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4 兩漢的外交政策｜｜官逼蠻反（2）
但東漢期間，匈奴並非真正的邊患來源，大傷東漢元氣的是羌亂。
東漢自西元25年光武帝即位起，至西元220年爲魏所篡止，共計195年；羌亂始於劉秀晚年的中元元年（西元56年），後來時平時亂。漢安帝劉祜（西元107-125年）以後，則漢、羌之間密集作戰前後120年（註五），幾乎與東漢共始終。
羌分佈在今日隴、蜀一帶，「後漢時之降羌，本不足爲大患。所以至於如此者，實朝政不肅，將帥貪懦，有以致之。」（《中國民族史˙第十一章 羌族》，
http://zhjyx.hfjy.net.cn/Resource/Book/Edu/JXCKS/TS011050/0031_ts011050.htm）安帝永初元年（西元107年），由於任尚動輒遣兵出擊、「殺其妻子，燒其廬落」（《資治通鑑˙卷五十》），激起西域各國叛變。等任尚被調回治罪，他的繼任者段禧已經無法掌控局勢，西域通道受阻，只好決議撤回西域都護，放棄屯田。
朝廷令王弘徵調金城、漢陽（屬涼州，古稱雍州；在今日甘肅）各處羌人數千人開赴西域，去接段禧歸國。那時各部羌民「布在郡縣，皆爲吏民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資治通鑑˙卷四十九》）等於說漢羌之間關係，早已相當惡劣；現在又調大批羌人赴西域，將與羌人無直接利害關係的任務，由羌人承擔。
並且，王弘催迫發遣，群羌害怕遠屯無歸期；所以羌軍行至酒泉，開始散叛。接著，先零、勒姐、燒當、鍾、當煎等各部羌族也隨之起而反叛。
這時，「諸郡各發兵邀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愈驚，遂同時奔潰。」故事是說，貪官污吏與漢人豪強，早已將漢羌關係搞壞，然後又徵調大批羌人轉戰西域；羌人害怕以致逃亡。羌人一逃，各地官僚沿途設伏捕殺羌人，甚至將軍隊開到各羌族的部落去「覆其廬落」。頗有一人逃亡，誅其全族；趕盡殺絕的意思。
既然如此，漢羌之間關係急速惡化也就理所當然。於是，「本不足爲大患」的羌族，開始成為東漢王朝的終結力量之一。其影響力，直至三國兩晉南北朝，成為歷史中國大動盪、大分裂的力量之一。這真是典型的王朝自毀！不只毀了東漢王朝，也成為東漢以後各個朝代的動盪源頭之一！
是以，到漢安帝劉祜永初五年（西元111年），「羌既轉盛，而緣邊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百姓戀土，不樂去舊，（當地官僚）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饑荒，而驅蹙劫掠，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太半。」《資治通鑑˙卷四十九》
這段紀錄是說，羌人既然被逼反，漢羌衝突轉烈。羌人有時顯得氣盛，而各級官僚貪財好貨卻貪生怕死，都無戰守郡縣的打算；於是強迫百姓跟著向內搬遷，以避羌禍。但，羌禍是官方所撩起，原與百姓無關；而百姓眷戀故土，並不願跟隨官方遷移，於是官府便百般迫害小民。可以看出官逼民反與官逼蠻反，原是同出一轍。
當時統治階層其實並不在意小民死活，當時郡縣內遷時，正好「時連旱蝗饑荒」，小民缺乏川資也戀故土，官方竟然「驅蹙劫掠」、「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使得小民「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太半」。這種只顧邊官自身意願，而對小民採取極粗暴的態度，導源於極私統治哲學。
君主毫無節制地濫欲，於是官僚面對小民也當然「當仁不讓」。皇帝擔心於臣下的，是怕他反，而非怕他貪，更非怕他殘暴。至於官僚對待小民，不怕他反，只怕他不反；官逼民反，既然民膽敢反，正好可以誣民造反，再奏請大軍鎮壓，又是大功一件。
柏楊先生翻譯時註釋說：「（東漢時）尹就先生（中郎將尹就，西元115-117年奉派守益州（成都）治羌）雖然畏敵如虎，可是對他應該保護的小民，卻威不可當。軍隊所到之處，姦淫燒殺，慘絕人寰，以至小民哀嚎：『匪徒來了還可，尹就來了殺我。』（「虜來尚可，尹來殺我」）這種聲音使我們鼻酸。『寧願碰到赤眉，不願碰到太師。太師（王匡）還算溫和，更始（廉丹）卻要殺我！』（「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莽末時民間的順口溜）言猶在耳，今又歷史重演。事實上，五千年來，我們一直聽到這種哀號。中國人面對的最大痛苦是，保護人民的官員，有時比屠殺人民的匪徒，還要兇暴。不同的事，對匪徒，人民可以反抗；對官員，反抗便成了叛逆刁民。」（《柏楊版資治通鑑》，p2877-2878）
