投射和平光束的Imagine Peace Tower，Lennon的故鄉利物浦則在2002年將機場更名為Liverpool John Lennon Airport，希冀藉由偶像光環帶動都市更新（regeneration）與商業投資。這些鉅型建設無一不浩大浮誇、倚賴政經資源灌注，並充滿濃厚的「造神」色彩，它們無止盡地複製小野洋子與John Lennon「如膠似漆」的理想情侶神話，並將後者「神化」為超凡聖潔、充滿宗教氣息的道德先知。原初標榜無國界、無宗教、無壓迫，與無私產的”Imagine”，早已在「藍儂產業」的全球運籌帷幄下，淪為一套空洞乏味而庸俗的文化符碼，諷刺地屈從於財團、政府，投資客與版權擁有者的挪用、冠名（branding）與恣意接合（articulation）。
是歌手、英雄，還是政客？
假如排斥懷舊的Lennon無法控制歿後形象的「神化」，本書結尾的U2主唱Bono，則是不斷將自己包裝成道德崇高、行事正義的「政治家／政客」（politician）。他活躍於權貴商賈間，積極投身政治遊說與慈善活動。作者雖對U2的「巨星」身份充滿疑慮，批評其音樂／政治活動「與群眾疏離…讓年輕人覺得遙不可及」（214頁），但仍肯定其初衷與貢獻——他讚賞U2是80年代最耀眼的「良心搖滾」樂團（201頁），並在質疑其表演「光鮮華麗…無法脫離金錢與虛榮的魔鬼迷宮」的同時，卻仍選擇「相信」Bono是一個「有良心的搖滾巨星」（214頁）。
有別於作者對其政治／慈善活動的溢美與「相信」，Bono在西方進步媒體與左派批判圈的長期評價，基本上是貶遠多於褒，並常被批評為偽善者。例如他在呼籲歐美各國解除非洲債務、建立公平貿易制度，並調撥國內稅收從事人道外援的同時，U2本身卻為了避稅之便，2006年將事業登記自母國愛爾蘭移至稅賦較輕的荷蘭，引起諸多致力於消除全球債務的社運團體嚴厲批評，他們將Bono掛在嘴邊的「讓貧窮成為歷史」（Make Poverty History）口號，諷刺地改成「讓Bono繳稅」（Make Bono Pay Tax）。而在2010年的巡迴演唱裡，時常為全球暖化議題疾呼、自詡為環保鬥士的U2，共動用了6架747巨型客機、130名裝組人員，與55部大型卡車進行後勤作業，根據環保團體估計，U2製造的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之大，足以讓他們四人從地球飛至火星還綽綽有餘。
Bono的慈善活動也常遭致批評與檢驗。例如書中提及的反貧窮單位「One」雖號稱為草根運動，卻被媒體揭發在2008年度獲得的近一千五百萬美金捐款裡，竟有過半的八百萬美元花費在行政與人事薪資，只有總金額約百分之一、不到十九萬美元實際灌注給在地慈善團體，「One」雖辯稱其主要任務在於倡議、廣宣與遊說，而非慈善捐助，但其資金運用比例之離譜與不透明，仍被嚴重質疑。Bono於2005年創立流行品牌「Edun」，宣稱將藉由在非洲建立完整生產線，復甦原已凋圮毀壞的非洲服飾文化與在地貿易，並在西方流行市場鼓吹「綠色時尚」。結果5年不到，「Edun」便默默開始將生產線移至人力技術低廉、勞動條件可疑的中國工廠製作，視其初始宣稱的「公平貿易」為無物。
有種辯護論點會說，這些名實不符都令人遺憾，但終究瑕不掩瑜，對比諸多不問世事的音樂人，Bono的政治成就仍屬斐然。這種論述或有幾分道理，但終究沒有解答要如何評估音樂人政治參與的基本問題。由於Bono的幕後遊說、媒體宣傳與慈善活動，都建立在其道德資本上，並以一種「類政客」的身份進行，或許我們必須挪用Bono「期許」西方援助非洲的三個標準（210頁），反身質問：這種「歌星政客化」的社會過程裡，究竟有何「民主」（democracy）、「問責」（accountability）和「透明」（transparency）可言？而激進批判的政治路徑，真的能穩當建立在這種凸顯「個人英雄」的政治想像上嗎？
從來沒有救世主
在現實政治高度個人化、名流化、與感性化的當代媒體環境裡，輿論常將歌手輕率溢美成某種感傷浪漫、真誠直率的「時代之聲」，將公共議題的發言權寄情於這群缺乏檢驗的「社會良心」。我們選擇「相信」他們的「良心」，但除了唯心且近乎空洞的「信任」外，究竟有什麼樣的實質基礎，得讓人們接近、檢驗、詰問，並確實掌握這種音樂政治路徑，確認其不至於偏差走調、虛晃欺瞞或沈淪墮落？這種建立在「相信其良心」、卻缺乏問責機制與透明程序的政治想像，難道沒有混淆偶像粉絲（fandom）與公民身分（citizenship）的危險？
《時代的噪音》用了一句激昂裡夾雜著鄉愁的話破題：「藍儂死了...但那又如何？我們重來一遍就是了」（頁3）。或許做為激勵人心的榜樣，他們確實永垂不朽、事蹟值得回味再三，而本書最大的成就，便在成功鼓舞讀者對社會正義的想望熱情，與不斷前進的勇氣意志。只是在回味往事的同時，總得避免過度溢美神化，更不能把政治希望寄託在鳳毛麟角的詞曲創作者身上。那條傳頌已逾百年，變奏改詞無數，某種程度上已「去作者化」，並成為公共資產的革命名曲，有句歌詞是這樣提醒我們的：「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全靠我們自己」。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