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4 兩漢的外交政策｜｜官逼蠻反（1）
探索兩漢的外交政策與內政上的一些關係，我們可以輕易發現：外交果然還真是內政的延伸，內政的基本政策，就反映在外交之上。因為兩漢對內要走到「官逼民反」的地步，對外就也要走到「官逼蠻反」的地步；兩漢在內要「王朝自毀」，在外不免於「引蠻來犯」，甚而強敗於弱。這點，看起來非常一致。事實，歷史中國的邊患，大致來自於「官逼蠻反」者居多。作為一個超級大國，起先因國力尚強，雖「官逼蠻反」，但要制蠻也毫無困難，所以就更加放縱；放縱的結果導致眾蠻皆反，漸漸的就讓外患給拖住，成為王朝不可承擔之重。最後，民不聊生造成「官逼民反」；官不聊生則促成「官逼蠻反」。兩這合併則造成王朝自毀。
過去我們一再論述極私統治哲學導致龍的自裁，意思是說歷史中國各個朝代，相對於四周夷狄蠻貊，都稱得上是超級大國。因此，歷史各朝代無一是因為蠻族國力太強，所以被蠻族擊垮；而是因為自己胡搞而搞垮自己的。所謂「蕭牆之禍」也；禍起於蕭牆之內，而非蕭牆之外，終於內外交迫，導致王朝覆滅。蕭牆之禍在兩漢歷史中，曾非常頻繁地被一些好官││如東漢末期桓帝時太尉陳蕃││所引述或發揮。「蕃（陳蕃）乃獨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註一）。
按照極私統治哲學的要求，陳蕃正是極力在維護帝王不可被覬覦、分割的權力，希望除去為禍的宦官；他認為蠻族之禍只是四肢癬疾，而內政不修才是心腹大患。但，陳蕃這話，對在這樣的體制所培養出來的皇子、皇孫、皇帝來說，無異於對牛彈琴；這些皇子、皇孫、皇帝正如我們在上文所說的，只會是放蕩享樂的能手，國家大政對他們而言，實在太無趣了。因此，這些為國、為民也為帝設想的好官，最終都逼死自己；楊震所謂「死者，士之常分」也，他們果然都盡「常分」去了（詳下篇）。
關於「官逼民反」的誣反事件模式或類誣反事件模式，我們討論已多，這裡專談「官逼蠻反」。可以看出「官逼蠻反」││兩漢時期的對外常態現象││如何回饋到兩漢自身，用來搞垮自己。本文先就兩漢帝王對蠻夷的態度說起，其次論各方蠻夷之反。
談兩漢帝王對蠻夷的態度，首先要說的就是在歷史上總以雄才大略、開疆闢土形象著稱的漢武帝；劉徹早給打扮成歷史中國最光鮮亮麗的樣板人物之一，故具有高度的象徵意義。那他事實果然如此？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卷二十三》中評述說：「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戶口減半」。《資治通鑑˙卷二十二》又說「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于秦始皇者無幾矣。」司馬光將劉徹與嬴政相提並論。《資治通鑑˙卷二十二》記征和四年（西元前89年）說：「上（劉徹）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
《漢書˙卷第九十六下˙西域傳下》以頗長一段文字，作了屬於綜論性的評述說：「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睹犀布、玳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聞天馬、蒲陶（葡萄）則通大宛、安息（伊朗）。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薄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巨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群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台，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衣，襲翠被，馮玉幾，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註二）。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徵稅，每算一百二十錢）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力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
劉徹這種「睹犀布、玳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的態度，非為強國富民而積極對外，是為滿足自己貪婪、好大喜功的心態。所以，是以堅實的國力，換取「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薄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巨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群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的；完全是紈褲心態。故劉徹自評與班固、司馬光評他，基調上完全相同。至於劉徹的外交作為，除了上述「外事四夷」外，《資治通鑑》同樣沒漏掉。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說：因為西域各國地處偏遠荒漠，一般人都不喜歡出使到那些地方；而漢武帝既好大喜功，所以只要有人自告奮勇岀使，他就輕易地接受，並且同意他們去募集人手，而不過問這些人的出身背景與自薦岀使的動機。這些人出使回來，多少都會有些不乾不淨的地方；他再以這些問題「輒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註三）。這就逼得出使者「使端無窮，而輕犯法」。使者如此，一同岀使的部屬也不致例外；回國之後大都吹牛皮、扯大旗，總說西域有多好，惹得更多人想去嘗試。最會吹牛的當起正使，其次的當副使；所以這些使節團基本上都是「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
