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 從北宋到南宋（一）（1）
由於猜忌，所以職權割裂；也由於猜忌，所以冗官高祿作為收買。職權割裂造成效率低落，而冗官高祿則造成龐大的財政負擔。
歷史是繼承的、連續的，基於過去而有現在，由於現在，所以有未來。而其邏輯也是最樸素、簡單的；不過「種瓜得瓜，重豆得豆」、行秦律得秦果這樣單純。
基本上我們可以說，宋是在五代十國這樣的歷史廢墟之上，要重新建立起一個統一的王朝，恢復一定的社會秩序；其工程之艱鉅可想而知。尤其重建價值觀，更是個廢時曠日的重中之重。宋不僅改變唐末至五代以來的亂無章法的現象，讓國家回到一個較為安定的軌道之上來，並且再度創建了歷史中國文化的新高峰；影響所及，對以後之元、明、清，以至今日都有鮮明的歷史烙印。
最易看出此後歷史受宋影響者，莫過於明清科舉考試，一概以朱熹之《四書集註》作為唯一解釋；而今日學子研讀《四書》，基本上也以《四書集註》作基礎。兩漢以下以讖緯、玄學解經，早已不見蹤影。甚至民初最受詬病的「吃人的禮教」，其實也是宋道學之末流。
就這點而言，宋王朝的歷史成就不能說不大。當然，自宋延續而下的一切，亦同時侷限了中國近百多年來的改革，使中國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發展備覺艱辛。這些歷史成就與歷史侷限的事實，都必須回歸到宋朝去尋求解答。
並，就另一角度而言，宋雖然在當時各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現；卻始終淪落為一個弱國，週遭任何一個小國，都可以對宋任意侵淩；當中也必然存在一些矛盾。我們前二文，已經大略將宋的基本統治觀做了一些介紹；有些矛盾是一時之間難以克服的。我們說過，文化的慣性或說文化的惰性，是不容易輕易改變的。故趙家兄弟繼承傳統中國之極私統治觀，也屬理所當然；對於失職犯錯的大將們，也少苛責。至於高度恩遇官僚、軍隊，那也是延續著時代所遺留下來的慣性。反過來說，對於小民的剝削，那更是既存的社會階級觀。
問題在於，統治者必須面對這樣既存的矛盾進行調和，讓矛盾取得一定的、可以容忍的平衡；那麼長治久安便有可能出現。倘若無法取得這樣的平衡，那麼動盪便可能隨時出現。這是統治者無可迴避的問題。前文我們引《朱子語類˙卷第一二八》云：「本朝鑒五代藩鎮之弊，遂盡奪藩鎮之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禍，虜騎所過，莫不潰散。」便是無法在朝廷、地方的權力劃分上，取得一個合適的平衡所致。
同樣以宋初征蜀為例；戰敗了的蜀國官民，應該在某一程度上，可以忍受戰勝了的軍隊「軍臨蜀地」、耀武揚威。畢竟戰爭勝負是截然不同的處境；我們不能期待司馬光在《資治通鑑˙卷第一○三》所說的王猛滅前燕時，「滅人之國而人悅」的景況成為歷史常態現象，那太不切實際了。
但至若戰勝一方的軍隊殺俘、公開搶劫、到處姦淫等，使得「部下漁奪無已，蜀人苦之」（《宋史˙卷第二五八》），而要不引起戰敗者反抗，那也是不可得的。征服者依舊有征服者要去遵守的基本規範，而非可以無所不為。
同理，歷史中國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自秦漢之後長期對立明顯；統治階級具有絕對的優勢地位。但統治者依舊有其不可逾越的尺度，一旦越過這個尺度，要被統治者長期接受，那也恐怕也是不切實際。宋代寬容官僚、軍隊的地步，造成小民龐大的負擔；小民便以密集起義反應。所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道德經》）；若統治階級持續「以死懼之」，那不免於走到網破魚死、兩敗俱傷的地步。而兩宋在這點上，正反覆著我們所說的王朝自毀。
本書多次引用《國語》范文子論內憂外患的說法：「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而在外，猶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難。」宋其實始終未曾脫離這樣的窘境。原因就在「偏而在外，猶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難。」所謂弱宋的主要災難，其實絕非來自於外患，仍然是「疾自中起」；與過去所有王朝沒有兩樣，尤其起自於帝王。
正好，宋太宗趙光義也說了類似的這麼一段話；《續資治通鑑長篇˙卷第十五》載：「帝（宋太宗）因謂近臣曰：『國家若無外擾，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爲內患，深可懼也。』」
這兩段話看似相同，其實差異頗大；這是時代背景大不相同，所造成的分歧。
趙光義所指涉的重點是「內患」，雖然范文子也論內患外憂，但他的「偏而在外」與「疾自中起」，「外」、「中」二字，所指涉的就更廣泛得多了。范文子所說「疾自中起，是難」，固然可以解讀為內患，但未嘗不能解讀為「出了偏差的統治觀或政策」。出了偏差的統治觀或政策，必然引導國家走上錯誤的道路；這往往才是國家最大的災難。而趙光義那話的重點在於「奸邪無狀」，他認為內患的來源在於帝王之外的「奸邪」；換句話說，他並不認為帝王會是內患的來源。
