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被說明的秘密：世遺
──從殖民到後殖民的澳門
如果要選回歸十年來最能反映澳門“深層次問題”的事件，我會棄歐案、五一遊行、政府派錢、東亞運超支等大事，而選有關文化遺產的爭議。
為什麼？因為，歐案等事件雖然事關重大、影響深遠，那甚至是澳門回歸後的歷史轉捩點，但至少，這些事件牽涉的問題都是顯而易見的，並得到較充分的討論：歐案揭破的，是澳門官員在欠缺監督及制衡下的貪污積習；五一事件曝露的，是賭權開放後的貧富懸殊及政府政策失誤引爆市民不滿；政府派錢說明的，是長遠福利政策的缺位與“派糖”政策的奏效。以上每一件事說明的問題，都非常清晰；它們傾向於是制度問題，多於深入民間的文化問題。
秘密：“突然保育”的深層原因
然而，有關文化遺產的爭論卻不是可以一語道破的，它好像一個秘密，它的意義始終沒有被完全說明，而民間對此的討論也只限於它的表層。表面上，這個問題很簡單：澳門人要保護本土的珍貴文化，不能因為經濟發展而犧牲文化遺產、城市景觀、集體回憶。一個城市保衛它的歷史與文化，原是天經地義的事。然而，問題卻比這番說詞複雜得多：首先，澳門人過去幾年為何會“突然保育”？換了在十年前，誰會在乎藍屋仔或愛都酒店會否被拆？澳門人保育意識的突然高漲，背後有什麼社會因素？另一個更棘手的問題是：當我們用燈塔或主教山來代表澳門文化，並以此來反對過分急速的賭業發展時，我們是不是用了前殖民政府的象徵，來抵抗有人稱為是“新世紀的殖民主義”的全球化？
從燈塔景觀、下環街市、藍屋仔、望廈兵營到最新近的主教山景觀，過去幾年來有關文化遺產的爭議可說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未來日子，這種矛盾仍然會持續上演。把時間軸線推前一點去看，是2005年申報世遺成功而令澳門人一下子對文化遺產重視起來。應該沒人會否認，民間以前的文化保育意識是近乎於零的。別說要捍衛什麼文化遺產，我們以前幾乎是連什麼是文化遺產都不知道。從小住在風順堂區的我，雖然每天被珍貴的文化遺產包圍，但我對他們卻是視而不見。也難怪，澳門沒有本土教育，很多文化遺產當年也不對外開放，我們與自己的文化遺產之間也就有一道鴻溝。
2005是很特別的時機。當時回歸已有五六年，澳門人的本土認同增強，並開始尋找本土文化與自我身份；由學者林發欽主編的《澳門街道的故事》及《澳門建築的故事》，早已在坊間引起迴響。另一邊廂，其時外資賭場已進軍澳門，自由行正如火如荼，社會問題漸漸湧現。當澳門人正尋找身份認同，聯合國的世遺加晃可說是最及時不過：藉著被世界認可的世遺，澳門人終於有了一樣可以寄託本土認同的文化代表──要知道，在強勢的香港文化的影子下，澳門多年來作為“港澳”概念中的一個小配角，其形象一向是模糊的。這下子可好了，澳門有豐富世遺而香港沒有！這怎不令正尋找自我形象的澳門人雀躍？然而，在欣喜之餘，這次加晃卻埋下了日後保護世遺與商業發展的矛盾。
戰爭：捍衛世遺與商業發展
隨後的2006也是關鍵性的一年。藍屋仔與下環街市都面臨拆卸威脅，引爆了這個矛盾，另外，更重要的燈塔景觀捍衛戰也爆發了，有關文化遺產的爭論終於白熱化。經過2005及2006這兩年，世遺的價值迅速彰顯，其意義已超越歷史價值：它首先是澳門人寄託自我身份的載體，它又是一去不返的純樸澳門的象徵，後來它甚至成了對抗經濟過熱發展的一件武器──當我們對於急速而欠缺規劃的城市發展感到無能為力時，唯有世遺這一張“皇牌”可以令市民的反對聲音變得理直氣壯。
