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問：我們不再「階級盲」了嗎？
李展鵬
看到拾荒者，廿年前的父母會教育小孩：「因為他年輕時不努力，沒學歷沒技能，所以淪落至此，你不要學他，知道嗎？」今天，卻開始有父母改了對白：「這個社會不公平，有的人辛勞一生連溫飽都不保，你要多關心他們，知道嗎？」以上轉變，也許反映了社會慢慢不再有「階級盲」──也就是對階級問題視而不見的慣性。
近年的五一，總令人五味雜陳。一方面，在這世代只要任何特別日子變成假期，其意義與內涵就定必被掏光，取而代之的是消費活動，於是，聖誕節似乎已不屬於耶穌，五一也沒多少人關心勞工──尤其當「五一黃金周」的稱號已幾乎取代了「五一勞動節」。但另一方面，最近的港澳以至國際社會，卻又對勞工狀況多了關注與思考。
碼頭工人與戴卓爾夫人
最近的例子，自然是香港的碼頭工人工潮。工人的慘況，不只是一句「養起李家誠，養不起家庭」的口號，而是他們除了薪水低，有時還要連續工作數十小時，甚至連大小便都要在吊機車上進行。情況曝光後，社會對大企業的為富不仁、對外判制度的無理，深惡痛絕。上星期的五一遊行，香港市民的參加人數破紀錄。香港社運界人士陳景輝這樣寫：「浸潤在碼頭工潮的五一勞動節，終於恢復了這個假日的原來面貌。」
海外的例子，則是早前英國戴卓爾夫人逝世，除了有歌功頌德的報導外，也見到很多英國人對她的痛恨，而香港台灣都有不少文章討論這位鐵娘子的另一面：她當年拯救英國經濟的確有功，但她在任期間打擊工會、私有化公共服務，並大大削弱英國人的公民權。那些日子，英國表面風光，社會弱勢的生活卻很糟，社會公義不彰，階級差異拉大。這個鐵娘子，以鐵石心腸對待勞苦大眾。有港澳人驚訝於英國人對戴卓爾夫人的痛恨，但在左派思想傳統下的英國，其實多年來對她的抨擊從沒停止──尤以金融海嘯之後為甚。她的放任金融政策，被視為導致金融海嘯與英國經濟危機的遠因。
金融海嘯也是反思階級問題的一個契機。金融機構平時進行欺詐行為，但出事之後市民遭殃變苦主，機構的領導層仍在過奢華生活。後來引起的「佔領華爾街」行動席捲全球，矛頭先指向大財團，再指向不公的經濟制度。今天，歐美的情況是經濟疲弱，失業率高，社會福利減，基層受苦；亞洲新興地區的情況則是經濟向好，但因缺乏保障勞工的法制，於是商人可以肆意壓榨勞工，而在發展過程中貧富懸殊更嚴重，社會弱勢的狀況仍差。
勞工議題減少的五一遊行
以上遠遠近近的事件，喚醒了一直是「階級盲」的港澳人。香港在八十年代的四小龍時代富裕起來，澳門當年也經濟受益，那正正是被英國人稱為「戴卓爾主義」(Thatcherism)的時代。而不少人忽視的是，「戴卓爾主義」的最深遺害除了是建立了剝奪性的新自由主義制度，還創造了一種論述及信仰──自由市場萬能的迷思，並向大眾灌迷藥：社會很公平，人們很自由，只要肯努力，不可能不成功。港澳人迷信此謊言，達數十年之久。不過，隨著大企業惡行曝光，小企業及勞工生存困難，漸漸的，如文首所言，不少人不再把一個拾荒者的處境歸咎於個人因素，而意識到很可能是不公制度作祟；最明顯的例子，可見於地產霸權其實是由向地產商傾斜的政策一手造成，讓幾代人變成房奴。曾經把撿紙皮的老人家當隱形的港澳人，漸漸脫離「階級盲」，甚至會因為警方驅趕拾荒者而氣憤。這一步，難能可貴。英國樂施會的發言人在數年前的「讓貧窮變成歷史」(Make Poverty History)系列活動中聲言，貧窮不是自然而然的，它像奴隸制度及種族隔離政策一樣，是種不公平的制度。