這林林總總，等於是漢武帝以無賴的態度，派出一群群無賴漢去辦理外交，結果可知。並且，「使者相望于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群、隊）」（《漢書˙卷九十六上》），「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攜帶的行裝）大放博望侯（張騫）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資治通鑑˙卷第二十》）。
每個使團人數眾多，派遣團隊又密集，甚至相望於途，以致花費龐大是另一回事；重點在於這種使團到了西域，就不可能不惹麻煩。所以「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揣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
「樓蘭、姑師小國耳，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中郎將、使臣之一）等尤甚」、
「漢使怒，妄言（罵詈），椎（打擊）金馬而去。宛（即大宛國）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史記˙卷第一二九》）。
甚至昭帝（武帝子）時，「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當腳伕、嚮導），送迎漢使；又數爲官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後復爲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資治通鑑˙卷二十三》）
簡單來說，「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漢書˙卷九十六上》），這開拓了歷史中國的地理視界，促進了各種交流，誠然是歷史功績。但劉徹處理外交的態度，其實就是一種自恃為大國的無賴外交態度；不只是遣使時表現得無賴，對待西域各國也是一副無賴態度。無端讓漢與四周小國關係緊張。當時文景兩代積累，使得漢朝強大，劉徹於是放心地如此這般胡搞。
在無賴態度之外，另一面則像個紈褲：「散財帛以賞賜（外使），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大角抵（表演角力），出奇戲（魔術）、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遍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這是他接待外使的一貫做法，意以極端奢迷、「覽示漢富厚」來震嚇外使。
派出使者如彼，接待使者如此；對內苛法殺人無算，對外征伐犧牲死人無數。我們可以看出，他的無賴特質與紈褲特質是並存的，是他的個性的一體兩面。直到有一天他突然發現，王朝財政已經無法之稱他的開銷，只好藉「榷酒酤，管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註四），租及六畜」；連小民養牲畜都要徵稅。另外還有「算緡法」，幾等於立法沒收富人財產。在一連串胡搞中，他已經將國家帶進幾乎崩潰的地步，於是才有上面那段自責。這是漢武帝無賴式、紈褲式的擴張性外交的後果。
歷來稱漢武帝為「雄才大略」者，基本上都不提他「雄才大略」的出發點，其實建立在無賴特質與紈褲特質之上。
至於劉徹之外各皇帝的外交政策，我們可以從以下這些說明中大致理解：
文景之前除劉邦平城被圍外，包括呂后當權時都長期採收縮、安靜的策略，使漢在數十年中國力轉為強盛；可以不談。至於漢武帝的強勢外交作為，那是他個人人格特質與當時國力超強的結果；這與後來漢宣帝劉病己、光武帝劉秀採取相對收縮的態度都有明顯不同。就算是劉病己與劉秀都採收縮政策，也存有差異；劉病己的收縮，是強勢中帶著收縮，當時國力尚強。而劉秀的政策則是弱勢中帶著收縮，才歷經一番人口大屠滅，要在遠地、荒漠發動戰爭，恐怕也是力所未逮。總之，他們竭力維持邊境安寧，與各蠻族和平共處。
當中有著王莽。王莽屢次改變幣制、改官制與官名，濫加封賞，內政逐漸走上紊亂；又改匈奴封號為「降伏單于」，所轄國土、人民也被分爲十五部，再將高句驪改爲「下句驪」。「其（王莽所派出的使臣）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驪、夫餘；南出者，逾徼外，歷益州，貶句町王爲侯；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爲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單于印，改漢印文，去『璽』曰『章』˙˙˙單于大怒，而句町、西域後卒以此皆畔」。這種「盡改其王爲侯」、「去『璽』曰『章』」，惹得諸蠻夷皆「畔」的對外態度，若非王莽自恃為上國，也可能是「王莽可能精神失常」（黃仁宇語，《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p66）。
不過，這基本上正是歷史中國對待週遭蠻夷的基本態度；兩漢期間，多數帝王大致就是以就種自恃上國的傲慢態度，來處理所有的境外事務。