文化研究學者指出，文化遺產表面上是關於過去的，它看似代表一段已經凝固的歷史，是永恆不變的。然而，它的功能卻是屬於當下的，它的意義也是開放的、浮動的、不確定的；它是當代人建構出來的一種情感結構。人們會爭奪對它的詮釋權，最後使用它來解釋或解決當下問題。例如，面對萬里長城時，秦朝的百姓想到的可能是暴政，當年的士兵想到的可能是殺戮，但今天，它卻被詮釋為代表了中華民族的偉大。我們對長城的認知，是經過一番篩選與塑造的；我們很少用它來反思暴政與戰爭，而是用它是增強民族認同感，甚至是民族主義。有關長城的論述，通常是“偉大”、“好漢”、“建築奇蹟”、“中國人的驕傲”“連在月球都看到”，而不是“暴君”或“生靈塗碳”。這套論述的基礎，是近代中國在脫離戰亂之後要增加民族榮譽感。
如此看來，澳門人的“突然保育”就起碼說明了兩個當代問題：一是澳門文化的弱勢，我們長期以來太渴望可以擁有向外宣示澳門獨特性的文化象徵；二是民間的不滿情緒，澳門人的保育意識其實是建基在一種抗拒賭業過度發展的基礎上的。過去幾年，澳門的世遺訴說的其實是當下的故事──一個純樸小城被迅速捲入全球化巨浪的故事。
吊詭：用殖民象徵抗拒後殖民
有關世遺的爭議最少被談及的一點是：它們其實大多是殖民時代的象徵。燈塔不正代表了葡國當年的航海殖民事業？主教山不正是葡國國教高高在上俯視整個城市？在一般人對澳葡政府不見得特別依戀的情況下，我們用以代表自己的、用以抵抗賭業過度發展的，竟然是殖民政府的遺物。我們策略性的使用了世遺──這就是文化研究學者所提出的：文化遺產的意義是浮動的，它被當代人給它賦予不同的功能。因此，今天我們談世遺時，很少談到它背後的殖民主義，因為這會給其功能徒增不必要的複雜性。
更有意思的是，我們是用了殖民時代的象徵，去反對今天的後殖民。殖民主義，是上兩個世紀的西方列強入侵弱國的形式；而全球化，則被認為是今天西方大國入侵其他國家的新形式殖民，這種殖民再不靠船堅炮利，而是用經濟與文化勢力去侵略，稱為後殖民。有關世遺的最深層次問題就在這裡：對於“殖民”這種彷彿只會出現在歷史教科書的久遠事宜，我們有沒有認真梳理它在澳門究竟留下了什麼？對於今天的後殖民，我們又如何自處？當我們用殖民時代的象徵──世遺──去反抗後殖民時，我們其實是不是連兩者是什麼都未搞清楚？
本土：由外來因素建構而成
燈塔捍衛戰有一個很值得討論的小節：當時護塔行動最有力的行動，就是直接去信聯合國，當教科文組織都對事件表示關注，才真正造成政府的壓力。當中借助的，是一種外力。因此，綜合而言，葡國人留在澳門的文化遺產，透過聯合國的加冕後，成了澳門人的文化認同，而這種認同，又被用以抗拒外來的全球化力量，其間又巧妙地再借助了聯合國影響力去拯救文化遺產。在意義上非常“本土”的世遺，竟牽涉了如此複雜的跟外界（從葡國、聯合國到外資企業）的關係。
這當中牽涉的，包括本土與外來的辯證關係、殖民時代到後殖民時代的過渡、世界性組織與本地政府的矛盾，是非常複雜的一連串問題。而這種種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正是文化遺產背後潛藏的一籮筐問題。這提醒我們，無論在殖民時代或是今天的全球化世代，澳門人的身份與獨有文化的建立與捍衛，都不能缺了我們跟外間的關係。保育工作，仍然任重道遠，仍然需要義無反顧的支持，但思考的功夫卻也是不可少。因為，我們最終捍衛的，都不只是一座教堂跟一座燈塔那麼簡單。（十年回望與反思．四）create_adam@yahoo.com.hk
(《澳門日報》視野版,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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