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 從北宋到南宋(一)(2)
可以推估趙光義與其兄弟、姪子之間的故事,應該不是無中生有。我們隨後將繼續見到宋家皇帝與太上皇,父子兄弟之間的權力鬥爭,或者看倌不妨回顧唐朝李家父子兄弟之間的激烈鬥爭,甚至自秦漢以下各朝各代,最高統治階層的相互清洗。這顯示出極私統治哲學權力的不可分割性。無論趙光義弒兄奪位是否為真,總之皇族內部自相血腥清洗屬實,這當然屬「貪富貴」的極私行為;也與過去王朝無甚相異。
但由於趙光義弒兄(?)、殺弟、逼侄都屬逐一進行,並且僅僅侷限於皇族之內,對官僚階層與百姓基本上無直接利益損害;影響所及,不過就是皇帝換人,還死了數個皇族近親而已。不過,趙光義確是趙家的禍患;對趙家皇族而言,「疾自中起」並且「疾自皇帝起」,這點則是可以確定的。至於對當時封建倫理價值觀的損傷,還不估計在內。
而基本上趙光義也稟承其兄的政策。看來在施政理念上兄終弟及,不過只是皇帝換人而已,對宋的國運應該無任何損傷。其實不然。趙匡胤兄弟為一己極私利益,可以奪人家孤兒寡母天下,趙光義弒兄(?)逼弟、侄,其動機與剝除宰相財、軍大權,剝除武將軍權沒兩樣。基本態度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貪婪與猜忌。包括他們想「文德致治」,同樣也是出於為一己極私利益設想;他們想「享國久長」,卻完全缺乏「自羲皇以來,豈一姓所能獨有!當推至公之心,與天下共其利害,乃能享國久長」(《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一》)的觀念。這才是朱熹所評「靖康之禍,虜騎所過,莫不潰散」的源頭。
要從這樣的角度看歷史,才能理解為何一個泱泱大國,竟然對遼、西夏、金這樣的部落型國家都束手無策!看倌應該可以理解我並非唯心主義者,我們也並不高估價值觀的作用;但再豐沛的物質、再強大的軍力,倘若缺乏一個適當的、堅定的價值指引,必然無以發揮岀物質與軍力的功能,甚至成為禍患。這應該極容易理解。
總之,套用朱熹評唐太宗的話,他們的行為動力「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沒有一絲「與天下共其利害」的觀念。我們說過,只要瓜豆之律依舊有效,這種無一不出於人欲的行為,最終要回饋到自身。只是這種「無一不出於人欲」的行為,因為發生在帝王身上,所以絲毫不能加以討論、解析、批判、糾正;而極私統治哲學就絲毫不受動搖。
套用毛澤東的話:「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
http://zh.wikiquote.org/wiki/%E6%AF%9B%E6%B3%BD%E4%B8%9C)邏輯都是最簡單、樸素的。灰塵既在,不掃只會愈積愈厚而形成頑垢;怎麼可能自己跑掉?
至於「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簡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由是獷悍之士皆隸禁籍矣。又懲唐以來籓鎮之弊,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續資治通鑑˙卷第一》)
趙匡胤一取得天下,就立刻集天下「驍勇者」、「獷悍之士」於京師;稱為禁軍。禁軍之外,諸州鎮兵稱廂軍,在鄉防守稱鄉軍,保衛邊塞稱藩軍。禁軍更番戍邊,廂軍亦互相調換。然後「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立即的結果就是戰力大減。因為兵無常帥,帥無常師,所以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兵將不相識,則緩急無所恃。這又造成戰力大減的後果,並且是立即回饋。
所以,宋衰弱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於最高統治者的極私。誰曰不然?這又豈非「疾自中起」、「疾自皇帝起」?