比如，劉秀曾孫漢和帝劉肇在位時，由竇太后聽政，竇太后兄竇憲犯罪，請求出擊北匈奴贖罪，立下了所謂「燕然勒石」的歷史性功績。這時匈奴分裂為南北二支，北匈奴早已不如西漢時期強大。但這次岀征北匈奴，原因在於當權的竇憲，忌妒宗室都鄉侯劉暢受太后（竇憲之妹）寵幸，有可能將瓜分竇憲手中大權，竇憲為防範未然所以暗殺劉暢。事情被發覺，「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自求擊匈奴（北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南匈奴單于）請兵北伐（北匈奴），乃拜憲車騎將軍」（《後漢書˙卷二十三》）。
竇憲、竇太后這種藉國家之力以掀起戰爭，雖然于北匈奴猛烈打擊，立功疆外，但其動機卻只是爲著個人贖罪。所以，我們就更能理解當時王朝的決策態度是如何地輕率。基本上，兩漢的外交政策受下列現象主導，我們藉班超之子班勇的話來探討之：
一、 班勇向皇太后鄧綏上奏所說的：「（諸胡夷）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回饋）爲其害故也」（《資治通鑑˙卷五十》）。直指諸胡之所以會叛漢，那是因為漢官「牧養失宜」所造成的。「牧養失宜」就是邊官胡搞，既自大又自飾的說法。說自大，漢王朝以牧主自居，而諸胡是牲畜；對外的態度絕對高高在上。說自飾，其實太多邊官根本就是「奸猾盜賊」之輩，但用詞娓婉而隱去漢邊官掠奪成性、欺壓弱小的重點問題。
二、 班勇又說：「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所及。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今中國置州牧（州長）者，以禁郡縣奸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腰）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資治通鑑˙卷五十》）。就意圖積極開疆拓土而言，他認為極可能「萬無一成」，甚至「兵連禍結，悔無所及」。顯然班勇持反對態度。但若只是追求「匈奴之不爲邊害」，那只要能作到「州牧能保盜賊不起」，一點都不難。換句話說，班勇認為只要漢人不對諸胡有「盜賊」行為，那麼匈奴不至於危害邊境安全。
班勇從小跟隨他老子班超在西域長大，他的說法應該非常富有代表性。
班超以他過人的膽識，率領一群亡命之徒進入西域，為東漢打下一片廣闊的空間；西域五十餘國，全數歸附中國。以歷史中國作為當時的一個超級大國而言，眾小國來歸附，毋寧是正常的現象。
事實，我們有必要進一步理解當時西域各國的實際規模。比如，
樓蘭「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千九百十二人」、
且末國「戶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人」；這些國家其實多數只是荒漠上的綠洲國，人口在數千到萬餘、
而如于闐國，「戶三千三百，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以上《漢書˙卷九十六上》），在當時西域都已經算是大國了。五十餘國的總人數，恐怕都不如中國一個大郡。如「汝南郡，三十七城，戶四十萬四千四百四十八，口二百一十萬七百八十八」（《後漢書˙卷第一二○˙郡國二》）、
至於如安息、大月氏（「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等較遠、較大的國家，則「不屬都護」；也就是不屬漢王朝派出的西域總督所管轄。
但班超離開西域後，就在繼任者昏庸的情況下，很快就喪失了既存優勢；並且引發出西域各族大亂中國邊境的現象。
《資治通鑑˙卷四十八》說：「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書乞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謹遣子勇隨安息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他的兒子班勇長期隨他在西域，從未進入過玉門關。
後來班超回國，繼任者任尚向他請教西域種種；班超說：「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但所有派駐邊境的官僚、軍士，都屬「罪過徙補邊屯」者；換句話說，都是有前科的。這麼多有前科的人，以上國身分面對被「牧養」的諸胡，那就不免於要「還爲其害故也」了。
這話等於班超指控邊官常態性地「官逼蠻反」，再栽贓諸蠻叛亂；與誣反事件模式沒有兩樣。他擔心任尚犯了同樣的錯誤。而班勇又膽敢以「要（腰）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可見匈奴之為邊害，原因主要在於「郡縣奸猾盜賊」屢起；而不在於「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這個關鍵性問題，讀史者應該要有所體會；以班家父子作為漢臣立場，不能不爲漢吏留下一些餘地，如此而已。
不過，任尚聽了班超的話後說：「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任尚根本未將班超的話聽進去。結果「尚（任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征，如超（班超）所戒」（以上《後漢書˙卷第三十七、四十八》）。可見上段推論是正確的。
任尚征還，段禧繼任；但西域局勢已變，逼使東漢不得不撤岀西域。換句話說，班超經營西域數十年，在任尚手上，數年之間就完全斷送。這大抵是兩漢邊官與諸蠻、諸胡互動時，所普遍出現的情形；蠻反起於官逼。班超、班勇的治事態度屬非常態，而任尚這種惹禍的心態，才屬常態。常態（必然）主導著歷史趨勢的演化，主導著王朝命運；非常態（偶然）點綴其間，不足以引導王朝走向，更不足以影響歷史演化。所謂歷史的必然與歷史之偶然，在這觀點上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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