在這種覺醒的風潮下，澳門又如何？近年來，澳門人對社會不公的敏感度大幅提高：為動物、殘障人士、同性戀者、受虐女性等爭取權益的聲音此起彼落。剛過去的五一遊行，參加人數接近兩千，關心的議題從政制發展、環境保護、新聞自由到房屋問題都有。遊行隊伍中的年輕人亦越來越多，他們放棄唱Ｋ逛街，為澳門發聲。而遊行亦一改數年前時常會演變成衝突的負面形象，成功還原遊行的本來面貌──那不過是平常的公民社會行動，不值得大驚小怪。近幾年，澳門建立了健康的遊行文化。
然而，當五一遊行變得年輕化，隊伍壯大了，訴求變得多元之時，勞工與貧窮議題得到的曝光卻減少了。曾經一度，五一遊行主打的是基層問題，那局限是很多人覺得五一遊行事不關己，然而，當時的基層訴求卻很清晰，對外勞黑工的控訴聲音也很大。今天的五一遊行，雖然也有人就最低工資發聲，但基層的聲音卻似乎淡出了，勞工團體得到的報導也減少了。然而，在今天的澳門，樓價脫離現實，物價貴過香港，沒有最低工資保障，而社會福利的長效機制仍只是口號，基層問題真的已經減輕到連在五一都不是焦點嗎？
「階級盲」開了半隻眼
由是觀之，澳門人擺脫「階級盲」其實只開了半隻眼。最近，政府拋出最低工資的範圍在23至28元，對於這明顯偏低的水位，輿論竟然並不熱烈。接著，經濟學會公佈澳門的堅尼系數升至0.4，接近國際標準的警戒點，代表貧富懸殊已隨時可觸發社會衝突。然而，這則新聞無論是轉貼及討論的人都少。我在一個時評專欄中，一連幾星期談最低工資與貧窮問題，其中提到我的觀察：澳門的拾荒者越來越「多元化」了。以往，拾荒者通常是老婆婆，但近年男性、中壯年人士、外籍人士也參與拾荒，這代表貧窮正在擴散中。更甚者，我曾見到一個貌似南亞裔的家庭，晚上一家大小出動撿垃圾。這是我在澳門生活三十年從來未見過的。過去十年，澳門的GDP勁升六倍，而入息中位數則增加兩倍多，同一時間，背景各異的人壯大了拾荒者行列，這社會潛藏了什麼尖銳問題？
香港碼頭工人事件，提供很好的反思：工人被剝削不是這一兩年，而是十年廿年的事，為何社會一直渾然不覺、傳媒一直少有報導？在台灣，已有十多年歷史的《破報》宣揚左派思想，長期關注勞工問題，《苦勞網》更聚焦勞工的社會運動。香港仍未有這樣的傳媒，相關問題報導最多的也只是香港獨立媒體，也難怪整個社會對勞工苦況後知後覺。在香港尚且如此，在澳門更難見勞工新聞。美國學者對於傳媒中的勞工有這樣的觀察：他們往往是作為社會問題被呈現，如遊行衝突、貧窮人口犯罪，傳媒卻少有關心他們面對的問題，如衣食住行、工資等。而就算他們的問題被呈現，都必須假手於別人，如議員或政府官員，而少有勞工本身的聲音。如此看來，我們的「階級盲」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不關注基層的社會、不呈現勞工的傳媒造成的。
廿一世紀初是個各種制度與理念被質疑的時代。政治上，一方面繼續有對專制政權的抗爭，另一方面則對現有民主制度反思。經濟上，一方面人們繼續在消費主義中娛樂至死，另一方面一種階級覺醒也蔓延開去。這個時代很精神分裂：一個剛剛參加完反大企業壟斷的示威的人，可以不加思索地步入麥當勞喝一杯特大可樂。至於澳門人的覺醒，來得遲，但來得快。我們多年來不關注弱勢，近年終於有了突破，但在各種議題同時湧現、各種口號多到應接不暇的同時，我們卻也需要更多反思、更多深入論述。從今年五一所見，澳門對基層的關注、對階級的反思，仍有不足，它甚至在其他議題中被淹沒了。但在今天的全球經濟制度下，在現今的澳門，我們對社會不公的關注，其實絕對不能跳過勞動階層。Create_adam@yahoo.com.hk
（澳門日報５月６日）
上圖：ＦＲＥＤＤＹ ＫＡ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