事實則是，宋初才剛剛脫離五代十國那樣的大亂世；這亂世的禍頭已經擴及帝王、官僚、宦官、藩帥，甚至一般的軍士與起義小民。早已不再是「秦漢六朝以來，有叛將無叛兵」的局面。而，綜觀上述所有禍亂，統治階層其實才是主要的禍頭，尤其帝王；趙光義顯然沒掌握住真正的禍頭。
宋王朝雖然自建國初期起，就開始醞釀這麼一次儒學復興運動，但極私統治哲學卻仍然是宋的最高規範；就注定這次儒學復興必敗無疑。以我們後世後見之明看，趙匡胤經過修正的極私統治哲學，還仍然是宋的最大患源；而趙光義或許就正是趙匡胤的最大「內患」。
極私統治哲學所有的禍患都在隱晦處，難以窺知；防不勝防，亦無從防起。
《續資治通鑑長篇˙卷第十七》所說的「（趙匡胤）延（趙光義）入大寢，酌酒對飲。宦官宮妾悉屏之，但遙見燭影下，太宗時或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禁漏三鼓，殿下雪已數寸。太祖引柱斧翟□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是夕，太宗留宿禁內，將五鼓，伺廬者寂無所聞，太祖已崩矣。太宗受遺詔，於柩前即位。」（以上內容《宋史》與《續資治通鑑》都未載）加上「金匱藏書」（註一），後世或疑此乃弟弒兄之舉，因史無確證，逐成「燭影斧聲，千古之謎」。
《宋史》、《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對那晚趙光義是否「留宿禁內」，作了完全不同的記載；不知是否為尊者諱。
《宋史˙卷第三》只一句話：「癸丑夕，帝崩於萬歲殿，年五十」。真是簡略得可以。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記載得更詳細：當晚皇帝死於萬歲殿。大約四鼓時刻，皇后派遣宦官王繼恩出宮，召貴州防禦使趙德芳（趙匡胤子）入宮。但王繼恩心想，太祖傳位給晉王趙光義的念頭一直相當堅定，於是不去找趙德芳，直接往開封府找晉王。抵達時看見左押衙滎澤程德元坐在開封府門，敲門後，一同進入見晉王，並召晉王入宮。
趙光義聽後大驚，心中猶豫不決，說：我入內與家人商量一下。但進去後卻久久不出來。王繼恩催著說：拖延太久，寶座將被他人擁有。
這時天正下著大雪，王繼恩跟著晉王趙光義雪中步行到皇宮。抵達後，王繼恩請晉王暫在值班室稍坐，說：請大王暫且在這裡等等，我先進去說一聲。程德元說：應該直接進去，還等什麼！於是，與晉王一同進到寢殿。
皇后聽到王繼恩回來，問說：德芳到了沒？王繼恩回說：晉王到了。皇后一見晉王，覺得非常愕然，立刻喊「官家」（宋內宮稱皇帝為官家），說：我們母子的性命，就托付給官家了。晉王也哭著說：共保富貴，你就別擔憂了！
《續資治通鑑長篇˙卷第十七》、《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對於那晚趙光義是否留在宮中，記載矛盾；故我們姑且不論他就是弒兄奪位者。我們單看趙光義登上帝位後，一一清洗其弟趙光美與趙匡胤的兒子們｜｜趙匡胤容得下擁他登上帝位的功勳大將，趙光義卻容不下他的兄弟、子侄，這完全是漢初勳臣、劉、呂相互清洗的故事，與唐周武曌殘害李家骨肉的翻版｜｜更加使人懷疑「金匱藏書」是假，而「燭影斧聲」是真。
同時，豈有宦官敢於自行判斷趙匡胤要傳位給誰，或不給誰，就改變他所接受的「召貴州防禦使德芳」命令？那豈不等於太宗由宦官王繼恩所擅自推擁而得位？果真如此，等於明說趙光義得位乃受益於宦官的一時之念；而趙光義竟也在宦官引導之下，剎時起了貪大位的念頭，並付之行動。這種得位之不正的事情，更該為尊者諱；但《續資治通鑑》卻又照實載出。
也豈有因為趙光義早到，而趙德芳尚未出現，所以皇后就喊趙光義為「官家」，要「吾母子之命，皆托於官家」？而趙光義縱然早到，他若不覬覦帝位，何得只因為早到，就接受皇后性命之扥而回以「共保富貴，勿憂也！」可見得趙光義得位疑雲叢叢。
但不久，太祖諸子及光美，或罷或流，而一一死去，後來太宗傳位於子；顯然他應允的「共保富貴」，是大憂也，非「勿憂也」。本書《卷四》我們引《新唐書˙列傳一四九》李懷光所說：「凡疑人臣反，則賜（鐵）券。今授懷光，是使反也」，正好同一邏輯：行為與行為規範相悖離。唯口蜜腹劍足以形容。
據《續資治通鑑˙卷第十》載，「它日，帝嘗以傳國意訪之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邪！』普復入相，廷美（即趙光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得罪，則普之爲也。」這不過將逼死光美的責任推到趙普身上，合理化自己傳子的意圖。趙光義沒這樣的想法，則趙普豈敢「爲也」？趙普就算有十個膽子，敢於離間皇帝叔姪、兄弟乎？
我們再看《續資治通鑑˙卷第十八》，載趙光義封其三子趙恒為壽王（後來的真宗），再立為太子。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准（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甚至自己的兒子被群眾所歡呼，他都自覺得受不了；可見帝王所處地位之排他性，強烈到連自己的太子兒子受歡呼也難容。要到寇準拜賀，說這是社稷之福，轉移了他的思考，事情才有轉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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