係時候自我反省
──談澳門問題的共犯結構 李展鵬
當《宮心計》在氣勢如虹之下播畢之時，我想到的竟是回歸後的澳門。
作為本年度的台慶劇，《宮心計》不負眾望在收視上大破紀錄。當此劇大受歡迎，我想起很多人一直以來對無線劇集的指控與批評：首先，從《金枝慾孽》起，無線最喜歡拍女人之間的勾心鬥角，爭財產爭男人，一方面無日無之吵吵鬧鬧，另一方面塑造極負面的女性刻板形象；另外，無線劇集創意貧乏，總是東抄抄西抄抄，《宮心計》就明顯抄襲自韓劇《大長今》及日劇《大奧》。然而，如果無線劇集如此不濟，到底是誰令這些劇集一再攀上收視高峰？情況就像，當我們大力批評八卦周刊影響社會風氣的時候，究竟是誰養活了這些雜誌？
社會問題是「別人的問題」？
猶記得前年農曆新年，未成年少女闖入金沙賭場賭博，並贏得鉅款，事後更獲得派彩，引起社會不少爭議。當時，我寫了一篇名為「我們都是金沙事件的共犯」的文章。文中指出，當很多人認為派彩的決定是決策失當的時候，整個社會其實一直助長一些不良風氣：我們的一大新年願望是「橫財就手」，當時不少市民也真的認為賭場應該息事寧人，送一封大利是給當事人，別在新年期間掃人興。到最後，整個社會沒有把法律問題還給法律，而是用一種「發新年財」的心情去面對這問題。這是個共犯結構──是我們這些朝夕希望「發財」的港澳人，共同造就了那次金沙事件的結局。
《宮心計》跟金沙派彩事件不約而同點出近年澳門的問題所在：要在自己跟社會的負面現象之間劃出一條清晰界線是非常容易的事：政府政策是失當的，商人是無良的，外資是吸血鬼，所有的社會問題都是「別人的問題」，至於我們自己則是清清白白的，甚至是受害者。無線是壞品味，八卦周刊是傷風敗德，金沙派彩做法不妥，別人是黑，自己是白，黑白分明。然而，就像八卦周刊是我們養活的，而金沙事件的結局又是我們的橫財夢一手推動的，澳門的結構性、深層次問題，也不會只是「別人的問題」，相反，我們每天都參與其中，甚至是某些問題的「共犯」。
香港學者也注意到這種情況。早前《明報》副刊訪問湯禎兆，他談到香港文化發展的停滯時表示：「坦白說，我們都是共犯社會，大家某程度上，都一起幫香港這樣運作，不要那麼偽善去逃避。」湯禎兆沒有仔細說明香港人如何當「共犯」，但他對香港問題的觀察與我當時對金沙事件的看法如出一轍：一個社會的問題，往往不是某小撮人或某個階層的問題，而是一個「你我都有份」的大結構。你有份買八卦周刊，你有份消費陳冠希事件，你就已經是「壹周刊文化」的一部分。
小故事與大結構
我們如何為一些我們所痛恨的澳門問題助紂為虐？在此看兩個例子：有一次，一個香港創作人來談澳門的美術創作，我跟朋友一起參加，事後，朋友跟我說這位講者有很多資料性的錯誤，但因為那是香港來賓，他就沒吭聲。這種「以和為貴」的處事方式頗令人驚詫；儘管這只是個講座活動，他的意見不會令他丟飯碗，不會給他什麼麻煩，但這位朋友仍然選擇保持沉默，對錯誤容忍。我不禁想：如果這情況發生在工作場所，說錯話的人是同事、甚至是上司，又怎能指望他當場指正？這事例說明了在澳門，當大家眼睜睜看到有事情不妥的時候，並沒有抓緊機會在正式的場合發表意見，只會在私下批評。但是一轉身，我們卻又抱怨沒有發聲渠道。這種態度，又如何建立一個監督政府的文化？
另一個例子發生在於台灣工作的澳門人身上。我有位年輕朋友畢業後在台灣一間電視台工作，而剛好那裡有好幾個澳門人。他發現，澳門的年輕人不喜歡做專題新聞節目，而喜歡一天到晚在外面跑新聞。他對此感到不解，因為做節目可以深入探討問題，應該是新聞工作的趣味所在，反之，每天跑新聞則是處理水過鴨背的資訊，稍瞬即逝。後來，經他一問，原來他們覺得做節目要長時間做資料蒐集與內容規劃，很少接觸達官貴人，對事業發展沒太多幫忙。他們希望可以出路遇貴人，隨時被相中進入大機構或政府部門。平心而論，做節目跟每天跑新聞是不同的訓練，各有價值，但是，因為上述原因而不喜歡做節目卻顯示他們缺乏對新聞工作應有的專業性與使命感。
上述兩個例子只是冰山一角，它反射的是整個澳門的大問題。無論是「凡事不出聲」或是「缺乏專業與使命」的情況，都讓我們了解為何過去幾年澳門會在經濟發展下暴露了這麼多問題：我們自己在最微小的事情上放棄發表意見的機會，又怎能寄望政府的工作會得到很嚴謹的監督？我們批評政府做事不夠專業，我們也認為很多大企業沒有社會使命，但澳門人平時又是否真的表現出專業性與使命感？
十年時間認清自己
回歸十年，我們既了解了一個政府與一個社會，也用了十年時間認清了自己──澳門人。澳門人的種種特質、種種弱點，在社會問題湧現時表露無遺：當我們指控官商勾結，民間原來一直就是用特殊人際關係來解決問題；私人企業的用人唯親，我們都見識過。當我們因賄選而痛心，我們發現平時澳門人也並不真的大公無私；選民如何因為一些小恩小惠而投票，我們都不陌生。當我們批評很多政府政策沒有長遠規劃，不少澳門人卻也同時暴露了自己的短視；輟學當荷官不只是年輕人的意願，甚至有家人鼓勵。當我們認為某些官員面對大眾的應對技巧差，不少服務性行業中的澳門人原來也不懂得禮貌對待客人，全無公關技巧可言。上述湯禎兆的話完全可以改成：「大家某程度上，都一起幫澳門這樣運作，不要那麼偽善去逃避。」
這裡說的「共犯結構」，不是為某些社會問題或政策失當尋求開脫，監督與批評政府依然是公民社會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也不是說曾有官員貪污，澳門人就是貪贓枉法或會包庇罪犯，問題不是這麼簡單。這裡要提出的是：當問題不是獨立事件，而是一系列的深層次問題，它就必跟這個社會的文化有關，而我們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想，就每天建立著這種文化。
改變澳門不必「望天打掛」
這個共犯結構，一方面很令人氣餒，因為這說明了一籮筐的社會問題不是政府轉一個念頭就可以解決的，那是冰封三尺的結構性文化問題，但另一方面，這也帶來一個正面訊息，也就是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從自己開始去改變澳門，在家庭、學校、工作單位或團體都可以。就正如，你真可以不看《宮心計》的，你真的可以不買八卦周刊的，你也絕對可以在投票時選出你心中的合適人選。改變澳門，也許並不困難，也不必「望天打掛」──這是回歸十年的一大喜訊。（十年回望與反思．八） create_adam@yahoo.com.hk
《澳門日報》視野版,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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