這也是為什麼趙光義認為內患「深可懼也」,但宋王朝不亡於他所怕的內患,卻亡於「外憂不過邊事」的原因。在他看來,內患是心腹之患,而外憂不過四肢癬疾;但宋朝亡卻於癬疾之症。他們內防防過頭了,耗費過半以上的國家財力,養了一大群軍隊,卻同時自廢五成武功。等於開門揖盜,讓弱小的部落型國家有機可乘。這當然是上述所說的「這種無一不出於人欲的行為,最終要回饋到自身」的證明。
「帝(趙匡胤)因謂趙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籓,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續資治通鑑˙卷第七》)這就是趙匡胤對文武官僚的基本態度。趙匡胤寧可百餘文臣貪瀆,也不願一武臣作亂;就興兵作亂與貪瀆兩者選一,當然前者嚴重。避重就輕也是人之常情。只是,我們從趙匡胤的基本態度上,已經可以確認他對統治天下,並非抱持一個健康的態度;猜忌才是他的統治觀出發點。
就這點而言,也是立即回饋;由於猜忌,所以職權割裂;也由於猜忌,所以冗官高祿作為收買。職權割裂造成效率低落,而冗官高祿則造成龐大的財政負擔。蘇轍《欒城應詔集˙卷十二》說:「臣又聞方今用人之弊有二:吏多也,吏雜也。吏多之弊輕,吏雜之弊重。吏多而不雜,則賢不肖猶有辨也;多而不免於雜,既費廩祿,又不得賢也。」宋國勢之不強,在這裡定調;趙家兄弟在這點顯然不如李世民甚多。所以,「疾自中起」,乃「起」自於趙家皇帝們的價值觀之中;這點,他們則有志一同。
於是,長期以下,不只是打不過遼(契丹),每年要付大量金帛作為歲幣、歲貢;連西夏也都有得拿。弱兵加上弱財政,造成更弱的兵與更弱的財政;這種惡性循環,在宋初已經定調,並且定調在趙匡胤、趙光義二人之手。
於是在宋徽宗政和五年(西元1115年)完顏阿骨打稱帝,建立金王朝,四年後(西元1119年)仿契丹文和漢文,才開始有自己的文字,又六年後(徽宗宣和七年,西元1125年)「金(金王朝)始議禮制度,正官名,定服色,興庠序,設選舉」(《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五》),同一年滅遼;也同一年攻宋!
這樣一個由女真族組成,原本臣服於遼王朝,才剛剛建立王朝體制的部落型國家,在聯宋滅遼後,「時金人部署已定,而舉朝(宋王朝)不知,遣使往來,泄泄如平時」。這時金人誑語說:我國(金王朝)如果認為貴國值得害怕,那就不會長驅如入了。貴國不如派遣童大王(宦官童貫。封廣陽郡王。)割河東、河北給我國,兩國從此以黃河為疆界。這樣可以保存宋朝宗廟社稷,這才是以至誠報效國家(《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五》)。簡直視宋朝無人!
果然,同年(西元1125年)金長驅直入,兵抵黃河,開封大震。徽宗趙佶氣絕而復甦,傳位其子欽宗趙桓,然後一路南逃。這其實就是北宋||一個諾大的大帝國||的最後一章。與一個新興小國對抗||不僅敗戰,還敗和||的最重要原因。離趙匡胤建國不過一百六十餘年,而國力孱弱到如此地步。其實,宋帝逃跑不自徽宗始,第三任皇帝真宗時就想逃,是讓寇準給硬生生留下來的;後面我們會談到。
且看開寶三年(西元970年,篡後周十年後),趙匡胤曾談到契丹曾數次派兵在邊疆一帶騷擾,他說,我以二十匹絹買一個契丹人人頭,他們精兵不過十萬人,一共才需二百萬匹絹,如此,敵人就殺盡了(註二);頗有以金帛滅遼的氣概。
「帝(趙光義)初即位,幸(臨幸)左藏庫,視其儲積,語宰相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趙匡胤)每焦心勞慮,以經費為念,何其過也!』˙˙˙帝謂左右曰:『朕置內庫,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缺,復賦斂於民,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初,太祖別置封樁庫,嘗密謂近臣曰:『石晉(後晉石敬塘)割幽薊以賂契丹,使一方之人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十萬,即遣使與契丹約,苟能歸我土地民庶,則當盡此金帛充其贖直(值)。如曰不可,朕將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耳。』會宴駕,不果。」(《續資治通鑑˙卷第九》)
趙匡胤說要「止費二百萬絹,則敵盡矣」(西元970年),趙光義即位時嘆「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西元976年)雖然我們並不確知那時宋朝積存了多少金帛,但卻明確顯示那時王朝財力雄厚。除了「左藏庫」已滿之外,趙匡胤另設了「封樁庫」,趙光義再另立「內庫」;這都是王朝每年正常開銷之後所節餘下來的。
到西元1004年宋真宗趙恒時,澶淵之盟每年要付歲幣銀十萬、絹二十萬匹給遼。宋仁宗趙禎時,范仲淹於西元1025年與1027年就上書要求改革;後來在西元1043年(宋仁宗慶歷三年)終於逼出所謂的慶曆新政。
我們將上述年代與史事,簡列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