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4 兩漢的外交政策｜｜官逼蠻反（3）
總之，「連綿一百二十年之久的巨大民變，使西部中國，舉目千里，一片荒涼，白骨遍野，看不到煮飯時的炊煙，倖而殘存的人民，無論是羌是漢，飢餓使他們墮入人吃人的慘境。羌民族因人數太少，而又一盤散沙，慘重的傷亡使他們無以為繼，而終於慘敗屈服。東漢的高壓政策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不過，這勝利的代價太大，因為羌戰也使得東部中國民窮財盡，敲開東漢王朝覆亡的墓門。」（《柏楊版資治通鑑》，p3268-3269）
極私統治哲學可以說是一種害人誤己的統治觀，史上的思想家們一再攻詰，但由於思想管制的緣故，這樣的攻詰事實並未能獲得足夠深刻的討論。於是，自秦漢以下二千餘年，始終在王朝自毀機制之下輪迴。
東漢順帝劉保永和三年（西元138年），象林（今越南南部）變亂擴大，州郡政府聯合圍剿，不止無法取勝，甚至還被象林反包圍一年多。中央擬徵調各地民兵，集結成大軍支援前線作戰。從事中郎李固提出的反對理由，這些理由大致同樣適用於對西域或對羌作戰。
他說：「若荊、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磐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鬥，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裏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征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二》）可以看出不只是各邊烽火四起，包括王朝內部一樣民變四起！
李固的見解與張奐相近；而王朝、官僚面對弱小民族的態度，才是真正的關鍵。
但，漢方自恃為大國、上官，動輒要苛稅、苛役，貪鄙無度，受害者事實不僅僅陷於各弱小異族，包括漢族小民。當受害者因「官逼民反」、「官逼蠻反」而起來抵抗時，卻誣民（誣蠻）造反；強以軍威鎮之。西漢時陳湯「豪語」說：「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似乎，各小民、蠻族受到侵擾以致無法生存時，也得逆來順受；否則大軍所到，一片瓦礫。
從漫長的歷史記載，我們知道固然各王朝時常可以「雖遠必誅」、「宣揚國威」於一時；但事實這些征伐，絕大都數都屬王朝自毀現象。是既害人又害己的兩敗俱傷，「得不酬失，功不半勞。暴露師徒，連年而無所勝」而已。《後漢書》總結羌亂，可以寫下「惜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這樣的文字，卻無法理解窮兵黷武正是「漢祚亦衰」的主因；當羌亂大致底定之時，東漢也步上自毀的最後一程。
綜合班超、班勇父子與上述諸多說法，王朝想在域外建功，最好有妥善的準備，否則別輕易嘗試。但若要保持和平，只要邊界的主管官員能做好治安工作，那基本上不致太困難。邊界之所以會出現狀況，問題主要在「郡縣奸猾盜賊」。
什麼是「郡縣奸猾盜賊」？邊官是也。只要「州牧（州長）能保盜賊不起者」，他敢以腰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所以，長時期「牧養失宜」、「郡縣奸猾盜賊」、「吏民豪右」、「邊將失於綏御」等等，才是兩漢外交實況的主旋律。並且，自己的將領搞自己的小民，比蠻族搞得還慘。毫無疑義，邊官對小民、蠻族的態度，正是武帝對小民、蠻族態度的延伸；也是極私統治哲學的基本現象。
而歷史中國上，胡搞亂搞的官員，大致都可以趨吉避凶、一帆風順，而較有守有為的官，大致都給砍了或不安於位。以致，若非節操十分堅貞者，誰願意有守有為？大體可以知道官逼民反與官逼蠻反，原是同出一轍。這是兩漢外交政策的基調：浮濫、誇張。基於極私統治哲學所導致的逐步掏空國力，則總是反覆使得王朝覆滅。因為受壓迫的不限於蠻族，事實小民受累最重；小民受逼難以存活，於是不免作亂、反抗。畢竟，求生存是每個人天賦本能；而蠻族亦同。大漢對蠻族固然有國力上的優勢，但，沙漠、荒原阻絕，他們的機動性又強，這也時常使漢軍落入被動而打敗仗。其中運輸補給最為困難。
戰爭事實是最昂貴的消費，但兩漢王朝卻有官逼蠻反，然後鎮壓之的模式傾向。何況域外蠻族雖然整體國力遠不如漢，但在防衛作戰，卻佔著天時、地利、人和的相對優勢。因此，漢朝遠道來攻，也未必能討到便宜。而漢王朝為著補給遠征軍，就得罄國內所有人力、財力。所以，遠道征伐其實一面樹敵於域外，又一面疲敝民生、養寇於境內。