尹就領軍出征幾年，沒任何績效；將任務交給張喬，他「旬月之間，破殄寇虜」。
在羌人眼中，漢族官吏大都是搶奪他們財物的強盜，事實也正是如此。
漢桓帝永壽元年（西元155年），名臣張奐奉命出任安定屬國都尉時，吃驚地發現他的八個前任都尉，全是向羌人巧取豪奪的貪官。張奐爲人正派，拒絕接受羌族酋長贈送的良馬與金銀食器，說「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後漢書˙卷六十五》）。羌人被他的清廉所感動，各部皆臣服，轄境遂安。
等於說，只要有個好一點、清廉一些的官員，小民、蠻族無不死心塌地地順服（註六）；只可惜這樣的官僚屬非常態。東漢治羌大員中除了張奐一個好官之外，只有皇甫規一人了；他在涼州先後誅殺和罷免大貪官六人，小貪官百餘人，使衆羌人歸服，西疆安靜。張奐、皇甫規之類的清廉者屬非常態，而貪瀆縱欲者才屬常態。
漢順帝永和六年（西元141年）皇甫規說：「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二》換句話說，這才是「羌戎潰叛」的原因。
成都（益州）由於富庶，一直就是一個歷史上長期發生誣反事件模式的地方。羌亂早期，張喬部將楊竦奏：「長吏奸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減死論」（《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可見「長吏奸猾，侵犯蠻夷者」才是蠻族叛亂的主因。「長吏奸猾」、「郡縣奸猾盜賊」、「吏民豪右」，所指的都是同一回事；但「長吏奸猾」卻只判「減死」，因為他們背後都有靠山。反倒是皇甫規、張奐等等有功者，得罪了「長吏奸猾」與他們背後的靠山，要受到迫害。
其實，我們在羌亂的故事中，已經可以完整地看到東漢衰亡的縮影。一面貪官逼反弱小異族，一面劣幣驅逐良幣、貪官污吏取代能臣忠臣；兩者交互作用下，羌亂便成為東漢王朝的無底洞。
《後漢書˙卷第八十七˙西羌傳》總結羌亂說：「故永初之閑，髃種蜂起。遂解仇嫌。結盟詛，招引山豪，轉相嘯聚，揭木爲兵，負柴爲械˙˙˙東犯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鄙，塞湟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系，羽書日聞。」「於是諸將鄧騭、任尚、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奉征討之命，徵兵會觽，以圖其隙。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賦，借奉侯王，引金錢縑彩之珍，征糧粟鹽鐵之積。所以賂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巨萬。」可見羌亂不只歷時長久，而且規模不小；成為掏空東漢國力的一個大窟窿。
但我們知道羌亂主要源之於漢官僚的貪鄙，與視人命如草芥；論真，官僚為了自保也為了自利才是主因。因此，「軍書未奏其利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暴露師徒，連年而無所勝。」顯然禍患其實都是東漢王朝自己惹出來的。我們前引傅樂成教授語：「所以漢武帝傾全國之力以及數十年的光陰，與其眾『不過漢一大縣』」的匈奴相拼，最初雖佔些便宜，最後竟焦頭爛額，幾乎不可收拾。」（《漢唐史論集》，p26）其實也正可以作為東漢與羌亂的註腳。
但《後漢書˙卷第八十七》卻反駁張奐的治羌主張。說：「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污野，傷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認為「羌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之不根，是養疾蕽于心腹也。」似乎認為對羌族應該要「攻之根」，以免「養疾蕽于心腹」。帶有非常強烈的大漢沙文主義觀念，也有種族滅絕的意圖。
事實，這種強烈大漢沙文主義觀，才是漢族與各諸弱小蠻夷衝突的導火線（註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