綜觀中國歷史，除了兩漢有這種傾向外，大致各王朝也基本如此；自恃為上國，牲畜化四夷而無所不為。其中之尤者，包括漢武帝、隋煬帝、唐太宗與清乾隆；他們幾人用兵域外時，都國勢正強，而他們也都面臨了料想所不及的結果。隋朝覆亡，而所謂雄才大略的漢武帝，與天可汗唐太宗都搞得民變四起，乾隆也成為清朝國力轉弱的關鍵期。對外自恃強大的無賴態度，與對內的極私統治，原是王朝自毀的銳利武器；他們都嚐到惡果。
至於當王朝已經頭頂生瘡腳底流膿時，那更是兵馬倥傯，對內對外到處烽火四起。軍隊對待小民與蠻族，大致就是上述那樣的態度：第四類型誣反事件模式，搶、殺、姦、燒無所不為。不「官逼民反」、「官逼蠻反」，那是不可能的事。
註釋：
註一：見《資治通鑑˙卷五十五》。與陳蕃同樣說法的敘述，我們過去已經引用頗多；包括《國語˙卷十二》：「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而在外，猶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難。」、《論語˙季氏》：「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等。可以說，歷史中國早就有這樣的觀察與結論。不過，這裡陳蕃所說的「寇賊在外」，事實不僅有蠻患，變民早已風起雲湧。也就是民、蠻（內、外）皆反了。
註二：「巴俞都盧、海中碭極都是歌舞名，而『魚龍』，則是由人裝扮成一種來自西域的巨形珍獸棗舍利之獸，先在庭前舞蹈戲樂，然後到殿前激水，水花飛濺中，化作一條巨大的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障目』。然後，再化作身長八丈的黃龍，『出水敖戲於庭，炫耀日光』，故又名『黃龍變』。由此看來，『魚龍』，當是一種由人裝扮成巨魚和巨龍進行表演的大型舞蹈。由於巨魚和巨龍之間有一個『變』的問題，因此在表演時，可能還需要幻術、佈景、煙霧等來配合。那麽，『曼延』又作何解釋呢？『曼延』也作漫衍、曼衍、蔓延等，是古代一種大獸的名字。據說這種大獸『似狸，長百尋』，可以『仿此演爲百戲』。古代八尺爲一尋，百尋就是八十丈。因而《西京賦》中有『巨獸百尋，是爲曼延』之句，薛綜注曰：『作大獸，長八十丈，所謂魚龍曼延也。』由此推斷，『曼延』是『假作獸以戲』，是由人扮演成各種巨獸的舞蹈。『魚龍』當是其中典型的主要的一種，因而稱作『魚龍曼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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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三：「輒覆按致重罪」有強加罪於人的意思在內；相於我們說的「誣」。
註四：稅至車船，一算120錢。車每輛納稅一算，商人加倍；船長5丈以上納稅一算。
註五：自劉秀中元元年（西元56年）算起，前後有160年以上。
註六：可見「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只是班超爲漢吏保留顏面的門面話。
註七：《後漢書˙卷六十五》載：「臣（段穎，東漢末期討羌的重要將領之一）以爲狼子野心（指羌族），難以恩納，埶（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段穎就是個態度極端強硬者。同卷又載：「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熲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觽，而挆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筭（算）。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埶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耱，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汙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復，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頉露屍，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可見當時確實採行了種族滅絕政策。問題是東漢沒能力盡滅羌族，反倒使羌亂成為耗盡東漢才力的無底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